《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章节选读】

放弃意味着重生

我办新东方开始两年的目的都是出国，当时就想着赚个一两百万的钱就去美国读书，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离开北大最初的目的是多增加些收入，这些增加的收入对我来说是有重要用途的。当时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大学，这也是我那个时期最大的梦想。申请美国的大学就要交申请费、邮寄费等，这些费用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蛮高的。

那个时候我的工资完全不能满足我去美国的各种费用，必须额外准备一笔资金才行。当时美国一所大学的申请费大概是30到50美元，这个30到50美元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在1990年以前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学校都是免申请费的，他们知道中国来的学生没钱，允许免交申请费。但是从1991年开始，申请的人越来越多，美国就不再免申请费。我考虑到如果一切顺利，去美国的其他费用会更多，就有了在国内多积攒些钱的想法。

我在校外代课并不是为了追逐金钱，金钱也不是满足我心灵的东西。虽然它能为心灵的满足提供多种手段和工具，但在现实生活中，北大的处分让我增加收入的授课行为成为众人眼里的一场闹剧。金钱虽然是一种有用的东西，但是，只有在我和我身边的人都觉得知足的时候，它才会带给我们快乐。否则的话，它除了给个人增加烦恼和别人的妒忌之外，毫无任何积极的意义。

本来期盼这个记过处分会很快过去，我可以重新开始平静的生活。虽然我不能放弃在外面的代课收入，却仍旧期待着继续在北大的课堂里面教公共英语，每个礼拜上八小时的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处分带来的压力对于我来说却一直未能减轻。

为什么呢？因为我受到的这个处分，会一直伴随着我！如果我继续在北大工作，就永远会有压力和不公平。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涉及那个时代我们对分房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实行房子分配制度以及单位内部审核的晋升机制。在面临这些分配、晋升机制时，学校都会拿我的这个处分来说事。比如说同样能力的老师，同一年进北大的老师在一起评选，那我肯定会被排在最后面。我被处分过，被处分过的人是没有资格和学校讲条件的，这是我觉得不应该继续留在北大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处分会对我在北大的前途影响深远。因为我留在北大，我的成长路径毫无疑问就是从助教到讲师、副教授、教授这个过程；房子从住集体宿舍、单身宿舍，最后分到一室一厅、两室一厅这个过程。这个处分一定会在我最需要肯定的时候带来负面影响，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隐忧。

还有我觉得在北大挣的工资确实太少了。如果说北大给了我处分之后，我还是出去代课，那北大的这个处分就失去意义了，就等于不给北大面子。反过来，如果辞职以后再出来代课，等于说北大也有面子了，我也有实惠了。既然我已经不在北大了，我想怎么教就可以怎么教了。我不算是冒险的人，这辈子没有真正做过太冒险的事情。我当时是有一个盘算的，在北大一个月拿200块钱，出来后自己干能拿到一个月2000块钱，这么巨大的差距对于一个人的诱惑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唯一有点舍不得的就是北大那个八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当时在中国还没有租房子这一说，所有的房子都是属于公家的，然后单位再分配给个人，个人是绝对不敢对外出租单位分配的房子的。那个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北大这个八平方米的宿舍，觉得离开北大之后就没有地方住了。辞职的决定在当时是付出了极大的勇气才做出的，真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当时我妈妈刚好在北京，我妈妈说，你敢从北大出来，我就自杀。当然了，我真出来了，老太太也不会自杀的。老太太就是不理解，觉得一个农村孩子好不容易进了北大，在全国最高学府当老师，一步一步往上走，前景那么光明，为什么要丢掉“铁饭碗”呢？

如果我当年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都选择安静地过日子，现在我可能就是个农民，也可能是个外语系副教授，我可能和很多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自己设计的被动生活。还好，经历了北大的处分风波，现实的情况也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放弃意味着重生，换来的也许是更多的回报。

当时做出离开北大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一次激烈的心理较量。不想让自己在北大的一生都背负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每一步都要经受别人的非难和妒忌，还要承受外界的压力。能够放弃做北大教师的虚名，不再患得患失，确实让我感到轻松带来的喜悦，内心安宁带来的动力。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这个处分来得不早不晚，对我的辞职反倒是一个特别大的助推。如果没有这个处分，虽然我最终也会辞职，但是离开北大的时间不会这么快。

处分给我带来的冲击很长时间内都不能平息，为了挽回颜面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生活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我非常赞同。我骨子里的不服输的劲头，恰好磨炼了我的韧性。这些年始终还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可以说是我一直保持着一颗比较坦诚质朴的心吧。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我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我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痴迷。正是这些，帮助我抓住了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

那段时间，我权衡再三，思来想去，还是对成功和志向的渴望最后说服了自己。我毅然决定早日从北大辞职，尽快开创自己的培训事业。如果没有当初这个决定，也就没有了现在的新东方。现在回想一下，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当时痛下决心的时候，心里的不安和期盼总是不时地在我心里激烈交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