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教训》

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　

一

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对西餐情有独钟，由此铸成大错。

1950年1月29日，在蔡孝乾家蹲守了三个月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正要撤走，没想到有人自己送上门来。

特务问：“姓名？”

“张三。”

“来这干什么？”

张三叹口气：

“想来老朋友家蹭饭吃。你们有好吃的吗？”

不管张三是不是蔡孝乾，先稳在这里做诱饵再说。于是特务天天给张三买饺子吃，吃得他心满意足。

过了几天，张三的胃口提高了：

“哥们儿，我想吃牛排都快想疯了！”

特务们很慷慨：“你看去哪家？”

张三脱口而出：“去波丽露吧！”

波丽露是台北市最有名的西餐厅，看来张三是一条大鱼。

张三果然是美食家，牛排只要半熟，刀叉运用自如，酒水点心、主菜配菜，一样没少点。末了，打着饱嗝发感慨：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过瘾、过瘾！”

享受了大餐当天，张三神不知鬼不觉溜走了。气得特务头子谷正文拍着桌子大叫，不把这家伙抓回来，你们都去死！

经过与照片比对，发现“张三”正是蔡孝乾！

进一步搜查蔡家，又有意外收获：蔡孝乾太不专业了，竟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一堆人名，比如吴次长！

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姓吴的副部长只有一个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吴石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阶最高、地位最险要的干部，被捕之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他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

但是蔡孝乾人在哪里？

这天，嘉义县报告：有人冒充共产党台湾地区负责人，多次向当地有钱人拉赞助，承诺台湾将来解放后安排出资人当官。拿了钱之后，他就去吃喝嫖赌。谷正文立即派人赶往嘉义。

刚到目的地，特务就发现路上有个人很显眼，因为他穿着西装！

到了跟前，特务们乐了：“蔡书记，您这是去哪里呀？”

蔡孝乾十分沮丧：“去镇上，想吃西餐想疯了。”

特务们消遣他：“你做地下工作的，在乡下还穿着西装？”

蔡孝乾说：“吃西餐当然要穿西服。”

特务们与他做交易：“要么现在就死，要么天天吃西餐，你决定吧！”

蔡孝乾犹豫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能不能吃了饭再商量？”

嘉义的西餐水准比不上台北，蔡孝乾照样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饭饱之后，蔡孝乾当场决定归顺国民党。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蔡孝乾既爱美食，也爱美女。妻子病故后，他连哄带骗，霸占了只有14岁的小姨子。蔡孝乾希望，把小姑娘接过来一起住，最好给点儿钱把喜事办了。特务们一听，都惊呆了。

蔡孝乾有着耀眼的经历。由于工作出色，很受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器重，是唯一走完长征路的台湾省籍干部，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敌工部长。在延安，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过。抗战胜利后，中央考虑到他熟悉台湾，对他委以重任，寄予厚望。

1946年7月，蔡孝乾到了台北，建立了组织，各项工作风生水起。不久，蔡孝乾被花花世界吸引，作风漂浮起来。他热衷于跟地主、资本家打交道，喜欢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侵吞了一万多美元公款，天天带着小姨子吃喝玩乐。中央的嘱托，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的基本规矩，统统被扔到脑后。

蔡孝乾叛变后，疯狂地把枪口指向了他的战友们，台湾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谷正文也承认，蔡孝乾如果像周恩来那样坚定缜密，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蔡孝乾并非唯一。早在20年前，一个更大的人物也干过这种事。

二

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班子成员。他的爱好是玩魔术，水准相当高。

1931年美丽的春天，武汉市民被一个魔术师彻底镇住了。

当时，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突然冒出了一颗明星。此人总是扮成西洋小丑，憨态可掬。他的表演出神入化，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口口相传，一票难求。

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特务头子徐恩曾派了一个中共叛徒跟踪魔术师。

1931年4月24日傍晚，叛徒认出卸了妆的魔术师，正是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老领导顾顺章。叛徒冷不丁叫一声：“老顾！”顾顺章一回头，束手就擒。

徐恩曾客客气气地跟顾顺章交心。仅仅两个小时之后，顾顺章就宣布投降。

顾顺章出身底层，脑子灵光，陋习不少。参加革命后，组织上派他与陈赓一道，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和特工业务。顾顺章如鱼得水，很快学了一身绝活，易容化妆、魔术表演、机械修理，无不精通，甚至能让手枪消音，为党屡建奇功。连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认为，顾顺章是大师级的特工，他叛变后，徐恩曾首先让他给手下讲专业课。

随着业绩和地位的上升，顾顺章贪图享受的毛病凸显了。这之前的一个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完成任务后回到武汉，他竟悄悄包了个二奶。

这种事最费钱，但也难不倒顾顺章。他讨厌隐蔽战线纪律严、不自由，渴望走到聚光灯下，露露脸、弄点儿钱。台下的掌声、粉丝的倾慕，特别是来钱那么容易，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春风得意，欲罢不能。

由于顾顺章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他的叛变给我党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党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以及隐蔽战线的许多骨干，接连惨遭毒手，连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未能逃脱。如果不是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反应神速，如果不是周恩来处置得当，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果不能想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国通缉这个“中共最危险的叛徒”。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样规格的通缉令仅此一回。

三

作为受党教育多年、肩负重大使命的高级干部，蔡孝乾和顾顺章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毫无顾忌地践踏党的纪律？个人嗜好的乐趣果真如此之大，足以与党的事业和个人的千秋声誉交换吗？

据谷正文回忆，他第一眼就看出蔡孝乾没什么信仰，“只要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他认为，台共之所以失败，“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被捕的几个工委领导，当时在狱中天天开蔡的批斗会，也说他“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

当顾顺章的行为越发散漫不羁的时候，他的老同学、中央特科的同事陈赓，忧心忡忡地跟人说：“老顾迟早会叛变投敌，你信不信？”中央特科的另一个干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有预感，因为她发现顾委员“吸鸦片、打老婆、逛妓院”。

徐恩曾晚年出版了一本书，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

经过刻意安排的闲聊，徐恩曾判定，顾顺章思想空洞无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干革命工作就是为了混饭吃。让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反水，不用费力气。

果然，随着谈话的深入，顾顺章脸上的敌意越来越淡。最后，顾顺章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于是，这个曾让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色特工，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看起来，蔡孝乾和顾顺章有着共同的行为链条：因为强烈的私欲，漠视党的纪律，背叛了最初的选择。实际上，正是苍白空洞的灵魂，使这根链条得以形成。

私欲本是人性之常，如果胸怀理想信念，必然心存敬畏，贫贱、富贵、威武不能夺其志。一旦根基摇摆不定，纪律必然形同虚设，恰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总开关”问题解决不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一个党员对纪律的态度，是检验其忠诚度的硬指标，是确认其信仰牢固与否的度量衡。共产党存在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使它与资产阶级市侩政党根本不同。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纪律最重，人民最高，党的利益最大。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自觉战胜人性的弱点，从根本上解决遵守纪律的问题。

同时，党对领导干部比对普通党员的要求更高，一贯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大人物”和“特权”。这是因为，同样是破坏纪律，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级别越高，危害越大。

蔡孝乾、顾顺章的覆辙鲜血淋漓，教训历久弥新：主动培根固本、祛病升阳，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责任、终身政治义务，被动接受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司机一心要把汽车开下悬崖，谁能挡得住？

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

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

慈禧收礼　

清朝立国之初定下了一条死规矩：皇家不得收受臣属财物。明王朝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所以在清朝前期，皇室上下无人敢逾矩，风气焕然一新。时过境迁，清朝中期之后，这项制度的约束力开始打折扣，但只是遮遮掩掩地做，一旦败露还是要掉脑袋。晚清纲纪废弛，或明或暗向宫里送东西的多了起来。国家正走下坡路，皇帝急需任用干部，所以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但遇到参劾举报，多少也得处理一下。把清初的制度一脚踢开，不但公开收礼、甚至还鼓励送礼的，正是老佛爷慈禧。

1900年8月15日凌晨，为躲避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长途跋涉70多天，经历十分悲惨，经常饿肚子，晚上找不到躺的地方，就枯坐着等天亮，还时时担心追兵到。好不容易到了西安，一些地方的达官显贵带着各色礼品陆续前来慰问，从食品到珠宝无所不有。

也许是出于对一路艰辛的补偿心理，慈禧见到大家带着东西来，竟十分开心，高高兴兴地照单全收。这还不算，对于送礼送得到位、送得新奇、送得可心的，立马发文提拔。西安有个女富豪送了两扇楠木门板来，慈禧十分喜欢，苦于没有女干部编制，干脆认了干女儿。

这下大家看明白了，谁埋头拉车谁是傻瓜，赶紧筹款办货吧。于是，就在八国联军肆虐国都、涂炭人民之时，往西安送礼蔚然成风，慈禧住处天天人来车往、热热闹闹，俨然一个交易市场。

第二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局势稍缓，慈禧终于在1902年初，携大量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京，街上行人以为是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带着战利品回朝了。风气既开，此后各地争相进京孝敬太后，竟然成了常态。

忽然有一天，慈禧召集荣庆和瞿鸿禨两个重要的干部开会。她说，她和皇帝西巡期间，生死难卜，很多省领导带着吃的喝的慰问他们。她深知有祖制在，但是当时情况特殊，连吃饭都成问题，再加上人家那么辛苦跑过来，也不忍心推辞。现在形势仍然严峻，他们唯有励精图治，才有中兴的希望。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不能再开这个口子了，以后各省进京不要再带东西了，有违反的，要批评，要制止。今天找你们两个来，就是想听听意见，你们看这样子好不好？

荣庆一听特别高兴，马上跪下磕头说，这个决定太好了……

还没等他说完，瞿鸿禨拽了他一把，接上了话茬：“这个决定太好了，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个教育和关怀，大家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上下同心，再创辉煌。”接着话锋一转，十分诚恳地说道：

“其实，各地带来的都是些土特产，根本不值几个钱，这点儿小事您还挂念着！按照古代制度，疆臣进京是必须带重礼的。现在下面时不时过来：一是因为突发事件多，不请示报告就要误大事；二是对您感情深厚；三呢，这也是中央权威的体现。至于土特产倒在其次，东西不多，是人家一片心意，老百姓走亲戚还带只老母鸡呢。现在咱国家大事急事特多，我看那点儿小事不如先放放，等局势稳定了再定也不晚。”

听了瞿鸿禨的高见，慈禧浅浅一笑，没吭声。于是散会。

刚出门，荣庆就埋怨瞿鸿禨：“太后的提议多好啊，你应该大力支持才对，怎么能唱反调呢？”

瞿鸿禨笑眯眯地拍了拍荣庆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老弟呀，你还年轻呀，你刚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还得慢慢学。在领导面前，咱一句话说错，前途可就没了。老话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你记住这个，准保福禄无边。”

荣庆果然官运亨通，先后当过刑部、户部、礼部一把手，还进过军机处，可见瞿鸿禨的现场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慈禧病亡，又过了三年，辛亥革命爆发。

领导带了个坏头，下属推了顺风车，政权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段史实勾勒出晚期封建官场的一般规律。腐败导致亡国的道理，有切肤之痛的是开国之君，他们认真总结前朝教训，通过建章立制和严刑峻法，试图让江山永固，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瞿鸿禨这些官油子，当然知道上梁歪到了什么程度，何不有样学样，上下同腐、各得其所，直至上下同归于尽，至于当年鲜血换来的江山，谁也不心疼！更意味深长的是，在晚清官场，瞿鸿禨和荣庆的操守和能力还算不错的。

可见，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

我们党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中，不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做执行制度和反对特权的表率，还把领导干部作为廉洁从政教育、制度设置、权力制约监督和案件查处工作的重点，其历史意涵丰富，现实意义深远。

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

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