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个问题的研究

    二、“六项注意”是何时发展为“八项注意”的

　　关于“六项注意”是何时演变为“八项注意”的，据陈士榘回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定南、全南），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毛泽东同志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并且迅即向部队宣布。新添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98页。]这一观点初看似乎逻辑严密、合情合理，在许多党史著作或学术论文中经常得到引述，目前已成为党史学界的通行观点。

　　但是，如果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发掘和仔细推敲，不难发现，陈士榘的回忆存在多处史实出入和记忆纰漏：

　　1.时间不对。陈士榘认为“六项注意”是在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经三南地区时得以扩展的。事实上，1930年3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南康唐江镇签发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以及1930年5月熊寿祺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时所作的《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的报告中，都提到的是“三条纪律、六项注意”，而且“六项注意”的内容都清清楚楚地一一标明，其中并没有“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等内容。如果这两项内容是在这个时期添加的话，在这仅隔几个月乃至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领导人的报告没有理由清楚地记载着过去老的条文，却疏忽或遗漏了这些新的规范内容。可见这两项内容并不是这时增加的。

　　2.地点不对。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确实经过了龙南、定南、全南等地，但并没有“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而是经寻乌、会昌、瑞金、宁都等地，最后转入吉安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红四军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是在1929年10月18日，此时毛泽东已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在上杭养病。红四军前委接到福建省委转达中央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的指示，在得悉两广军阀混战、东江兵力空虚的情况下，立即调动三个纵队由福建的上杭、武平出击东江地区、进入蕉岭、梅县。在进攻梅县失利后，红四军撤出东江，经赣南的寻乌、安远折返闽西的汀州地区。可见，由三南地区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毛泽东也没有参加这次出击东江的军事行动。

　　3.环境不对。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正值隆冬时节，据陈毅该年9月的报告：“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90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30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2页。]从这段话中推断：其一，当时气候严寒，红四军战士本来就缺衣少食，忍冻挨饿，不可能冒着凛冽寒风在沟边、河里洗澡。其二，敌人轮班追击，红军每日平均急行军90里以上，连续30多天“疲于奔命”，这种情况连歇脚休息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让你从容地“在沟边、河里洗澡”？其三，当时红四军还未与赣南的老百姓建立紧密联系，群众对红四军的性质也不了解，在敌人的反动宣传下，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毛泽东也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张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第32页。那时红四军连找一个群众做向导带路都很困难，哪里还有群众敢向你提意见，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其四，东固会师后，红四军在东固有了一周时间的休整。据朱德回忆，这时“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着他们的虱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可见，红四军是在到了东固根据地之后，才有时间和条件进行休息、洗澡的。

　　综合这三方面的情况分析，笔者认为陈士榘提出“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由‘六项注意’增加到‘八项注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六项注意”到底是何时发展为“八项注意”的呢？笔者以为，是在1930年4月至9月之间。

　　有文章提出，1930年5月，毛泽东根据林彪的提议，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即：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将“六项注意”发展为“八项注意”。同年9月25日，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正式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这个观点，笔者至今尚未看到相关的原始史料，但从时间上推断应该是成立的。因为1931年9月3日，中央苏区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已经明确使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范名称，并详细罗列了其中的相关内容。对于史学界关于“‘八项注意’的后两项是否由林彪提出来的”争论，笔者以为，不仅有陈士榘和吴法宪等人的回忆作旁证，而且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曾亲口说过：“最末两项是林彪所添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630页。]可见这个史实已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此后，虽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不断变化，但其名称架构基本没变，成为人民军队的纪律原则和行动指南，对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增强军民团结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