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习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作者简介】
习骅，现在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工作，法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南京大学林仁栋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研究廉政立法和苏共问题。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的教训》是一本以人物故事为主线、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中国历史通俗读物，也是第一本由纪检干部倾注心血写就的读史感悟。
作者习骅在“反腐第一线”工作多年，全书收录了他创作于2012年—2014年，并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多家媒体上的24篇“说古道今”的文章，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嗟叹与沉思的人物故事，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正道。作者巧妙地从古今历史，特别是明清治国、吏治等历史典故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验。
《中国历史的教训》有趣、有料，叙事流畅生动，见解独到深刻，传递廉政新思维正能量。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军机处的纪律
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
赵匡胤与官二代
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
崇祯本可不上吊
雍正皇帝的另一面
慈禧收礼
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皇帝的伙食费
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
第二部分
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
共产党员是如何“买通”陈嘉庚的
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
谁是最快乐的人
笨拙的行贿
苏联帝国的背影
巧官曹振镛
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率
御史的冤屈
张之洞借钱
布贩子买官
吴江县令的从政环境
将军的烟瘾
晚清的两个奇官
结语
【精彩书摘】
白胡子老人讲古今
在我的老家故事不叫故事，而叫“古诫”，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或者叫“古今”，相当于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小时候最爱听人讲古今。
记得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黄昏，我耍累了准备回家，看到两个白胡子老人蹲在老街街头，抽着烟袋，正眉飞色舞地讲古今。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蹲着，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吧；而且言多必失，蹲着讲目标要小一点儿。于是我悄悄凑过去，蹲下来偷听。
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了下来，突然，其中一位老人家举起烟袋锅指着我说：“这孩子将来会看到不少大事，我们赶不上了。”
从此我幼小的心灵里满是期待和焦虑，好比填满了烟丝的烟袋锅，动不动亮一下冒冒烟：我到底会看到什么大事？什么时候时候才能看到？
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同时整个社会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伸伸懒腰，动了起来。人们整天忙碌着，脸上洋溢着笑意，头发烫了，裙子短了，在电视机大声播放《射雕英雄传》的间隙，房子盖起来了，甚至开上了汽车，过去全县只有一辆，是县委书记坐的……这一切如同变戏法一样，是在慢吞吞的中国历史的一瞬间实现的，今天细细回想，仍然以为在梦中。
想着想着，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改革开放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这事还小吗？
其实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政治家好比家庭主妇，永远有做不完的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说邓小平做了一块大蛋糕，基本解决了效率问题，那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公平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切得更合理。干部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既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又是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拦路虎。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白胡子老人的预言再次应验：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列车陡然提速，正党风、反腐败风暴更是摧枯拉朽，速度和力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网上网下，一片欢呼。在人的思想逐渐多元的今天，这种一致并不多见，何况它更多来自于理性：一个国家只有安上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翅膀，才能昂首飞翔于世界，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非如此。
邂逅伟大的历史节点自然幸运，更重要的是参与。党的十八大闭幕24个月了，我借《中国纪检监察报》讲了24个“古今”，以特写镜头，放大了古今中外不同类型公职人员的奇异形象。看起来我在说故事，其实是在写时评，目的是与广大公职人员共同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加深对中央大思路的理解，共同增强创造历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在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称的“输不起的斗争”（反腐败）中掉队或脱逃，不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
同时，我也在悄悄告诉非公职人员，对反腐风暴不能止于欢呼，更不能止于围观和猎奇，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共同梦想，没有全民族群策群力就不可能实现。
24个“古今”里既有清官能吏忠臣，又有贪官懒官巧官；既有守规矩识大体的普通党员，又有犯了低级错误的高级干部；既追溯了中共成功的历史文化根源，又透过表象挖掘了苏共溃败的深层原因。24个古今里的人和事，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个个似曾相识、如在左右，不是成功的经验就是“历史的教训”。根据读者的反馈和领导的指示，现将报纸上的24个“古今”稍加修整，奉献于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用心的作者加上思考的读者，等于一本书的完整价值。读了这本书，如果你的头脑中闪现了这样的问号：100年后，当白胡子老人讲述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会是24个“古今”里的哪个人呢？为了超越历史的教训，你做过什么呢？——那就是值得欣慰的好事。
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军机处的纪律
朱元璋得了天下不久，就召集大臣开研讨会，主题十分严肃：元朝曾经那么强大，为何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大臣们普遍认为，元朝的统治太宽松了。朱元璋纠正说：元朝是对官员太宽松了！
朱皇帝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执政规律，史鉴凿凿。
一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场政变推翻了越南政府，国王黎维祁紧急求救。两广总督孙士毅受命带兵平叛，马到成功。黎维祁十分感激，主动要求孙士毅当国王，自己退居二线。
乾隆当然很高兴，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调他回京出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
此时的孙士毅何等威武，直到遇到和珅。
回京第二天，孙士毅早早等在皇帝办公室外，静候乾隆接见，手里把玩着什么东西打发时间。军机大臣和珅过来了，笑眯眯打招呼：
“大英雄回国，带啥奇珍异宝了？”
孙士毅说：“哪有？哪有？”
和珅假装不高兴：
“没有？您手里是啥宝贝？”
孙士毅敷衍道：“啊，就一鼻烟壶。”
和珅一把夺过来，只见这鼻烟壶在阳光下玲珑剔透、美轮美奂，竟然是一颗特大珍珠雕成的，足有鹌鹑蛋那么大。
和珅简直爱不释手：“这东西真不错，送给我吧？”
孙士毅赶紧解释：“不好意思，这是献给皇上的，我都报告过了，下回再给你弄一个。”
和珅拍拍孙士毅的肩膀：“开个玩笑，我哪里配玩这个。”
过了几天，和珅突然来到孙士毅办公室，压低嗓子，神情诡秘地说：
“巧了，我也弄了个鼻烟壶，但是不知道好不好，你帮我看看？”
孙士毅一看，大吃一惊：这正是自己送给皇上的！
孙士毅是个细心的人，他悄悄查阅了皇上的赏赐登记簿，近期并无任何赏赐记录！
时间久了，孙士毅懂了，和珅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任何一个禁区，如同在自家一样。和珅没事最喜欢去内务府库房转悠，只要发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后来嘉庆皇帝抄他的家才知道，国内外进贡给乾隆皇帝的宝贝，最好的都在和珅家。
孙士毅不禁暗自叹息：宫中那么多管理制度，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一张废纸，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岂止是资产管理规矩，就是军事制度照样是一纸空文，后果也更加严重。乾隆帝的养子福康安，领兵镇压苗民起义。到了前线受不得苦，居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副手代劳，自己整天待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欣赏歌舞表演。西南苗民起义始自雍正时期，一直到同治时期才勉强了结，前后拖了120多年，把大清拖得疲惫不堪，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皇帝晚年身体不好，工作积极性不比当年，特别是对干部过于宽容，奉行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埋下了官场风纪滑坡的种子。乾隆皇帝宠信和珅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官员们逍遥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庆时期开始，各种规矩都不作数了，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嘉庆帝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消息是从军机处泄露出去的！
军机处是皇帝最高办事机构，贯彻落实的都是军国大事，保密纪律自然少不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原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军机处俨然成了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国家权力中心一点儿严肃性都没有。嘉庆帝本人对此有详细叙述：许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办公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来人往，活像闹市区。如果问他们来军机处做什么，回答有两种，一是来汇报工作的，二是来找领导签字的。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嘉庆十八年（1813年），几个农民差点儿把皇宫连锅端，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二
嘉庆皇帝的爷爷雍正皇帝，当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归西，雍正登基，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这个特使具有超凡的观察力，回国后报告国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理由何在，特使用细节说话：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根本不像军人。夏天更糟，有的干脆脱掉军服、扔下枪械，光着膀子喝茶、睡觉、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闹戏耍。这回大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态度严肃，着装整齐划一，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让人顿生畏惧之心。”
朝鲜特使没有看错，雍正确实是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他创设了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行新政。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打懒肃贪，铁血凛然整顿官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竟然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自然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
其中，雍正时期军机处官员的作风情况，跟嘉庆朝有着天壤之别，很能说明问题。
对军机处，雍正一开始就要求很严格、很明确。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二是改变惯例，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竟创造了日行800里的纪录，很像今天的“快递”，保证了政令畅通；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政制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
谋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了大罪，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并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开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为军机处工作人员画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脸严肃，一个铜板不收，昼夜埋头干活，没有任何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和珅那样的军机大臣，在雍正时期根本没有生长土壤。
三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堪称“盛世”的黄金时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绵延百年不断，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但是，连接康熙和乾隆这两座高峰的桥梁，正是雍正时期，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他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康熙朝后期的弊政持续发酵，乾隆帝就不可能那样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张，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都享有“宽仁”的美誉，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却背着“严苛”的恶名。殊不知，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带头把规矩当摆设，官员肯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载舟的水一旦沸腾，清朝一定是另一个元朝，哪会享有近300年江山！
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气概、秋风扫落叶的力度，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全面围剿“四风”现象，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缩小越轨空间，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快了结。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一天和一天不一样，谁不喜出望外、欢欣鼓舞！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纪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掷地有声地宣示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肃提醒全党：“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参见新华网新闻报道《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编者注）
事实上，随着规定越来越细、笼子越扎越紧、查处越来越频繁、高压线的电流越来越强，广大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心存侥幸的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稀少。于是，“官不好当了”的慨叹出现了。
这样的叹息声，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现象、好消息、好兆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
在干部问题上，雍正皇帝移棋设子往往不拘常规，有时甚至让人目瞪口呆。直到后来人们才明白，当时他考虑的是整个大棋局，可谓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举措。
考核县太爷
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是清朝官场的例行公事，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1724年又是一个考核年，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
此人名叫常三乐，是直隶吴桥县令，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
通过认真听取下属意见，查阅文书档案，走访地方士绅，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评语，一是“操守廉洁”，是个清官；二是“懦弱不振”，工作打不开局面。据此，他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工作量却不大，对他比较适宜。
吏部看了考核报告，向李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到底有什么具体表现，给吴桥县造成了什么严重损失？
尽管常三乐工作吃力，但是钱粮该收也收了，社会治安也说得过去，也没发生过什么群体性事件，还真挑不出大毛病来。
吏部说，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把人家调离重要岗位，理由不充分，也不符合惯例，提醒提醒算了。
李维钧坚持自己的看法。吏部自信地说，咱也别争了，还是请示领导吧。
雍正帝看了报告，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常三乐没有责任心，本身就是失职渎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
其实常三乐真该偷着乐。山东曹县盗贼猖獗，社会治安很成问题，老百姓直叫苦。县令王锡玠不抓不管不判，结果被皇上直接摘掉乌纱，还判了五年徒刑。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为人老实本分，但作风拖拉，工作长期没起色，雍正帝勒令其马上退休回家。
这样，就有人开始怀念起康熙朝后期那些年，当时官员们真是太爽了，就像晚清的李鸿章所说，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真是太笨了！
那时，皇上的脑血栓比较严重，对人对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场的贪、懒蔚然成风，通不过考核的很少，被严肃处理的更少。实在看不下去了，往往罚俸了事，干部经济上吃点儿亏，政治前途一点儿不受影响。
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味来：看来，官是不好当了！不但要两手干净，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
但是，有的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为报答皇上厚爱，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雍正帝不以为然，批示道：“要求太低了吧！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什么高标准？如果只满足于‘清官’的好名声，却倒了油瓶不扶，不就是绣花枕头吗？”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改变观念谈何容易。无官不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以致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官员评价标准：只要不贪腐就是“好官”，至于这“好官”为国为民有什么贡献，倒没人在意，可谓“一白遮百丑”。为了纠偏，雍正皇帝不能不创新工作方法。
提拔工勤员
1728年元宵夜，内阁普通工作人员小蓝正在值班，忽然进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看起来一定是出来散步的内廷值班员。两人一见如故，边喝茶边侃大山。
高个子问，你是什么官？小蓝不好意思地说，不是官，小小工勤员，收收发发，抄抄写写，给领导沏沏茶。高个子问：其他人呢？小蓝回答，都回家看灯去了。高个子很好奇：你不喜欢看灯吗？小蓝说，当今皇上励精图治，听说晚上都不睡觉，万一有个急件，没人跑腿要误大事的！
高个子点点头，又问小蓝将来有什么打算。小蓝说，假如天上掉馅饼，能到渔船管理所工作就好了。我家孩子多，这样就是闹饥荒也饿不死。高个子哈哈一笑，告辞。
第二天一上班，雍正就问：哪个渔船管理所有空缺？下面说广东南海县有。雍正说，让内阁的小蓝去吧。大家正在惊讶中，雍正又让人告诉小蓝，要吃鱼自己下水捞，不能占渔民便宜。
只要是正派能干的官员，雍正都会予以重用，哪怕其他人有不同看法。
田文镜主政河南、山东的时候，配合雍正新政，狠狠打击贪官污吏，大力整顿官场作风，就连中央干部到地方收了谁的礼，他也敢向皇上报告，因此得罪了不少人。雍正把他树为模范总督，号召高级干部向他学习。
户部向各省要钱扩充小金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敢点破。户部一个叫李卫的中层干部，曾多次向“一把手”提意见，人家就是不理。李卫就弄来一个柜子，写上“尚书专用钱柜”字样，放在衙门口羞辱领导。
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他记住了李卫的名字。当皇帝后，几乎年年提拔李卫，李卫也不含糊，在哪儿都大刀阔斧地工作，政绩斐然。
但是李卫为人粗粗拉拉，比如直呼领导“老张”、“老李”，工作方法也简单粗暴，许多人对他有看法，对他的举报就没断过。雍正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这个人浑身是刺不假，但没有私心，都是为了工作。你们要不服气，给我推荐个又能干又温柔的完人怎么样？
不管大家对雍正皇帝的团队有什么意见，但是，他们大多为人正派清白，勤奋能干有建树，这是公认的。
两个翅膀才能飞
雍正帝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
他每天睡眠不超过四小时，只有过生日那天才给自己放一天假。现存档案表明，他光在奏折上就批了1000多万字，是全部《资治通鉴》字数的三倍还多。
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创造了一个盛世神话，最后也留下了一堆麻烦事：吏治腐败、效率低下、国库空虚。早在当藩王时，雍正就深为忧虑。
雍正上任后，既不容忍“贪”，又不容忍“懒”，两手抓，两手硬。他首先诛杀贪官，保持高压，让官员们听到“钱”字就发抖。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比让官员学习《论语》管用得多。
与此同时，雍正奖掖勤与能，责罚庸与懒，逼迫官员改变作风，不换脑筋就换人。大家如梦初醒，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纷纷行动起来。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创设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进改革；取消人头税，缓解社会矛盾；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统一等大动作，如果没有肃贪治懒的铺垫，是不可想象的。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仅3200多万两，到雍正七年（1729年），已增长到6000多万两，几乎翻番。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遗留的烂摊子，儿子乾隆帝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在他手中基本收拾停当。对此，日本的华裔学者杨启樵感叹道：“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康乾盛世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巅峰，雍正承前启后，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人物，所以“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
然而，康熙登基早，乾隆寿命长，两人执政时间加起来长达124年之久，而夹在中间的雍正时代，只有短短的12年8个月。考虑到这个事实，人们对雍正的卓越成就和超凡智慧，对他的执政团队的“实心任事”和敢于担当，不能不肃然起敬！
时光川流不息。让官员告别“贪”、“懒”形象，插上“廉”、“能”双翅，扶摇天地，大有作为，这个雍正成功的秘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仍然在闪着光。
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
《明史》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段子”，今天读来还让人会心一笑。
1376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
6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16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
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真耽误事。”
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作风确实简单粗暴，但了解背景后，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
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内外形势都很严峻。战后社会经济凋敝，土地不均，农业基础设施阙如；饥民遍野，人口数量下降；各业不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矛盾尖锐，官民冲突时有发生。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日渐强大，虎视眈眈。
特别是进城之后，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各派人马争权夺利，贪贿成风。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政令不出南京城。官风虚头巴脑，政权在文牍中空转。总之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随时可能夭折。
朱元璋忧心如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整顿和改革。
就在狠打茹太素这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
他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创新惠农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承认。
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制度加榜样，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改变，使得明一代公文比较简练有骨，行政效率较高。明后期有两个懒皇帝二三十年不上班，政权竟照常运转，不能说与此无关。
史家认为，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200多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所谓“清承明制”。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史鉴凿凿。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很难：以当时的形势，朱氏很可能像后来的李自成一样昙花一现。所以，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紧迫感的官员，遇到有抱负、真干事的朱皇帝，不挨揍才怪！
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
崇祯本可不上吊
崇祯之前的三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绝对是皇帝中的奇葩：神宗30年不上班，好几茬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光宗是个花痴，上台不到一个月，直接牺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本职工作统统交给魏忠贤代劳。
崇祯帝却一反常态，是个勤政廉政的模范，工作17年，病假都没请过；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为减轻财政负担，让老婆做饭织布。
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却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今景山）悬树自尽，在遗书中要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缢处，看着冰冷的纪念碑，不禁替他抱屈：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
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挡不住，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脑、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年初三，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研究应急方案。
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
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
李明睿说得有根有据，崇祯听得入神，两人深谈了一昼夜。
不过，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部门支持；而且崇祯还担心，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身后一定挨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自己假装不同意，部长一再劝迁，这样的决策过程最完美。
会上，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形势都这样了，我想亲自上前线，战死疆场，你们都别拉着我。”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代皇帝出征，就是没人提南迁。
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把南迁议题公开化，试图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嫌不够，指使一个小干部向上递材料，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
政府坚决反对南迁并非偶然：
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二是为了保命和推卸责任。南迁成功还好，万一失败，出主意的、附议的，肯定没有好下场；
三是实际利益上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
这样，大家都觉得等等看看最保险，不愿轻易下赌注。
李明睿非常气愤，又加以回击。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了脸，一时间材料纷飞，会议不断，轰轰烈烈，就是没有结果。
崇祯皇帝急得不行，有一次开会前，他甚至把话说白了：“老陈，这事儿请您替我担待着点儿！”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祯几次逼他发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气得崇祯一脚踢翻了椅子。
这样一折腾，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形势更加凶险。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会上，崇祯呼吁大家敞开说，说错了不要紧。他寻思，哪怕两派势均力敌，他也好拍板。但结果依旧。紧接着，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祯终于忍不住了，他果断跟李明睿等人摊牌：“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二次机会。不可思议的是，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大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
李自成本是个在政府招待所出苦力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博大胸襟，所以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和谈，并且要价不高：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满人集团。
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况且别无选择，但大家都不表态。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说说，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没人敢碰。
但是不发言也不对，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决心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凭空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之内。
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
他死后仅三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国处”，“思宗”是崇祯的庙号。的确，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
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说得非常到位，也好像在替敌人难过：
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
谁是最快乐的人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失与得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随领导到直属单位中国新闻社调研，周秉德副社长认认真真地给我们介绍情况，还热情地端茶倒水。告别的时候，领导指着我对周秉德说：“这是你的老乡，淮阴人。”周秉德一听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连声说：“小老乡、小老乡！”
当时，我到中央机关工作时间不长，觉得对工作对象应保持点儿距离，就没十分寒暄。回到机关后，领导说：“周总理的家风就是不一样，周秉德是总理的侄女，跟总理和邓大姐在中南海长大的，你能看得出来吗？”我一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以后，只要一看到我，周秉德总是笑盈盈地叫我“小老乡”，让我心里暖暖的。
年底，在审核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填写的表格时，我发现周秉德学历一栏填的是“中专”，心想学历是提拔干部的硬杠杠，填错了可要吃亏的，于是我就打电话让她纠错。周秉德哈哈一笑说：“谢谢小老乡，不过确实没填错，我就是中专生。”我惊讶地问：“以您的条件，怎么会不读大学呢？”
周秉德解释说，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周总理问她怎么打算，是上大学还是上中专？她说当然是上大学，再说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拔尖的。周总理问，那毕业以后做什么呢？她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呀。周总理说，既然如此，还是上中专比较好，上大学要读四五年，有的专业时间更长，中专只需两三年就毕业了，可以提前好几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周秉德觉得很有道理，就高高兴兴地考了中专。
我还是有点儿转不过弯，直直地追问，现在学历这样值钱，大家都在整学历，你不后悔呀？周秉德说，好多人也建议她赶紧拿个文凭啥的，可是现在事情这么多，还是抓紧时间干活吧，读书不就是为了工作吗？周秉德一席话，使我觉得和这位老乡的距离更近了。
第二年，单位开始分房子了。那时候，中央机关房源十分紧张，往往数年才能分一回。一时间，机关里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大家都热盼能搭上这班车。分房结束后，我准备叫上几个老乡，去庆贺周秉德的乔迁之喜，可她莞尔一笑，说她没要房。我十分震惊地追问：您一个副司级干部，住房不达标，按照标准完全有资格拿一套大房子，又不违纪，为什么不要？她说，不少同志结婚多年还合住筒子楼，怪不容易的，她房子虽说不大，好歹有地方住，怎么忍心跟他们抢。我说，那你儿子结婚怎么办呢？她乐了，说要是这样考虑的话，那多少房子也不够分，还有孙子、重孙呢。周秉德一席话，加深了我对她的敬意，心想，领导说得对呀，周总理的家风就是不一样！
一天，来京出差的淮阴市委书记找到我，要我帮个忙。原来，周秉德从来没有回过淮安，家乡人民怀念周总理，自然希望总理的后人多回去看看，但是做了多次工作，她都谢绝了。我找到周秉德，问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她就是怕耽误家乡领导的时间，淮阴是革命老区，在外工作的老同志和老同志的后人不少，他们没事都回去溜达溜达，恐怕人家就没法工作了，家乡还怎么发展呢！
转眼间，仍然是副社长的周秉德快到退休年龄了。那个时候，退休制度还不是十分严格，到年龄后多留任几年甚至争取“提级后再退”的情况并不少见，我就对她说，您经验丰富，多干两年对事业有利，别急着办手续。周秉德笑着说，她保证今天到点，明天就不来了。不给新人添乱就是帮忙，对党的事业更有利，你说对不对？
周秉德说到做到，退休后一直安静地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蜗居”里。起初，每当有熟人跟她说，退休后情绪难免低落，最好常回单位走走，她总是乐呵呵地掏出钱包给人家看照片：“这是我的双胞胎孙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周秉德总是这样快乐，这快乐源于本真，发乎自然。因为舍弃，她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因为奉献，她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她的人生因此洒满了阳光，这是只知索取的人无缘享有的。周秉德平凡中的高尚正是周恩来总理至真人性、至纯党性的延续，折射了周恩来精神的深刻文化底蕴：无私的人最快乐，施予的人最幸福！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品格不但哺育了他的子弟，还像不竭的清泉，永远洗涤和滋润着所有中国人、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大人物”和“特权”。这是因为，同样是破坏纪律，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级别越高，危害越大。
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
一
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对西餐情有独钟，由此铸成大错。
1950年1月29日，在蔡孝乾家蹲守了三个月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正要撤走，没想到有人自己送上门来。
特务问：“姓名？”
“张三。”
“来这干什么？”
张三叹口气：
“想来老朋友家蹭饭吃。你们有好吃的吗？”
不管张三是不是蔡孝乾，先稳在这里做诱饵再说。于是特务天天给张三买饺子吃，吃得他心满意足。
过了几天，张三的胃口提高了：
“哥们儿，我想吃牛排都快想疯了！”
特务们很慷慨：“你看去哪家？”
张三脱口而出：“去波丽露吧！”
波丽露是台北市最有名的西餐厅，看来张三是一条大鱼。
张三果然是美食家，牛排只要半熟，刀叉运用自如，酒水点心、主菜配菜，一样没少点。末了，打着饱嗝发感慨：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过瘾、过瘾！”
享受了大餐当天，张三神不知鬼不觉溜走了。气得特务头子谷正文拍着桌子大叫，不把这家伙抓回来，你们都去死！
经过与照片比对，发现“张三”正是蔡孝乾！
进一步搜查蔡家，又有意外收获：蔡孝乾太不专业了，竟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一堆人名，比如吴次长！
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姓吴的副部长只有一个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吴石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阶最高、地位最险要的干部，被捕之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他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
但是蔡孝乾人在哪里？
这天，嘉义县报告：有人冒充共产党台湾地区负责人，多次向当地有钱人拉赞助，承诺台湾将来解放后安排出资人当官。拿了钱之后，他就去吃喝嫖赌。谷正文立即派人赶往嘉义。
刚到目的地，特务就发现路上有个人很显眼，因为他穿着西装！
到了跟前，特务们乐了：“蔡书记，您这是去哪里呀？”
蔡孝乾十分沮丧：“去镇上，想吃西餐想疯了。”
特务们消遣他：“你做地下工作的，在乡下还穿着西装？”
蔡孝乾说：“吃西餐当然要穿西服。”
特务们与他做交易：“要么现在就死，要么天天吃西餐，你决定吧！”
蔡孝乾犹豫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能不能吃了饭再商量？”
嘉义的西餐水准比不上台北，蔡孝乾照样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饭饱之后，蔡孝乾当场决定归顺国民党。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蔡孝乾既爱美食，也爱美女。妻子病故后，他连哄带骗，霸占了只有14岁的小姨子。蔡孝乾希望，把小姑娘接过来一起住，最好给点儿钱把喜事办了。特务们一听，都惊呆了。
蔡孝乾有着耀眼的经历。由于工作出色，很受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器重，是唯一走完长征路的台湾省籍干部，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敌工部长。在延安，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过。抗战胜利后，中央考虑到他熟悉台湾，对他委以重任，寄予厚望。
1946年7月，蔡孝乾到了台北，建立了组织，各项工作风生水起。不久，蔡孝乾被花花世界吸引，作风漂浮起来。他热衷于跟地主、资本家打交道，喜欢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侵吞了一万多美元公款，天天带着小姨子吃喝玩乐。中央的嘱托，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的基本规矩，统统被扔到脑后。
蔡孝乾叛变后，疯狂地把枪口指向了他的战友们，台湾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谷正文也承认，蔡孝乾如果像周恩来那样坚定缜密，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蔡孝乾并非唯一。早在20年前，一个更大的人物也干过这种事。
二
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班子成员。他的爱好是玩魔术，水准相当高。
1931年美丽的春天，武汉市民被一个魔术师彻底镇住了。
当时，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突然冒出了一颗明星。此人总是扮成西洋小丑，憨态可掬。他的表演出神入化，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口口相传，一票难求。
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特务头子徐恩曾派了一个中共叛徒跟踪魔术师。
1931年4月24日傍晚，叛徒认出卸了妆的魔术师，正是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老领导顾顺章。叛徒冷不丁叫一声：“老顾！”顾顺章一回头，束手就擒。
徐恩曾客客气气地跟顾顺章交心。仅仅两个小时之后，顾顺章就宣布投降。
顾顺章出身底层，脑子灵光，陋习不少。参加革命后，组织上派他与陈赓一道，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和特工业务。顾顺章如鱼得水，很快学了一身绝活，易容化妆、魔术表演、机械修理，无不精通，甚至能让手枪消音，为党屡建奇功。连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认为，顾顺章是大师级的特工，他叛变后，徐恩曾首先让他给手下讲专业课。
随着业绩和地位的上升，顾顺章贪图享受的毛病凸显了。这之前的一个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完成任务后回到武汉，他竟悄悄包了个二奶。
这种事最费钱，但也难不倒顾顺章。他讨厌隐蔽战线纪律严、不自由，渴望走到聚光灯下，露露脸、弄点儿钱。台下的掌声、粉丝的倾慕，特别是来钱那么容易，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春风得意，欲罢不能。
由于顾顺章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他的叛变给我党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党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以及隐蔽战线的许多骨干，接连惨遭毒手，连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未能逃脱。如果不是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反应神速，如果不是周恩来处置得当，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果不能想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国通缉这个“中共最危险的叛徒”。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样规格的通缉令仅此一回。
三
作为受党教育多年、肩负重大使命的高级干部，蔡孝乾和顾顺章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毫无顾忌地践踏党的纪律？个人嗜好的乐趣果真如此之大，足以与党的事业和个人的千秋声誉交换吗？
据谷正文回忆，他第一眼就看出蔡孝乾没什么信仰，“只要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他认为，台共之所以失败，“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被捕的几个工委领导，当时在狱中天天开蔡的批斗会，也说他“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
当顾顺章的行为越发散漫不羁的时候，他的老同学、中央特科的同事陈赓，忧心忡忡地跟人说：“老顾迟早会叛变投敌，你信不信？”中央特科的另一个干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有预感，因为她发现顾委员“吸鸦片、打老婆、逛妓院”。
徐恩曾晚年出版了一本书，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
经过刻意安排的闲聊，徐恩曾判定，顾顺章思想空洞无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干革命工作就是为了混饭吃。让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反水，不用费力气。
果然，随着谈话的深入，顾顺章脸上的敌意越来越淡。最后，顾顺章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于是，这个曾让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色特工，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看起来，蔡孝乾和顾顺章有着共同的行为链条：因为强烈的私欲，漠视党的纪律，背叛了最初的选择。实际上，正是苍白空洞的灵魂，使这根链条得以形成。
私欲本是人性之常，如果胸怀理想信念，必然心存敬畏，贫贱、富贵、威武不能夺其志。一旦根基摇摆不定，纪律必然形同虚设，恰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总开关”问题解决不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一个党员对纪律的态度，是检验其忠诚度的硬指标，是确认其信仰牢固与否的度量衡。共产党存在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使它与资产阶级市侩政党根本不同。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纪律最重，人民最高，党的利益最大。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自觉战胜人性的弱点，从根本上解决遵守纪律的问题。
同时，党对领导干部比对普通党员的要求更高，一贯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大人物”和“特权”。这是因为，同样是破坏纪律，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级别越高，危害越大。
蔡孝乾、顾顺章的覆辙鲜血淋漓，教训历久弥新：主动培根固本、祛病升阳，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责任、终身政治义务，被动接受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司机一心要把汽车开下悬崖，谁能挡得住？
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
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
慈禧收礼
清朝立国之初定下了一条死规矩：皇家不得收受臣属财物。明王朝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所以在清朝前期，皇室上下无人敢逾矩，风气焕然一新。时过境迁，清朝中期之后，这项制度的约束力开始打折扣，但只是遮遮掩掩地做，一旦败露还是要掉脑袋。晚清纲纪废弛，或明或暗向宫里送东西的多了起来。国家正走下坡路，皇帝急需任用干部，所以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但遇到参劾举报，多少也得处理一下。把清初的制度一脚踢开，不但公开收礼、甚至还鼓励送礼的，正是老佛爷慈禧。
1900年8月15日凌晨，为躲避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长途跋涉70多天，经历十分悲惨，经常饿肚子，晚上找不到躺的地方，就枯坐着等天亮，还时时担心追兵到。好不容易到了西安，一些地方的达官显贵带着各色礼品陆续前来慰问，从食品到珠宝无所不有。
也许是出于对一路艰辛的补偿心理，慈禧见到大家带着东西来，竟十分开心，高高兴兴地照单全收。这还不算，对于送礼送得到位、送得新奇、送得可心的，立马发文提拔。西安有个女富豪送了两扇楠木门板来，慈禧十分喜欢，苦于没有女干部编制，干脆认了干女儿。
这下大家看明白了，谁埋头拉车谁是傻瓜，赶紧筹款办货吧。于是，就在八国联军肆虐国都、涂炭人民之时，往西安送礼蔚然成风，慈禧住处天天人来车往、热热闹闹，俨然一个交易市场。
第二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局势稍缓，慈禧终于在1902年初，携大量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京，街上行人以为是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带着战利品回朝了。风气既开，此后各地争相进京孝敬太后，竟然成了常态。
忽然有一天，慈禧召集荣庆和瞿鸿禨两个重要的干部开会。她说，她和皇帝西巡期间，生死难卜，很多省领导带着吃的喝的慰问他们。她深知有祖制在，但是当时情况特殊，连吃饭都成问题，再加上人家那么辛苦跑过来，也不忍心推辞。现在形势仍然严峻，他们唯有励精图治，才有中兴的希望。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不能再开这个口子了，以后各省进京不要再带东西了，有违反的，要批评，要制止。今天找你们两个来，就是想听听意见，你们看这样子好不好？
荣庆一听特别高兴，马上跪下磕头说，这个决定太好了……
还没等他说完，瞿鸿禨拽了他一把，接上了话茬：“这个决定太好了，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个教育和关怀，大家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上下同心，再创辉煌。”接着话锋一转，十分诚恳地说道：
“其实，各地带来的都是些土特产，根本不值几个钱，这点儿小事您还挂念着！按照古代制度，疆臣进京是必须带重礼的。现在下面时不时过来：一是因为突发事件多，不请示报告就要误大事；二是对您感情深厚；三呢，这也是中央权威的体现。至于土特产倒在其次，东西不多，是人家一片心意，老百姓走亲戚还带只老母鸡呢。现在咱国家大事急事特多，我看那点儿小事不如先放放，等局势稳定了再定也不晚。”
听了瞿鸿禨的高见，慈禧浅浅一笑，没吭声。于是散会。
刚出门，荣庆就埋怨瞿鸿禨：“太后的提议多好啊，你应该大力支持才对，怎么能唱反调呢？”
瞿鸿禨笑眯眯地拍了拍荣庆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老弟呀，你还年轻呀，你刚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还得慢慢学。在领导面前，咱一句话说错，前途可就没了。老话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你记住这个，准保福禄无边。”
荣庆果然官运亨通，先后当过刑部、户部、礼部一把手，还进过军机处，可见瞿鸿禨的现场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慈禧病亡，又过了三年，辛亥革命爆发。
领导带了个坏头，下属推了顺风车，政权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段史实勾勒出晚期封建官场的一般规律。腐败导致亡国的道理，有切肤之痛的是开国之君，他们认真总结前朝教训，通过建章立制和严刑峻法，试图让江山永固，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瞿鸿禨这些官油子，当然知道上梁歪到了什么程度，何不有样学样，上下同腐、各得其所，直至上下同归于尽，至于当年鲜血换来的江山，谁也不心疼！更意味深长的是，在晚清官场，瞿鸿禨和荣庆的操守和能力还算不错的。
可见，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
我们党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中，不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做执行制度和反对特权的表率，还把领导干部作为廉洁从政教育、制度设置、权力制约监督和案件查处工作的重点，其历史意涵丰富，现实意义深远。
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
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
赵匡胤与官二代
一
公元968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正高兴地审阅新科进士名单，突然皱起了眉头，于是有了他和宰相赵普的一段对话。
赵匡胤：“名单上名列第六的陶邴，是翰林学士（相当于办公厅主任）陶谷的儿子吧？”
赵普：“是的。这孩子学习很刻苦，是个大才子。”
赵匡胤：“这次考试主考官是谁？”
赵普：“是……陶谷。”
赵匡胤：“儿子参加考试，老子为什么不回避？”
赵普：“老陶自己提出回避了，但是实在没有合适的人替他。这父子俩都是规矩人，小陶又有实力，所以我们就没深究。”
赵匡胤（拍了一下桌子）：“不长脑子！你们要动摇国本吗？”
没等赵普想明白领导为什么发火，赵匡胤就下令立即拟旨。这是一道载入史册的圣旨：今后，对上了预备录取名单的官二代，由礼部牵头，额外增加一道复试，不通过不录取。
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对官宦子弟严格设限，贯穿了整个宋代，有时甚至显得不近人情。
1038年的殿试，六个高干子弟榜上有名。宋仁宗认为这很丢人，连夜通知这几家家长：赶紧做孩子们的工作，给穷人让让道！朝廷每回圈定殿试名次时，都尽量把干部子弟往后排，以至于形成了礼让平民子弟的良好风尚。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就说，我们家庭条件好，不该与平民争利。于是主动放弃了殿试，经商办企业去也。
宋代有这样一句俗语：“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表明社会普遍承认科举的公正性。据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考证，在1256年录取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子弟达417人，占压倒性的大多数。
宋代的这种做法对后世统治者启发很大。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会试结束后，康熙皇帝忧心忡忡地对内阁说：“我认真研究了录取名单，发现干部子弟居多，老百姓会不会有意见？”于是完善了相关制度，例如为抑制“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峻进身之路”，分设“官生卷”、“民生卷”，官二代只能考“官生卷”，试题比“民生卷”深得多，实际上增加了平民子弟的上榜机会。
晚清吏治腐败至极，买官卖官、突击提拔、优汰劣胜之类屡见不鲜，只有科举这个入口处还算干净，制度相对严密，统治者也较真，虽然也出现过一些科场弊案，但制度设计本身和上面的决心很少受质疑，“萝卜”招聘等情况更是难得一见。
费孝通先生专门作过统计，发现清朝科举录取的平民子弟，向上五代均无功名的，占13.33％；父辈无功名的，占33.44％，两项相加达46.77％，与官二代的录取率大致持平。这样的社会流动速率，同20世纪的美国相当！
二
人治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本特征，总体上没什么规矩可言，奇怪的是，统治者单单在科举取士这个问题上，小心维护制度，刻意显示公平，这是为什么？
第一，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门阀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本质上都是世袭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干部队伍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李约瑟先生称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取士甚至也成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模板。
但是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由于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而进士录取率仅在10％左右，竞争之激烈，远非今天的国民教育考试可比，因此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但老百姓无权无势，除了干瞪眼别无他法。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干部队伍必然泥沙俱下，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如何治理？看来赵普的大局观确有欠缺。
第二，科举是一项导向双赢的高明的制度设计。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杜绝了阶层和阶级固化的可能，使社会达致动态稳定。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人是理性动物，既然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还有必要揭竿而起吗？既然皇上不偏心，我为什么不紧密团结在他老人家周围呢？
清兵入关之初，江南文化人十分抵触，等到科举一开，读书人一窝蜂涌向考场，局势便迅速稳定。清代科举吸引力有多大？每次考试都有爷爷、太爷爷级的考生。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寿星，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老人家如此，何况年轻人！
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进士总计10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可以想见，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洪秀全！
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悉数跪在脚下，唐太宗得意地笑了：“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时间之长，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两汉，并且，始终没遇到像样的农民起义，最后亡国也不是因为内乱，这与其严格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龙椅能坐这么久吗？赵匡胤对赵普发火，原因在此。
第三，在科举取士中体现政治清明，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人对“公平”问题历来敏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宗族的荣耀。只要子女有出头之日，人们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而科举制度的本质正是机会均等，所以统治者总是手指贡院反复提醒：面包会有的，只要你努力！
而对草根平民来说，唯有科举还算靠得住、信得过，有分数线就有希望，考不取也不怨政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此豪迈的励志谣，正是这种制度成功的体现，也是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心理的写照。
假设，科举取士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二代、富二代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多出色，永远是“屌丝”、“屁民”，如蚂蚁一般自生自灭，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一日不得安宁！1905年9月，光绪宣布废掉科举，严复惊呼大事不好，因为除了科举，大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百姓留恋的。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科举取士中，赵匡胤们对官二代实行严格限制政策，隐含着深邃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在建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伟大工程中，用心思考、体味、借鉴；在面对升学、就业、公务员考试和干部选拔使用中的不公问题时，要看得远点儿、想得深点儿、出手狠点儿！
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并且，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
皇帝的伙食费
孙中山先生曾慨叹，中国人的通病是都想当皇帝。也是，封建社会奉行官本位，“是官强于民”，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帝。其实，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风险高、工作量大且不说，光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就很难对付。比如，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没几个皇帝搞得清。
根据留下来的食堂账本，明朝万历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饭量惊人。到了清代，皇帝的伙食标准飙升得无法想象，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一万斤、家禽3000只，伙食费达20万两白银。万历皇帝作风懒散，创造过30年不上班的纪录，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儿极端。那么，正常的情况如何呢？
第一种情况是始终蒙在鼓里。
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帝亲切地问候一个大臣：“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问：“早点吃什么呀？”大臣答：“俺家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只好顺着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乾隆这才释怀，反过来安慰大臣：“别急别急，咱以后涨工资。”
到光绪帝时期，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枚，其实市场上才卖三四个铜板。光绪偏偏好这一口，因此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的鸡蛋，弄得自己都有点儿负罪感。有一天跟翁同龢闲聊，光绪问：“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也不敢直言：“过年的时候买个把鸡蛋，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不敢想。”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
第二种情况是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
道光皇帝特别节俭，每年全部的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时间一长，道光隐约感觉不对，就想搞搞调研。
有一天开早会，道光帝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这是实情，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还时常因为一个土豆半截葱跟菜农吵架，一点儿领导干部的样子也没有。
道光帝切入主题：“那鸡蛋多少钱一个呢？”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岂能瞎掺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把领导往沟里领：“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儿死了，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真没口福啊！”
道光皇帝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没办成。
道光帝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以至于道光帝念念不忘。登基后，皇上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指示伙食不要太讲究，多搞点儿家常的，比如汤面之类的。
第二天，后勤事务管理部门内务府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筹办费六万两，此后每年需要15000两保证运行。皇上一看差点儿晕过去：“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太监去买吗？”
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可怜的道光皇帝只好认栽：“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
第三种情况是查办案件，增加震慑力。
有一次，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皇帝说修理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咸丰帝大为震怒，桌子一拍：“你们当我是傻子！”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讯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非常紧张，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既然领导还有点儿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但领导也不能事事都查，时间一长，依然如故。
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微妙，乘老佛爷60大寿之机，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表表忠心。内务府的庆宽司长是经手人，报销了四万两白银。光绪试探道：“怎么这么贵？”庆宽笑笑说：“太后看过了，很喜欢呢。”光绪很不爽，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
恰好此时，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政府采购工作，他的同事们眼红了，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的一切职务，责令其提前退休。
两个月后的一天，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研究干部官员任免，大家一致推荐庆宽担任人人羡慕的肥缺——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光绪乖乖画圈，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
第四种情况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狼狈为奸。
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过得最舒服的时期。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有一天，后勤部门出去采购了100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便悄悄告诉慈禧：“现在市场上的皮箱，每个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骗领导，不认真查处不得了。”
慈禧连连摇头说：“你别听人嚼舌根子，哪能这么便宜。”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个，还是名牌呢，也就几两银子，而且，集中采购的价格更低！慈禧这下不高兴了：“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个便宜箱子，办不到你负责。”
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带着钱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好不容易敲开了一家店，老板压低嗓子说：“昨天宫里来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以后就不能开店了。”
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压邪！奋笔疾书一封信，派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赶紧代购100个皮箱送来。
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消息全无，就连送信的也不见踪影，急得阎敬铭差点儿撞墙。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洪洞县里没好人！”
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不是！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业务不精通，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可是在清代，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贪腐案件易发多发，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而且谁都拿它没辙。同样一个人，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
原因很简单，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谁敢监督？内务府编制超过3000，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再说日久生情，猫和老鼠朝夕相伴，也会成为朋友。
其实，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同时，人又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本无所谓好坏——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当攫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低时，利害相权，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他就可能选择当坏人。虽然，运用道德约束、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但却不具备现实的、工具性的制约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
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
对此，先贤们早有精彩论断。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历史和现实反复启示我们，“坏人”是坏的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的制度制约、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最终达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科学目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作风问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是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
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一
庆亲王奕劻虽然能力有限、名声不佳，却是清末政坛常青树，若论地位之显赫，除了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就数他了。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后期荣升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
生逢乱世，肩上的担子又这样重，庆亲王自然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庆亲王不但工作时间忙，业余时间更忙。吃饭、打牌、挣钱这三件事，是庆亲王业余生活的主旋律，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也耗掉了大清最后一点儿生机。
请客和吃请，是庆亲王每天的必修课。宴会主题名目繁多，以庆贺生日为主。哪里来这样多的生日呢？这和当时的婚姻制度有关：有权有势的人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排着队过生日也就不奇怪了，一年365天根本不够用。所以，要是一天撞上好几个过生日的，就不得不跑场子，不到大半夜哪里能回家，常年如此，确实辛苦得不行。
像庆亲王这样的成功人士，自家办生日宴会、顺便收点儿礼金之类的事，已经够他忙的了，考虑到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加上要照顾上下左右的关系，所以别的有头有脸人家的庆生活动，不去也不合适。如此一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剩下的时间该歇歇了吧？不行，他还得打麻将。过去宫中并不时兴这玩意儿，主要是慈禧对此没啥兴趣。但是庆亲王一贯要求进步，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开来，使打麻将成了晚清皇宫中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从宫女到太监，人人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值内外交困，慈禧自然是焦头烂额。哗啦哗啦洗牌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乐，对于舒解紧张烦闷的心情似乎有好处，所以慈禧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庆亲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不是陪老佛爷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位女士是庆亲王所有配偶中麻将打得最烂的，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中途还得回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不同看法。慈禧坦诚地做人家的思想工作：
“我又不傻，他有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吗？但是呢，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他没本事还真有点儿冤枉，至少他的理财能力是出类拔萃的。
清朝中央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部门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卖官，他家俨然官帽子专卖店，明码标价，诚实守信，一分钱一分货，买卖好得很。
其中最著名的一单生意，是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就买到了布政使、黑龙江代理巡抚的高帽子。这样的事情多了，再加上他住的是和珅的老宅，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经认真调查核实，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奕劻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可见庆总企业的效益有多好！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庆亲王在理财方面绝对有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可谓前无古人，开风气之先。虽然外国银行已经大量进驻中国，但是一来国人觉得它不可靠，二来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
而庆亲王却反其道而行之，格外信任和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分钱！英国人莫里循之所以对他的存款数额言之凿凿如此精确估计与此有关。
堂堂大清宰辅绕着本国企业走，真是耐人寻味；庆亲王要是迟生100年，不是个怀揣外国护照、见首不见尾的“裸官”，那就怪了！
二
庆亲王位高权重，他的业余爱好自然影响深远，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成了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和娱乐中心，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日日嘉年华会，夜夜声色犬马，除此之外，这个国家的精英似乎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做。
由于言官冒死举报，买官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事们的业余生活轨迹跟他毫无二致，梁士诒、那桐、曹汝霖等重要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至于今夕何夕，他们哪有时间去费这个脑子。
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力主彻底改革的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则仰天长叹：“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日历已经翻到了1911年6月。
辛亥枪响六年后，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给他加的谥号是“密”，意思是“查找不足，认真整改”。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还是对于清皇室，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难得的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
乍看起来，庆亲王整天吃喝玩乐、纸醉金迷，是一个典型的“四风”不正的干部，其实，作风问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是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多少。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
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是我们党对作风问题由表及里认识的升华，是一次志在标本兼治的重大政治行动。只要我们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认真照历史的镜子，正自己的衣冠，特别是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提高宗旨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就一定会胸襟浩瀚、志趣高远，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征服一切困难的气概，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之后，灾难便会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阻止起来成本高、效率低，十分被动。因此，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是长久之策，也最为经济。
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
一
清代的山西有个地主，培养干部从娃娃抓起，竟然为六岁的儿子捐了个官。确切地说，捐的这个“官”只是后备干部。这孩子等啊等，等到80岁的时候，终于当上了某地常务副市长——五品同知。这个黑色政治幽默，十分生动地刻画了候补官员等待上岗之苦。
进士出身的福建候补知县黄兰阶，不愿意这样傻等。1881年树叶飘零时节，他风尘仆仆奔到北京，求他父亲的发小儿、当今军机大臣左宗棠写个条子。
当知道黄兰阶的来意后，正直无私的左宗棠拉下了脸：
“你要是真有本事，上面迟早会用你，你搞歪门邪道就不对了。”
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黄兰阶豁出去了：
“您是中兴名臣，本领够大吧，但是如果没有曾文正公鼎力推荐，您现在一定还在湖南老家种水稻吧！过去我也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现在眼见名字都不会写的捐官都安排工作了，读书人还有指望吗？再来第三次鸦片战争，朝廷还会输！”
左宗棠生气了：
“我看你适合回老家种水稻，看在你爹的分儿上，我送你几十亩水田够了吧！”
黄兰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大街上瞎转。转到琉璃厂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黄兰阶发现，琉璃厂有不少店铺售卖仿冒的名人字画，包括左宗棠的书法。黄兰阶犹豫半晌，胆战心惊地买了一幅“左宗棠”扇面。
不久，闽浙总督何璋召集后备干部谈心，教育大家坚定信念，加强学习，随时准备接受国家挑选。轮到黄兰阶的时候，总督发现这家伙老是使劲扇扇子，弄得哗啦哗啦响。何璋心里烦透了，大声训斥道：
“就你这作风还想进步？现在都快入冬了，至于那么热吗！”
黄兰阶开始背台词：
“不好意思，扇子是北京一个大领导送的，我不敢离身呀。”
何璋拿过扇面一看，竟然是左宗棠亲笔题写的，吃惊不小：
“您认识左大人？”
黄兰阶从容作答：
“左叔叔是我爸爸的老朋友，几十年交情了。”
何璋一听，脸色煞白。下班以后，忙不迭向秘书诉苦：
“我一直以为他是土鳖一个，让人家坐了不少年冷板凳，这下完了！”
秘书却很淡定，轻声献上四字真言：
“特事特办。”
10天之后，黄兰阶揣着任命通知，到一个年年风调雨顺的大县当了县令。
不久，何璋找了个机会，专门拜见了左宗棠，诚恳地做自我批评：
“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像黄兰阶这样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我们直到最近才发现，差点儿把人家耽误了。”
左宗棠哈哈一笑：
“小黄当官了？这小子去年找我写推荐信，让我骂回去了。我就说嘛，哪有领导不爱才的。”
何璋暗自庆幸：看来重用黄兰阶是对的，而且必须进一步培养。
回福建后，何璋不断给中央打报告，反复宣传黄兰阶政绩如何如何突出。“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黄兰阶荣升汀漳道员，领导着汀州、漳州二府，官阶四品，约等于今天的副省级。此时，距离他在闽浙总督府哗啦哗啦扇扇子，仅仅过去两年。
二
一把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何璋突击任命、越级提拔黄兰阶之事，左宗棠心里到底有数没有，是配合默契演双簧呢，还是被蒙在鼓里？
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国家统一有奇功，学历很低（一直没考上进士）却封侯拜相，这样完美而传奇的高干在晚清实在太少，所以许多人宁愿相信，他是稀里糊涂上了当，阴差阳错帮了忙。也有人认为，左宗棠宅心仁厚，机敏过人，利用何璋巴结领导的心理，帮朋友的孩子找份工作，一没收黄家半个铜板，二没对何璋投桃报李，实在无伤大雅。
这些猜测都有一定道理，却非要害。关键的问题是，黄兰阶为什么要跑官、要官、骗官？假如他跟左宗棠八竿子打不着，或者在左家碰了钉子后，没去琉璃厂，没买那把魔扇，结局会怎样？
在封建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政治腐败可谓登峰造极，吏治腐败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其中，捐官制度对吏治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
清朝的捐官制度始于康熙朝，起初是作为弥补军费不足的临时性措施，名额有限，条件严苛，后来逐步泛滥成灾。从咸丰开始，内乱、外患不断，朝廷试图用大量增加捐官名额的办法，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加上像黄兰阶那样，由吏部派到各部、各地等位子的进士源源不绝，后备干部队伍越拉越长。光绪年间仅一个湖北省，就有各级后备干部1400余人。由于编制所限，萝卜与坑根本不成比例，等个10年、20年才上岗并不为奇；到死没过过一天官瘾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看来，山西那个80岁“老干部”算是幸运的了。因此，当时社会上干脆称他们为“灾官”，意思是当了候补官，简直是活受罪。
尽管这么多干部不好消化，但假使选拔任用的制度设计科学规范，依照客观标准确定使用顺序，那么，即使晚解决甚至不解决，他们也不必想歪点子，继续自我完善就是了。起初，对后备干部实行的是双重管理，选拔任用工作主要由吏部负责，地方总督和巡抚也有考察权和使用建议权，权力既分散又有一定制约，两家画圈才算数。要同时打通吏部和督抚两道关节，难度确实不小。这种制度安排，对于防范用人腐败起了一定作用。
清朝后期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坐大，后备干部的管理使用权逐渐被地方侵吞。没有了吏部的牵制，督抚如鱼得水，干部是不是金子、要不要发光，全凭他一张嘴。谁送的钱多就用谁，一岗任命多人，今天任命、明天免职再任用他人，这些五花八门的敛财手法，实际上是一顶帽子反复卖，把200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破坏得一干二净。这让黄兰阶这样的穷书生心如死灰，假如他始终坚持不变“坏”，一辈子就交待了。
后备干部本来就穷困潦倒，如果上面没人罩着，那就只剩借债、上贡一条道。既然官帽子是花血本买来的，一旦逮着机会，他怎么可能廉洁自律？怎么可能不使劲捞？怎么可能把心思花在工作上？债主还在门口排着队呢！
就这样，买官的跟卖官的构成了一条生物链，环环相扣，各得其所，结果是官僚队伍急剧膨胀，贪污腐败明火执仗，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早已陷入泥塘的大清再也支撑不住，终于轰然倒下。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就在于它能彻底摧毁政治统治的基石，连根消解政权的合法性！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之后，灾难便会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阻止起来成本高、效率低，十分被动。因此，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是长久之策，也最为经济。不同的预防手段各有其价值，但具有工具性意义的还是制度。王岐山同志之所以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创新”，道理就在这里。
“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创新”，意味着不仅要增加制度的“量”，更要提高制度的“质”。只有体现了权力制衡制约的规律和功能，制度才名副其实；权力制衡制约的充分程度，与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成正比——黄兰阶的人生沉浮，为此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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