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章节试读】

11月22日，工团事务所组织各业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京、山东等地的工人也举行罢工，支援天津工人，掀起了反帝斗争的热潮。

这次大罢工，工人坚持斗争五六个月之久，终于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将老西开地区改为“中法共管”。所谓“共管”，固然是中国的损失，但它使法国侵略者完全霸占老西开的阴谋未能得逞。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组织了“工团”，成立了“工团事务所”，采取了一处罢工、各方支援的联合行动，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精神。这次罢工，具有同盟罢工的性质，是中国工人运动自觉性萌芽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一次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是1916年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为反对封建统治而举行的罢工。

江南造船所的前身，是江南制造局。它南濒黄浦江，东、西、北三面都筑有一丈多高的砖墙，墙外还有壕沟。大门前的4根黑漆大柱上，挂着“制造重地，闲人莫入”的虎头牌。虎头牌上挂着专门用来拷打工人的 “水火棍”。大门两侧蹲着两只石狮子，旁边站着端枪的士兵。从外表看，俨然是个封建衙门。

在江南造船所做工的工人，必须挂着表示卑贱身份的腰牌，以便随时接受监督。稍有反抗，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在局里示众。工人每天放工后回家，必须经过巡缉队搜查，才能出厂。这种侮辱人格的搜身制，早已激起工人的愤怒。

这年的11月25日下午，有几个铜匠奉命去黄浦江边修理兵舰。当他们出所去干活时，巡缉队排长李孔林上前搜查，发现他们带着工具物料出厂，就说是“偷窃”。

这时，有个铜匠上前说明，李孔林不由分说，上去就打了他一个嘴巴。其他几个铜匠上前说理，也被打了几个耳光。

几个铜匠忍无可忍，进行还击，与李孔林扭打起来，李孔林鸣笛召来十几个同伙，殴打工人。

消息传开，全所一千多名工人自发罢工，以示抗议。

江南造船所所长刘冠南、巡缉队队长路发拱闻讯，急来劝解，要求工人回各自岗位工作。工人坚决要求取消搜身制，查办李孔林，否则，誓不开工。

第二天，全所工人继续罢工，厂方不得不接受工人要求，宣布从即日起，取消搜身制，查办李孔林，以示惩戒。

由上述情况看，这一时期的工人罢工斗争，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而逐步发展，不断前进。但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多是采取破坏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等手段。工人群众也参加了某些政治斗争，但都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下进行的。工人在斗争中开始意识到“共同反抗”的意义，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显著增加，但工人群众的组织基本上还处于秘密结社或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这种落后的组织开展显然不利于无产阶级团结斗争。

因而，从总体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阶级。

自在阶级，相对于自为阶级而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表述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政治成熟程度不同阶段的术语。所谓自在阶级，指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看到贫富悬殊等一些现象，但是不了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自己深受苦难的根源。对资本家进行一些自发的、分散的斗争，仅限于提出某些经济要求，无产阶级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自为阶级，指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在斗争中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阶级，来同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新兴力量，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1919年6月3日，北京政府大规模镇压学生，五四运动面临夭折危险。在运动发展的紧要关头，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了！历史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集中了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经营的现代工商业，也集中了中国产业工人中产生最早、力量最集中、革命性最强的一部分。据1920年的初步统计，上海工人阶级已发展到50余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4左右。

在运动之初，工人这支新兴的力量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6月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人去动员商人罢市，唯独没有动员工人罢工，更没有像对待商店主那样跪求其予以声援。当电车工人、电话局接线生要求罢工时，一些学生还劝说工人不要罢工。他们担心工人罢工后，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将发生困难，罢工难以坚持。

然而，国难当头，岂能坐视！上海工人阶级率先以高度而又自觉的爱国主义热情，主动展开罢工斗争，声援爱国学生的革命斗争。

6月5日，日商棉纱厂的华工挺身而出，在“不替仇人作工”的口号下，首先举行罢工，发动了意义深远的“六五”反帝爱国政治大罢工。

对于日商华工这次罢工，《申报》作了如下记叙：“上午11时30分，曹家渡日人所设内外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体罢工停作；下午一时半，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男女工人亦相继停工罢作。该工厂共有工人二万余人，亦可见吾民之爱国心热矣。” 同日率先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人。

自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全国很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过渡到自觉斗争的序幕。

6月6日，罢工范围迅速扩大，各行业工人纷纷行动起来。

这一天，华商电车公司的全体工人和英美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的部分工人开始罢工；上海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海关印刷工人以及华锦丝厂等各业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求新机器厂工人的公开信，表达了上海工人的心声：“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热心，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故自今日（6月6日）始全体罢工，与商学界一致行动。并捐资建设造国耻纪念牌楼1座，帷期革政府之心，救亡国之祸。中国甚幸，同胞甚幸！” 据《新闻报》记载，求新机器厂工人集体捐款“在机厂街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高六丈，宽五丈，上题四大字日‘毋忘国耻’，每字三尺，其顶置五色旗及顺风机，书有‘唤醒国民’四字，随风旋转，一息不停，行人过此，莫不触目惊心”。

淞沪护军使当局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动员了全市警察和驻沪陆军一个师，妄图镇压反帝爱国运动。

英、美、日、葡等国计划武装“万国商团”，协助上海当局镇压群众；英国连队在老闸捕房；美国连队在虹口捕房；葡萄牙与日本连队在虹口区……但是，上海工人阶级毫不畏惧，对帝国主义武装镇压进行了英勇反抗，指挥这次镇压工人行动的奇南、琼斯两巡长也被愤怒的群众打伤。连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这群中国人，齐心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大家袒胸露臂，拍着胸膛对巡捕和商团说，‘你们刺吧，你们刺吧！’”， “中国人对刺刀表示毫不畏惧，使巡捕和商团感到非常棘手。” 工人和爱国群众的统一行动，彻底打乱了上海的反动统治秩序。

6月7日，沪宁、沪杭铁路总机厂工人罢工。

6月8日，日本内外棉第七、第八、第九纱厂工人罢工。钢铁、机器、造船、纺织、交通各行业工人加强了相互联系，开始酝酿实行总罢工。

同日，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打电报给北京政府： “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 天津总商会也向北京政府连电告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 6月9日，全市汽车司机、木匠、装配工、清洁工、邮递员以及江南船坞、英资耶松老船坞、美资慎昌洋行、英美烟厂等厂工人投入了罢工斗争。罢工工人表示：“非达到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

当日，驻沪帝国主义外交团借口维持“租界治安”，加强了武装干预，急调英国军舰来沪，并将英美驻沪陆海军，分布要道，实力巡防。帝国主义的发言人惊呼“上海在无法无天中”，“已经忍受不了当前的严重困难，以至我们不得不请求我们的政府转劝北京政府接受学生的要求”。

6月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和全体海员工人举行了罢工，上海对外的水陆交通完全断绝。

上海铁路工人罢工，是从吴淞总机厂开始的。吴淞总机厂是维修沪宁、沪杭两条铁路机车车辆的工厂，铁路工人最为集中。6月7日，吴淞总机厂工人宣布罢工。

消息传开后，沪宁、沪杭两路工人决定，从6月9日起举行同盟罢工。

上海铁路局局长和英国总管克利叫工人派代表去铁路局谈判，企图阻止工人罢工。

克利问：“你们有什么要求？为什么要罢工？” 工人代表说：“商学各界罢市罢课，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我们工人是国民一分子，理应同商学各界一致行动。”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9日，沪宁、沪杭两路照常通车，铁路局把工人的要求，电呈北京政府，限48小时答，否则罢工。

然而，北京政府对工人的要求却置之不理。从10日8时起，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东南铁路交通立即中断。

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均安公所（轮船上的水手组织）董事、在英商太古公司轮船上当水手的朱宝庭，即着手联合焱盈社、联益社的海员去码头，要求严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

6月10日，准备开往宁波的“北京”号和“宁绍”号两轮首先发难，宣布罢工。随后，开往长江各港的“大通”等轮船的海员也离船上岸，参加罢工的海员约有五千人。

这是中国海员第一次罢工。英国领事让上海总商会出面，动员海员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