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个问题的研究

    一、最初是称为“三项纪律”、“三大纪律”还是“三条纪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三大纪律”，最初是称为“三项纪律”、“三大纪律”还是“三条纪律”呢？对此党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有学者提出，“1927年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抵达荆竹山，王佐派侦探队长朱持柳前往迎接。由于战士们长途跋涉，饥饿难忍，刨了老百姓的红薯吃，违反了群众纪律。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于次日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召开大会。要求部队官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山上的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同时提出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随后，部队从荆竹山出发，经双马石哨口，抵达大井村，受到了王佐的热情接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大事纪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还有学者认为：“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明确宣布了非常简明的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黄永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发展及其意义》，《沧桑》2001年第1期。]

　　笔者通过相关史实考证，认为起初应该称为“三条纪律”比较合适。其依据如下：

　　1.老同志的回忆。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回忆说：1927年10月中旬，当红军队伍抵达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一时被冲散，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战士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出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招呼，甚至还乱拿群众的东西。针对上述情况，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革命摇篮井冈山》，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24页。]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最早出处。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湖南桂东的沙田圩，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有一次革命军在烧土豪家的房子时，竟殃及到了旁边老百姓家的房子；打土豪时，竟然错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奁当做土豪财产予以没收。针对部队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4月3日，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沙田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对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和桂东的地方武装，正式颁布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对此，李自仁在《红军在沙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毛泽东说：“烧房子这类事情行不通，烧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窦春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争议中的八个问题》，《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这也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六项注意”。这次他还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这“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欢迎。

    2.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的古田村召开，通称“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在古田会议的决议里，重申了红军必须“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规定，并把“三条纪律”作为红军对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搞好军民团结的重要内容。当时的“三条纪律”是：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打土豪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117页。]

　　3.红四军的训令。1930年3月20日，在第一次攻打赣州失利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到达南康县唐江镇。21日，毛泽东、朱德签发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队风纪的训令，提出“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并申明“凡违反军风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1-142页。]

　　4.熊寿祺的报告。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等。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前委派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会议。熊寿祺在会上作了《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关于军纪方面，非常之多，重要的有两项，第一是三条纪律，这是四、五、六军及闽西、赣西南各地赤卫队共同用的政治纪律：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着重在一点上，如一根草也是一点）。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三条纪律，任犯一条都非常严重的。目前四军执行的程度，虽不甚好，但还勉强过得去，大体上是没有谁敢犯这个的！其次是六项注意，这是针对着平常行军宿营时提出的纪律，经过长时期的督促与训练，才完全的办到了。这六项注意办好了，四军对于群众的影响非常之好：一、上门板（指宿营时借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才走）。二、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才走）。三、讲话和气（指对工农讲话，不要做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四、买卖公平（指买东西不许强买强卖）。五、借东西要还（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都要送还才走）。六、损坏东西要赔（指损坏了老板的任何东西，要赔偿他才走）。”[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可见，直到此时，红军的纪律在一些领导人的正式报告和重要历史文献中，都还郑重地称之为“三条纪律”。那么，这“三条纪律”是何时改称为“三大纪律”的呢？尽管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和同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已经将“三条纪律”与“三大纪律”并列使用，但直到1931年9月3日，欧阳钦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苏区的情况时，才正式使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范名称。他在报告中说：“红军有三大纪律（打土豪要归公，不拿贫苦工农一点东西，一切要听指挥），八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要公平、说话要和气、窝屎找毛坑，不抄白军士兵的腰包），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任何人都知道并且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403页。]这时，才由最初的“三条纪律”改称为“三大纪律”，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六项注意”是何时发展为“八项注意”的

　　关于“六项注意”是何时演变为“八项注意”的，据陈士榘回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定南、全南），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毛泽东同志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并且迅即向部队宣布。新添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98页。]这一观点初看似乎逻辑严密、合情合理，在许多党史著作或学术论文中经常得到引述，目前已成为党史学界的通行观点。

　　但是，如果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发掘和仔细推敲，不难发现，陈士榘的回忆存在多处史实出入和记忆纰漏：

　　1.时间不对。陈士榘认为“六项注意”是在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经三南地区时得以扩展的。事实上，1930年3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南康唐江镇签发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以及1930年5月熊寿祺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时所作的《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的报告中，都提到的是“三条纪律、六项注意”，而且“六项注意”的内容都清清楚楚地一一标明，其中并没有“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等内容。如果这两项内容是在这个时期添加的话，在这仅隔几个月乃至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领导人的报告没有理由清楚地记载着过去老的条文，却疏忽或遗漏了这些新的规范内容。可见这两项内容并不是这时增加的。

　　2.地点不对。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确实经过了龙南、定南、全南等地，但并没有“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而是经寻乌、会昌、瑞金、宁都等地，最后转入吉安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红四军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是在1929年10月18日，此时毛泽东已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在上杭养病。红四军前委接到福建省委转达中央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的指示，在得悉两广军阀混战、东江兵力空虚的情况下，立即调动三个纵队由福建的上杭、武平出击东江地区、进入蕉岭、梅县。在进攻梅县失利后，红四军撤出东江，经赣南的寻乌、安远折返闽西的汀州地区。可见，由三南地区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毛泽东也没有参加这次出击东江的军事行动。

　　3.环境不对。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正值隆冬时节，据陈毅该年9月的报告：“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90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30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2页。]从这段话中推断：其一，当时气候严寒，红四军战士本来就缺衣少食，忍冻挨饿，不可能冒着凛冽寒风在沟边、河里洗澡。其二，敌人轮班追击，红军每日平均急行军90里以上，连续30多天“疲于奔命”，这种情况连歇脚休息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让你从容地“在沟边、河里洗澡”？其三，当时红四军还未与赣南的老百姓建立紧密联系，群众对红四军的性质也不了解，在敌人的反动宣传下，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毛泽东也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张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第32页。那时红四军连找一个群众做向导带路都很困难，哪里还有群众敢向你提意见，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其四，东固会师后，红四军在东固有了一周时间的休整。据朱德回忆，这时“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着他们的虱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可见，红四军是在到了东固根据地之后，才有时间和条件进行休息、洗澡的。

　　综合这三方面的情况分析，笔者认为陈士榘提出“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由‘六项注意’增加到‘八项注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六项注意”到底是何时发展为“八项注意”的呢？笔者以为，是在1930年4月至9月之间。

　　有文章提出，1930年5月，毛泽东根据林彪的提议，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即：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将“六项注意”发展为“八项注意”。同年9月25日，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正式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这个观点，笔者至今尚未看到相关的原始史料，但从时间上推断应该是成立的。因为1931年9月3日，中央苏区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已经明确使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范名称，并详细罗列了其中的相关内容。对于史学界关于“‘八项注意’的后两项是否由林彪提出来的”争论，笔者以为，不仅有陈士榘和吴法宪等人的回忆作旁证，而且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曾亲口说过：“最末两项是林彪所添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630页。]可见这个史实已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此后，虽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不断变化，但其名称架构基本没变，成为人民军队的纪律原则和行动指南，对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增强军民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三、“上门板”、“捆禾草”是何时不再作为“八项注意”的内容的

　　有文章认为，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了《红军士兵会章程》，在将红军原来的“六项注意”发展为“八项注意”时，对相关内容也作了调整。“与三条纪律六项注意相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二条纪律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八项注意中则去掉了‘上门板’和‘捆稻草’两项，增加了‘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和‘不虐待俘虏’四项新的内容。”[姜长青：《毛泽东与两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史纵横》2006年第3期。]笔者尚未见到这份《红军士兵会章程》的相关内容，但从以下史实分析来看，这个观点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1.1931年9月，欧阳钦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苏区的情况时，曾详细列举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内容，不仅“三大纪律”的内容基本没变，而且“八项注意”中“上门板”、“捆禾草”的内容也没有去掉，只增加了“窝屎找毛坑”、“不抄白军士兵的腰包”两项，没有看到上述“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等所谓“四项新增内容”的影子。所以，这些内容不可能是在1931年9月之前进行调整的。

　　2.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陕北会师红15军团，带来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感到，如把这些军纪条文编成一个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广大红军战士们牢记。但他不懂作曲，就与时任宣传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曲调源自冯玉祥西北军的旧军歌。辛亥革命后，直系军队流传《民主立宪》歌，从中分化出来的奉系军队流传《大帅练兵》歌，两首歌曲谱相同。《民主立宪》歌在冯玉祥部队所经过的鄂豫皖地区广为流传，后被红军填词改成《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一歌。至于《民主立宪》、《大帅练兵》的曲调，据说来源于明治时期日本军队改编的德国军歌。

　　这首歌刊登在红15军团油印出版的《红旗报》上，最初的歌名叫《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这首歌的内容重要，曲调又是广大指战员所熟悉的，所以很快就在红军部队中传唱开来。当时的歌词是：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不拿工农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胜利更能有保证；第三没收一切要归公，私打土豪纪律不可容。八项注意我们要做到，时时刻刻切莫忘记了；第一早起门板要上好，免得群众心里多烦恼。第二早起都要捆禾草，室内室外脏物要打扫；第三言论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工作最重要。第四买卖价格要公道，政治影响远近都传到；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第六若把东西损坏了，按价赔偿立刻要办到；第七到处卫生要讲好，选择僻处挖下卫生壕。第八对待俘虏影响好，不许随便拿他半分毫；倘若把这规则破坏了，红军纪律处罚决不饶。红色军人应当认识到，争取群众工作最重要；到处工农斗争起来了，全国胜利实现在今朝。

　　从这首《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看，基本还是1931年欧阳钦所报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只有“三大纪律”中“不拿贫苦工农一点东西”改成了“不拿工农一针线”；而“八项注意”中“上门板”、“捆禾草”等内容都还没有改变。

3.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的谈话中，曾这样讲到：“在井冈山时代，红军已经叫士兵们坚守三条简单的维持纪律的规则，那是：（1）迅速服从命令；（2）不许没收穷苦农民的任何物品；（3）一切从地主阶级没收而来的物品立即直接交给政府处置。”“在上面所历举的三条以外，又加上八条规则，这八条是：（1）离开一家人家时，把门板（睡觉用）放在原处；（2）把你们睡时所用的草席卷好交还；（3）对老百姓要温和客气，随时帮助他们；（4）一切借用的物件都要归还；（5）一切损坏了的东西都要赔偿；（6）和农民交易要规矩；（7）买东西要付钱；（8）要讲卫生，厕所要设在离人家很远的地方”。尽管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中英文表述的区别，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出是“上门板”、“捆禾草”等内容的基本含义，可见，直到此时这些内容还未作出改变。而且，毛泽东强调指出，“这八项实行的成绩日见进步，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军纪，牢牢记着，常常能背诵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630页。]进一步反映了这些内容对红军士兵的深刻影响。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我军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就不再适应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内容也随之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由过去的具体事物和行为指向逐渐变得更具有针对性和概括性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首歌的歌词就演变为：抗日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实行抗日的纲领，最后胜利才能有保证。第二服从上级的指挥，坚决杀敌才能得胜利；第三不拿人民的东西，到处群众拥护又欢喜。八项注意件件要做到，一时一刻切莫忘记了；第一进出宣传一定要，抗日主张远近都传到。第二早起内务整理好，室内室外脏物要打扫；第三说话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言语最重要。第四买卖价钱要公道，不准强迫群众半分毫；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第六若把东西损坏了，按价赔偿一定要办到；第七优待俘虏要周到，瓦解敌军工作最重要。第八到处厕所要挖好，绝对禁止随地拉屎尿；倘若把这规则破坏了，铁的纪律处罚决不饶。抗日军人相互监督到，军民胜利一起赶强盔；到处民众动员起来了，全国胜利实现在明朝。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范，并要求部队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依据《训令》的内容，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了修订。1957年出版的《解放军战士》杂志第十四期上，正式刊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标准歌词，这才是现在部队所唱的歌词：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综上所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的。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民军队的建设需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也随之调整充实，不断得以发展完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脍炙人口的军歌，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先进本质与优良传统，对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和促进军民关系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