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往事》

　　纷繁美丽的大学生活

　　二十世纪初，清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压力下，清政府逐步推行“新政”。1907年，在教育部门为选拔赴美留学生而举行的考试中，首次出现了女学生的身影。最终从全国选定了十一名男生和四名女生作为官费生派遣出国。这四名女生中有一位即是宋庆龄。这是中国“官费女生留学西洋之始”。宋庆龄曾自豪地说：“这场考试的成绩使那些男主考官们认识到，女学生在智力方面并不亚于男学生。”

　　面对即将出国的宋庆龄和准备同时赴美的宋美龄，父亲宋耀如不无担心地嘱咐道：“爸爸让你们去美国，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终止你们的追求。”

　　当年秋天抵达美国后，十四岁的宋庆龄首先来到新泽西州，进入波特温学校学习法文和拉丁文，因为“这两种外语是大学入学考试必须应考的”。这段时间里，宋庆龄还在课余当家庭教师。

　　宋庆龄的英语十分出色，但她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据一位同学回忆，为了不让美龄忘记自己的母语，庆龄每天都会和美龄用母语交谈一小时。有时宋美龄觉得用英语交谈比较方便，不愿意练习汉语，宋庆龄就把她关在房间里，强制她练习到规定的时间。

　　宋庆龄酷爱读书，爱泼斯坦曾说她是“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经常到学校对面的镇图书馆去借书。据当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回忆：“她是一个害羞、漂亮的姑娘，书读得很多很广。她经常选择一些非常严肃的书来读，这些书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通常是不读的。”图书馆馆长也发现，“这个严肃的姑娘”，贪婪地阅读成人读的小说、传记和历史等等。这些书“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

　　1908年9月，宋庆龄在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正式注册入学。当时她只有十五岁。同学回忆说：“她非常用功，从不漏掉任何一门功课的作业，总看见她在工作。”

　　宋庆龄出身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家庭，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她的父亲是最早和孙中山一起投身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宋庆龄和宋美龄来到美国后，父亲经常“给女儿们写长信、寄剪报，使他们了解国内的形势。宋庆龄能够从这些片断的情况中了解到孙中山博士革命的艰难历程”。威斯里安学院的凯瑟琳女士评价：“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对国际大事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校友们回忆，宋庆龄通常表现得认真严肃，沉默寡言。有的同学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多地考虑国家的事而不去无忧无虑地享乐。宋庆龄回答：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有的同学则回忆：“正是她那副忧伤和沉思的神情，使她显得俏丽动人，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忠贞不二的造反者了。”

　　任何对中国的伤害，都是宋庆龄无法忍受的。一次，有人嘲笑中国落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宋庆龄被激怒了。她挺身而出，用流利的英语驳斥对方。她为祖国的尊严所作的多次辩护，使她得到了“辩论家”的美誉。虽然她攻读的是文学专业，但对哲学、历史她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广博的知识使她的见解深刻而富有哲理。

　　在历史课上，宋庆龄向同学们讲述中国的现状、中国实行改革的必要和中国光辉灿烂的未来。她的讲述，给他的历史教授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说，宋庆龄的声音如平时一样柔和，但她的眼睛中燃烧着“足够照亮整个大地的火焰”。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宋耀如将一面共和国的五色旗寄给了宋庆龄。得知亚洲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中华民国成立，宋庆龄兴奋异常。她立刻登上椅子，把清朝的龙旗扯下，踏在脚下。她挂上新国旗，呼喊着：“打倒专制！高举共和的旗帜！”宋庆龄激烈的情绪，使同宿舍的同学直到耄耋之年，对这一幕依然印象深刻。因为对一向沉静、温和的宋庆龄而言，这种毫不掩饰的表现，实在是太反常了。

　　宋庆龄的英语水平是一流的。在美国的学校里，来自中国的宋庆龄得到老师这样的评价：“在英文课的班上，她写的文章最好。”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漂亮的文笔，使宋庆龄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讯干事。

　　1911年，十七岁的宋庆龄在院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文章《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论述了中国早期留学生归国以后，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对中华民族的良好影响。她特别强调：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这实际上抒发了她自己为祖国而学习的远大抱负。

　　1912年4月，宋庆龄在院刊上发表政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热情洋溢地赞颂辛亥革命。她指出：“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她说：“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她用优美的词句，赞颂了中国在法律、哲学、历史文献、社会道德伦理、热爱和平等方面的优良传统。她推断：“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中国还要在其它方面起作用。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醒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这话要变成现实看来已为期不远了。”

　　同月，她还发表了童话《四个小点》。这是一个“善有善报”的故事：古代一个名叫杨韦林的孩子，勤奋善良，曾救助过一只在雨中挣扎的小蚂蚁。后来，他在科举试卷上漏写了四个小点，蚂蚁用身体填补了这四个小点，使杨韦林得以应试成功。

　　1913年4月，宋庆龄又在同一期《威斯里安》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政论文《现代中国妇女》。宋庆龄叙述了中国女性的逐步觉醒，特别提到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中国女留学生，“比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共同的幸福，她们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她充满自信地预言：“我们深信，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另一篇是散文《阿妈》。她充满感情地记述了一位在他们家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目不识丁的老保姆，明确地表达了主仆平等和实现博爱理想的主张。

　　宋庆龄被认为是一位性格内向、安静、谨慎、品格高尚、极富文学修养的人。此外，同学们还记得宋庆龄的很多生活细节：她平常很少开怀大笑，但她却拥有非常甜美、令人愉悦的笑容。她对衣着有着很高的品位，经常穿一些十分漂亮、剪裁得体的套装。

　　实际上，宋庆龄爱好广泛。她爱好艺术，也喜爱体育运动。在校期间，她是舞蹈戏剧社社员和网球俱乐部的成员。

　　宋庆龄还有着与这个年龄的少女一样的活泼、俏皮的内心世界。她曾经为她亲密的同学珍妮献上自己写作的“美妙”的诗歌。她也曾经在通信中，兴致盎然地告诉同学一些女孩子们关心的“小秘密”：那些男孩子——同学们的男朋友的动向。她的同学玛丽·斯塔尔曾经回忆起宋庆龄：“她常给在哈佛的一个男孩子写信。……她一接到那个男孩子的信，就会飞也似地跑进我的寝室，我们一起读信，一起商量怎样回信。”

　　1913年6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院刊上刊登的毕业生照片中，二十岁的宋庆龄面容坚毅，眼神深邃，表现出她性格中的内在的力量。照片旁的题词是：“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

　　宋庆龄长大了。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就这样度过了她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她乘船离开美国，越过太平洋向亚洲驶来。艰难曲折、满布荆棘的斗争在等待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