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图书
【基本信息】
作者：张维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月
【内容简介】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本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震撼》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等著作。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
【学者推荐】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为教授把自己走访过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事实拿来和中国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张教授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维为教授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提出了“文明型国家”概念，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实，已经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
《中国震撼》之所以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在于它引导人们去思考，每一个文明国家、人类每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不仅走向现代的路径不会相同，而且，现代性应有的内涵，也不可能相同。文明是历史的产物，人也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性也好，现代化路径也好，归根结底，都必须是文明国家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都必须是文明国家最大多数人民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第二章 中国的1+1大于2
一、“准发达国家”板块
二、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
三、“新兴经济体”板块
四、为什么中国的1+1大于2？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一、迷信西方话语的代价
二、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四、“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五、日内瓦激辩人权
六、言论自由与井底之蛙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二、印度为什么落后于中国？
三、印度民主综合症：“散、软、短、泛、粹”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一、二十年前的东欧
二、东欧今天怎么样？
三、重返匈牙利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一、三大困境
二、民主品质为何不佳？
三、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结语 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章节试读：
引 言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西方先是预测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非典”爆发，又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有人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有人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但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仍心存疑虑；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不朝着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其实，只要稍有一点国际视野的人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令那些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望尘莫及，西方国家本身也因此而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这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给美国带来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
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担心外界的恐惧，不太愿意使用“崛起”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迅速发展，但外界却偏偏喜欢使用这个词。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于2009年末，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现：“中国崛起”竟是全球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度超过美国的“9·11”和伊拉克战争。虽然这个机构检索的主要是英文文献，不一定能全面反映整个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但作为当今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英文检索也许恰好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特别关注。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 1979年以来，中国的 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还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三十年中，已有8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9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
十年前，美国媒体还在指责中国银行系统坏账太多，而到了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个都是中国的银行。五年前，八国集团每年开经济年会还能引来世界关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一年前，西方学者还在预测金融海啸将导致中国大乱，但结果中国却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有意思的是，虽然外界大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不少人则心存疑虑，一些人甚至一听到谈中国崛起，就有抵触情绪。 2008年底，我赴印度讲学，回国后在报上和网上发表题为“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的文章，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为什么要和印度比？为什么不和东欧比？我回答：我不久前访问过华沙、布达佩斯，我感觉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十年。他又问：和华沙、布达佩斯比算什么？为什么不和纽约比？把中国大城市和纽约比，三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本人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比较文章。2008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之后途经上海返回纽约，他有感而发，写了篇很有影响的评论，题为“中美这七年”，刊登在当年9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写道：
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差异已经开始显现。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
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轨道，眨眼工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他接着说：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我再次重申，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而是通过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得来的。
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
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弗里德曼可能对小布什太失望了，所以对小布什误导下的美国把这么多生命、资金和时间都浪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挫折感。毕竟在不少方面，中国大城市仍不如纽约。以上海为例，至少在金融业、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上海与纽约还有距离，但在许多方面，上海确实走到纽约前面了，甚至远远地走在纽约前面了。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摩天大楼、商业繁华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纽约好。在“软件”方面，上海的社会治安、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重要指标也好于纽约，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数也高于纽约市民。
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的大城市确实很亮丽，但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因为发达国家历史上都经历过城乡差距扩大的棘手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农村的现状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农村这些年发展亦很快，我们农村的总体水平明显地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下一章中再谈。
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中国腐败情况确实比较严重，这是又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腐败迅速滋生的时候。19世纪的英国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经济主要掌控在史学家称之为“强盗式贵族”（robber barons）的手中；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发家史；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在其名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中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至今拥有枪支的传统就始于那个时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特点也是大规模的官商勾结，今天日本许多大公司当年都是廉价卖给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者的。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一个观点：“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往往也是腐败上升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国崛起的阵痛，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腐败问题。美国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败”问题，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令人发指，祸害全世界。总之，反腐败是个长期过程，最终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等，才能从源头上和制度上决定性地减少腐败。
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
中国环境污染得这么厉害，能算崛起么？环境保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们不要太悲观。历史上，欧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国还要严重，伦敦在1952年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欧洲的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连游泳都不行。但后来欧洲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治理，还是走到了世界环保的前列。中国只要下决心治理，可以后来居上。其实，西方现在也开始发现中国模式在环保领域内的优势：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是一旦认清了目标，其行动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短短几年间，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45，甚至0.47，这能算崛起么？中国贫富差距确实比过去要扩大了很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棘手问题，因为除了贫富差距本身扩大外，我们国家还有很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所以这个问题要处理好，否则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遭遇挫折。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贫富差距的问题。比方说，人们经常引用的基尼系数，它只计算名义收入上的差别，而不计算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事实上所拥有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土地改革，所以穷人的处境比中国要悲惨得多。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相对差距，也就是说，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多了，而高收入者的财富增加得更快，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化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二十年里，世界上70%的贫困人口是在中国脱贫的。
我自己曾多次说过一个观点：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在那些国家，你会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房价那么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这能算国家崛起吗？但了解一点世界房产情况的人就知道：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更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种水平。电视连续剧《蜗居》引来无数国人对房价高涨的感叹，其中女主人公有句台词：“咱俩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没人敢说。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36%，35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展示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飞快速度。不过，某些国际惯例恐怕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比方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同时，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赁和购房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能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启动某种形式的“全民最低保障住宅制度”（如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要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全面实现现代化确实不容易。但是总体来看，过去三十年内，中国在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不愿意说自己崛起，结果却赫然崛起；中国讲韬光养晦，结果却有不少作为；中国说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实际上今天世界到处都可以兑换人民币；中国总是说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相信这个话的外国人似乎在不断减少；中国人不太愿意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中国人谋长远，沉得住气，谦虚谨慎，以静制动，但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的崛起还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震撼。
二、这个崛起不寻常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以欧美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后期为例，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48年整个欧洲几乎都爆发了革命和动乱。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已经把非洲瓜分完毕，其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在非洲以外，1853年爆发了英国、法国、土耳其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侵占印度支那，并于1865年实现了对印度支那的控制。1860年英国与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北京，掠夺和烧毁了圆明园。同年，法国还进军叙利亚，并在拉美干预墨西哥内政，扶植起了一个亲法的皇帝（1861—1867）。这段时间意大利也经历了血与火的国家统一（1859—1870）。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遭血腥镇压。普法战争（1868—1871）后，随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覆灭，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1846—1847年的美国与墨西哥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大片土地和丰富资源。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阵亡的军人达63万，占交战双方军人的30%—40%。美国南北战争也有英国的影子，因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美国南方农业是英国工业原料的供应地。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南北战争实际上也是美国力求摆脱对英国依赖的一场国内战争。南北战争后的1867年，美国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杀戮。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驱赶印第安人，建立所谓印第安人定居点，美国人开始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草原。到1883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的15年，上千万的印第安人已被杀戮，美国无偿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华人的命运也非常凄凉。1870年时，华人曾占到爱达荷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帮助美国修建了东西铁路，但和黑人一样，他们没有土地和自由。牛仔的自由只属于男性白人，其中多数是欧洲来的穷人。
今天国内一些学者讨论西方崛起，不愿意提及这些西方自己都不再否认的历史，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人都知道什么叫“第一桶金”，并且了解了“第一桶金”对于财富积累的重大意义。西方崛起的“第一桶金”无疑是血和火带来的。我们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甚至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中国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也都曾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 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万人，少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 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进行掠夺，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全球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了这样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
三、从中国超越日本说起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西方媒体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评论。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转移。美国《纽约时报》将这一超越称为中国国力增强的“里程碑”，“尽管早就被预测到了，但这仍然有力地证明，中国的确处于优势地位，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人们期待已久的事情成了现实，而这一发展趋势尚未结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现在也大都预测，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则显得低调，大都强调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均 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的含金量不高。持这种观点的人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秉承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精神的人，他们更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担心 GDP拔高了会导致国家承担过重的国际责任。而另一类则属于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发展的人，他们不仅认为中国GDP超过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认为1840年的时候中国GDP也是世界第一，不还是照样挨打。
其实谦虚谨慎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关键是要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对中国今天真正的经济规模要心中有数。如果韬光养晦意味着随意贬低自己，最后弄得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险的。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模式成功的人就经常利用这一点来误导民众，唱衰中国，造成了部分国人中大国小民心态的蔓延。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应该把中国崛起的真相如实地告诉百姓。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整体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遇到的所有问题，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都遇到过，最终也都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样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共识，确立一种自信自尊自强的韬光养晦，而非精神萎靡不振的韬光养晦，这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为中国走向更大的辉煌开辟新的前景。
至于中国人均 GDP等有关的统计和排名，我想只要引入两个因素，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第一个因素是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 PPP），而不是官方汇率来进行计算。打个比方，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 10倍。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同样准备一顿饭，日本餐馆创造的GDP就比中国餐馆大10倍，以此类推，误差自然越来越大。一般认为，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结果更靠谱，所以国际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个方法来进行跨国比较，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所作的研究。他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在 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9年超过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12个老牌工业国经济总和，并可能在 2015年超过美国（见2009年 8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关于购买力平价，我在下一章中还要细谈。
其实，无论你是否采用购买力平价，美国中央情报局历来都是以购买力平价来预测中国的实力的。美国人今天谈论 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要把中国“捧死”，而是大势所趋，他们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它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当然中国不愿意与美国一起去当世界警察，这样做只会四处树敌，也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事风格。
第二个因素是把中国人的房产算进去。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们也许可以采用家庭净资产来进行一些比较，因为家庭净资产比人均GDP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老百姓的真实家底。所谓家庭净资产指的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即房产、储蓄、股票等减去所有债务之后的家庭资产。我手头没有日本的数据，只有比日本更发达的美国的数据。2010年3月23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在一篇题为“评估你的中产地位”的文章中，把典型的美国家庭净资产界定为8.4万美元（the typical household has a net worth of 84 000 dollars），并认为这是金融危机导致房产和股票缩水的结果。根据2010年3月美联储发表的统计，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家庭的总资产平均缩水 25%，跌到了2004年的水平。这一年，美国家庭中位（median）净资产为9.3万美元。按照1美元等于6.7元人民币的汇率来折算，那么8.4万美元约等于56万人民币；9.3万美元约等于62万元人民币。即使在最高的2007年，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为 15万美元左右，约为100万人民币，而中国现在家庭中位净资产达到56万和62万的有多少？达到100万元的有多少？我没有这方面的权威数据，但我估计中国家庭净资产为56万到 62万的总有数千万户，也许上亿。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但这也埋下了今天金融海啸的祸根。这对我们亦有启示：我们不应该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我想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至于1840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却还挨打，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传统大国，而英国已具备“现代国家”的形态，这使英国具有当时中国尚不具备的现代生产力、民族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假设在1840年的时候，中国哪怕有一个省能够接近当时的“现代国家”的水平。比方说，广东省先发展起来了，并接近了英国当时的工业和贸易水平，那么整个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这意味着至少你的这个省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政府能力、工业能力、外贸能力、防御能力、涉外交涉能力等，这一切足以阻吓当时的英国。今天中国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若论国防实力，早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一举全歼了“皇家苏格兰团”等英国最精锐的部队。这里还要补充一点。谈论中日比较，我们一定要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完成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今天和平崛起的意义。当年中国在现代化的起点上落后了一步，中国便丧失了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最后落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地步。日本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成功后，立刻加入了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行列，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后，日本勒索赔款达2.3亿两白银。2.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这些中国的巨额赔偿投资教育、开办工厂、建设城市、扩军备战，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地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榨取了中国人多少血汗、资金、资源？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真是罄竹难书呀！相比之下，随着外敌入侵，白银外流，国库空空，中国走向了衰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又被迫支付战争赔款 4.5 亿两白银，中国从此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综观中国近代史，甲午战争之前和“九一八事变”之前，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力呈上升态势的时期，但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突然夭折，经济倒退数十年，无数生灵涂炭。中国最后是从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走和平崛起之路，一步一步地赶了上来，并终于在现代经济和现代国防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经济规模上对日本的真正超越。2010年9月24日，日本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释放其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实力此长彼消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
四、GDP悖论
中国人有GDP情结，但又老是被GDP困扰，所以我们需要花点篇幅再谈谈这个问题。中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说中国崛起了，就说中国经济的总量和综合实力已达世界第二；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用按官方汇率折算出来的人均GDP, 那么中国还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低于阿尔巴尼亚云云。不过我五年前去过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港口城市杜拉斯，其繁华程度不如中国沿海地区的任何一个地级市。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在人均GDP问题上应该给国人一个实事求是的解释。
让我先回忆一段与 GDP有关的经历。2008年4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讲学。在拉各斯的旅馆里碰到一位刚访问了赤道几内亚的中国商人，我们聊了起来。我问他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比较，哪个国家更好一些？“那当然是尼日利亚。”他很肯定地告诉我。我说：“怎么可能呢？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可是2万美元，而尼日利亚才2千美元。”他告诉我，“拉各斯不管多么破破烂烂，但至少有自来水，可赤道几内亚首都大部分地区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排水系统。最可怕的是疟疾，在赤道几内亚常驻的中国人，包括历任中国大使在内，没有不得疟疾的。”他接着跟我描述患非洲疟疾的恐怖：“高烧，浑身痛，脑袋像要爆炸，人都恍惚了，真想撞墙寻死。”以我自己的观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至少落后三十年。如果这位中国商人所述属实，我可以想像赤道几内亚的落后程度，但北京2009年的人均GDP才1万美元，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已是北京的两倍。
如何解释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其实原因并不复杂：1970年代中期，赤道几内亚突然发现了石油，但这些资源都控制在总统及其几个亲属的手中，接着外国公司来那里投资开发石油，所以这个贫穷的小国就突然有了人均GDP2万美元的虚名。靠资源“一夜暴富”，但这种“富裕”没有给人民带来自来水，没有带来污水排水系统，没有带来就业和中产阶级，其国家的财富完全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人均GDP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打个比方：假设北京市现在人均GDP最高的区是朝阳区，最低的是延庆县，但某日延庆县突然发现了大金矿，之后又有大公司来投资，而延庆县的人口又比较少，其人均GDP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超过北京的朝阳区。所以当我们考察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时，一定要考虑多种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寿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点的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因为它包括了一些社会指数，但这个指数也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其中的人均GDP比重过高；未考虑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住房是中国人最大的资产所在，所以用它来衡量中国也欠准确。
2009年夏天，我曾在日内瓦参加过一次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办公室（HDRO）召开的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编撰方法提出了批评。俄罗斯代表认为报告使用的数据必须更加公正，编写报告的过程应该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认为现在的国家排名方法不科学。他认为应该按照可比程度把国家进行分类后，再来进行比较，比方说，资源稀少的穷国和资源富裕的富国放在一起比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伊朗代表认为应该设计出一种指标，把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燃料危机等，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损害也融入发展指标体系。中国代表则认为应该“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争议的指数和计算方法，重视吸收借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丰富的发展知识和成功经验，更好地反映人类面临的各种发展挑战”。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的负责人最后也承认，这个指数系统确实存有争议，只能通过大家的努力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完善。换言之，即使对于国际组织的指标体系，我们也要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加以检验，并慎重地使用。在指标体系上，中国学者应该作出自己原创性的贡献。
此外，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计算GDP的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另外一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们现在的统计还是沿用第一种方法，而我个人一直认为购买力平价法才能相对准确一些，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官方汇率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用购买力平价法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状况。我前面已经举了在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倍的例子。我还可以拿欧洲的理发价格来作一个比较。欧洲一个男孩子简单理个发需花20欧元，在中国一线大城市，这样理个发大约20元。2009年初欧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是1欧元等于10元人民币，那么欧洲男孩子理发需人民币200元，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来计算，欧洲男孩子理发这一项活动所创造的GDP就是中国的10倍，所以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容易造成对各国实际经济规模的严重误读。
鉴于这个情况，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GDP，也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来计算出一个国家货币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然后在实际购买力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纠正汇率计算方法可能带来的扭曲。当然即使采用购买力平价，也不一定能保证准确地比较，比方说，所选的一揽子商品的质量差异就不容易比较。但总体上，购买力平价相对于官方汇率，似乎更为准确。也许中国以后可以同时公布用官方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GDP，这样有利于国人和外界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
我个人并不介意在某些场合继续使用官方汇率计算法，它也许有助于我们保持那份谦虚向上的精神。中国人习惯了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所以中国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对于自己的真实实力一定要有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既不夸张，也不缩小，从而给国人和外界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介绍。况且采用购买力平价有利于纠正现在统计中的一些偏差，从而避免中国自己的决策失误。比方说，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中国的外贸占GDP的比重达60%—70%。这个数据显然夸大了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事实，但我个人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和美元计算的，而中国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的比例自然被放大了许多。
采用购买力平价也有利于防止外国势力误判中国，有利于避免地缘政治危机。安格斯·麦迪森就谈过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当年误判了中国的实力，这可能导致了他后来与中国在香港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冲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称“英国的GDP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中国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合计”，而根据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计算，当时英国的GDP大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GDP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总和的6.5倍。
我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更为实事求是的购买力平价法将是国际统计界的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勇气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标体系，超越西方指标体系影响下产生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各种指数。我们要真正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地开发更为客观准确的指标体系，并从标准上来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比较。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如果要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融入两个因素，现在的许多评估和排名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二是房产。中国人房产一般占家庭净资产的60%左右，任何一种涉及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如果不能反映这个事实，就无法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我们比较瑞士和上海，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上海为75%，相当多市民拥有的房产还不止一套。尽管瑞士名义GDP比上海高5倍，但吃饭和理发比上海贵10倍，住房自有率只有上海的一半，所以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明显高于瑞士的平均水平。
还有一项硬指标，那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都达到了80岁，超过纽约。根据我的观察，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的，一定是发达国家水准，全世界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要努力建立一套实事求是的指标体系，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状况，这将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
如果说GDP更多地反映了量的变化，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出现的许多质的变化。韩国《中央日报》2010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华为’现象”，对中国发展从量变到质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去年年底，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出一条让西方IT行业震惊的消息。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获得瑞典的第四代通讯网建设项目。以拥有世界最高通信技术水平自居的爱立信公司便位于瑞典。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公司击败全球技术水平第一的公司？业界自然会对此感到惊讶。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华为具备了不逊于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这一切才成为可能。中国还由此产生“华为现象”一词。不仅仅是IT，电动汽车业的比亚迪、去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脐带血库企业集团、太阳能产业的领头羊无锡尚德等正成长为世界级技术企业。去年开通的武广高速铁路中也出现“华为现象”。武广高铁平均时速达350公里，超过德、日、法等发达国家。透过高铁，我们似乎看到中国的技术开发速度。“不过十年时间，怎么能……”业界既感叹又称赞。中国的超级跃升是有秘诀的。中国并不是单纯地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而是一下跨过技术开发过程的三四个阶段，一跃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飞跃。以市场换技术，再把尖端技术移植到中国企业。专家认为，中国在汽车、造船、钢铁、航空等大型产业实现了飞跃。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是国家领导力。过去十多年，研发投资年增长率达20%左右。此外政府还直接参与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工作。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正是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进行技术研发，才制造出“瑞典冲击”。在中国各个行业，都活跃着一个又一个“华为”。尽管如此，韩国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假冒伪劣国家”。只有改变对中国的认识，才能懂得真实的中国。
应该说这种量和质的共同进步才是中国震撼世界的力量所在。
五、迈向第一
安格斯·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对世界经济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跨长度的比较研究，并得出了不少令人回味的结论。他认为早在 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就已超过日本；到2009年又超过了西欧 12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总和（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到2015年将超过美国；到2030年，将是美国的1.13倍。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安格斯·麦迪森的这个评估正好验证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的预测。
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2010年报告也预测，中国最早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高盛公司2003年曾预测，中国 GDP会在2041年之前与美国相当。然而，五年后的2008年，高盛公司又作了类似的预测，但把时间表提前到了2027年。对中国超越美国预测最乐观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他于2010年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预测：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40年，中国GDP将达1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 40%，为全球第一，远超只占14%的美国。福格尔预测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8.5万美元，为欧盟的两倍多，也超过日本，但仍不及美国。福格尔说，“这是二三十年后的前景，但它正以超过我们想像的速度来临。”为什么福格尔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呢？他的理由是做预测不仅要考虑量变，还要考虑质变。他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每个工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农业劳动者的5倍，这意味着从农村每转移出一个劳动力，就会创造出5倍的生产率。”现在还难以判断福格尔的预测是否靠得住，但他在1999年曾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比当时所有经济学家都乐观，尽管1998年中国汽车的年产量才50万辆。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国到了2009年已经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当年销售了1350万辆汽车。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2010年8月也预计到2015年，美国GDP将占全球的18.3%，而中国将占16.9%。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最迟在2018年超过美国。她的计算中预设了中美双方大致保持现在的增长率，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年升值5%，那么中国GDP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并在2021年超过美国一倍多。中国经济学家王建也指出：中国的工业净产值在2009年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历史上看，美国工业规模在1892年超过英国之后的二十年，美国便实现了对英国的全面超越。他预言中国股市在2020年将是美国的4倍。即使按照官方汇率，多数西方学者今天也认为中国经济大概在2030年左右可以超越美国。
由此看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安格斯·麦迪森还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是不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话，就显得很不专业。我自己亦认为：过去承认中国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承认中国的巨大进步也是实事求是。其实，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已经登上了，或者退一步说，已经被推上了世界“老二”的位子。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后我们还可能被推上“老大”的位置，我们当然应该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要因为外国人的乐观预测而得意忘形，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迅速发展而忘乎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很尖锐，但我们也应该做一些未雨绸缪的长线思考。如果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那时候中国应该怎样在世界上行事，应该如何影响世界未来的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与其老在那里谦虚推让，还不如早早做好软、硬实力上的准备。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的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它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多。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 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持后一种观点。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而我则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样做的话，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前 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这对世界是好事。当然，如果 有国家硬要把对抗强加给中国，那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叫作“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 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民族国家”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 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也是欧洲近代无数战争的主要根源。18—19 世纪期间，民族主义在欧洲兴 起，“民族国家”也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 了税收和军队，形成了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并屡屡击败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当时德国还是一盘散沙的300多个小国）。当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并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1894—1895 年甲午战争中击败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中 国。19世纪的时候，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英国 和日本当时都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也具备了当时中 国还不具备的国家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受到这种“民族国家”体制的刺激，中国从20世纪初亦开始了自己“民族国家”建设的艰难 历程。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已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 词：“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 尽管西方的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处，但为了叙述方便，我这里还是姑且用之。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95% 以上的 人口生活在农村。当时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宗族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知书达理的乡绅可以独立地处理村里的、家族间的各种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 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技术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较多 地依赖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来实行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封闭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央政府没有西方“民族国家”那种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甚至也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到了清朝后期，中国传统国家体制显然已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带来的挑 战，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维系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相对完整的国家形态至少 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但西方学者采用“文明国家”这个 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所面临的 种种困难。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是中国建设现 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文明国家”的原因，中国 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 “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美国思想史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就是持这种观点。西方主流学者一般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如用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由“天下”变为“国 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更是把现 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国人建设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悲壮的，是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从清王朝覆灭到走向共和，从五四运动到军阀混战，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经历了数 千万人的牺牲，终于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随后又经历了诸多波澜曲折的变革，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确 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并开始迈向世界第一。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的观点颇有见地。他认 为从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他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结构的精英人士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 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 的就是司法、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技术支 持。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 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 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 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 般国家不一样，我们“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 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 得到了更好发挥。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名字叫《当中国统治世界》(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但与其他学者不一样，他在书中对中国“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 正面的阐述，应该说他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我们 肯定。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 但中国是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 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 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他在书中也引用了我关于中国模 式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他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所裨益，也启发了我对“文明型国家”的部分论述。但是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两种特性之间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断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 体系，以及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导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学者那种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依我之见，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 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我 还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 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 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同时又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 是今天的中国。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1.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我们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400万左右，所以中国的人口约等于 100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人口规模也是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 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印度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这么长 久的人口整合过程，其庞大的人口远远没有中国人这种高度的文化同 质性（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远远没有中华民族这种凝聚力。印度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外来的英 语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人还不到印度 总人口的10%。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财富。这么巨大的人口都 生活在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现代国家载体内，他们既受到传统文明的熏陶，又接受过现代教育，所以产生的规模效应世界上无人可比。中 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 + 创新 + 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 + 影响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旅游、手机、互联网、高速铁路等行业 的迅速发展，都体现了这种规模效应。许多境外企业投资中国都有一 个口号，只要能在中国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由于人口效应，中国只要改变自己，往往就能改变世界。比方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已经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整个世界汽车工业开始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也是世界第一，随之而来的就是世界建筑设计业出现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 这个趋势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开始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 航空、影视、体育、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
2. 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百国之和”而形成的。虽然俄罗斯和加拿大国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但它们从未经历过“文明型国家”意义上的那种整合历程。前苏联曾尝试创造过“苏维埃民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为乌有，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各个 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转了亲西方势力主导的所谓 “民主化”，俄罗斯还会不断地解体下去。
我们一些人比较羡慕小国寡民的生活，实际上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小国有小国的困难。小国经不起风浪，而大国遇到风浪，东方不亮西方亮，回旋余地大得多。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曾对我说，新加坡现在虽然比较发达，但新加坡总是如履薄冰，因为任何一场大的危机，比方说像“9·11”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就可能使整个新加 坡毁于一旦。智利是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2010年一场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块，整个经济可能两年内都喘不过气，而中国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这么大的天灾，整个国家经济纹丝不动。
辽阔的疆土也使中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强势政府的传统和现代国家的体制建设，使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防能力，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问题。由于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内进行战略布局，我们今天可以实现西气东输、高铁“四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实现资源的优势支配。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产业升级 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外国，而中国在自己内部就可以进行大规模 的产业梯度转移。一般制造业可以从发达板块转移到新兴板块，但仍 然留在中国，这就延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周期。我们的经济在发展 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各级地方政府所发挥的 巨大作用、县际竞争与合作等特点都与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个事实有关。
“文明型国家”所形成的地缘优势也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 企及的地缘辐射力。中国过去三十年推动了沿边开发的战略，现在 又与东盟建立了 10+1 自由贸易区，建立了中亚地区的上海合作组 织，并推动中、日、韩之间的经济整合。中国已成为整个东亚经济 发展的最大引擎，并通过东亚推动世界的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带 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中国这种地缘优势是日本这样缺少地缘优 势的经济大国所难以比拟的。
3. 超悠久的历史传统
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传统。我们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 育、艺术、音乐、戏剧、文学、建筑、军事、体育、医学、饮食等领 域内都有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东西。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内源性、 原创性和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资源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益匪浅。我们今天讲的“与时俱进”观念，源于数千年前《周易》中的“与时偕行”。我们今天使用的“和谐社会”概念源于《周易》里的“太和”概念。我们先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被用来引导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展现的是中国人“敢为天下先”的那种闯 劲：船在河里航行可能不稳，因为有暗流，但到了桥头附近，水流一般会起变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桥洞就可以穿过了。这些都是数千年 文明智慧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人实践理性的哲学传承。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也是中国思想独立性和文明内源 性的体现，这很像中医，西医能解释也好，不能解释也好，中国人信这个东西，因为它管用。如果西医不能解释中医治病的效果，就像西 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模式的成功，这总体上不是中医不科学或者中国 模式不科学的问题，而是西医和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释中 医效果和中国模式效果的水平。我们要做的不是削足适履，诋毁中医或中国模式以适应西方的理论，而是应该以中国人的成功实践为出发点，去修正西方的理论，去形成自己的理论。同样，中医的实践也表明，一旦中医与西医较好地结合起来，其治疗效果往往好于单靠中医或西医，就像中国模式已经融入了大量的 西方元素，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华文明长于综合创新的特点。我们愿意 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我们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一个次生文明。日本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 的时候也能保持自己的许多历史传承，更何况中国呢？
4. 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 资源。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这是一种“百国之和”的文化荟萃。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中国文化中， 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 以融多样为一体。中国光是方言就有上万种，北京人、广东人、上海 人在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上的差异不亚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 人之间的差异，还有 56 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以在中 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也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只有一个文化资 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老子热、诵经 热、书画热、茶道热、旧宅热、文物热、中医热、养生热等，都体 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兴。过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 不但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文化 自觉。这是一种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自觉，其意义非同凡响。
外国许多好东西与中国文化碰撞后，不仅没有削弱中国文化， 而且把中国文化呈现得精彩万分。网游来自西方，但在网上世界里，三国、西游、水浒、封神、山海经、侠客传记都可以大显神 通；中国历史、典章与人物都可以成为当代青年快乐资源的一部 分。与外界的大规模文化互动激活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意象和资源， 激活了中国无数的文化创意产业，从 Flash、视频、手机新功能到 四格漫画、MV等新技术都是这样。
中国近年来影视产业发展迅速，各种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无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影视产业提供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截下任何一个历史断面，都可以开发出无数的 题材和故事。我们的近、现代史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些都是 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影视文化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国电影人最终 超越好莱坞应该不是梦，因为最大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最大的观众群 体在中国，最大的投资群体最终也是在中国。
中国人本文化衍生出来的餐饮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也是其 他文化所难以比拟的。中国菜肴之丰富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法国都 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但中国大的菜系有八个，其中任何一个菜系的丰 富性都超过法国菜系。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当量级的：一个是国别 “文化级”的，一个是“百国之和”“文明级”的。中国任何地方的 街头餐馆都能做出三四十种菜，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餐馆只有汉堡 包加土豆条，能有三四个菜就不错了。欧洲餐馆的菜肴要丰富一些，但也很少超过七八个品种。中国的餐饮文化比西方餐饮文化丰富至 少十倍，其实，许多其他文化领域内的差异也类似。惟有一个“文 明型国家”的崛起才会有这份精彩，中国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的时代 已经到来。
5. 独特的语言
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汉语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联系 在一起的强大纽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世界上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结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发展的困境甚至绝境：永远在那里邯郸学步，自己的传统早已丢了，而别人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 结果整个国家就永远听人摆布，人民生活在动荡与贫困之中。
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我们的汉语也与时俱进，从文体修辞到语 法词汇，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语言 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汉语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并正在展现出自己的 独特优势，如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那种简洁度、极为丰富的形象感以 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字使中国人获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资源。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游客输出国而辐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汉语，就更容易谋取到一份工作，而遍布世界各 国的“孔子学院”已经表明中国文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之一。
我们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其实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的人就知道，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光 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有上千年的历史，造成了无数生命遭杀戮的人间悲剧。这些冲突还在以各 种不同的形式继续着。我们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见，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在中国的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了中 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往 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当你走遍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基本信条是多么的珍贵。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这么一些基本信条，结果是暴力犯罪猖獗，发展毫无起色，一个接一个地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文字和文化教育，把这些中国传统价值激发出来，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善。
6. 独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 “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 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像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 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 代都与比较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 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后中国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 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我曾遇到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 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 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最后他 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 种非常勉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 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 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 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 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 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 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倒是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 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独特的政治还表现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们历史上有朝贡制度、藩属制度、将 军都护府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 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想像的，但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中国可以实行 “一国两制”和区域自治制度，现在大陆已经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达成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生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来 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而在中国却形 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大于2的巨大效应。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 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 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的体制更有活 力。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元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因地而异，经济结构也差 别很大。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 动了中国奇迹的产生。
总之，我们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 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 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政治智慧对人类未 来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7. 独特的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它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关，在这种农业活动中，血缘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 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不同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基础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家 庭伦理还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 社会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的统一了起来：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百年中，这种价值观又转 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已被一个高速发 展、社会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取而代之。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封闭的农 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转化的进程，并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 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不 过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失落， 这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 青春期的风险和问题。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恐怕 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以为西方个人为中心的社会 价值观将取代中国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也会走向西方的那 种社会与国家对峙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中国 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往，而且 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间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就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对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写法延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比过去扩大了无数倍，但个人仍然愿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很多东西，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像的。这也是中国社 会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个人权利并存，丝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 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天的 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中 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 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文化 基因看来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对峙冲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互补模式。这个模式也能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凝聚力、竞争力与亲和力。
8. 独特的经济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 “人本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其最大 特点是把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多 数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经济发展是为了百姓福祉， 不是资本利润第一。因为有这种民本的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经济的口 号是“以人为本”和“让老百姓满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 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光讲市场经济，不讲人本经济，在中 国恐怕行不通。反过来也一样，光讲人本经济，不讲市场经济，中国 就竞争不过西方。把“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其激发出来的力量看来超过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中，一直比较重视“看得见的手”。中国国有部门 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官营”，甚至更早。后来的洋务运动 也是政府推动的。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 势政府来进行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形 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 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我们把“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结合了起来，从 而使中国经济变得很有竞争力。“数目字管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必 不可少，但是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宏观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数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长的，中国已经大致学会了，不少方面比西 方做得更好，而“宏观整合力”是中国擅长的，西方大多数人还没有 意识到要学。即使要学，在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里恐怕也很 难做到。而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机日 益增多的世界上，仅仅具备“数目字管理”而不具备“宏观整合力” 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两者兼具的国家。关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我下一章探讨中国模式时还会进一步阐述。
总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历 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 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 型国家”；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 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如果今天 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 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 国家”。但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 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坦率地说，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 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 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 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 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 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 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 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 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 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 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 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 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 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 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
三、新的视角
“文明型国家”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文明型国家”意味着中国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国家。中国更像一个数 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则更像一个小号 手、小提琴手或者一个室内管弦乐队。人数不同，乐器不同，曲目不 同，传承不同，指挥自然也不同，所以中国国家的治理方式也与众不 同。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在中国模式的指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 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我们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 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 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 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 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 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 “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纷争 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由于“文明型国家”的特性，我们治理自己的国家绝不能套用西 方的观念，我们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用中国人的眼光来取舍，任何时 候都不要失去自我，不要失去自己的优势。比方说，西方主流观点认 为市场经济一定是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但中国人多地少，土地 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国今天的土地制度结合了 土地公有制和个人土地使用权，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是中 国模式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中国怎么 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怎么可能进行 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怎么可能使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名列世界前 茅？当然，这个制度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但总体前途看 好，放弃它将是愚蠢的。
在广义和狭义上，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数十年来也一直在这样做，受益匪浅。但是在深义上， 真正民族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是长时间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一个民族 之所以构成一个民族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硬要改变，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
一个民族的政治传统更要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逐步演变。政治 浪漫主义代价极高，甚至可能葬送一个民族的伟大前程。其实，连历 史远远短于中国的英国，数百年来都一直坚持自己政治传统的渐进演变，从未接受过席卷欧洲的法国民主模式。依我之见，不要说中国，
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也无法按照欧洲“民主国家”的 政治模式来治理，也就是说无法实行多党制和民众直选欧盟首脑。如 果欧盟这样做的话，欧盟轻则沦为一个无所作为的象征性的政治机 构，丧失整合欧洲不同利益的权威和能力，重则导致整个欧盟分裂解 体，尽管欧洲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发源地。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这种智慧首先体现在我们 的文字中：凡是与水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三点水”，如江、河、 湖、海、洋；凡是与金属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金”字偏旁，如 银、铜、铁、锡。对于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力求发现它们之间 的共同之处。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异”，每一样东西，都要 专门创造一个词来进行表述，所以阅读西方的报刊一般需要两万个词 汇，而阅读中文报刊，掌握了两三千个词汇就可以，但这两三千个词 汇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组合，使中文成为世界上表达能力最丰富的语 言之一。“文明型国家”的治理也是一个道理。沿着中国文化“求同” 的思路来处理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效果就会比较好，国家就有希 望，无论是地区间的矛盾，还是企业间的矛盾，还是官民矛盾，还是 劳资双方的矛盾，只要把重点放在寻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 较好，因为中国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反之，如果放弃自己的传 统，转而采用西方“求异”模式，则可能造成冲突、混乱和动荡，甚 至内战。西方推动的“民主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动乱和战争就说明 了这一点。
“文明型国家”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 比方说，用人均GDP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作为不同质的国家，这种简约化的比较是靠不住的。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和一个小号手、一个小提琴手或一个室内管弦乐队怎么 进行比较？如果硬要比较，恐怕先要在质和量方面作一个规范。按照 名义人均GDP进行比较，瑞士比中国高很多，但中国至少有上千种 瑞士没有的产业。瑞士这个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产生中国这个交响 乐团给人带来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两者进行比较，恐怕更为合适的 方法是把中国这个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手请出来和瑞士这个小提琴手 比较一下。比方说，把800万人口的苏州与700万人的瑞士比一比， 这样的比较才更有意义，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觉。毕竟连举重比赛都不 允许重量级和轻量级互相换位的，更何况比举重比赛复杂一万倍的国 与国之间的比较呢？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 化空间、地理空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差别都太大了。如前所说，中国 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理论上，中国的各种问题比美国多四倍也应 属于合理范围。其实美国的问题不少于中国，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监狱 囚犯总数超过中国，尽管美国人口少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发达板 块与美国的可比性很大，前面谈到的上海超越纽约就是这样的比较， 中美两国居民家庭净资产的比较也属这一类比较。
再比方说，有人用出境人次的统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2009年，中国出境人次是6000 万，这已经是了个不起的成就，但中国是 个“文明型国家”，一国等于“百国之和”，你跨省旅游的距离和费用 就超过中小国家的跨国旅游。你从奥地利经过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到 捷克，大概就等于上海到南京，中间在苏州、无锡下来走走。如果要 用出境人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那你至少要把中国国内坐飞机和坐高速火车的人数都算进去，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韩国2009年的出境人次为3000万，但韩国国土面积狭小，一上飞机就出国了， 所以出国更为频繁。从表面看，中国出境人次只是韩国的两倍，而实 际上中国具有出境实力的人是韩国的许多倍。
同样，当你把西方国家不再作为单个国家来看，而是作为另一种 文明的组成部分来看时，你便获得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感、文化感和 现实感，从而也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长处和短处，更 好地了解如何与之打交道，并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你可 以比较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演化的不同历史特征，比较西方国家崛起 与中国崛起的路径和代价。比方说，你会发现西方文明的崛起过程不 仅仅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 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灭绝、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以强凌弱、从全世界贪婪吸金的过程。你会发现信奉西方政治文明的国家中 既有像芬兰这样腐败比较少的北欧国家，也有腐败十分严重的希腊和 黑社会势力超强的意大利，更有一大批陷入饥荒战乱的第三世界“民 主国家”。你还可以发现中西方文明此长彼消的长期趋势：我们曾领 先西方上千年，但从17世纪开始我们又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又开 始赶上并在不少方面超越西方。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似乎可以把西 方文明的绝大多数内容全部吸收过来丰富自己，但绝不放弃自己，就 像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马克思主义也中国化了一样。中国涌现 了全世界前所未见的英语学习潮，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出国留学潮，也 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以 翻译海外新闻评论为主的《参考消息》，中国每年出版物的 20% 是翻译作品。麦当劳在世界各地都遇到抗议，但在中国却得到鼓励。好莱坞电影《阿凡达》广受中国人喜欢。但中国人的目标似乎一直很清 楚，凡是好的东西我都想学，然后力争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 越，尽管这些努力并不一定都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从不会中断。在某 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整个中 华文明推入国际大竞争，看一看中华文明能不能站住脚。结果发现，中华文明不但站住了脚，经受了考验，我们文明的很多内容还被迅速 激活。我们通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促使中国成了世界上进步最 快、活力最大的国家，并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
四、重新认识中国
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西方没有这种传统，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但随着中国 的迅速崛起，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甚至向中国学习的观点开始多了起来。2009年1月18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在布鲁塞尔主持了一场非洲危机治理的研讨会，提出帮助非洲要有新思维。他的机构邀请我去讲解中国发展模 式。我讲完后，阿赫蒂萨里说我讲的内容给这个会议带来了一些“震 动”。当天晚上，芬兰驻欧盟大使为与会者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工作晚 宴。阿赫蒂萨里作了个单刀直入的发言，他说：“非洲很多问题的解 决，需要新思路。我想了一下张教授今天下午讲话的内容。我觉得中 国的政治体制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中共的政治局就像一个董事会，总书记就像是董事长，总理就像CEO，中国治理国家的方法很像治理一个公司的方法。”他随即让我作个回应。我说：“我们确实思考过这 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通过一人一票选CEO，因为这样 做的话，公司就要破产。所以政治体制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国家的治 理。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国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 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
坐在我边上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Robert G. Cooper）有点不以为然，问我：“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这种传承的一个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个核心是‘选贤任能’的理念，即治理国家必须靠人才。”阿赫蒂萨里接着说：“我多次访问过中国，而且也告诉我见到的朋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国与苏联是不一样的国家。中国人做起事情来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要善于汲取中国人的智慧。”在场的埃及前驻美大使哈加格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 开罗见到过来访的周恩来总理。他当时对埃及领导人提出的忠告，我今天都记忆犹新。”来自中非共和国的资深学者萨瓦纳说：“我也认为治理国家关键是要有优秀的领导人，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优秀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有个笑话说：中非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引来了所有邻国的妒忌。他们就去问上帝：为什么您创造世界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中非？没想到上帝是这样回答的：你们不用担心，我虽然给了他们资源，但没有给他们好的领导人。”大家都笑了。一场晚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成了一场探讨重新认识中国的朋友聚会。
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文章也越来越多。2009年11月1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谈美国向中国学习的文章。文章说“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轻’的美国却显得年迈虚弱，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泥淖中”，并提到了今天的中国有五个方面值得美国学习。这五个方面是：
1. 明确大的发展目标，以举国之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文章指 出“美国政府财政方面已接近破产，今年的预算赤字超过一万亿美元”。美国“显得缺乏远见，没有向未来投资的长远战略……而且即使美国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也会遭到反对”。文章引用美国驻华商会前会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确定目标、制订计划并动员全部力量来推动国家发展。”
2. 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虽然中国应试教育问题严重，产生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的机制不畅，但这篇文章注意到中国整体劳动力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数学和科学教育的重视。文章称：“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中国的小孩已经走在我们子女的前面。”
3. 尊老养老的文化使得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中“父母培养子女，子女反过来照顾年迈父母的模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持续，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传统”。文章提到，这种传统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好处：老年人帮忙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也照顾父母，使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更有凝聚力和亲和力。文章指出：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老人很孤独，美国疗养院系统现在不堪重负。
4. 健康的储蓄习惯。文章提出美国人应学习中国人的储蓄习惯。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美国居民的储蓄习惯。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从0提高到了 4% 左右，而中国的相应比率则超过20%。文章认为个人财务稳健使中国国家银行体系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可以确保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资金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5. 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文章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从农家孩子到软件工程师，从一贫如洗到千万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细看这五个方面，其实都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举国之力实现大目标的背后是我们强势政府的传统；注重教育是中国儒家的核心思想；尊老爱幼是中国孝敬文化的延续；储蓄习惯反映了中国人 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更是中国人“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也涵盖了中国举贤才不分高低贵贱的儒家传统。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也于2010年1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党民主制度”的文章，谈到他不再嘲笑“一党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在中国，“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们之间那种最自然的关系；你能听到在沿海城市工厂里的年轻女工在谈论把她们一半的薪水寄回家里，也许在四川农村的父母正等着这些钱给盖第二层楼呢”。他承认自己受到了震动：“我的钱也是我家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在目睹了美国社会原子般的分化之后，我感觉中国人是凝 聚在一起的，因为在美国老人通常会被子女‘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 顾自己。”二是中国今天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国的经济前景灿烂。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中国计划在未来 5年新建97座机场和83个地铁系统”。四是“一党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我不会再嘲笑这个理念了，‘和而 不同’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思想，无数个中国家庭每天都在实践这个思想”。他还说其实美国两党竞选在初选阶段也是一种“一党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
美国总统行程安排有一个巧合之处，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被安排参观北京故宫，在其参观北京故宫的同时，捷克居民正在庆祝开启天鹅绒革命 (Velvet Revolution) 的学生抗议二十周年。如果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与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国主宰时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可以说标志着又一场一代人的全球强权政治革命。此时此刻，一切都变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转向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十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 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 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 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这种邀请，也不太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上周在北京，奥巴马正式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今天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走出经济衰退主要靠中国市场 的拉动；中国还迅速取代了美国成为拉美主要国家（巴西、智利等） 的最大贸易伙伴，进而也带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2008—2009年拉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量纷纷下跌，惟有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都在飙升。
2010年外向型经济的德国开始成为带领欧洲复苏的火车头，但这期间，中国成了德国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促进了德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影响力将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无所不包。西方正在重 新认知中国，但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这种新认知越多越好，越客观越好，我们也鼓励西方的这种努力，但我们亦了解西方的局限，所以也不抱太多的幻想。西方能理解中国固然好，若还是秉持偏见，那也没办法。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走向更大的辉煌，一个“文明型国家”可以有这份自信。
后 记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有感于此，我于2008年完成了《中国触动全球》一书，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随后，我开始了这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与《中国触动全球》一样，我力求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与世界；我尝试以平铺直叙的风格来与读者共同探讨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话题。
本书初稿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环球时报》《学习时报》《社会观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使我受益匪浅。谨借此机会向这些报刊的编辑和热心的读者道一声“谢谢”。
写作期间，我又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论坛”、“文汇讲堂”以及海外许多研讨会上演讲。这些活动，特别是准备演讲的过程以及与听众的互动，使自己书中的不少观点得到了深化。谨向这些讲座的主办方表达我的诚挚谢意。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者与朋友的热情鼓励和支持，特别是李世默、金仲伟、沙烨、史正富、陈平、黄仁伟、潘维、王绍光、姜义华、秦宣、王文、沈丁立、王群、殷存毅、萧思健、季桂宝、黄砥石、陆小潮等。我向他们真诚致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家父张子嘉，他虽已92岁高龄，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与写作。我也深深感谢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对我的理解和帮助。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昕先生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文景公司的编辑蔡欣也不辞辛苦，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我谨向他们热诚致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春秋综合研究院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我有时也想究竟如何才能把中国崛起的模式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我想起了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如果我有什么专业的话，那就是军事。”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邓小平知道我们的军队为什么能打仗，因为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它有自己的军魂，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它取之长，但从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这不就是中国模式的精髓吗？这种模式指导下的中国能不崛起吗？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中国崛起作出贡献的人，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也献给所有关心世界未来的人。
张维为
2010年11月16日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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