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回忆录(1928-1983)》

　　李鹏忆父亲李硕勋 20年后才看到父亲遗书

　　“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李硕勋）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给我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岁。”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李鹏同志讲述了父亲李硕勋投笔从戎参加革命，28岁英勇就义的事迹，展现了父亲忠贞不渝、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这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精彩书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李硕勋参加了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抗议活动，成为上海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后被推荐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1925年夏季，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成为中国革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6年夏季，北伐战争打响了。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节节胜利，占领了通往武汉的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并且攻克了武汉。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地区，中央派遣李硕勋和赵君陶夫妇也来到了武汉工作。随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李汉魂，副师长是叶挺（后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受党组织的派遣，李硕勋前往二十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他投笔从戎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党不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并且占领了南昌城。这是我们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打响的第一枪，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把南昌起义的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在南昌起义中，李硕勋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师长是周士第，归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领导。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担负后卫任务。这支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江西会昌同国民党部队打了场恶战，伤亡很大。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向广东汕头方向转移。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第二十五师转归朱德同志指挥。当部队转移到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时，国民党钱大钧的部队已追赶到大埔一线，朱德、李硕勋、周士第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在三河坝镇指挥部队，对钱大钧带领的大队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赢得了一定的时间。鉴于形势十分危急，朱德对李硕勋说：“我们现在需要请示党中央，决定今后部队的动向，你对上海很熟悉，所以决定由你去上海向中央请示。”这样，李硕勋就告别了部队，转道广东前往上海。后来，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第二十五师等部队的余部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红军胜利会师。

　　李硕勋到上海以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实际上是瞿秋白和周恩来，周恩来同时还担任中央军委书记。随后，李硕勋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先后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后又任浙江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春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期间，他积累了建立人民军队的丰富经验。大革命的失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工农红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在省委的领导下，将当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先后参与领导了红十四军和红十五军的组建工作。何昆（又名何坤）和李超时曾先后担任红十四军军长。这几支红军活动的地区地势平坦，没有可以隐蔽大批军事人员的地方，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很不容易。不幸的是，这几支红军终因势单力薄，在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斗中被打散，何昆和李超时等同志都英勇牺牲了。

　　根据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中央的一部分同志从上海等地转移到了苏区。我的父亲也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红七军是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以后建立的一支工农红军队伍。

　　我父亲原定的任务是尽快赶上红七军，把红七军带往江西苏区，以便集中红军的兵力，壮大中央苏区的力量，抵抗蒋介石对苏区的侵犯。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认为省委领导力量很单薄，向中央报告，希望派一位负责同志来广东主持工作。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改变了原定让李硕勋去红七军的决定，任命他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没有丝毫畏惧，以一名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坚贞品格和不屈意志，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给我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岁。

　　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带着我一直在香港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消息。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杳无音信，母亲心里非常不安，预感到父亲出了什么事，随即向广东省委报告了。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已布置全力营救父亲。母亲非常思念自己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跑到柯麟同志的家里，请他帮忙搜寻父亲的消息。柯麟同志是我父亲的战友，当时在香港做地下工作。其实，我父亲在入狱后就已感到凶多吉少，写下两封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把这两封信带到香港，转交到柯麟和他的夫人陈志英手中。柯麟夫妇大约在十天前就收到了书信，并得到李硕勋牺牲的消息。他们知道我的父母是那样的恩爱，不忍心将这个噩耗告诉我的母亲。在我母亲再三追问下，最后陈志英不得不将李硕勋牺牲的消息以及他留下的这两封遗书交到我母亲手里。

　　第一封信是写给陈志英的，信中说：“英姊：我本不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写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勋托 九·十四”。

　　第二封信就是我父亲写给母亲的遗书：“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　九·十四”。这封遗书表现了父亲对中国革命忠贞不渝和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概。他还嘱咐我母亲不要过分悲伤，“惟望善育吾儿”，当然就是指我了。

　　这封遗书，我母亲一直没有给我看，我只是从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那里听到过一些遗书的片段。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我父亲的好友、战友李一氓在《新观察》杂志发表了《革命先烈李硕勋》一文，详细叙述了他短暂的革命的一生，同时公布了这封遗书，我这才看到这封遗书的全文。在这期杂志上，还刊登了朱德、郭沫若、周士第等同志缅怀李硕勋烈士的题跋。

　　后来，我的母亲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在海口捉拿了共匪要犯李硕勋，现已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执行了枪决。我的母亲十分小心地收藏着父亲的遗书和这份报纸。直到1959年夏末，我妻子朱琳抱着大儿子小鹏随母亲一道，亲自将原件交给了正在为国庆十周年布展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使之成为缅怀先烈、教育人民的珍贵教材。

　　不久，母亲接到了中央的来电，指示我们先回上海，再商量以后怎么办。这时，我母亲已经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行动已不是很方便。她带着我从香港坐着轮船颠簸到了上海。到码头接我们的是阳翰笙，还有一位叫戚元德的女同志。当时戚元德在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互济会工作，任务是接济一些党内有困难的同志，比如说遇难同志的遗孀或是有危险的家属。多年以后，我在延安遇到了戚元德。她对我说：当年在上海码头上接到君陶，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挺着一个大肚子，手里领着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那就是你。我看到后感到十分的心酸和悲痛，两人互相拥抱大哭了一场。

　　这就是我父亲1927年离开上海，直到1931年在海口英勇就义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委和四川省委收集了大量我父亲的革命经历，而且编辑成册，教育后人，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