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著者:毛岸青、邵华
出版年月:2014年9月
中国工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继去年的《母亲邵华》之后,毛家后代推出的又一部亲情力作。《我们的父亲毛泽东》是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生前对毛泽东的零距离回忆,书中用深沉温暖的文字再现毛泽东的风雨岁月,用充满敬意的笔触重温伟人的点点滴滴。
该书由“毛泽东之路”、“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永远的思念”三部分构成,并配有300余张珍贵照片,再现伟人风采。本书最值得期待的一点就是打破既往刻板形象,力图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还原一个真实可亲的毛泽东,直击伟人政治生涯背后的内心世界。
精彩章节选读
1. 毛泽东密会蒙哥马利 用略带湘音的英语问候How are you?
1. 东湖客舍毛泽东密会蒙哥马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父亲除了他的菊香书屋,在京外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恐怕就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东湖客舍了。父亲平均每年都要来这里住两次,每次少则十天半月,最长的近半年。
是什么使父亲这么迷恋这个地方,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今天,父亲走了,而这个谜却一直存在。我不得不承认,从父亲辞世以后,他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从来就没有在我的眼前消失过。时间洗不淡如昨的往事,岁月带不去那沉甸甸的感伤。
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东湖客舍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都吃一次面,以表示对父亲生日的祝福。作为父亲的儿媳,我深深地感谢曾经祝福过父亲的人,也深深地、诚挚地祝福他们每一天都有好心情,每一夜都有好梦,每一年都有崭新的收获。
东湖西畔有一片茂盛的树林,密林深处能看到一栋别致的青砖平房,这就是东湖客舍。走近东湖客舍,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仿佛我这一次又要见到我久别的父亲。父亲就在这座青砖平房里,用他那宽厚有力的大手和风趣幽默的话语,迎接我这个儿媳。
在这个地方,在这里的一张红色地毯上,两位历史上的巨人双手紧紧地相握。一位是身材魁梧高大、语言直爽幽默的父亲;另一位是从泰晤士河畔悄然而来,稀疏的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清癯的面孔,鹰隼似的鼻子,深邃的目光——他,就是英国的元帅蒙哥马利。
父亲紧紧地握着元帅的手,说了句略带湘音的英语:How are you?我仿佛听见了父亲对这位元帅热情的问候,仿佛看到父亲面带微笑,目光锐利。
蒙哥马利听到父亲用英语问候倍感亲切,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父亲很尊重这位威名远扬的英国元帅,十分乐意与他畅叙,纵论天下风云。晚餐席间,两位老人举杯,互祝身体健康,气氛轻松愉快。他们平时都不喝酒,而那天他们都喝了几口葡萄酒。
两个老人现在都已经谢世了。但我相信,蒙哥马利的后人肯定还珍藏着父亲送给元帅的亲笔手书:《水调歌头·游泳》,肯定还记得元帅讲给他们的一个中国老人畅游长江的壮举,他们肯定和元帅一样敬佩父亲改天换地的气魄。
父亲最喜欢吃的鱼不是武昌鱼,而是翘嘴白鱼和小麻鳞鱼。父亲吃的武昌鱼,是获得国家首批特级厨师称号的杨纯清做的。那一次是父亲第一次畅游长江归来,把杨师傅做的武昌鱼全都吃光了。
凡是和父亲有过接触、听过他的报告、与他交谈过、读过他的著作的人们一致公认,父亲是一位精通中国典籍的大师。父亲吃了武昌鱼后,与杨师傅进行交谈,也引用了典故。父亲对杨师傅说:“杨师傅,你的武昌鱼蛮不错。这武昌鱼还有典故的:岑参有‘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马祖常有‘携幼归来拜丘陇,南游莫忘武昌鱼’。看来,武昌鱼历史悠久。”
父亲还风趣地对杨师傅说:“不吃你做的武昌鱼,我是写不出诗来的。”
父亲在这里几乎天天吃娃娃菜。是父亲“发明”了娃娃菜,并且还把娃娃菜推荐上了国宴。这道菜就是用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我吃了一口,有点清苦粗糙。我认为父亲这么爱吃,大概就是因为娃娃菜有苦味吧!
现在经济飞速向前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准逐步提高,可是我每一次坐在丰盛的餐桌前,心里就很不好受!怎能忘,一九六〇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父亲自己定下了“三不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父亲一生中最爱吃红烧肉,可是作为共和国的领袖人物,一个大国的主席,却七个月不吃一块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
作为子女,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健康。劝父亲休息是不可能的,他肩负重担。改善他的生活,又无能为力。只有拣些海白菜送给他。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鼻子总是酸酸的,很不是滋味。父亲是经历磨难的老人啊!
父亲在东湖的日子,给这里的人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仿佛一切就在眼前,一切就在昨天。
2. 蒋介石对毛词从不以为然到大为震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大地欢声雷动,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和平建国,建立民主政府,结束国民党专制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考虑着今后中国的走向。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中共摆出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在八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邀请父亲赴渝谈判。中共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识破了国民党的“和平”面具,也看到了人民的愿望,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有着真诚的态度。经过仔细分析后,父亲认为赴渝谈判,我党可以争取全部的主动权。他还对谈判的结果进行了预测,认为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此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陪同,赴渝谈判。
临行前,许多人认为蒋介石居心叵测,劝他不要去,父亲听后笑道:“谢谢好意,我注意一点就是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父亲率周恩来等人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陪同下飞往重庆。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在九龙坡飞机场降落,受到各党派人士和记者们的热烈欢迎。父亲亲临重庆的消息不仅震惊了全国,而且震惊了世界。驻渝的外国记者纷纷发出专电,报道父亲抵渝时的盛况,盛赞他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以及中共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重庆的报刊竞相刊载他来渝谈判的消息,发表了他在机场上向中外记者书面谈话的全文。《新华日报》当天下午发出号外,首先刊登了父亲来渝的快讯,山城人民争相阅读,奔走相告,整个山城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之中。各界人士都对这次和谈寄予很高的期望,父亲的故旧及一些社会名流纷纷前去拜访他。
父亲抵渝的第三天,柳亚子先生来访。旧友重逢,格外高兴。促膝畅谈之后,柳亚子先生当即赋诗一首赠与父亲: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临别时,柳亚子先生还索要父亲的诗稿,父亲当即答应下来。过了几天,父亲将他在一九三六年写于陕北的《沁园春·雪》录于书信上寄给了柳亚子先生。先生得到后,诗兴大发,很快步原韵作了和词。随后,将他的和词连同父亲的词一并交重庆《新华日报》内部传阅,很快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为飨读者,《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在征得父亲同意后,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在副刊上公开发表,并加“按语”云:“毛润之先生新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到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格独特,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这首词一经在《新民报》上刊出,立时引起巨大的轰动。重庆《大公报》等十余家报刊相继进行转载,并发表评论文章,盛赞父亲的词为绝世佳作。社会舆论产生的巨大反响,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其中宣部头目立即召见《新民报》负责人,责骂该报向共产党“投降”,并发动一批反动文人对父亲的词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攻击他“无非是想称王称霸,当后皇帝”,诬蔑人民军队不过是“黄巢”之辈的“草莽”,并叫嚣着要“完璧归赵”。面对国民党的淫威,国统区内广大进步人士并没有被吓倒,而是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在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唱和热潮。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黄齐生等都先后步韵填《沁园春·雪》,并在词中猛烈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疾呼和平、民主、自由。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由于过去对父亲所知甚少,加上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诬蔑,大多数人以为父亲不过一草莽英雄耳。“文如其人”,《沁园春·雪》中所体现出的伟大胸怀、气魄和才思不能不令当时的文化人震动与敬佩,一时间,他们对父亲简直是“心向往之”了,而对国民党的无耻谰言更为蔑视。
蒋介石先是对这一唱和风潮不以为然,等到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念给他听之后,他“茫然”问道:“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就连党内一些能吟诗作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上乘之作,对毛泽东的胸怀学识产生敬意。现在很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都在唱和着。我们的谈判才开始,毛泽东已在重庆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果实在令人堪虑。”蒋介石说道:“我们要在谈判桌上设置障碍,使他们无法接受,只要谈判一破裂,我就动手。”同时,他授意国民党政协把父亲的词比下去。于是,国民党政协暗中指示各地、各级国民党组织,在能作诗填词的国民党成员中广为征集《沁园春》,打算从中选出几首意境、气势、文字超过父亲的,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然而,直到蒋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可以拿得出来的“毛泽东级”的《沁园春》都没能写出来。这场可笑的活动只得就此收场。
由于国民党的这场活动是高度保密的,所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由参与这场活动的国民党要员透露出来。
父亲词倾渝州,使国人了解了毛泽东,使民众了解了共产党,使谈判赢得了国统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得到了社会进步人士的认同,为四年后的政治协商会议打下了良好的人心、政治基础,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爱国反蒋运动争得了进步文化界的理解与支持。这恐怕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3. 斯诺眼中的毛泽东形象
一九三六年六月,中央进入陕北的一个不起眼的县城,为纪念在作战中牺牲的刘志丹,已改名为“志丹”县,而当时苏区以外的人们,仍称之为保安。这个“保障安全”的县城,果然不辜负其美名,不仅保障了迁至此地的中央的安全,还保障了第一个进入保安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安全,甚至保障了“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安全。
一九三七年十月,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又译为《西行漫记》)问世。顿时,全世界为之轰动,许多评论家称之为“真正是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该书随之被一版再版,先后被译成法、俄、德、西、意、葡等近二十种文字,赢得亿万读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红都保安随之名扬宇内,斯诺也因此成为世界名记者,实现了他在保安时对父亲说出的内心愿望,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而父亲也希望能借助斯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共产党,中国的解放区,中国的红军。而当时,所有关于中国红军、共产党的信息几乎是与世界隔绝的,更有国民党对外的歪曲宣传,所以,赢得世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成为中共的迫切愿望。
在保安县简陋的窑洞里,父亲常和斯诺彻夜长谈,回答他关于中共对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战争的时间、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合作等问题。他们谈论当时世界的政治局势,谈到美国新政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谈到令世界惊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应斯诺的要求,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以澄清外界种种稀奇古怪的猜测……
除此之外,父亲对斯诺的采访大开绿灯,对其采访进行各方面的协助,让他和马海德去参加军民大会,观看红军剧社的演出,参观设在保安城外山边天然石洞里的“红军大学”,采访农民,采访前线;对他们写的文章,所拍的照片实行“宽松政策”,不加任何检查和限制……这样,经过四个月的采访,一九三六年十月底,斯诺安全返回他在北平的家。在他笔录的那些材料和拍摄的那些照片的基础上,如实地写出了他在保安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并预言说:“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中国进步的革命分子就此第一次为世人较为全面、客观地了解。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此为中国的进步青年和世界人民所仰慕,慕名到陕北苏区的青年与国际友人此后如潮般涌来。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书上说斯诺在刚回到北平的家中时,他的妻子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情形:“他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一样不馋!”在保安的窑洞里,他和父亲等人一起吃饭。父亲平时的伙食十分简单,加上陕北本来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盘辣椒,一盘青菜,偶有警卫员费尽心思弄来的一点肉,主食是小米、馒头,有时前方会捎来一点儿缴获的火腿、罐头等。来了斯诺这个客人,他们的饭菜也只是加了一份子珍妈妈用野果自制的甜食。有一次,斯诺吃饭时,看到餐碟里有西红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平日饭桌上的内容。四个月这样的生活,回到家中,斯诺焉能不馋,而父亲他们却是成年累月这样过的,吃着这样饭食的人,却能使全世界都为之瞩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当斯诺在他的家里奋笔疾书陕北之行时,一个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西安事变。这个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使保安成为全中国、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相比之下,半年之后,斯诺那本《西行漫记》是对这个事件中关键的中共一方的进一步介绍,使这一切都更加明了、真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红军占领延安。而中央迁至那里却是一九三七年一月的事了。在周恩来赴西安谈判之时,父亲也正在保安焦虑地关注着事情的每步进展。十二月十九日,在保安的一孔窑洞里,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作出了一周来“最困难的决定”。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放心高兴的、沮丧失望的,全因这一决定而来,而蒋介石也由此保住了身家性命。中国的革命柳暗花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有一张照片挂在窑洞墙上,这是斯诺在采访期间拍摄的。父亲头微微侧过来,剑眉微皱,两眼凝望远方,神态儒雅,整幅照片散发出一种沉静的力量,仿佛在他的身边根本就不曾发生过那些血腥、残酷的战争,不曾有过那些痛苦与饥饿,能感受到的,是那份由他的神情传递出来的镇静与大气。岁月在他身上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看他的诗,看他的文章,纵览他的人生道路,却是一个个厚重扎实的足迹。是一种强烈的人格力量,是一个诗人在领导中国的革命,而又有哪一个诗人的诗篇能与父亲在中国大地上谱写的雄伟诗章相比?有哪个诗人像他那样如此全面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在那张照片的背景中,父亲身后就是他在保安的那孔窑洞,在那个年月里散发出异样光彩的窑洞。
4.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革命爱情从这里开始
爱晚亭原名红叶寺,也称爱枫亭。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因取唐朝杜牧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而得名。光绪、宣统年间,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将张南轩与钱南园游山七律诗刻于亭中方石上,题名“二南诗刻”。爱晚亭,三个我再熟悉不过的毛体字。一九五二年当地政府对亭子进行了全面整修。朱栏藻井,焕然一新。父亲欣然题写这三个字。看到父亲的字,就仿佛再一次来到父亲的身边。
爱晚亭,铺满了父亲年轻时的脚印。父亲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间,一直居住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内。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便和进步同学来到这里,读书学习,畅谈国家大事。
夜幕降临,游人散尽的时候,他们还在这里高谈阔论,似乎忘记了夜色阑珊。
一九二〇年,父亲和开慧妈妈相爱了。两个人经常结伴来此谈心,互诉衷肠。不是花前月下的才子佳人,而是两颗忧国忧民之心,相互撞击,闪出照亮寒夜的爱情火花。
从这里极目远眺,四面起伏的绿浪,天际灿烂的彩霞,江上往来的白帆,大自然的瑰丽风光,尽收眼底。
这时,我想起望江亭上的一副对联:
西南云气为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
体味着其中的意境,顿觉胸怀开阔,旷然有凌云气概。
金光粼粼的湘江,几叶小舟在江中浅浅地泛泊,是等不及傍晚的人们在江中游玩。陪伴它们的,是几只上下翻飞,不时鸣叫的水鸟。江中心,那葱郁的一片,就是橘子洲了。那上面影影绰绰地有几个人在动。这一刻,橘子洲是他们的,而曾经,这也是父亲的橘子洲。
父亲从一九一三年春到一九一八年夏的五年半时间里一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一九二〇年秋到一九二一年冬,他在一师附小担任校长,并兼任一师师范部的国文教员。在这些日子里,有多少次他和同学们、和开慧妈妈站在橘子洲头看那片片白帆,点点飞鸟,谈论着那些激动人心的话题。在这里他曾有过多少快乐的时光。无论当年的心情是舒畅,还是因国事忧虑,后来重新立在这里的时候,那一切都成为亲切的记忆,成为涂上一层灿烂的阳光色彩的明亮日子了吧?那些当年的热血沸腾的情景,会使父亲眯起眼睛,陷入对过去的沉思吧?
橘子洲,对于父亲,这实在是个重要的地方。从深山中出来的他,在这里第一次遇到了那样多追求进步的老师和同学,和他们的谈论与他在图书馆的苦读使他得到了莫大的收益。在这里,他常和同学们爬山、游泳,之后,他们坐下来谈论那些从书报上看来的国家形势、世界时局,谈论他们看到的军阀蹂躏下的湖南,商量组织学友会、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讨论组织学生志愿军以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保护师生人身安全的问题。在这里他吸引了一批进步的学友,终于形成后来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基础,而这个新民学会又为后来湖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做了干部、组织上的准备。而他们的共同进步、公开讨论的形式也使得其他的同学不断地探求拯救国家、人民的道路,使他们在自己进步的同时,明白必须发动大多数的人才能有功效……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父亲再次站立于橘子洲头,对着那醉人的秋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忆那往昔峥嵘岁月与书生意气,不禁问“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此时中国的革命已从当年那些“书生”的指点化为他们的实际行动:党成立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然后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东征,击溃陈炯明的部队,初步巩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而革命的前景呢?父亲面对着瑰丽的湘江两岸的景色,不由思绪万千。当时的国共合作并不平坦,国民党内的右派不断进行反共活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八月廖仲恺被暗杀,右派分子更加肆无忌惮。
最令人钦佩敬仰的,就是父亲在挫折、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的精神。长征中,父亲得到其他红军领导的支持,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一个个的胜利。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一夜瑞雪,陕北高原被装扮得分外妖娆。父亲站在崖畔上,浮想联翩,凝神静思片刻,即吟咏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
5. 贯穿一生的长江情结
谁也不能否认,父亲拥有深邃的思想,广博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宽阔坦荡的襟怀。这使他成为一个情满于山、意溢于海、思接千载、视达万里的浪漫诗人。
如果说诗如其人、文如其人的话,父亲可谓名副其实。
父亲的确做到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长江,自古被视为舟楫难渡的天堑,而父亲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从六十三岁到七十三岁,曾十八次畅游长江。十八次中,不仅有风平浪静,也有浊浪排空。
父亲想畅游长江的愿望由来已久。记得一九五五年他便提出要游长江,由于诸多条件不成熟,没能如愿。可是,父亲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想做的事,肯定得做到,不然他不会甘心的。
那年父亲六十三岁,已是一位老人了。但是,他还是微笑着从轮船的扶梯上下到水面,背对江水。当水没腰际时,他先在水中浸了三下,然后双手一松,“哗”的一声仰卧水中。
父亲安详地躺在江面,徜徉在波峰浪谷之间。
一个高大凶猛的浪峰压过来,船上的人本来就为年迈的父亲在这样恶劣的天气游泳而担心,这一下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深深知道,父亲的安危关系着天下,如果父亲有个好歹,他们无法向人民交代。
浪峰过后,父亲若无其事,坦荡自然。
父亲一边示意尾随后边的保健医生乘坐的小船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边在大风里演着他的水中好戏——“立正”、“稍息”、“坐板凳”的游泳姿势。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因怕冷已经上了船,披上棉大衣,抖动着发紫的嘴唇。
我的父亲在向船上的人问:“现在游到哪里了?离汉口还有多远?”他的话音刚落,一个浪头打来,他把头伸出江面,吐了一口水,诙谐地说:“长江水好甜啰!”
父亲是幽默的!
幽默伴随父亲的一生。他那富有生气、充满哲理、给人以智慧和力量的语言,熔铸了古今中外之精华,谱写出史诗般的宏伟巨著。
大江中的父亲,上身露在江面上,右腿搭在左腿上。父亲跷起二郎腿,悠然地吸着烟,仰望艳阳楚天。
父亲在水中能潇洒自如,得益于他年轻时对游泳的酷爱。可以说,游泳伴随了父亲的一生。童年时代他和伙伴游池塘,青年时代他常和同学到湘江中一狭长的江洲去游泳。他不仅在盛夏游,而且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也照样游。
父亲完全是在实践孟子的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游泳给父亲以强健的体魄。强健的体魄才能给父亲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从容,才能给父亲“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潇洒。
最潇洒的一次恐怕是父亲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日,从大桥上游的鹦鹉洲下水,穿过桥墩,穿过“龙王庙”。“龙王庙”位于长江、汉水汇合处,那里水流急,旋涡多,连船只到了此处都经常出事故。
在父亲的一生中,他把挑战作为一种乐趣,以征服为乐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父亲能把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引到延安的窑洞,引到西柏坡的青砖小屋,一路上加薪添柴,终于成了燎原大火,烧掉了蒋家王朝用屠刀和绞架筑起的大厦,映红了北京的天安门。
那天,气温低于二十度,三四级的东北风把江面卷得激浪翻滚,湍急的江水已把一只随游的小船冲走。父亲还是下水了,波峰浪谷中还是神态安然,泰然自若,把激流当坦途,还不时与大家谈笑着。
父亲还在暴雨中畅游过长江。那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天空黑云笼罩,下着暴雨,五六级大风把长江掀得白浪滔天。父亲站在“江峡”轮上,望着咆哮的江水,兴奋不已,跳入浊浪排空的大江之中,在风雨中搏击,在浪窝里酣游。
目睹父亲畅游长江的不仅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朋友,他就是蒙哥马利。那一次父亲力争上游,逆水而游,历时四十分钟,游程十多华里,至今我还保存着那次父亲与大家在武汉水面上的合影。
父亲最后一次,也是第十八次游长江,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那时父亲七十三岁。
那天早上,大桥上下,长江两岸,无数彩旗迎风招展;岸边巨幅标语耀眼醒目,广播里不断传出《东方红》乐曲,两岸大堤万头攒动。
父亲在似火的骄阳下,汗流浃背,检阅游泳大军,观看在这里举行的游泳比赛。
历史会在这里停步,时间会在此刻凝固。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拉开了惊人的一幕,他拨开浪花,游向下游。水渐急,风变大,父亲这次与长江酣战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游程近三十华里,上岸后精神抖擞,毫无倦意。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6. 毛岸英的“劳动大学”
据说,枣园正式名称是延园,是延安西川一个僻静的山村,离城二十里,横卧在山坡、平川之间。园内长满枣树、梨树、杏树、槐树,以枣树居多,是以俗称枣园。春季,这里花香满园;秋季,处处果实满枝。当年,父亲、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人住的窑洞就掩映在这果木林间。自从国民党飞机在延安投下第一批炸弹后,他们就搬到王家坪,跟解放军总部住在一起。茅盾先生的《风景谈》中提到一处桃园,大概就是这里了。
园子并不十分大,各类果木的叶子大都落了,远望黑郁郁的。黄、褐、黑色的叶子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现在这里成了革命圣地。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住过的窑洞都恢复了原貌,供后人瞻仰。
几十行果树中,枣树大都老而高大,枝条或横或竖地伸着,这里头会不会还有当年的“元老”呢?苹果树、桃树、梨树大多是较“年轻”的,大概是新换的树种。几条浅浅的水渠纵贯其中,滋润了满园浓绿,这水就是引自那条“幸福渠”的水。父亲刚搬到不久,乡亲们来拜年,父亲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听说这里干旱缺水,只能靠天吃饭,父亲就问:能不能修条灌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天天上山,到处找水源,看地形,画渠线。不久,他亲自领着中央书记处干部和警卫部队,在此开挖了一条从后沟绕枣园、通川地的十里水渠。渠成水到,看到清清的渠水“哗哗”地流进干涸的田地中,乡亲们高兴得直流眼泪:人老八辈子,这里也没有一条渠,风调雨顺还好,遇到干旱,方圆几十里就是颗粒无收。一个老汉激动地说:“要记住,这是毛主席给咱的幸福。”此渠因此被命名为“幸福渠”。
秋风不知人间事,击起一阵落叶飘零的沙沙声。父亲一声长叹,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父亲与亲人骨肉相连,感情深厚。他教育和带领自己的亲人,舍“小家”,为祖国、为人民,勇于抛头颅,洒热血。
一九四六年初春,岸英哥哥从苏联留学回来。听完了他的学业汇报后,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到吴家枣园去!那里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于是,这里又变成了岸英哥的“劳动大学”。他就是在这里向枣园的老村长郝光华,村民吴满银、杨培中学习农业技术的。吴满银是大哥,杨培中是二哥,岸英哥是小弟。从到枣园的第二天起,他就跟着大哥、二哥下地开荒了。白天,他向哥哥们学习开荒,运粪,施肥,点种洋芋、苞谷、谷子;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哥哥们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捎捆柴送给“五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蒋介石攻打延安前,岸英哥哥“大学”毕业,回到父亲身边。且看他,脸也晒黑了,手也磨出茧子了。看着这个头扎羊肚手巾、黑黝黝的小伙子,父亲简直要认不出他来了。
父亲一直严格要求他的孩子们,或者言传身教或者让他们直接和工人、农民一起生活、学习,以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教给他们“不骄不躁”、“虚心好学”、“做群众的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等品质。但这种严格又不是强制的,而是引导、启发式的。对岸英哥哥,因为是长子,要求也是越发严格。战争年代是这样,即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是和别人的孩子一样,没有丝毫特殊的地方。对于这一点,人们总是很佩服,但对于父亲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首先因为他自己就是农民的儿子,还有就是他经常说的:没有人民的支持与拥护,革命就不能胜利。革命就是为人民谋利益。任何时候,他都体现了农民儿子的本色。陕北大生产运动的时候,他在自己门前开了一亩荒地,坚持自己播种、施肥。后来因为军务太忙,才让人代耕。这一点,从他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可见一斑。
7. 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
安定县,今名子长县,一条在地图上没标注名称的小河穿县而过。南为安塞,东北是绥德,这两个县在名头上要比子长县响得多。安塞腰鼓,绥德汉子,那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子长县之闻名,一是因为谢子长,二是因为瓦窑堡。
父亲来瓦窑堡时,瓦窑堡里里外外三道城墙,是一个将近两千户人家的大镇子。当时的陕北苏维埃政府就设在这里。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也已经在这里安定下来。父亲住在瓦窑堡南门外街东一座有两棵枣树的院子里。虽说是院子,其实是一排窑洞。
父亲在吴起镇时,知道了陕北的英雄刘志丹被“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投入监狱,备受折磨。同时又把刘志丹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也打入劳改队。刘志丹随时可能被枪毙、活埋。
父亲一得知这一消息时,就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招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
父亲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并严厉批判搞“左”倾冒险主义的人害了“疯狂病”。
父亲和周恩来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刘志丹。父亲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他们三人在窑洞的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父亲和刘志丹还联名发表了《告根据地人民书》。
然而,令瓦窑堡永垂青史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在这里召开的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长征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和北上抗日。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央红军,稍作休整,即召开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制定党的策略方针。当时,日本已占领东三省四年,并在一九三五年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为把主要军力用于“围剿”红军,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华北五省名存实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为挽救危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刻不容缓。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游行示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十二月下旬,中共召开陕北瓦窑堡会议。会议否定了“流亡苏联”、“到陕南去打游击”、“稳定、等待”等主张,认为必须立足陕北,依靠人民,面向全国,发动一切爱国力量,团结抗日。会上,父亲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大旗,解决了遵义会议后来不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强调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一改王明错误路线时期“反蒋抗日”的口号,将抗日作为当前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认为一切战争都应在抗日的口号下进行,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党的呼声。
针对当时围攻陕北的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一番计议和布置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令东北军惊讶、感动的一幕。
瓦窑堡城上空无一人。城下,东北军之一部骄矜地开进城来。城内死一般寂静,街市上一个人影都不见。东北军惊疑不定,退至城门外。抬头细看,城门上的“瓦窑堡”三字已换成“山海关”,城门两侧,一副新贴的对联,上写“此是他乡非故乡”、“莫把友军当敌军”。
此时,后继部队赶到,人多势众,再次闯入城来。一眼看见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告东北军书》,奉劝东北军莫演“煮豆燃豆萁”,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呼吁其联合抗日,打进山海关,收复失地,拯救父老,勿当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冤魂。再往前行,传入耳中的是《松花江上》的悲歌。爱国、复仇心切的东北军热泪成行。这时,只听四周响起亲如家人的喊话:“兄弟们到广场来,参加我们的欢迎会吧!”红军笑脸相迎,同胞相称,连日来,他们和红军一起吃住、操练、上课、唱歌、娱乐。这些失去家乡,流亡西北,被蒋介石利用、欺压、歧视,被国人唾骂的东北军战士们醒悟了,“联合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成为他们发自心底的呼声。
不止是东北军战士,就连张学良将军也为红军的诚意感动,已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怀疑、不满,“进剿”红军又连连失利,和日本有着国仇家恨的张学良将军,经过中共的争取,在广泛接触、消除疑虑之后,派代表与中共秘密签约,实现局部停战。我军一九三六年东征抗日就得到了他的默许和支持。
而对西北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罗镇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父亲就写信给杨虎城将军,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此前,《八一宣言》发表之后,我党在西北军中的地下组织即向他作了传达,杨虎城将军表示赞同。此后,经过多次工作,杨虎城将军终于打消了疑虑,决心加入西北联合战线,和共产党携手抗战。
经过多方的努力,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战线终于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呼声。
就这样,瓦窑堡的声音响彻大江南北,鼓舞着全中国人民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无数的热血青年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踏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8. 多次写信关心爱子
有一次,邵华和姐姐思齐去看父亲,很希望能与他照张相,他欣然同意了。她像小鸟一样飞扑到他的身边。坐在沙发扶手上。父亲用温暖的大手握住她的手,一股慈父的暖流立即流遍了她的全身,她感到那样幸福。姐姐抓住这一时刻按下了快门。等照片洗出后,我们不禁捧腹大笑。因为当时姐姐顾不上取景,使昭华的头正好同背后的一盆兰草重叠在一起。当父亲看到这张照片时,也笑了,幽默地说:“你的怒发把冠都冲掉了。”
父亲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并不给我们很多与他一同照相的机会,即使同意照了,也不让我们拿到照相馆去洗印,更不让我们公开发表。为此,我们被“逼”得学会了全套照相洗印的本领。我们常常在堵严了窗户的卫生间里工作,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我们使用的照相机是岸青从苏联带回来的,放大机是同志们帮我们制作的。但摄影到底是一门不太容易掌握的技术。现在拿出这些照片看时,不是焦距不准,就是曝光不足,因而成为我们终生的遗憾!
细想起来,这样的时刻在当时也不是很多。后来,父亲越来越忙,我们见到他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已十分满足,因为哪怕只是短暂的欢乐,他的爱也已经注满我们的心房。
父亲从未让一个孩子失望过,您从来都是尽量满足孩子们的愿望。
邵华想读书,她出乎意料地向他提出“我要读书”的要求。
他认真地说:“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那一刻,他转过头来,看着面前这个要读书的孩子,邵华从他的目光中既看到您一闪而逝的忧伤,又看到了他的欣慰。父亲想到了什么?因为您知道,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跟着妈妈在敌人的监狱里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涯;您也许想到,她是怎样地珍惜着经过狱中叔叔阿姨们绝食斗争才换来的一点纸和笔;您也许想到,狱中的革命者是怎样在铁窗下,借着透进来的光亮教孩子认字。
于是,父亲满足了她的要求。
岸青在病中想念父亲了,他就在少有的工作空隙中写了一封又一封书信,将您的慈爱和嘱托递给正在养病的儿子。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
这一刻,他想到了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是怎样在失去妈妈又找不到爸爸的日子里在上海滩流浪;他也许想到,兄弟俩是怎样蜷缩在马路边挨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夜;因为他知道:他的亲骨肉在绝望中是怎样仰望着浩瀚星空,一声又一声地呼唤着您——
“岸青我儿”,一声呼唤,道出了慈父的万般爱怜,一声呼唤,温暖了被折磨成疾的儿子的身心。
作为父亲,能够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竟是那样的少。1927年,父子武汉一别,岸青还不满4岁,直到1946年,父亲还未能见到他。
思念之情尤甚,一丝一缕都从您的书信中流露出来。
1946年,岸英哥哥先期回国,只留下岸青独自在国外。1月7日,他写信给孤独中的儿子: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
作为父亲,他的体贴又是多么细微啊!这时,岸青的中文还不很好,他怕他在读父亲的信时吃力,便要岸英哥哥将信译成外文,连同原文,带给岸青。
岸青终于回国了,但他还不能立刻到父亲的身边。1947年10月8日,父亲写信将岸青回国的消息和他当时的心情告诉了岸英,您写道:
告诉你,永寿(岸青)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
岸英要去抗美援朝前线,他也满足了他的要求。尽管他知道那是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那是炮火连天的战场,那是一场严酷的战争。可是,他还是同意了岸英哥哥的请求。父亲让他去了,只把千般担忧、万般惦念压在心底。因为,他从不让孩子们高尚的、进取的要求落空。
思齐姐姐要去为岸英哥哥扫墓,他便自己出路费,在不惊动朝鲜政府的情况下,安排邵华陪同姐姐同行。
9. 曾“误写”“我失骄杨”
今朝霜重东门路,昭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一首《贺新郎》道出了父亲对妈妈的情和爱。谁知道,不久后的武汉一别竟成永诀!
父亲年轻美丽的妻子——我们的开慧妈妈,带着岸英哥哥被敌人关进监牢,她那柔弱的身躯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毅然决然地扯断那本扯不断的母子深情走向刑场……
从此,父亲失去了爱妻,我们失去了生母,板仓失去了霞姑娘。
父亲是那样深情地爱恋她,是那样痛切地思念她,对她的思念直到永远、永远。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请求父亲将这首词抄录给我们留作纪念。当父亲沉思一会儿,挥动饱含墨汁的笔写下“我失杨花”时,我们以为是他老人家的笔误,便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父亲沉思了一下,缓缓地说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原来,父亲并非无意写成。当时,我和岸青从父亲凝望着窗外的眼神里,似乎看到杨花似雪,纷纷扬扬飘落于春天的绿海之中,弥漫于无限江山之间……
不用父亲更深的诠释,我和岸青已经明白:是啊,身为一个纤弱的知识女性,面对各种酷刑与诱惑却大义凛然,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怎不令人钦佩?一个弱女子,能够为革命奉献出她的青春年华,怎么不胜过“娇美”的杨花?
而“杨花”一词,是开慧妈妈年轻的生命写照,也饱含父亲对妈妈无比的怀念与无限的深情。
父亲与妈妈那短暂却要流传千古的忠贞不渝的爱情绝唱,将被人民牢记,将被世界牢记。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获悉外婆健在的消息时,在喜出望外的同时,立即拍电报向外婆问候和祝贺,从此就负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每年外婆过生日他都惦记着,不是叫工作人员寄点钱去,就是让人带点寿礼去。
1960年4月25日,父亲给杨开英姨妈写信: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
在我们结婚后,父亲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新媳妇回湖南老家认认家门,看望年高的外婆并给妈妈扫墓。
1962年11月15日,当惊悉外婆去世的噩耗时,父亲感到那样的震惊和哀痛。他从极有限的工资积蓄中,寄上500元钱,以为悼仪,并特意嘱咐:“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当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弃我们而远行。时光可以剥蚀那园中的青砖碧瓦,时光可以消退那大墙的朱红光彩,时光也可以使那屋前的老树更见沧桑,可是,时光却不能冲淡深藏于心中的思忆,那是无可替代的往事,那是无可替代的教诲和期望。
父亲曾要求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努力学习,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他向我们讲述年轻时在北京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情景。父亲每天都到图书馆看书,中午用几个铜板在小饭摊上买两个烧饼充饥,晚上和许多人挤在一个炕上睡觉,连翻身都要喊“一、二、三”。他说,那时虽然很艰苦,但生活很有意义,很愉快,因为看书使父亲开阔眼界,丰富思想,懂得救国救民的道理,确立革命志向。
父亲曾写信给岸英哥哥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进步的。”他要我们强壮体魄、保持旺盛精力,父亲形象地将身体比喻为“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他年轻时,就是利用冷水浴、游泳、风浴、雨浴、日光浴、登山、露宿、徒步锻炼身体,磨砺意志,陶冶性格的。
毛泽东不仅属于他的亲人,更属于他的人民,属于他的祖国,属于世界。
10. 对读书的理解
丰泽园,一排排高大的书架摆满了房间,里面放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方面的书籍,也有不少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在爸爸的办公室、会客室、休息室、小饭厅里,到处可以看到一叠一叠散放着的书籍,有些书打开着书页,有些书扣着放着,有些书中夹着各种纸条,甚至在卫生间的方凳上也放着书。这些书是爸爸利用一切短暂时机,随时随地翻阅和查看的。这些书的放法,看上去似乎杂乱无章,实际上哪本书放在哪里,爸爸心中都是有数的。我们这些孩子从来不轻易翻看这些书或挪动地方。更令人难忘的是,就连爸爸那简朴的硬板床上,也用一半的地方堆放着一尺多高的书籍。这些书像行云流水,经常不断地流动着、更换着,陪伴着爸爸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爸爸读书非常仔细认真。几十年来,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手中无笔不读书。他每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要在重要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页的天地或空白处写上许多批语,有时还专门写下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
爸爸是一位革命家,他最爱读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从中吸取有益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营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的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许多书上,都布满了爸爸批注的手迹。据从事研究的有关人员统计,爸爸批注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就用毛笔和红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万3千字的批语。这部书的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段近千字。
20世纪50年代初,爸爸买到一套线装本的《二十四史》,共850册。这套书爸爸非常爱读,由于他经常翻看,许多册的封面和一些书页都被磨破了。这套书一直伴随在爸爸身边。据我们所知,爸爸50年代读过它,60年代重看过它,直到1975年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手都颤抖了,还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迹。
爸爸自己博览群书,对我们的读书学习也很关心。岸青是在苏联上的中学和大学。所以,爸爸常常嘱咐他要多看一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由于我们是学文学专业的,爸爸与我们谈文学比较多,他对一些文学作品的精辟见解,给了我们很大的教益和启示。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20世纪60年代,他又重新阅读过。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重要情节,甚至一些典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爸爸认为《聊斋》中的《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他说,《聊斋》中那些善良的做好事的“狐仙”要多些就好了。
爸爸对古诗词很精通。有一次,爸爸问邵华喜欢曹操父子中谁的诗,邵华说她喜欢曹植的诗,爸爸则说他喜欢曹操的诗。爸爸认为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喜欢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篇章。在同我们谈论时,爸爸还把其中一些词句写出来,加以解释。他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风。他说,《将进酒》是一篇好诗,《蜀道难》也有些意思。爸爸评论白居易的《琵琶行》时,认为白居易不但文采好,描写事物逼真细腻,更加难得的是作者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白诗的高明处正在于此。爸爸还喜欢王昌龄、陆游、辛弃疾的一些诗词。他曾把王昌龄的《从军行》、陆游的《夜游宫》亲笔写给我们。
爸爸不仅能背诵很多诗词,甚至对很多小说的段落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还常使我们这些文科大学生惊异得目瞪口呆。我们对他那精深的分析,独到的见解,非凡的记忆力,都深为折服。
有一次邵华告诉爸爸,她期末考试《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爸爸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爸爸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爸爸说,要多读些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在爸爸面前,我们时时感到自己的知识是那样的贫乏,见解是那样的肤浅,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文科生。使我们受到最大启示的是,知识在我们这里好像是“死”的,而到了爸爸那里,好像都是“活”的了。在他的谈话中、著作里,常常信手拈来一些故事、典故,阐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道理,警策凝练,引人入胜。
爸爸十分珍惜时间,他一生都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着,不知疲倦,废寝忘食。在他的头脑中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节假日的概念。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他始终在学习着、实践着,在年过半百时,还从ABC开始学习英语,虽然发音不准,带着浓厚的乡音,却坚持不懈地学着、念着。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后来已能阅读一般的英语书刊。
11. 对书法的看法
爸爸一生除了勤奋读书之外,还十分喜欢书法。练习毛笔字,是他的一种特殊爱好。
据说,爸爸青年时代就对书法很感兴趣,坚持天天练字。那时,他的字写得很规矩,很方正,有魏碑遗风,这为他后来书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延安时期,虽然领导革命的担子是那样的繁重,但他仍然抽空阅览字帖,并用毛笔写出了一篇篇著作。1956年前后,爸爸请秘书把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他常满意地说,这样做,又学写字,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
爸爸8岁进私塾,对毛笔字的书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自此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而成为当代书法巨匠。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都县,贺子珍和父亲知他喜欢书法,习惯用毛笔起草文件和书写文稿,就经常给他购买笔墨砚纸准备着。毛泽东喜欢用毛笔和铅笔。在江西和福建做调查和记录时他大多用铅笔,而起草文案、书写材料时则一律用毛笔。毛泽东对毛笔及墨、砚、纸“文房四宝”特别爱护珍惜。他常说:“我用'文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20世纪50年代初,邵华有时随姐姐松林去中南海,看到爸爸的桌上,除了一个插满铅笔和毛笔的笔筒外,还有一个醒目的铜墨盒,一些翻开的字帖和练过字的纸,上面经常还写得密密麻麻的。松林常拿起这些纸来细看,发现上面写的都是一首首唐诗、宋词,有时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当面向爸爸请教。爸爸看到她这么喜欢唐诗、宋词,就常把自己练过字的纸送给她。松林欣喜若狂,如获珍宝。爸爸亲笔写的这些字,在她看来,要比唐诗、宋词本身更珍贵得多啊!
爸爸最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帖和怀素的草书帖,常利用饭后短暂的时间来临摹、琢磨,从中研究、汲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就这样,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刻苦的练习,爸爸的书法博采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们一直保留着爸爸在20世纪40、50年代写给儿子的信,但同60年代写给我们的字相比,前后风格已大不一样。听书法家评论说,爸爸60年代的书法功力已很精湛,用笔刚劲雄健,而又流畅奔放,真可说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自成一家了。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交谈中,爸爸同我们谈起了唐代诗人。谈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时,爸爸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年轻有为,才高学博,为文光昌流丽,二十几岁的人就写了16卷诗文作品,可惜死得太早了。爸爸喜欢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对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很欣赏。在谈话中,他发现我们也十分喜欢《滕王阁序》,很是高兴,边背诵其中佳句,边作评论。谈兴正浓时,爸爸坐到桌前,挥动中楷羊毫,悬腕作书,为我们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千古名句。邵华双手接过来,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看到这一墨迹的书法家评论说:这14字分3行,互相呼应,一气呵成,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就全篇整体来看,结构和谐,画面很美;细看每个字,又是谨严而有法度,笔笔不苟,没有败笔,确实是一幅十分珍贵的墨宝。
现在,每当我们看到爸爸为我们手书的这14个大字时,就不由得想到,王勃这一名句写出了前人未曾道过的情景,意境优美,令人叫绝,而好文配上好字,才更是千古之绝。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爸爸一生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用大量的事迹和光辉的成就,为我们树立了勤学苦练、勇攀高峰的典范!
12. 对子女的教育观
1946年初,岸英哥哥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爸爸看了他带回的留苏学生写给自己的信,立即回了一封信:
永福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这里,只能简单地写几句话给你们,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希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紧紧地握着你们的手!
信上提到的永福,就是岸英。自开慧妈妈牺牲以后,岸英和岸青就分别化名为杨永福、杨永寿。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爸爸就预见到胜利后我们国家需要大批的学者、专家和技术人才,鼓励在国外留学的青年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壮健,愉快,奋发向上,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材。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老人家又号召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
爸爸经常教育我们,一个革命青年要有宏图大志,鼓励我们积极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记得有一次在和我们谈话时他说,做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有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任何时候都不要背叛党、背叛人民。说着,他还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不要忘记”四个字。
善于自学、勇于探讨,是爸爸教我们打开知识宝库的一把钥匙。他反对那种照葫芦画瓢的学习方法,不赞成我们在学习时,一遇到搞不懂的问题,就跑到老师那里去寻找现成的答案,主张只让老师指点一下参阅哪些书籍,从哪些方面来理解,答案都由自己去独立思考。爸爸勉励我们要养成一种扎扎实实求学的好习惯。他在给岸英哥哥的一封信里曾经说: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对于所学的课程,爸爸总是强调要学得深、学得实。有一次,他看到我们的生物课本中介绍达尔文的内容只有15页,就对我们说,要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好好学一学,自己找书看。他还说,什么书都要看,如果看不懂,可以换一本看,过些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知识总是互相联系的。爸爸要求我们在自己喜欢的、将来准备研究的课程上下功夫,花力气,有所见,有所创,努力超出老师所教的水平。不然,即使考了一百分,也不能算学得好。岸英、岸青俄文都很好,爸爸说要为祖国服务,光俄文好不够,还必须精通中文,要看唐诗宋词。在给岸英的一封信中,他老人家特别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父亲希望我们把知识真正学到手,“学成为国服务”,“为国效力”。
爸爸在关怀青少年德育、智育的同时,把体育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曾经形象地把身体比喻为“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把健康的身体看成是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爸爸认为体育锻炼不仅能加强体质、增进健康,还能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勇敢无畏的品格。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的几年中,把洗冷水浴作为每天的“第一课”。他说,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无畏,又足以练习敢为,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法。当时,开慧妈妈在中学念书,在爸爸的感染下,也在女同学中带头洗冷水浴。不少女同学在妈妈的影响和带动下,勇敢地加入了洗冷水浴的行列。
1954年夏季,爸爸在北戴河。一天,北戴河海湾狂风呼啸,浊浪排空,爸爸徒步来到岸边,极目幽燕,缅怀魏武,此情此景,更激起了他下海游泳的兴致。同去的人都劝道:“风大浪大,还是不要去游了吧!”爸爸却说:“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他还建议大家和他一起下海,一个也不要留在岸上,并笑着说:“下去吧!别怕。浪来时,将身体浮一浮;浪去时,舒展四肢,随波逐流;只有在这时,才能真正体会到与风浪搏斗时的愉快和乐趣。”大家跟随主席一起跳进了海里。爸爸就在这狂风怒涛中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上岸后,他老人家还精神抖擞,不知疲倦。面对滔滔的汪洋大海,爸爸对身边的同志说:“站在这儿看看,会觉得下海很可怕,可是真正下去了,也就不觉得可怕了。干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只要有勇气去实践,困难也就没什么不可克服的。”
爸爸身体力行,坚持锻炼,也经常关照我们要注重体育,在青少年时期把体质搞好。岸英和岸青很小的时候,爸爸和开慧妈妈就鼓励兄弟俩多到室外去活动,锻炼身体。岸英、岸青在家门前池塘里游泳,在风雨中奔跑、爬树、捉鸟,爸爸妈妈看见孩子们这样尽情地玩,不仅不阻挡,反而很高兴。那时,岸英和岸青都长得很结实,因此,后来才能经受住艰难生活的磨炼。
1936年,岸英、岸青在去苏联国际儿童教养院的途中,路经法国巴黎,住在旅社里。附近的几个法国孩子欺侮他们,他们就用学过的中国武术进行自卫,打败了对手。这别开生面的“打架本领”,赢得了一些围观的法国孩子的赞扬,也使对手感到钦佩。后来,这些法国孩子竟成了岸英、岸青的朋友。
胆量是练出来的,爸爸总是很注意在体育锻炼和各种细小的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北京刚解放时过春节,大家放爆竹,起初,女孩子们不敢挨近,看见又长又粗的“二踢脚”,就大声嚷嚷:别放了,别放了。点火时,她们捂着耳朵就跑。这时,爸爸笑着说:“你们都过来,每人放一个。”
大家轮流着,一个个尽量站得离爆竹远远的,手臂伸过去勉强能够着……
“砰——啪!”
瞬间,一切都变得不可怕了,大家松了口气,像战士一样神气了。
爸爸说:“放鞭炮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嘣的一响不就完了吗?要勇敢。”
我们长大以后,爸爸无论在与我们谈话或给我们写信时,总不忘提醒我们“努力学习,同时注意身体”。他说,如果你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没有健康的体魄,那也是不能实现的。他叮嘱我们,在给他写信时,不要只讲学习和思想,也要谈谈身体和健康的情况。
13. 对邵华的关照
邵华念中学的时候,一次有机会到中南海去玩,兴高采烈地将期末的学习成绩单带给毛主席看,满以为能获得毛主席的夸奖。可毛主席看后并不像邵华所想象的那么高兴。他问:“你身体锻炼怎么样?”
“就是爬绳不行,没有通过劳卫制。”
“就一项通不过也不行。‘三好’才算好。”毛主席微笑着和蔼地说。
回到学校后,邵华便下定决心把爬绳这一关攻下来。在熹微的晨光里,在苍茫的暮色中,邵华用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加紧练习爬绳,不久,便通过了劳卫制。后来,邵华很喜欢体育,学习之余,常去游泳、划船、打球、射击,甚至还敢从伞塔上跳伞。当爸爸知道这些后,十分高兴。
除了要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魄外,爸爸还经常要求我们注意饮食卫生和劳逸结合。他常对我们说,五谷杂粮都要吃,有营养,对身体有好处;教我们不要偏食,多吃蔬菜,常吃粗粮。他吃的饭里有时也掺些红豆、白薯块或小米,还经常吃老玉米;父亲吃菜很简单,以蔬菜为主,爱吃辣椒。有时,他让我们也吃辣子,我们直摇头。一次吃苦瓜,爸爸见我们不爱吃,于是既像责备又像说笑:“你们啊,吃不了辣,又吃不了苦。”
爸爸主张学习和工作要讲究效率,生活有劳有逸。他自己在紧张工作之余和饭后总要散散步,这已是老习惯。有时,他也带着我们一起散步。也许是爸爸身体魁梧的缘故,我们常要用快步才能跟上。遇到考试,我们常突击看书学习,一坐就是很长时间。爸爸很反对这样,他要求我们学习一会儿,活动一下。有时在工作之暇,他也和孩子们一起打打乒乓球。他说:“一个人在疲劳以后,即使再连续学习10个小时,也不如休息好了以后学习一个小时效率高。”在爸爸的熏陶下,后来,我们总是力求把生活安排得科学一些,做到有张有弛,生动活泼。岸青喜欢弹钢琴,并作过曲,我们也常在一起下下棋,岸青还教大家下国际象棋。
直到我们工作、成家以后,爸爸在给我们来信时,还总是提醒岸青多散散步,多做做柔软体操(指太极拳),坚持体育锻炼。岸青也是照着爸爸的嘱咐去做的。年轻时,岸青喜欢滑雪、滑冰,还特别喜欢踢足球。现在,他仍然经常锻炼,坚持散步,打打乒乓球和篮球。所以,他的体质比较壮健。
我们曾去鞍山参观,后又兴致勃勃地去爬千山,岸青看邵华一边爬一边喘气,深有感触地说:“要加强锻炼啊!”当我们爬上苍翠高耸的千山顶,俯瞰璀璨阳光下山河壮丽的景色时,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我们想,爸爸要是能够亲眼看到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安定团结,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热气腾腾大干社会主义的美景,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
当我们重温爸爸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亲切教诲时,深深感到这不仅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嘱咐,也是对全国青少年的殷切期望。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离爸爸的希望、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很远,今后愿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多做贡献!
爸爸生前是不让人为他祝寿的,即使在家里也不许。许多次他的生日我们都没有团聚过,只能默默地祝愿他健康长寿。爸爸逝世以后,就让我们以缅怀他的亲切教诲,来作为对他老人家诞辰的纪念吧!
14. 为杨老太太贺寿
那是1960年,爸爸给杨开英姨妈写了一封信: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爸爸日理万机,工作那样繁忙,他常常忘掉自己的生日,但是对外婆的生日却挂念在心,寄去寿礼,以慰老人心怀。
提起爸爸生前尊敬外祖父、外祖母的事,那是令人难忘的。
爸爸同湖南杨家很久前就相识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我们的外祖父杨昌济先生,是一个饱学之士。他先后在日本、英国留学达9年之久。他从国外来信,或回国度假,常常介绍国外的各种新思想,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学说。1904年回国后,他倾力从事教育事业,寄希望于中国新的一代。他操行高洁,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誉满乡里和同道。他是爸爸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期所敬爱的老师,他俩结下了深厚纯洁的师生情谊,早已传为佳话。外祖父常以桃李满天下自慰,他特别看重的学生是毛泽东和蔡和森。后来,爸爸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在师范学校作了五年的学生”,“对我的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1920年1月17日,外祖父在北京病逝,巨大的悲痛袭击着杨家。爸爸奔波操持,料理后事。经他苦心筹集,外婆一家扶柩南下,回到长沙板仓故乡。
外祖父病逝时,家境已很萧条,北京的一些朋友们赠送了一笔“奠仪”,这笔钱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后来妈妈看到爸爸为筹措革命经费而到处奔忙,就动员外婆将这笔剩余的钱拿出来,协助爸爸办了文化书社。
1920年冬,爸爸同妈妈结婚了。爸爸对外婆就像对亲生母亲一样。
1921年,中共湘区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城东小吴门外清水塘。为了保护爸爸及区委机关的安全,妈妈把外婆迁居到这里,一同做好掩护工作。外婆为爸爸妈妈的安全担惊受怕,冒着风险同妈妈一起掩护机关,照顾幼小的岸英、岸青。
1930年,妈妈遇害,外婆骤然失去唯一的女儿,三个外孙被地下党送到上海,下落不明。诸多不幸,接踵降临到外婆身上,给她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精神上郁结着极大的痛苦。
由于革命事业的曲折艰险,有很长一段时期,爸爸同湖南杨家失去了联系。直到1949年8月,湖南长沙解放后,爸爸才获悉外婆健在的消息。当时,爸爸真是喜出望外,立即拍电报向外婆问候和祝贺。从此,爸爸就担负起赡养老人的义务。
1950年,爸爸叫岸英哥哥回湖南看望外婆和众乡亲,并为妈妈扫墓。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长期地南北转战和过度劳累,爸爸身体也较虚弱。一位从东北来的同志带了两支人参送给爸爸,让他滋补一下身体。但是爸爸自己舍不得吃,让岸英哥哥带回湖南送给外婆,说老年人比他更需要补养。
1951年,爸爸又让岸青回去探望外婆,以慰外婆的晚年。后来有同志去长沙,爸爸又托人带去一件皮衣料,满怀深情地给外婆抵御风寒。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爸爸知道外婆生活困难,从自己的工资中按月给外婆寄去生活费。有一次,秘书同志忘了寄,不知爸爸怎么知道了,又让补寄了去。
在外婆晚年的岁月里,爸爸尽到了人子之情。1962年爸爸获悉外婆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和悲痛,向杨家表示了诚挚的悼念,并寄去500元钱作为悼仪,嘱咐舅舅将外婆同妈妈合葬在一起。
中华民族尊老敬贤之风源远流长,爸爸身上充溢着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在我们大力提倡尊老敬贤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今天,忆起爸爸生前这些往事,我们倍感亲切,深受教益。
15. 李银桥给李讷送饼干遭毛泽东斥责
我们的父亲毛泽东能够给历史留下的,无论是悲壮或是辉煌,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误,都是人类最溢彩的瞬间。
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是民族的一面光辉旗帜。
一位普通市民写道:毛主席永远是属于人民的。
父亲来自人民,父亲属于人民,父亲和人民共命运。
1960年底,父亲对工作人员说:“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青菜,有油、盐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荒还债。”工作人员考虑父亲日理万机的工作和身体的健康,劝他还是吃点肉好,父亲则说:“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我要和人民在一起!”工作人员琢磨弄点鱼和其他肉类给父亲吃吃,谁知这样一做,父亲又有了新的规定:“不吃荤菜了,只吃米饭,青菜,从1961年1月1日开始实行。”看到父亲生活如此清淡,工作人员都非常痛心。于是,卫士、秘书、大夫、护士一起向父亲说:“主席,您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搞垮的。党和国家需要您,全国人民需要您啊!”父亲却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全国人民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也是在困难时期,在远郊上大学的李讷妹妹病了。卫士李银桥派人去看,才知道她是饿病的。于是,李银桥就派人送去了一包饼干。然而,这件事还是被父亲知道了。父亲严厉地责问李银桥:“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不敢大声回答,只是小声嘀咕:“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父亲拍着桌子,“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喝韶山泉水吃山上辣椒长大的父亲,为了国家和人民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连一日三餐都会忘记,“奢侈”起来只不过有吃一碗红烧肉的要求,而今连这点要求也被自己取消。李讷的一包饼干却引来了父亲的大怒!为什么!因为父亲说,他要和人民在一起!
父亲有着人所共有的、丰富的感情世界。他善良,善良得见不得有人落泪;他倔强,倔强得使人不易理解;他爱动情,常常一场戏剧使他泪流满面,甚至天真得如同孩子一般。
当年,父亲在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看《白蛇传》,他特别欣赏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讨厌那个法海和尚。演出结束后,父亲大步向舞台走去,和着全场的掌声热情地鼓掌。他用双手同“青蛇”握手,却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法海和尚”。
父亲晚年看电影《难忘的战斗》,当银幕上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便问坐在他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那欢迎的学生中有你吗?”当小吴点点头,流着眼泪说不出话来的时候,父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没等电影结束,医护人员赶紧把父亲搀走了……
卫兵马维回家,带回一个窝窝头,又黑又硬,掺杂着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父亲的眉头一下子拧紧了,面孔严肃。他用发抖的双手接过窝窝头,费了很大劲才掰开,将一块放在嘴里。父亲才嚼了几口,眼圈便红了。第一口咽下,父亲的泪水哗地淌了下来:“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父亲一边流泪一边掰窝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啊,这就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人吃的口粮……”父亲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这样的窝窝头么,不应该么……”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父亲日理万机,却惦念着到河南许昌专区参加整风的秘书林克等同志。父亲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我给你们每人备一包药,请护士长讲一次如何用药法。
落款写着“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后面紧接着是一句附言:
今天生辰,明天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父亲看后异常兴奋,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将祸害百姓的“瘟君”“纸船明烛照天烧”。
父亲的晚年,多种疾病折磨着他,治疗中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可是,他从未皱过眉头,更未呻吟过一声,却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父亲对于自己的痛苦可以忍受,但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1976年7月28日传来唐山地震的消息时,同志们读报给他听,他黯然泪下。他为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而悲痛……
16. 为确保父亲安全毛岸英用身体“人工排雷”
也许现在人们都已经忘记了给颐和园带来安宁环境的那些无名英雄们。他们有的被无情的岁月所风化,有的在人潮人海中默默无闻,有的为共和国的和平、为万家团圆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包括生命。
这里,就有我的岸英哥哥。
岸英是一位好哥哥,他不仅伟岸帅气、多才多艺,而且甘心平凡、默默奉献。他离我们而去,长眠于异国他乡,与青山相拥,与绿水相融,在短暂的人生五线谱上谱写了一曲雄壮的英雄赞歌。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岸英哥哥随同两名苏军扫雷专家和一个工兵排,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第一批开进北京城。
暗藏的国民党敌特分子并不甘心把这座城市拱手交给人民,交给共产党。他们在大势已去的时候还在垂死挣扎,在交通要道埋下地雷和炸药。
三月二十五日,父亲进入北京城,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然后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
岸英哥哥他们接到了命令,火速赶往颐和园,严格检查,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确保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父亲进城了,朱总司令、周伯伯进城了,其意义是无比伟大的,这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一个崭新的,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时期,就从这里开始了。
岸英哥哥心里多么兴奋、激动。同时,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更沉更重了!
颐和园的面积太大了,光是昆明湖就有四千亩,亭台楼阁不计其数,即便什么都不干,沿着院墙走一圈,就是十八公里。看看手表,离父亲他们进园还有十七八个小时,他们要在这很短的时间里,突破一个极限!
任务艰巨,英雄付之一笑。他们从不向困难低头,他们总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颐和园如此之大,排除不安全因素又谈何容易!岸英哥与同志们经过研究,决定先把要用的殿堂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然后他们又在昆明湖畔检查石舫和一座座水榭、曲桥;在万寿山上上下下检查着每座楼阁,每一张石桌和石椅。
太阳落下去又升起来,一夜过去了。
时间能不能快一点,快一点就能早些见到阔别已久的父亲;时间能不能慢一些,慢一些就能多一些安全、多一些保险。岸英哥心里矛盾。他仿佛看到了父亲又向战士们威严而又亲切地挥着大手,他会心地笑了。然而,这一切只是一闪而过,父亲就要到颐和园来了,需要清查的地方还有那么多。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而扫雷器只有一部,怎么办?那只有采取“人工扫雷”的办法——全排分成若干组,每组六个人,手挽手,肩并肩,在尚未检查过的地方,排着横队一步一步地走。
这等于把生命押上了赌台。这是非常危险的,若一个人踏上地雷,另外五个同志也会牺牲。
每一个人都希望岸英哥离开,不想让他担任这极其危险的用人体破雷的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领袖为了革命的成功已经失去了一位深爱的妻子、两个一奶同胞的弟弟,以及可爱的妹妹、侄子,不能让他再失去儿子!
可岸英哥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领袖的儿子,而是当作一位随时准备为新中国奉献的平凡战士。在最危险又最需要他的时刻,他不可能离开。
岸英哥伸出粗壮结实的胳膊,站在中间,他左右手分别勾着同伴的胳膊,根据分派的路线,迈出了第一步。
也不知哪一步会引来爆炸,使自己粉身碎骨。谁都有对幸福的渴望,谁都有对宝贵生命的珍惜。岸英哥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热血在沸腾。
岸英哥从他选择用血肉之躯踏雷时就明白,敌人埋的地雷随时有可能把他的生命时针定格在二十八岁的年龄上。可是,为了中央领袖的安全,为了父亲在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时不出任何事故,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岸英哥也甘心情愿,无怨无悔。
岸英哥与战友们一天一夜没有合眼,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他们胜利了。人间最绮丽的勇敢之花,应该戴在这群爱国、爱党、爱领袖、爱人民的勇士胸前。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车队开进颐和园了,岸英哥为父亲能在颐和园里携手信步高谈阔论时安然无恙而自豪。他,毛泽东的儿子,一个普通的战士,曾经用自己的身体,为中央首长排除了不安全的因素,为党中央进驻北平,开辟了通畅的大路,平安的大路!
17. 柳亚子被毛泽东辩证的妙论折服
一九四九年的五一劳动节,父亲和柳亚子也曾在此湖上乘舟畅游,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住在香山双清别墅里的父亲为百万大军一举攻破长江天险,迅速解放了国民党的老巢南京而高兴,一时兴起,提出要去颐和园一趟。柳亚子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从香港出发返回北京的。三月二十五日,父亲从西柏坡到北京,柳亚子随诸位贤达赴机场迎接,当晚父亲与诸老宴于颐和园益寿堂。
三月二十八日,柳亚子撰诗《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柳亚子在这首诗中忽然流露出虽全国解放在望,在万众欢腾之时,而他个人却有一种退隐之意。他竟以无车弹铗的冯驩自况,有些个人情绪,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了。父亲作为柳亚子的挚友,婉言劝解他,让他留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也赋诗一首: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得知父亲要来颐和园游赏,早早在门口等候。见父亲走出汽车,便过去握着拳头说:
“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
父亲由衷地赞叹:“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多少次,父亲畅游大江南北,巡视祖国各地,触景生情,发出了“人民伟大”的感叹。“人民伟大”这种民本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父亲的主导思想,人民永远高于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永远高于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更永远高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人民。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伟大。
父亲和柳亚子在益寿堂喝茶后,直接步入长廊。他们顺长廊漫步,一路上谈古说今,海阔天空。
柳亚子望着颐和园鬼斧神工的建筑,感叹道:“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可耻!”
父亲向来都是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他说:“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也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好吧!”
父亲看问题总是那么独到,当时的柳亚子被父亲这种辩证的妙论折服了。
昆明湖上,父亲与柳亚子泛舟而行,饱览湖光山色。柳亚子又挑起话头。他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父亲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又是人民,把一切的功劳归于人民,这是父亲永远活在人民心目中的源泉。
昆明湖上碧波荡漾,春风拂面。人在舟上站,影在水中游。
昆明湖,使父亲心情难以平静,“莫道昆明池水浅”一句,抒发了父亲对昆明湖的治理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父亲就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正式提出要清挖昆明湖的想法。
清挖昆明湖,工程之大,困难之多,在战争创伤的土地上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在是没有这份精力来完成这一重任。不但当时没有条件实施,直到父亲去世时也没有实现他的这一愿望。
18. 与张文秋在西柏坡敲定儿女婚事
西柏坡。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这段历史。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在这里写下了中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在这里,父亲告别了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告别了骑马打天下的时代,革命终于从穷山沟里走出来,政权从马背转移到了汽车上。
父亲在陕北运筹帷幄,胸中自有百万雄兵,以打不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雄伟气魄,与敌人周旋,终于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局势。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父亲和他的战友告别了曾经生活和战斗过十三年的陕北,东渡黄河,秘驻西柏坡,在更宽阔的舞台上,指挥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役。
父亲要来西柏坡的消息传到了西柏坡,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们高兴极了。他们为父亲安排了新住处,就是现在朱伯伯在西柏坡的旧居。那是一处用青石砌成的三间相通的窑洞,室内被同志们粉刷一新,周围的环境也很优美。这是朱伯伯等人为了给父亲创造一个好的工作和休息的环境而特意安排的。
但是父亲没有住,把这三间窑洞让给了德高望重已上年纪的朱伯伯,而自己就选择了这两间被鬼子烧掉屋顶刚修复起来的旧房住下来。
父亲就在这里拆阅前线拍来的电报,写复电,发指示。仅辽沈战役,父亲就写了七十七封电报。在这里,父亲还先后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光辉著作。父亲写了很多很多,何止《毛泽东选集》里的二十篇。
西柏坡,也是松林姐姐与岸英哥哥感情得以升华的地方。父亲知道岸英哥哥喜欢松林姐姐,对这门亲事很满意。
一九四八年九月,母亲张文秋来到西柏坡,在这间屋子里与父亲见了面。父亲和母亲谈家常,介绍岸英哥的情况,征询定亲的意见,母亲一口答应下来。于是,岸英哥和松林姐订婚了。
父亲又披起那件整整穿了四个冬天的棉袄,那件棉袄灰色变成了白色,胳膊肘上露出了棉花……想到这里,我热泪盈眶。父亲是统帅,是主席,生活上却和平民有什么区别呢?
父亲在窑洞里住了十三年,习惯了它的冬暖夏凉。而这两间小坯房则不然,房间不多,屋子狭小,火辣辣的太阳毫不吝啬地把热量推进小屋,小屋就成了“蒸笼”、“烤箱”。
夜里熬通宵,白日里再“打通昼”,昼夜连着转起来,人就吃不消。精力旺盛的父亲有些疲倦了。警卫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凉爽的地方。但父亲还是很少去,不管多么热,他一直在这间小屋里坚持,实在睡不着就坐在那把藤椅上,摇起芭蕉扇,继续工作。
西柏坡,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在这个小山村里,父亲和他的战友,收获他们用生命与血汗播下的革命种子、用真理与智慧辛勤耕耘、结出全国人民大解放的累累硕果。蒋家王朝二十二年金陵春梦在谈笑中变成一枕黄粱。
西柏坡,一个平凡的小山村,再次碰击出耀眼夺目的火花。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迅速夺取全国的胜利并商讨胜利后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各地区、各野战军的精英们在西柏坡亲切地握手了,召开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
西柏坡,它像井冈山、瑞金、延安一样,是一座巍峨的革命里程碑。在我的心目中,井冈山是一杯酒,香醇却难以让人承受;瑞金是一杯咖啡,提神却苦口异常;延安是一杯茶,清淡而又芳香;西柏坡是一杯运动饮料,爽口又给人以力量。
今天的西柏坡,成了当家做主、自由幸福的中国人民的骄傲,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来,来到名扬天下的革命圣地。无数国内外的人看了这些中共中央的旧址内普通的农民住宅和简朴的陈设之后,心潮翻滚,甚至热泪盈眶。
繁星下的西柏坡渐渐地平静下来了。
曾几何时,我们埋怨过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现在才明白,我们好像都在时间的飞轮下丢失了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西柏坡之行使我终于明白了,一些东西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而我们却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快而忽略了这些东西。
19. 三个不平凡的三月
父亲曾经度过三个不平凡的三月。这三个三月,几乎是中国历史的三大步,蒋家王朝的三部亡魂曲。
蒋介石亲手关起了和平之门,粗暴地折断马歇尔手中那根本来就很脆弱的橄榄枝。胡宗南策划了一个重大的军事阴谋,集中兵力袭击延安。
我方在延安只有两万多人,仅是敌人的十分之一,敌我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于是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敌人的意图与兵力,和一九三四年十月围逼瑞金一样,企图迫使我军离开根据地。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近半;这次,蒋介石又想旧梦重温,把黄河当作湘江。
父亲和党中央从延安撤退,绝不是当年在国民党军队穷追猛打之下的“战略转移”,而是想把胡宗南几十万军队推上陕北这个大碾盘,利用陕北的天时、地利、人和,把胡宗南的军队慢慢地碾死在陕北,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
父亲忘不了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对他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更不想让淳朴、善良的陕北人民像当年的瑞金人民一样,遭到血腥的屠戮。父亲不能让悲剧重演。
敌人离延安越来越近了,枪炮声终日可闻。尽管大兵压境,人们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撤退工作。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谁也不愿丢掉祖祖辈辈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家园,但谁也没有因为离开家园而绝望。一位德国医生慨叹道:“我经历了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产生的混乱,延安的撤退是所有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秩序的。”
人们都已经撤退走了,敌人的魔爪已经伸到了延安城边上了。父亲仿佛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也看不出他有转移的意思,他照旧看他的文件,批他的电报,除了更加忙碌之外,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三月。
几十架飞机像苍蝇一般对延安轮番轰炸,父亲居住的王家坪被烟尘笼罩,炮弹在父亲的门前燃烧,弹片飞了一地。卫士们冲进父亲的窑洞,看见父亲依然聚精会神地查看地图。
“客人走了吗?”父亲看着地图问。
“谁,谁来了?”卫士被父亲问愣了。
“飞机呀,”父亲手中的笔朝天一指,“喧宾夺主,讨人嫌。”
父亲是幽默的。他的幽默不仅能引人大笑,更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如果父亲没有非凡的胆识,超人的见识,英明的卓识,他也不会成为敌人和战友都为之瞩目的中心。
我对父亲的胆识深感佩服。
那天是十八日,父亲在他的窑洞里一改往日的习惯,在嘈杂的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细嚼慢咽地进了一顿晚餐。凤凰山已经披上夜幕了,父亲用手摸摸留下的桌子,摸摸墙壁,摸摸镶着花格子的窑门,缓缓地从他的窑洞里走出来。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这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带领着两万多人的部队,经受了强敌、恶仗、饥饿、寒冷的严峻考验,推动陕北这个天然的大碾盘,把具有现代化装备的几十万军队碾入了尘埃之中。
淳朴、善良、勇敢、正直,面孔如黄土高原一般的陕北老百姓,用自己的热血与赤诚,终于把这一代共和国的开国精英从尘封的黄土沟里送了出去,送到了黄河边,向晋绥解放区进发,登上华北那更宽阔的历史舞台,他们伸手要扯下南京总统府飘扬了二十多年的青天白日旗。
在那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父亲来到了滚滚东去的黄河边。
就要告别养育自己十三个春秋的陕北的黄土地和热情的陕北人民了。是这里的小米饭滋养了他们的生命,是这里的黄土地孕育了他们的智慧。此时此地一别,何日再能相逢?舍不得黄土地的一草一木,热恋着黄土地的一山一水。
就要离开陕北了,父亲真有点舍不得。他向送别的乡亲们承诺,等全国解放了,他还会来,谢谢陕北的乡亲,谢谢陕北的人民。
父亲的大手又一次高高地举起,向前来送别的陕北父老乡亲们频频挥动。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告别。这一次告别点燃了解放全中国的引信,要让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一声巨响中烟消尘灭,把屠刀与铁链般的统治送进历史垃圾堆里。
三月,又是一年三月。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更是一个让人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这个三月,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要告别转战中的最后一个小山村,将进入那个北方的五朝古都,掀开历史新的篇章。
西柏坡,是一个迷人的小山村。滹沱河从村南静静地流过,村子景色清幽秀丽。
走进现在山村里的家庭,墙壁上张贴的几乎全是上天言好话的灶神爷,保佑发大财多发财的财神爷,给予平安赏赐幸福的观音菩萨。而这里却不是这些,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朱德的画像。
一九四九年的三月,父亲又将告别这里。
父亲是从来不起早的,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却打破了惯例,神色肃然地在院子中踱着步,若有所思。夜里,父亲不住地吸烟,他思考着攻进北京城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父亲把自己当作了进京赶考的学生,去答一张人民出的考题。父亲用深沉的语调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一个好成绩。”
一九四七年三月告别延安,一九四八年三月告别陕北,一九四九年三月告别西柏坡。连着三年的三月,都是父亲告别的季节。父亲离我们远去已经许多年了。又是这许许多多的三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父亲留给我无数个思念的三月。每年的三月,无论是春意盎然还是春寒料峭,对我来说,都是对父亲无限缅怀的三月。
20. “红军烈士显灵”的南泥湾纪念碑
一九四七年,进攻延安的胡宗南部队,刚占领作为延安南大门的南泥湾,就策划着要炸掉父亲亲笔题写的“三五九旅烈士纪念碑”。这一日,敌工兵掘土挖坑,埋好炸药,忙乎半天,准备次日天明点火爆炸。谁知,第二天起来一看:哪里还有纪念碑的影子!这座高大的纪念碑硬是在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敌人爆破不成,怒冲冲地四处搜寻查找,并派兵搜捕掘碑人。结果,纪念碑与掘碑人皆是全无踪影。敌人折腾几天,只得悻悻撤兵。谁知,敌人走后的第二天早晨,这块失踪多日的纪念碑竟完好无损地屹立原处。南泥湾人惊叹不已,说道:“红军烈士显灵了!”而这个护碑人,却是就此缄默,后虽经多方查询,仍是没有找出来。
陕北人烧炕,秸秆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漫于村子上空。斜阳西落,窄巷牛羊;农妇唤儿还,田夫引车归,俨然一幅王维笔下宁静恬然的村居图。
穿村而过,没用几分钟,便到了那片“陕北江南”。苞谷已经收过,大片整饬的田地阡陌纵横,被犁耙细细翻过的黄土踩上去绵软如沙。远处,几个小小的人影正吆喝着牲口往家赶。而在三五九旅进驻前,这里可是荆棘丛生、豺狼出没的荒野之地。他们为了解决衣食问题,开发这片朱总司令亲自踏勘出来的土地。士兵们到古刹捡破钟,到黄河堤防区捡敌人轰击边区的碎弹片,盘起红炉,打成镢头、铁锹、镰刀……他们白天开荒,夜宿树林,烧火取暖,挖野菜充饥,猎取野兽打牙祭……人均每天开荒三四亩,一年后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三年后向边区政府交了公粮。同时,还打了一千孔新窑,建起了六百间砖瓦房,解决了住宿问题,并响应中央的号召,和边区人民一起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文化封锁。当时,边区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父亲、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人都有自己的一块地,有一架脚踏纺纱车。周副主席纱纺得好,还参加了纺纱比赛;朱总司令则自制马尾牙刷,自己打草鞋。三五九旅则是大生产中的模范旅,那首歌唱他们业绩的民歌至今传唱。父亲在视察南泥湾时曾说:“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则算是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存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父亲曾送王震将军四个字:有创造性。有创造性的又岂止王震将军,整个革命军队,整个党,所有军民都创立了一个良好的自力更生的新局面。
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吃饭、住房问题,而且也使官兵进一步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真正和老百姓成为一家。
三五九旅的战士潘富连发现田里的秧苗被牛啃了,气呼呼地追上啃秧苗的牛,骂道:“拉回去,杀了当菜吃!”牛的主人贺老婆婆见状上前拦阻。潘富连惜苗心切,火气上来打了她几巴掌,然后一言不发,甩手走了。贺老婆婆气病了。第二天,教导营长带潘富连向她赔礼道歉了,请医生给她治疗。从此,三天两头有人给她请医、送药、送钱。三五九旅旅部专门为此开了干部大会,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决定以旅部名义,给贺老婆婆送牛一头,送衣一套,在村里戏台上公开赔礼。从此,贺老婆婆逢人就讲八路军好,叫人做了面锦旗,上绣“人民救星”,敲锣打鼓地赶到三五九旅旅部献旗。
其时,父亲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兵民是胜利之本”,提出“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政策,一九四一年五月作为法律条款颁布,并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定农历正月为“拥军优属”月和“拥政爱民”月。一九四三年十月总结“双拥”经验,一九四四年春节将一九四三年制定的公约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双拥”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了。那里,延安群众秧歌队经常演唱的一首《花鼓词》中这样唱道:
军民本是一家人,
根根叶叶心连心;
人说母子亲又亲,
这比母子还要亲十分。
军队是扛枪的老百姓,
老百姓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
打鬼子,斗顽敌,
军是利箭民作盾,
为保山河团结紧。
而一首陕北民歌《绣金匾》更是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一绣毛主席,领导的主义高;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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