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李鹏 著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电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6月
【内容简介】
《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详细记述了李鹏同志从1928年至1983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全书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李鹏回忆录（1928－1983）》内容丰富、翔实，感情真挚，语言质朴，从一个侧面为读者展现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波澜壮阔的历史，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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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忆父母相识相知往事 自曝原名李远芃12岁改名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李鹏同志讲述了父亲与母亲相识、相知的往事，以及父亲当年为自己取名“李远芃”的缘由：希望我“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近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这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精彩书摘：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亲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相貌端庄、温柔文雅，父亲坐在母亲身旁，身材修长，刚强坚毅。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纪念。
说起父母亲的相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党的干部，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等都曾在这里任教。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他们四人在西湖边的葛岭山上租了一套四间屋子的平房，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我父亲随身带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那里苦心阅读钻研。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钟复光后来嫁给了上海大学的一位教社会科学的教授施存统，他们的儿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1982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李鹏忆童年动荡生活 在重庆首次接触水力发电知识
“有一位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讲话，她就是我一直向往相见的邓颖超同志。看到我进来后，邓颖超停下来，走到我身边，很亲热地和我拥抱在一起。她直呼我的小名：‘兰兰，你都长这么高了。’”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李鹏同志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的动荡生活，在一次受伤后，被邓颖超同志由成都接往重庆养伤，并在那里首次接触到了水力发电的相关知识。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这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精彩书摘：
1939年春，我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学习。这一年，日本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促使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流，对重庆进行了疯狂的大轰炸，后来对成都也进行了轰炸。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来防范和抵御日寇的空袭，我们的学校在市中心，处于危险境地。胡颜立校长考虑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安全，立即决定暂时把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迁到成都附近的温江县去。
在5月中下旬的一天，日本战机又对成都进行了一轮轰炸，温江离成都很近，巨大的爆炸声惊动了我们每一个人。晚上入睡后，我的脑海里依然回荡着大轰炸的悲惨场景，就做起了噩梦，梦到日本战机又来轰炸了，爆炸声此起彼伏，大家都急急忙忙地起来疏散。这个时候，我也下意识地不停地在床上翻滚，一不小心，从上铺掉到了对面床的下铺上，后脑勺正好碰在对面床下铺的床沿上，碰了一个大口子，流血不止。同学们赶忙轻轻地把我抬到床上躺好，闻讯赶来的校医立即给我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治疗，这才止住了血。由于受到惊吓，而且头部受伤，有时感到阵阵眩晕，也就不能再上课了，老师让我卧床休息。
6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从成都西御西街传来的消息：家里来人了，你赶快回来吧。我明白“家里”是指什么，就是指党组织派人来了。我赶忙取了点妈妈留给我的钱，在街上买了两瓶酱油、一些当地名产，叫了一辆人力车，从温江出发，赶往成都。那时候我还不满11岁，在那样一个乱世年代，一个小孩子走这么远的路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这种动荡的生活我已经过惯了，毫不畏惧。
到了成都的家以后，我推开门进去，只见堂屋里坐满了人，有些人我认识，有些不认识。有一位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讲话，她就是我一直向往相见的邓颖超同志。看到我进来后，邓颖超停下来，走到我身边，很亲热地和我拥抱在一起。她直呼我的小名：“兰兰，你都长这么高了。”
我为什么会有一个像女孩名字的小名呢？这与我的三姨赵世兰有关。我的三姨终生未嫁，三姨和我母亲姐妹间志同道合、感情最深。母亲向她的姐姐承诺：我将来无论生男生女，为了永不忘怀我们姐妹之情，都取名“兰兰”。所以她的老战友如邓颖超、蔡畅对我都称“兰兰”。
散会后，邓颖超和我三姨赵世兰商量说：“现在大家都在忙于搞抗日救亡运动，兰兰受伤了，他在这里生活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君陶现在正在重庆第三保育院工作，我还是把他带到那里去养伤。”三姨听后也同意这样做。这样，我就跟随邓颖超由成都赶赴重庆。我们坐的是一辆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和现在的越野车差不多。她带着我经过内江，在那里住了一晚，次日抵达重庆。邓颖超先把我带到曾家岩周公馆。这个地方位于离嘉陵江边不远的一条街上，中间有几个公馆，也就是几个独立的小院，因为八路军办事处的机构设在重庆市郊的红岩，同党内外的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接触不太方便，所以周恩来决定在城里租了这么一个房子，称为周公馆。这所房子的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设立的据点，专门监视周公馆里面的活动。
因为周恩来已经到延安去了，所以邓妈妈就把我安置在她的房间里，和她一起吃，一起住。她还为我请了医生，给我做了检查，换了药，我的伤口也在逐渐愈合。过了一个星期，她对我说：你母亲已经到了重庆，现在阳翰笙同志家里。阳翰笙当时在重庆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是协助厅长郭沫若工作的主要助手，他们还有一个作家协会一类的组织，实际上他是重庆文化界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
阳翰笙和我母亲商量，是不是让我先到北碚去，那里是嘉陵江岸上的一个比较繁荣的区，在那附近有一处温泉，叫北温泉，是避暑胜地，著名教育家、革命老前辈吴玉章正在那里休养。
吴老在北温泉的住房，我在80年代初期又去看过，那是靠近江边用毛竹搭建起来的一座简单的小楼，共两层，下面一层是不能住人的，实际上就是一层。有几个房间，一间是吴老住的，包括他的卧室和书房；另外还有一间比较大的，就是他的亲属和陪伴他的随行工作人员住的，我就被安排在大房间里。吴老对我十分亲切，讲了一些他同我的五舅赵世炎和父亲李硕勋一起战斗的经历，还给我讲了一些在重庆和国民党作斗争的情况。在这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搞水电工程的。我和吴震寰住在一起，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水力发电的知识，我听起来很新鲜，也非常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水力发电，没想到后来竟成为我终生倾注的专业。
我在北温泉吴老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伤口愈合，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时候我母亲来到吴老家，商量我到哪里去读书。如果到我母亲工作的地方，就是第三保育院，当然是最好的，但那里当时还是初创时期，难童很多，她的工作量很大，我去了也不方便。最后，他们商定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去。
李鹏忆父亲李硕勋 20年后才看到父亲遗书
“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李硕勋）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给我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岁。”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李鹏同志讲述了父亲李硕勋投笔从戎参加革命，28岁英勇就义的事迹，展现了父亲忠贞不渝、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这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精彩书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李硕勋参加了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抗议活动，成为上海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后被推荐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1925年夏季，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成为中国革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6年夏季，北伐战争打响了。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节节胜利，占领了通往武汉的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并且攻克了武汉。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地区，中央派遣李硕勋和赵君陶夫妇也来到了武汉工作。随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李汉魂，副师长是叶挺（后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受党组织的派遣，李硕勋前往二十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他投笔从戎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党不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并且占领了南昌城。这是我们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打响的第一枪，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把南昌起义的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在南昌起义中，李硕勋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师长是周士第，归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领导。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担负后卫任务。这支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江西会昌同国民党部队打了场恶战，伤亡很大。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向广东汕头方向转移。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第二十五师转归朱德同志指挥。当部队转移到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时，国民党钱大钧的部队已追赶到大埔一线，朱德、李硕勋、周士第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在三河坝镇指挥部队，对钱大钧带领的大队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赢得了一定的时间。鉴于形势十分危急，朱德对李硕勋说：“我们现在需要请示党中央，决定今后部队的动向，你对上海很熟悉，所以决定由你去上海向中央请示。”这样，李硕勋就告别了部队，转道广东前往上海。后来，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第二十五师等部队的余部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红军胜利会师。
李硕勋到上海以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实际上是瞿秋白和周恩来，周恩来同时还担任中央军委书记。随后，李硕勋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先后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后又任浙江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春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期间，他积累了建立人民军队的丰富经验。大革命的失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工农红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在省委的领导下，将当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先后参与领导了红十四军和红十五军的组建工作。何昆（又名何坤）和李超时曾先后担任红十四军军长。这几支红军活动的地区地势平坦，没有可以隐蔽大批军事人员的地方，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很不容易。不幸的是，这几支红军终因势单力薄，在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斗中被打散，何昆和李超时等同志都英勇牺牲了。
根据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中央的一部分同志从上海等地转移到了苏区。我的父亲也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红七军是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以后建立的一支工农红军队伍。
我父亲原定的任务是尽快赶上红七军，把红七军带往江西苏区，以便集中红军的兵力，壮大中央苏区的力量，抵抗蒋介石对苏区的侵犯。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认为省委领导力量很单薄，向中央报告，希望派一位负责同志来广东主持工作。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改变了原定让李硕勋去红七军的决定，任命他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没有丝毫畏惧，以一名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坚贞品格和不屈意志，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给我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岁。
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带着我一直在香港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消息。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杳无音信，母亲心里非常不安，预感到父亲出了什么事，随即向广东省委报告了。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已布置全力营救父亲。母亲非常思念自己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跑到柯麟同志的家里，请他帮忙搜寻父亲的消息。柯麟同志是我父亲的战友，当时在香港做地下工作。其实，我父亲在入狱后就已感到凶多吉少，写下两封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把这两封信带到香港，转交到柯麟和他的夫人陈志英手中。柯麟夫妇大约在十天前就收到了书信，并得到李硕勋牺牲的消息。他们知道我的父母是那样的恩爱，不忍心将这个噩耗告诉我的母亲。在我母亲再三追问下，最后陈志英不得不将李硕勋牺牲的消息以及他留下的这两封遗书交到我母亲手里。
第一封信是写给陈志英的，信中说：“英姊：我本不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写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勋托 九·十四”。
第二封信就是我父亲写给母亲的遗书：“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 九·十四”。这封遗书表现了父亲对中国革命忠贞不渝和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概。他还嘱咐我母亲不要过分悲伤，“惟望善育吾儿”，当然就是指我了。
这封遗书，我母亲一直没有给我看，我只是从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那里听到过一些遗书的片段。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我父亲的好友、战友李一氓在《新观察》杂志发表了《革命先烈李硕勋》一文，详细叙述了他短暂的革命的一生，同时公布了这封遗书，我这才看到这封遗书的全文。在这期杂志上，还刊登了朱德、郭沫若、周士第等同志缅怀李硕勋烈士的题跋。
后来，我的母亲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在海口捉拿了共匪要犯李硕勋，现已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执行了枪决。我的母亲十分小心地收藏着父亲的遗书和这份报纸。直到1959年夏末，我妻子朱琳抱着大儿子小鹏随母亲一道，亲自将原件交给了正在为国庆十周年布展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使之成为缅怀先烈、教育人民的珍贵教材。
不久，母亲接到了中央的来电，指示我们先回上海，再商量以后怎么办。这时，我母亲已经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行动已不是很方便。她带着我从香港坐着轮船颠簸到了上海。到码头接我们的是阳翰笙，还有一位叫戚元德的女同志。当时戚元德在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互济会工作，任务是接济一些党内有困难的同志，比如说遇难同志的遗孀或是有危险的家属。多年以后，我在延安遇到了戚元德。她对我说：当年在上海码头上接到君陶，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挺着一个大肚子，手里领着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那就是你。我看到后感到十分的心酸和悲痛，两人互相拥抱大哭了一场。
这就是我父亲1927年离开上海，直到1931年在海口英勇就义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委和四川省委收集了大量我父亲的革命经历，而且编辑成册，教育后人，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了。
李鹏忆改名经历 蒋南翔：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
《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全书共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在书中，李鹏除了大篇幅回忆和妻子朱琳相识、相知并共同抚育小鹏、小琳和小勇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也记叙了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精彩书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决定将一批在重庆和南方局工作的同志转移到延安。这些同志包括一些在国统区的知名共产党员，他们的身份已经公开；还有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们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再有就是一些同志的家属。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大家都以为暂时去不了延安了。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终于在1941年1月下旬，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允许，可以出发到延安去。
……
我们这支队伍大约有100多人，领队是八路军高级参谋边章五。……我们行进的路线是从重庆出发，首先到达成都，然后北上，过剑门关，经广元，到达陕西省，经咸阳，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行走时间近1个月。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没有进入西安市区，接着北上，过了三原到了接近边区的一个县城，叫耀县。我们在耀县的一家旅店里安歇下来，准备次日出发，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再过一站我们就可以回到陕甘宁边区自己的家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吃饭的时候，李涛被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发现了。……边章五向当地国民党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释放李涛，但没有得到答复。这个时候，队伍的领导同志开了一个会，考虑到除了李涛之外，我们还有100多人，为了保证这些人的人身安全，决定先放弃营救李涛的工作，让大多数队员先离开这里，迅速回到延安，以防再发生变故。
后来，朱德以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又经周恩来在重庆营救交涉，大约两个月后，李涛被释放，回到延安。
这支队伍中还有几位我熟悉的同志。一位是蒋南翔，他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有一天，我们在住宿的地方聊天，蒋南翔对我说：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一般都要改一个名字，你现在的名字叫李远芃，远是李家的“远”字辈，“芃”这个字比较生僻。他建议我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我同意了。我说：那请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吧。他想了想说：那你就叫李鹏吧，“芃”改为大鹏的“鹏”，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希望你将来为革命、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就这样，我改叫李鹏了。
……
经过中部县以后，我们顺利到达了鄜县（今富县），这里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属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到非常高兴。翻过了劳山，我们在当天经过三十里铺、七里铺两个兵站，到达了延安，汽车开进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大门。
李鹏忆周恩来：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全书共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在书中，李鹏除了大篇幅回忆和妻子朱琳相识、相知并共同抚育小鹏、小琳和小勇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也记叙了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精彩书摘：
自然科学院位于延安城以南的杜甫川，我们住的窑洞地势较高，窑洞前面有一处平台，在平台上可以看到途经杜甫川到延安城以及杨家岭的大路。1943年7月的一天，同学们正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汽车轰鸣的声音，大家都跑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只见三辆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而过，这在延安还是少见的事情，因为延安是没有汽车来往的，人们出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驴、骑马。大家都认为这是周恩来回延安了。
1943年8月2日下午，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跑到杨家岭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孔窑洞和一间朝东的平房，整个院落在中央办公厅二楼斜对过。第一孔窑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宿的地方，同时也是邓颖超办公的地方；第二孔窑洞是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同时兼作会客和吃饭用；第三孔窑洞就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刘三源住的地方，他负责掌管机要文件。警卫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安排在朝东的那一间大的平房里。
我向窑洞走去，门外的哨兵都认识我，直接放我进去了。我径直走进第二孔窑洞，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在里面。他们看到我进来都很高兴。按照惯例，每次见面周恩来都问我：“你还驼背吗？”他叫我站起来，又朝我背上拍了一巴掌。邓颖超说：“兰兰又长大了，又长高了。”这时周恩来转身问我：“你们现在在自然科学院学得怎么样？”我答道：“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说：“那你讲一讲你学到些什么？”我回答说：“我们主要是学习毛主席整顿‘三风’的报告，主观主义是学风不正的主要问题。”接着他就问：“那什么是教条主义呀？”我答：“教条主义就是理论不联系实际。”接着他又问：“你们还学了什么？”我说：“我们还学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干部都要站稳立场，为工农兵服务。”他听了我的回答后点点头。我又继续讲：“我们还学习了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关系，感性知识是我们的第一认识，然后上升到理论，就是理性知识。”他听了点头称是。我又告诉他：“我们很关心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今年2月，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打了大胜仗，苏联从此转入战略反攻。我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自己绘制了一张地图，把苏军战略反攻的情况每天都标志在地图上，现在的问题是，英美盟国为什么迟迟还不开辟第二战场。”他听了以后脸上露出很高兴的样子。我觉得我讲得够多了，就停顿下来专注地听他讲。周恩来说：“从你今天讲的看来，你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你们在延安学习，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是多么幸福啊。你们的院长徐特立，徐老，他曾是毛主席的老师，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能在徐老的直接领导下学习生活也是很大的幸福，你要好好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说完这段话，邓颖超又对我讲了我母亲在国统区也就是在重庆工作的情况。她说：“你妈妈工作很出色，她主管的第三保育院是各保育院中管得最好的。她为我们党的政策宣传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身体很好，你不必过分地惦记她。”
晚上，中央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一个欢迎周恩来等同志返回延安的大会。吃过晚饭后，他们叫我一起去。中央在延安的所有领导同志，包括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以及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次欢迎大会。我坐在他们的后排。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主持。首先讲话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他说：恩来同志和他所领导的南方局这几年工作很有成绩，维护了统一战线，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作了坚决的斗争，他是我们的红色大使。任弼时讲完以后，李富春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简单介绍了在大后方重庆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他说：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就是毛泽东路线的历史，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道路就是我们党所走的道路。他讲完话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着，李富春宣布请林彪讲话。1943年初，林彪以朱总司令代表的名义去重庆见蒋介石，主要是谈八路军扩编的问题。原来八路军只有3个师，现在队伍已经壮大了很多，当时名义上我们还是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以林彪去见蒋介石。我们知道，当时林彪很有名气，因为他指挥了平型关战役，是一名抗日英雄，所以派他去，估计蒋介石不好拒绝。林彪到重庆以后，蒋介石见了他一次，敷衍了一阵，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他和周恩来等一起回到了延安。林彪上台看了看大家，说：我完全同意恩来同志刚才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大家都愣住了。接着他就说：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吧。当然在座的同志也都了解这个情况，于是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林彪就结束了讲话。接着，请邓颖超讲话。她介绍了在大后方，也就是国统区妇女运动开展的情况，谈了妇女运动对于推动抗日、反对分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几位领导同志讲完话，欢迎大会就结束了。
有两件事，周恩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周恩来家，那是他刚回来的时候，正在整理书籍。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我：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我说：没有，我没有拿。他看我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去周恩来家。他告诉我：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他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然后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他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于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鹏早年在哈尔滨工作：服特效药治蛔虫满眼冒金花
“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李鹏同志回忆了早年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时，与毛主席的一次对话，毛主席对当时在场的陈云说：“这个娃娃（李鹏）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近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这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精彩书摘：
东北工业部工矿处的所在地是日本三菱公司在哈尔滨分公司的原址。日本投降后，工业部接管了这座四层的楼房。工矿处的机构很简单，刘向三是处长，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还有几位副处长，我是陆续认识他们的。在我的记忆里，有张珍，以后担任过化工部副部长、五机部部长；还有程明陞，以后担任过水电部副部长。刘向三属下有一位秘书主任叫翟自强，这位同志以后到冶金系统工作，后来在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担任过党委书记和攀枝花市委书记，我在90年代还见过他。
1947年7月初，我去东北工业部工矿处见到了刘向三。他对我说：“已经请示了首道同志，准备派你到香坊区华英油坊担任协理，就是经理的助手，算是厂里的二把手。经理叫杨真，也是从延安来的一位同志。”刘向三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杨真同志写了一封信，大体上是：杨真同志，现在特派李鹏同志，中共党员，到你处担任协理兼支部书记。
我在哈尔滨油脂厂工作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东北工业部工矿处还管理着几个厂，如酒精厂、面粉厂、油漆厂等。这几个厂的厂长经常到工矿处开会，所以我们也彼此熟悉。
油脂厂经理叫杨真，是山西人，戴个眼镜，瘦瘦的，是延安的一位老干部，算是小知识分子吧。他专业能力很强，在延安担任过纺织厂的厂长，我们在延安用的粗布和粗呢子面料大部分都是他们厂生产的。他有一门特殊手艺，就是修理钟表，什么表坏了送到他手里都能修好，甚至用哈尔滨钟表市场的旧手表零件，他也能装配出手表来。杨真为人非常谦和、诚恳，在油脂厂有很高的声誉。我到油脂厂后，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和爱护我，放手让我去工作。
厂里有几位采购员，专门收购大豆和工厂设备所需要的零配件。我还记得有一个采购员姓姜，是烟台人，闯关东过来的。他在哈尔滨市面上混久了，对哈尔滨的商店都很熟悉，而且能够讲一点蹩脚的俄语，能和俄罗斯的商人进行简单的交流，是油脂厂很得力的一位职员。我和他还有过一段特别的交往。我从延安来，经过了长途行军，发现肚子里长了蛔虫，人很消瘦，有时候在马桶里也能发现蛔虫。我没请医生，找了几个偏方打虫子，比如有一种药叫使君子，还有南瓜子，都有一定效果，但效果不大。我就请教姜采购员，我说：“你对哈尔滨市面很熟悉，你知道有什么治蛔虫的偏方或者特效药吗？”他说：“我知道，但你不一定敢用。”他告诉我有一种东西叫山道年，有比较大的毒性，但打蛔虫很有效果。那时候我年轻，身体不错，胆子也大，我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吧。他果然买了回来给我。晚上临睡前，我用开水把它服下，之后满眼冒金花，但是没有感到肚子痛，比较平稳地睡了一晚上，第二天蛔虫果然打出来了。当时油脂厂的卫生设备不错，有抽水马桶。用山道年治疗后，我肚里的蛔虫基本上没有了，从此身体更加壮实，也不再消瘦了。
我担任协理兼党支部书记，主要不是抓业务工作，而是抓政治思想工作。我经常从职工中选拔一些积极分子，每周都给他们抽时间讲党课，讲共产党的历史、现行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党员的义务、责任，并且吸收了几位同志加入了党组织。
我在油脂厂工作碰到过一个技术难题。油脂厂用油压机榨油，在半熟的大豆和压盘之间有一个很结实的过滤垫，过滤垫布是用从日本进口的一种韧性比较高的纤维材料做成的，是油脂厂生产不可缺少的用品。但是战后的日本已经不生产这种产品了，眼看我们的存货快用光了。这时，杨真经理发挥了技术才能，他根据在延安时的生产经验，设计了一种混纺材料，并收购了若干马尾毛，用马尾毛掺和在羊毛中进行混纺，以增加布料的韧度。新的过滤垫布制造成功后，拿去做试验，还真能使豆油漏得过去，解决了这个难题。为此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纺织厂，专门生产这种马尾毛和羊毛混纺的专用垫布。
1996年建党75周年的时候，我到黑龙江考察，在哈尔滨市委有关负责同志的提议下，再次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哈尔滨油脂厂。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的记者为此还写了几篇报道。我没想到，当年办公的那座小楼依然很结实，我原来的办公室仍然是现任厂长的办公室，不过设备都已经改变了，摆放了现代化的办公桌、电脑、电视机等。二楼的接待室和过去的布置也差不多，还保留了那张毛主席像。看到这些东西，我回忆起在哈尔滨工作的岁月。
毛泽东称赞童年李鹏：这个娃娃了不起，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李鹏同志回忆了早年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时，与毛主席的一次对话，毛主席对当时在场的陈云说：“这个娃娃（李鹏）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近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这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精彩书摘：
1942年的秋季，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说：我们去吃饭吧。
根据中央的规定，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一种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第二种叫中灶，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第三种叫小灶，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讲：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又问道：你看小说吗？我说：看。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江青听说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过，她很感兴趣，问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是从工人运动搞起，在大革命时期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政权。蒋介石到上海后，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造成大批共产党人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惨案。我的五舅赵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义。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
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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