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往事》

【基本信息】

作者：何大章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此书为何大章的一部新作，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为本书题写书名。作品基于众多第一手材料，同时辅之以近三百张照片，图文并茂、生动翔实地讲述了宋庆龄档案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这是一本对广大读者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同时对研究界具有重大参考意义，集观赏性、资料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作品。

目录

　　纷繁美丽的大学生活

　　宋庆龄与中国女子网球运动

　　为爱突破重围

　　历经坎坷的结婚誓约书

　　毛瑟手枪——别样的结婚礼物

　　苏绣“百子图”——父母未能实现的心愿

　　绘出孙中山右手的信件

　　日式晨衣中寄托的深情与遗憾

　　卫士的忠诚

　　一幅锦旗表深情

　　与孙中山事业的背叛者分道扬镳

　　军统特务头目的忏悔

　　海内存知己

　　送别战友

　　自请入狱

　　在画作《难民》前留影

　　漫画家失而复得的照片

　　朋友送回的“纪念”

　　把你的歌声留下

　　黎明前的抉择

　　毛泽东“修改”的周恩来书信

　　亲笔誊抄的徐迟讲话记录稿

　　归来的绣服

　　湘绣四扇屏

　　摄影家赠送的草帽

　　宋庆龄与“文革”第一案

　　一封锥心泣血的信

　　她想到了辞职

　　吃螃蟹的故事

　　君子之交淡如水

　　国母引领的旗袍风

　　名片里藏着的心事

　　跋

【精选章节】

　　为爱突破重围

　　1913年3月，骗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公然派人暗杀了正在着手组织内阁政府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宋案”的发生，使仍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大为震惊。他匆忙回国，组织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

　　然而，为了开展议会斗争，这时的同盟会已与其它四个政党联合，成为人数众多而战斗力严重减退的国民党；原同盟会的都督陆续被袁世凯免职，革命武装也已大部被解散。

　　这一年的6月，二十岁的宋庆龄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她计划暑假回国，然后再次赴美继续攻读新闻专业。22日，宋庆龄离开波士顿回国探亲。刚刚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她就接到父亲的电报，要她推迟行期。于是，她在伯克利逗留了两周，然后又去檀香山游览，这个行程并不很长的旅行竟持续了两个月。

　　就在宋庆龄轻松度过的这两个月里，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殊死搏斗。7月20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揭竿而起，“二次革命”正式拉开帷幕。几天之内，南京、安庆、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相继响应。但是，力量的悬殊使“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8月8日，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在此之前，一直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宋耀如已偕家人逃到那里。

　　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宋耀如去码头迎接女儿。第二天，宋庆龄便与父亲及姐姐宋蔼龄一起，在东京见到了孙中山先生。见到宋庆龄的那一刻，孙中山肯定睁大了眼睛。上一次在宋耀如家见到庆龄时，她才只有一岁；而此时的宋庆龄，已是如花美人。

　　作为一个女学生，离开平静而繁荣的美国来到流亡者聚集的日本，宋庆龄感到了强烈的反差。通过父亲和孙中山的交谈，她迅速而具体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前景的险恶。她说：“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直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是嫁给了“大总统”。而事实是，当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时，孙早已失去大总统的身份。他在国内是被袁世凯通缉的“逃犯”，在日本是受到警视厅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的激进党。正像宋庆龄亲眼看到的：“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跟随在身边的同志不多。” 这时的孙中山一无军队，二无经费支持，真可谓两手空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孙中山的事业已经遭到彻底失败。在看清这种严峻的形势后，宋庆龄仍然毫不犹豫地走到孙中山身边，使人不能不钦佩她的远见卓识和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与忠诚。当时，宋庆龄的姐姐宋蔼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与孔祥熙相恋，两人已准备结婚。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坚持为孙中山处理英文文件，但因身患肾病，不宜按日本方式长时间盘腿席地而坐。于是，宋耀如让庆龄帮助自己，并很快就教会了女儿如何协助孙中山工作。

　　与文雅、能干而又年轻、漂亮的宋庆龄在一起，孙中山很难不被其深深吸引。梅屋庄吉的两个女儿曾经回忆过1914年夏天的一个晚间聚会。

　　冈本梅子回忆说:“在吃完晚饭之后，大家都去了客厅，我弹奏钢琴，母亲拉小提琴，宋庆龄也弹奏了钢琴，并演唱了非常动听的女高音唱段。

　　“在宋庆龄独唱的时候，妹妹千势子在客厅内到处走着。孙先生抱起千势子，并把手指放到嘴上，作了个‘保持安静’的手势。在整个演唱的这段时间里，孙先生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宋庆龄。”

　　千势子说：“宋庆龄小姐就算以当时我的眼光去看，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连幼小的我都有这般的感觉，可以想象孙先生在这位美女面前时是怎样的一种表情。” 

　　1914年6月以后，宋蔼龄开始筹办与孔祥熙的婚事，宋庆龄承担起了更多的秘书工作。她几乎天天都要到孙中山的寓所。9月，宋蔼龄结婚，离开了工作岗位。10月，宋庆龄正式接替宋蔼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在孙中山身边的危险而繁重的工作，使宋庆龄着迷。这年11月，她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写信：“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宋庆龄与孙中山过于密集的接触，已经使母亲倪太夫人有了几分担心。1914年11月，宋庆龄同宋蔼龄一起回国，名义上是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实际上这显然只是为使庆龄暂时离开孙中山儿寻找的借口。因为直到第二年的3月，宋庆龄专程去上海“侍候”的宋耀如仍然在日本活动。

　　当时，孙中山寄居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宋庆龄回上海后，孙先生看上去就一直没有什么精神。他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但在那段时间里，书虽然是翻开着的，但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止这样，他甚至连吃饭也没什么食欲了。

　　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非常担心，便多次问孙先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是饭不对胃口。

　　孙先生总是回答说:“不，没什么，请你不用介意。”

　　随后的日子里，孙先生依旧饭食无味，整天心事重重。

　　在德子的反复追问下，孙中山终于承认自己的怅然全是为了宋庆龄。他说:“我忘记不了宋庆龄。遇见她，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体会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恋爱的那份喜悦。”

　　孙中山与宋庆龄年龄相差将近二十七岁。德子对他说:“宋庆龄小姐的年龄与您的子女年纪差不多，如果您要与宋庆龄结婚的话，那可是要折寿的呀。”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表示:“不要紧，如果能与宋庆龄小姐在一起，哪怕结婚后第二天就死去，我也不会觉得后悔。”

　　宋庆龄与母亲一起居住在上海期间，孙中山也没有放弃追求。但他的方式是含蓄而巧妙的。宋庆龄曾说：“随后我又在家学习中文。……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11月29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发了一封挂号信。1915年1月，孙中山又派朱卓文携其女儿慕菲雅追踪到上海。1月31日，朱卓文见到宋庆龄，转达了孙中山希望她继续为革命工作的意见。宋庆龄对这一邀请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朱卓文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他（宋庆龄）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

　　孙中山还要求朱卓文为宋庆龄在上海安排一处办公地。朱卓文说：“至筹备地方一所以为他办事之用，他云此事他甚赞，唯须待数日思一善法以避他母之疑眼云。”十分明显，倪太夫人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感情发展是有所戒备的。而且，宋庆龄也在想办法帮助孙中山避开母亲的视线。

　　2月4日，朱卓文又致函孙中山：“刻下弟在隔邻布置一房以为宋小姐办事处。现他订于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教弟女以英文。此后有函件与他，照前日之住址便能直接收到矣。”孙中山以请宋庆龄教女学生英文为借口，在宋家近旁安排了一个“据点”。既方便了在倪太夫人的眼皮下与宋庆龄联络，又为以后宋庆龄出走日本埋下了伏笔。

　　1915年3月17日宋庆龄再次回到东京，孙中山亲自去车站迎接。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5月，宋庆龄致信美国女友阿莉，叙述她与孙中山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们参观展览、商店、兵工厂等。晚上我们则去看电影。我并不太喜欢这些电影，但每次看电影都给我带来一些兴奋的时刻，特别是有关历史事件的片子。

　　“晚上数里长街灯火通明，真是华丽壮观。我好几次晚上去那里，为的是想看看荷花池中的倒影。在月光皎洁、星光灿烂的夜晚，这里像梦幻一般的可爱，促使已逝岁月的美好回忆再度涌入人们的脑海。

　　“当前正是樱花盛开时节，我们曾抓住时机愉快地乘车长行，深入花海。昨天晚上我们沿着堤边走了整整一个小时，两旁花枝低垂，使我们望不到天。想象一下嫩绿的杨柳作为背景衬托着这些樱花！大自然也知道如何使颜色协调。”

　　这些诗一般的语言，不难使人感到，她已沉浸在热恋之中。在这三个月中，他们提到了婚姻。

　　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中，哪一方态度更加主动？对此有着很多记载，有的甚至截然不同。但众多说法中更为可信的是，最初孙中山采取了主动。他曾多次向宋庆龄求婚。

　　李湄在《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一书中写到：“关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恋爱，廖仲恺告诉过廖梦醒一件趣事。在日本的时候，一次，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到某风景区去玩，一行人爬上一个小山坡。宋庆龄年轻走得快先到达山顶，孙中山紧跟在后，接着是廖仲恺。廖仲恺平时就动作迅速，走路很快，因此把胡汉民等人远远抛在后面。张静江是坐轿子上山的，更落在后面。快到山顶时，孙中山回转身向廖仲恺摇摇手，示意不要跟上去。廖仲恺会意，就让大家停在半山坳休息。过了一会儿，两人满面春风的样子下山。据说，那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由于年龄差距，宋庆龄怕父母不同意，没有马上决定，但答应考虑。随后，宋庆龄就到上海向父母提出了这件事。”

　　宋庆龄显然对这桩婚事是渴望的。据说，她曾向孙中山表示：“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工作，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但因年龄差距过大，宋耀如又是孙中山的老朋友，所以孙中山坚持要宋庆龄征得父母的同意。

　　6月21日，宋庆龄重返上海，就与孙中山的婚事征求父母的意见。不料，这个请求遭到了全家强烈的反对。而且，为了阻止她的这个企图，家里迅速地为她包办了一门亲事，男方姓“荣”，家庭条件自然是颇为优裕的。

　　晚年，宋庆龄回忆说：“我离开东京归国，向父母亲提出要跟孙中山结婚的请求。父亲面露不悦之色，母亲流了眼泪。蔼龄居然也介入了这件事，要我跟另一个人订婚，不让我跟孙中山。我当时晕倒过去，不知是怎样被人抬上楼的。我至今想起这件事还直想掉泪。”从此，宋庆龄被困在上海家中。她十分郁闷，却无计可施。

　　为了扫清与宋庆龄结合的障碍，孙中山还要面对一个棘手的任务，那就是结束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婚姻关系。1915年3月，他派朱卓文到澳门同卢夫人商谈离婚事宜。

　　三十年前，正在香港读书的18岁的孙中山被唤回家乡，遵从父母之命，与卢慕贞结婚。婚后，他们育有一子二女，但始终聚少离多。孙中山以革命为职业。卢慕贞则不喜欢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她请求孙中山不要再继续从事革命，因为清廷派人追杀，致使他们一家背井离乡、东躲西藏。由于长时间为革命奔波以及流亡，孙中山与卢夫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每当孙中山从外地回来，卢慕贞总是对他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抱怨不已。民国成立，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他把卢慕贞接到南京。但是，在那里卢慕贞丝毫没有感受到乐趣，反而觉得拘束。“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又一次流亡日本。卢慕贞绝不愿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便定居在澳门。

　　当面临解除这桩婚姻时，孙中山的心中也很不平静。卢夫人终究独力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使孙中山能无后顾之忧。对于卢夫人，孙中山觉得：“亏欠她已经太多，我自己也知道发生这种事是决不应该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克制不住心中的想法。”孙中山写信告诉卢慕贞，他打算与宋庆龄结婚，并向她说明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卢夫人对此表示理解。她表示：自己识字不多，也不会说英文，缠过足，连走路都不利索，不能像宋庆龄那样帮助孙中山。卢慕贞很干脆地同意离婚，在离婚协议书上用红印泥按了指印。这个离婚协议书印了好几百份，分发给他们的亲友。

　　这一年的9月1日，卢夫人应孙中山邀请来到东京，对婚姻做最后的了结。他们非常友好地一起游览、购物，和朋友们见面。23日，孙中山亲自将卢慕贞送到东京车站。

　　宋庆龄曾多次讲到，孙中山和卢慕贞是在1915年4月签订离婚协议的。根据记载分析，4月朱卓文持孙中山的信到澳门与卢慕贞商议，很可能就已经签订了离婚协议。9月，卢慕贞到东京后，是在证人面前办理确认离婚的正式法律手续。主持这一仪式的是和田瑞律师，而之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也是由他作证的。

　　宋庆龄曾多次讲到这件事。她说：“事实真相是，当他向我求婚时，孙逸仙是个自由的人。”

　　因为与孙中山的婚事，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突。与此同时，孙中山在日本也因这桩婚事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他的战友们几乎一致认为，孙中山与发妻离婚，再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夫人，会损害革命领袖的形象。

　　关于这些“围剿”，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得到孙中山准备结婚的消息，朋友们开会讨论，决定派代表去说服孙中山。这个代表见到孙中山后，却不知如何开口。孙中山见他一言不发，便问他有什么苦恼。这个朋友无言以对，借故告辞。

　　胡汉民则有另一种回忆。他说：经中华革命党的战友们商议，公推陈其美、许崇智两人去劝中山先生。二人说明来意后，孙中山说：“我一定要正式结婚，不能像你们似的嫖娼宿妓，不讲究个人的品行操守。”陈、许张口结舌，只得退出。经过商量，他们又请出一贯洁身自好的胡汉民、廖仲恺两人去劝孙中山。这次孙中山说:“我没有你们二位的好福气。你们都娶到了贤惠的夫人，能跟随着你们东奔西走。”这两个人又相视无语。

　　还有一个版本是胡汉民和朱执信为孙宋的婚事当面诤谏。孙中山毫不客气地说：“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孙中山还曾当众宣告：“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势力所支配。”

　　10月下旬，朱卓文和女儿慕菲雅来到上海，估计还是以学英文的名义，见到了宋庆龄。朱卓文带来了孙中山的急信，并向宋庆龄出示了孙中山和卢慕贞的离婚协议。孙中山决绝的态度使宋庆龄十分感动，她决定不再等待父母的转变，立即自主采取行动。

　　离家前，宋庆龄给仍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自己的计划：“在前几封信上，你当已知道，我希望早日离沪返日，而父母大人表示反对。母亲不要我回去，是怕我再卷到与孙先生的事情中。而父亲的意思，是要我慎重地考虑，怕我不能经受将来跟随孙先生会遭遇的种种困苦。我就这样在家里被禁了好久。我一直希望劝说妈妈改变主意，但是，既然她的主意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我也只好及早下定决心了！

　　“美龄，你知道当我还没回国的时候，父母居然为我订婚的事吗？你能相信他们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吗？蔼龄居然也介入了这件事，她只管对我说那人是怎样漂亮，怎样有前途。父亲在这件事上其实倒没说什么，只是母亲坚决的要我嫁这人，而不让我跟随孙先生。她们几乎使用了所有的办法——尽管是最温和的办法——想逐渐动摇我的想法。但是他们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了！她们不知道我认为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的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因此，美龄，当你接到此信时，你不必惊奇，很可能我已抵达日本，回到孙先生身边。我通过孙先生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做到这件事。我将采取迅速和秘密的行动，我想你或许会把这叫作私奔吧？但是我只好如此了！由于家庭的反对，我到日本后与孙先生的婚礼，也将是非常简单和秘密的。这事情你代我转告子文吧。美龄，在这情形下，事情是很难办的，但我的决心非常坚定！”

　　美龄接到这封信，便急忙通知宋子文：“家中有急信，周末就来我处。”但是，当美龄见到宋子文时，反倒是子文递给她一份报纸。要闻栏中登载着一则消息：“上海名门宋氏的第二女公子宋庆龄女士，已于10月24日从上海家中私奔抵达日本东京。据讯，她来这里，是为了与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结婚。”

　　宋庆龄的出走震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正如她所说的：“因为像我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从来不解除婚约的”。

　　宋庆龄究竟是哪一天离开的上海，没有准确的记载，据推算大约应是在22日。当时从上海到神户，乘轮船大约需要35个小时。然后还要转乘火车到东京。

　　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宋庆龄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把她反锁在屋里，在女仆帮助下她从窗户爬出去逃跑了。尽管斯诺是宋庆龄多年的好朋友，但他的这种描写，仍令宋庆龄无法接受。晚年，她专门为此致函朋友邓广殷：“我的父母不是那么愚蠢、那么冷酷的人！确实，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去日本，不想我招人非议，但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反锁在屋里’。”在叙述这件事时，宋庆龄说：“我是清晨6点钟离家上船的，那时我的父母还未起床，是一位同志和他的女儿陪同我一起去日本的。”我还听到宋庆龄的一位老朋友告诉我，宋庆龄曾讲过：她在穿过草地走出院门前，曾回头张望。她说，她看到母亲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确认母亲也看到了她。她否认“私奔”，并这样解释：“我只是没有得到家里的同意。”

　　10月24日下午一点五十分，宋庆龄和慕菲雅乘坐的火车从神户到达东京。孙中山已在那里等候。当天，宋庆龄和慕菲雅到日本友人头山满的寓所住了一晚。直到逝世前不久，宋庆龄还委托将去日本的林国才一定设法去找头山家的人。她说：在日本东京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都是由头山满先生安排的。而头山满的儿子头山泉、女儿头山静子更是她的好友伴。她请林国才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是否需要帮助。

　　10月25日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到著名律师和田瑞的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在廖仲恺、山田纯三郎等朋友的见证下，孙中山、宋庆龄与和田瑞在结婚誓约书上签字，举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结婚仪式。

　　27日下午，他们在梅屋庄吉家二楼的大客厅里举行了简单的茶会。据国方千势子回忆，大约有五六十人出席茶会。其中大多数是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以及革命志士，包括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凉、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中国人参加的很少。引人注目的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此外，仅有陈其美在场（有的记载中还有戴季陶出席）。中国的革命党人以拒绝出席表达他们对孙宋婚姻的反对。宋庆龄说：“我的丈夫就是在这个茶会上宣布我们结婚的。”“由于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的结合的确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宋庆龄在离开上海去东京时留了一封信。信中她告诉父母：自己决心已下，要帮助孙中山并同他结婚。她还告诉父母，孙中山已同他原来的妻子离异。

　　宋耀如夫妇本来就反对宋庆龄同孙中山的婚姻。宋庆龄出走后，得知这一消息的传教士们去找宋耀如夫妇，强烈反对宋庆龄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劝说他们把女儿从日本追回来。宋耀如夫妇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无法抵抗来自教会的压力。于是，他们搭上下一班航轮赶往日本，试图劝说宋庆龄离开孙中山，跟他们回家。

　　就在举行结婚茶会的当天，宋耀如夫妇赶到东京，找到了孙中山的住所。1980年，宋庆龄在去世前八个月的时候致信爱泼斯坦，痛苦地回忆起这件事：“我母亲哭着，身患肝病的父亲劝说着……他甚至跑去请日本政府为他们作主，说我还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这一天，宋耀如夫妇和新婚的孙中山、宋庆龄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

　　10月29日，宋耀如又单独找到孙中山和宋庆龄，继续他艰难的“劝说”。斯诺曾记述宋庆龄的回忆：“我父亲到了日本，狠狠地说了他（孙中山），企图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他失败了，于是就与孙博士绝交，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这个记述是不是确实，我们无法判断。但是，这件事对于宋耀如的伤害确实非常之大。他曾在给老朋友的信中哀叹：“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

　　当然，宋庆龄终究是夫妇俩最钟爱的女儿，孙中山也终究是与宋耀如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领袖。尘埃落定，宋耀如夫妇二人从暴怒中渐渐平静下来，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为庆龄补送了一份嫁妆。其中最珍贵、最具深意的，是母亲倪珪珍结婚时穿在身上的绣服。母亲本来正在为庆龄置办嫁妆，特别是按照他们家族的习惯，请绣工绣制一批绣片，裁开后作为衣襟、领口、袖口等处的装饰。但是宋庆龄的出走打乱了母亲的安排，以致其中的一个绣片还没来得及绣完。母亲把这件绣片也交给了庆龄，带着抱怨的口气说：“你自己找能人绣完它吧！”

　　婚姻给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新婚的宋庆龄写信给她的美国同学：“我是幸福的。……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而孙中山即使是在结婚三年后，仍在致康德黎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我们真的很少听到人们公开使用“幸福”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婚姻，而孙中山和宋庆龄做到了。他们婚姻的美满，是对他们异乎常人的漫长而艰难的革命生涯的最好补偿。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作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抉择。她选择了孙中山，选择了为拯救中国而战斗的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与孙中山的结合，使她深感幸福。

　　1925年孙中山逝世。数年后，斯诺问宋庆龄，她最珍视的成就是什么？宋庆龄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我对孙博士的忠诚，自从与他相遇之日起直到他逝世，至今我仍然忠贞不渝。”斯诺问：“你能确切告诉我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宋庆龄说：“起初，我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1978年8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住宅接见话剧《大江东去》剧组。谈话间，她突然提到：“我是十月二十五号结婚的，我总记得这一天。”第一位在舞台上扮演宋庆龄的演员萧慧芳被深深地震撼了。她几次对我说到这个场景：“当时，她已经85岁高龄了。谈起结婚那天，她是那样幸福，那样满足，脸上仍有一种少女的羞涩。真让人难以置信！” 

　　1979年8月1日，宋庆龄在北京接见《宋庆龄选集》日文版译者仁木富美子女士，又一次回忆起六十四年前结婚的日子。她深情地说:“十月二十五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在当时遭到了家庭、革命党人、教会的强烈反对。但是，回首近百年的历史，我们赫然发现，正是这桩不被看好的姻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

　　宋庆龄在她的一生中，始终忠诚于孙中山的思想。她和孙中山一起成为全心全意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灿烂的双子星，永远闪烁在历史的天空。

　　纷繁美丽的大学生活

　　二十世纪初，清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压力下，清政府逐步推行“新政”。1907年，在教育部门为选拔赴美留学生而举行的考试中，首次出现了女学生的身影。最终从全国选定了十一名男生和四名女生作为官费生派遣出国。这四名女生中有一位即是宋庆龄。这是中国“官费女生留学西洋之始”。宋庆龄曾自豪地说：“这场考试的成绩使那些男主考官们认识到，女学生在智力方面并不亚于男学生。”

　　面对即将出国的宋庆龄和准备同时赴美的宋美龄，父亲宋耀如不无担心地嘱咐道：“爸爸让你们去美国，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终止你们的追求。”

　　当年秋天抵达美国后，十四岁的宋庆龄首先来到新泽西州，进入波特温学校学习法文和拉丁文，因为“这两种外语是大学入学考试必须应考的”。这段时间里，宋庆龄还在课余当家庭教师。

　　宋庆龄的英语十分出色，但她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据一位同学回忆，为了不让美龄忘记自己的母语，庆龄每天都会和美龄用母语交谈一小时。有时宋美龄觉得用英语交谈比较方便，不愿意练习汉语，宋庆龄就把她关在房间里，强制她练习到规定的时间。

　　宋庆龄酷爱读书，爱泼斯坦曾说她是“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经常到学校对面的镇图书馆去借书。据当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回忆：“她是一个害羞、漂亮的姑娘，书读得很多很广。她经常选择一些非常严肃的书来读，这些书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通常是不读的。”图书馆馆长也发现，“这个严肃的姑娘”，贪婪地阅读成人读的小说、传记和历史等等。这些书“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

　　1908年9月，宋庆龄在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正式注册入学。当时她只有十五岁。同学回忆说：“她非常用功，从不漏掉任何一门功课的作业，总看见她在工作。”

　　宋庆龄出身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家庭，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她的父亲是最早和孙中山一起投身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宋庆龄和宋美龄来到美国后，父亲经常“给女儿们写长信、寄剪报，使他们了解国内的形势。宋庆龄能够从这些片断的情况中了解到孙中山博士革命的艰难历程”。威斯里安学院的凯瑟琳女士评价：“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对国际大事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校友们回忆，宋庆龄通常表现得认真严肃，沉默寡言。有的同学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多地考虑国家的事而不去无忧无虑地享乐。宋庆龄回答：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有的同学则回忆：“正是她那副忧伤和沉思的神情，使她显得俏丽动人，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忠贞不二的造反者了。”

　　任何对中国的伤害，都是宋庆龄无法忍受的。一次，有人嘲笑中国落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宋庆龄被激怒了。她挺身而出，用流利的英语驳斥对方。她为祖国的尊严所作的多次辩护，使她得到了“辩论家”的美誉。虽然她攻读的是文学专业，但对哲学、历史她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广博的知识使她的见解深刻而富有哲理。

　　在历史课上，宋庆龄向同学们讲述中国的现状、中国实行改革的必要和中国光辉灿烂的未来。她的讲述，给他的历史教授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说，宋庆龄的声音如平时一样柔和，但她的眼睛中燃烧着“足够照亮整个大地的火焰”。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宋耀如将一面共和国的五色旗寄给了宋庆龄。得知亚洲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中华民国成立，宋庆龄兴奋异常。她立刻登上椅子，把清朝的龙旗扯下，踏在脚下。她挂上新国旗，呼喊着：“打倒专制！高举共和的旗帜！”宋庆龄激烈的情绪，使同宿舍的同学直到耄耋之年，对这一幕依然印象深刻。因为对一向沉静、温和的宋庆龄而言，这种毫不掩饰的表现，实在是太反常了。

　　宋庆龄的英语水平是一流的。在美国的学校里，来自中国的宋庆龄得到老师这样的评价：“在英文课的班上，她写的文章最好。”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漂亮的文笔，使宋庆龄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讯干事。

　　1911年，十七岁的宋庆龄在院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文章《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论述了中国早期留学生归国以后，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对中华民族的良好影响。她特别强调：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这实际上抒发了她自己为祖国而学习的远大抱负。

　　1912年4月，宋庆龄在院刊上发表政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热情洋溢地赞颂辛亥革命。她指出：“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她说：“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她用优美的词句，赞颂了中国在法律、哲学、历史文献、社会道德伦理、热爱和平等方面的优良传统。她推断：“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中国还要在其它方面起作用。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醒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这话要变成现实看来已为期不远了。”

　　同月，她还发表了童话《四个小点》。这是一个“善有善报”的故事：古代一个名叫杨韦林的孩子，勤奋善良，曾救助过一只在雨中挣扎的小蚂蚁。后来，他在科举试卷上漏写了四个小点，蚂蚁用身体填补了这四个小点，使杨韦林得以应试成功。

　　1913年4月，宋庆龄又在同一期《威斯里安》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政论文《现代中国妇女》。宋庆龄叙述了中国女性的逐步觉醒，特别提到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中国女留学生，“比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共同的幸福，她们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她充满自信地预言：“我们深信，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另一篇是散文《阿妈》。她充满感情地记述了一位在他们家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目不识丁的老保姆，明确地表达了主仆平等和实现博爱理想的主张。

　　宋庆龄被认为是一位性格内向、安静、谨慎、品格高尚、极富文学修养的人。此外，同学们还记得宋庆龄的很多生活细节：她平常很少开怀大笑，但她却拥有非常甜美、令人愉悦的笑容。她对衣着有着很高的品位，经常穿一些十分漂亮、剪裁得体的套装。

　　实际上，宋庆龄爱好广泛。她爱好艺术，也喜爱体育运动。在校期间，她是舞蹈戏剧社社员和网球俱乐部的成员。

　　宋庆龄还有着与这个年龄的少女一样的活泼、俏皮的内心世界。她曾经为她亲密的同学珍妮献上自己写作的“美妙”的诗歌。她也曾经在通信中，兴致盎然地告诉同学一些女孩子们关心的“小秘密”：那些男孩子——同学们的男朋友的动向。她的同学玛丽·斯塔尔曾经回忆起宋庆龄：“她常给在哈佛的一个男孩子写信。……她一接到那个男孩子的信，就会飞也似地跑进我的寝室，我们一起读信，一起商量怎样回信。”

　　1913年6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院刊上刊登的毕业生照片中，二十岁的宋庆龄面容坚毅，眼神深邃，表现出她性格中的内在的力量。照片旁的题词是：“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

　　宋庆龄长大了。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就这样度过了她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她乘船离开美国，越过太平洋向亚洲驶来。艰难曲折、满布荆棘的斗争在等待着她。

　　绘出孙中山右手的信件

　　2003年，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办的“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精品展”上，一封宋庆龄八十年前写给孙婉的亲笔信首次与公众见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孙婉是孙中山的第二个女儿。1921年她与戴恩赛结婚时，宋庆龄特意写信祝贺，并代表自己和丈夫孙中山给新婚的孙婉汇去了四千元钱，作为她的“嫁妆”。

　　这次公开的信件，没有标明具体日期，但可以确定写于1915年之后。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宋庆龄最早的手迹之一。

　　这封信共有两页。第一页为英文信件，从字迹上看，书写有力而流畅。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格雷斯：

　　承你告知将有香港之行。如果你能给我买一个兰克劳馥德公司的chafing盘子（铝制品）、给你父亲买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我将十分感谢。我不确切知道你父亲的手套尺码，大概是7号。这里是个图样。

　　多谢你。

　　R  C  Sun

　　其中：“格雷斯”为孙婉的英文名。署名处的“R”为“Rosamonde”的缩写，一般译作“罗莎蒙德”或“洛士文”，这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C”为“Ching Ling”（庆龄）的缩写。“Sun”为“孙”，即宋庆龄的夫姓。

　　第二页是一张用铅笔绘成的图样，画的是孙中山的右手轮廓。遥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将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这张纸上，宋庆龄仔细地为其勾画图样。两位改变了中国的伟人，共同绘制了自己的生活细节。一封信件，一个图样，证实了伟人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需求和喜怒哀乐，一样的温情与爱意。

　　孙婉生前认真保存着这封信件。1979年，她在澳门去世。1984年，孙婉的女儿戴成功将这封信捐赠给了宋庆龄基金会。此后，这封信在宋庆龄故居的文物库中又静静地存放了二十多年。

　　这封信件在北京展出后，我们又把它带到美国展出，一时竟成为媒体报道最多的一个亮点。美国的朋友们说，他们一直以为宋庆龄只是一位政治人物，没想到她具有这样细腻的情怀，还这样体贴入微地关心着孙中山的生活。

　　今天，书信的纸张已经变成深黄色。然而，看到这封信，我们似乎还可以感到孙中山、宋庆龄鲜活的气息，仿佛他们就在我们的眼前，从来就没有离开。

　　宋庆龄与中国女子网球运动

　　在2004年的奥运会上，运动员李婷和孙甜甜取得了网球女子双打冠军。这是中国在世界上取得的第一个网球冠军。这以后，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网球热。如今，“中国网球赛”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四大赛事之一。

　　网球运动在中国开展得比较晚，许多人对这项运动并不熟悉。那么，最早接触到这项运动的中国人到底是谁呢?

　　2004年7月，宋庆龄基金会与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与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展览。在威斯里安学院提供展出的1911年校志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

　　这是一张网球俱乐部的合影，十三位朝气蓬勃的女学生，穿着一样的白衣白裙，手持网球拍排列在球网前。在后排中间，我们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她就是宋庆龄。在照片下方所列的名单里，有着用英文书写的“Chungling Soong”字样（Chungling 后多译为Ching Ling Soong宋庆龄）。这张照片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

　　根据校志的年份判断，宋庆龄参与网球运动之时迄今已一百多年。1911年的中国，正经历着推翻封建专制的“辛亥革命”。那时的女子，还在为放开“裹脚布”而斗争，根本谈不上去参加任何现代意义的体育运动。而在这个时期，只有十八岁的宋庆龄，正在美国的威斯里安学院求学。

　　在威斯里安学院的另一本校志上，还有一段文字专门提到，宋美龄也曾是学校网球俱乐部的成员。实际上，宋美龄在这个学校只正式就读了一年，她比宋庆龄小四岁。1912年，宋美龄正式注册成为威斯里安学院的大一新生。第二年宋庆龄大学毕业离开了美国，宋美龄便北上转学到马萨诸塞州的韦斯礼学院学习。在此之前，是否有中国女子参与过网球运动，暂不可考。但宋庆龄是最早参与网球运动的中国女子之一，这点上则是毋庸置疑的。

　　1913年，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学院毕业。回国途中，她直接来到因“二次革命”失败随孙中山逃到日本东京的父母身边。1915年，她嫁给了处在事业低谷中的孙中山。

　　孙中山回国后，暂住在上海环龙路63号。两个月后，四位旅美华侨得知孙先生还在租房住，便购置了莫里哀路46号的一所住宅送给孙中山。他们不仅配置了室内的家居陈设，安排了庭院的花木，还在花园里布置了网球场。宋庆龄喜爱网球运动，孙中山也有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每天清晨起床后，他们常常在这里打网球，早餐后再精神饱满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当然，这种有规律的安定生活，在他们共同经历的十年的动荡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

　　宋庆龄喜爱网球运动，在黑暗沉滞的旧中国开了风气之先。她早年参加网球运动的经历，对今天早已告别“东亚病夫”称号、追求全民健身的中华民族，无疑具有表率的意义。

日式晨衣中寄托的深情与遗憾

这是一件1915年孙中山为宋庆龄定制的日式晨衣。

　　1976年，宋庆龄从北京回到上海，开始清理家中保存的衣物、文件和其他物品。

　　这一年的秋天，宋庆龄将一直由她代为抚养的前警卫秘书的女儿隋永清叫到身边，把她整理出来的几件衣服送给了永清。在这些衣物中，式样最为特殊的是一件日本和服式的晨衣。隋永清非常喜爱这件衣服，便当场将它换上给宋庆龄看。当时永清只有十九岁，身材很好，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十分合适。宋庆龄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宋庆龄告诉永清：这是1915年在日本结婚时，孙中山先生托人购买衣料，并请裁缝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当时这件晨衣已经跟随了宋庆龄整整六十年。宋庆龄出赠这件晨衣，是为了给永清留下一件永久的纪念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宋庆龄的身材日渐发福，已无法再穿着这件晨衣。她希望在永清的身上看到这件晨衣的“复活”，这使她可以生动地回忆起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那些美好时光。

　　赠出这件晨衣后，她对于往事的怀想并没有丝毫消减。1980年，廖梦醒即将出访日本的消息，又使宋庆龄浮想联翩。1月16日，在致廖梦醒的信中，她说：“我很高兴听说你要重访日本，希望你能见到一些老朋友。我的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去世了，我不愿意去那里看到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的情景！”话语中透出几分伤感与无奈。

　　3月19日，她又致信廖梦醒，提出了为她购买和服的要求。她写道：“送上一百五十元给你自己买些东西和给我买一件黑绉纱的和服。现在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穿着睡衣。希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能穿上一件深紫色或黑色的绉纱和服。衬里可以是红色或其他颜色，但面料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外面有白花没有关系。和服得有一条腰带，这是要另外买的。以前孙博士的和服就有一根腰带用来绑他黑灰色的和服，可是它和所有我珍藏的东西一样都失去了……

　　“别忘了，我那件和服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我不喜欢别的颜色！）它一定要长及足踝，太长的话可以改短，但是不要那种短的。”

　　宋庆龄在“绉纱和服”、“深紫色”、“黑色”、“长”、“不要短的”等字下画了横杠，表示强调。

　　当天下午，她又来一信补充：

　　“请要求妇联让你把那150元换成外币为我买和服。我以前从来没有要求过外汇。你无需害怕提出要求，因为这是为我，而不是为别人做的。”她又在“为我”二字底下画了横杠表示强调。她觉得，以她的名义去要求，应该是没问题的。

　　宋庆龄认为，用自己的名义去申请外汇是理直气壮的，有关部门没有理由不同意。她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几乎无人可比。她为中国人民付出了一切，却从来没有向国家提出过任何或大或小的个人要求。为买一件和服要求换一点外汇，这几乎算不上是一件事。更何况，稍稍细心一点儿的人都会想到，宋庆龄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是为了圆一个长久以来萦绕在心头的梦。

　　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充满了曲折坎坷，而且很多时间与孤寂相伴。在陈炯明叛变中，她为了保护孙中山而流产，从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结婚后不到十年，丈夫就离她而去；从那以后，为了坚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她又毅然与家人决裂……因此，对她而言，最无法忘记的就是刚刚和孙中山在日本结婚的那段相对安逸的短暂时光。她一定要购买一件这种样式的和服，正是出于对那段岁月的追忆。

　　仅仅一年前，在孙中山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廖梦醒为宋庆龄送去了鲜花。三天后，在给廖梦醒的信中，宋庆龄写下了一段深情的文字：“谢谢你送来如此艳丽的康乃馨，有粉红的和朱红的，它们温暖了我的心！我想，你是这样的一个朋友。你懂得，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人生在世，总不免一死。这残酷的现实谁都不得不面对，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很显然，宋庆龄想穿上一件和服，正是为了重温与孙中山在东京共度的那一段浪漫的时光。那是她一生中最甜蜜的回忆。当时孙先生穿的是一件黑灰色的和服，腰间扎着颜色相同的腰带……

　　对于宋庆龄的托付，廖梦醒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和宋庆龄的境遇相似，廖梦醒年届四十便与她至爱的丈夫猝然永别。她也常常深陷于对亲人的思念之中。廖梦醒随即向全国妇联提出换汇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她的女儿李湄多方努力，也毫无办法。她们可以支配的外汇只有八千日元（每人出国零花钱四千日元），而当时一件和服要六万日元。母女俩一筹莫展。李湄感叹：“如果周恩来在世，我相信他一定会特批六万日元给宋庆龄买一件她想要的和服的。中国没有了周恩来，多少事都不一样了。”

　　回国后，廖梦醒无法开口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宋庆龄，只能托词说：日本物价太高。为了安慰宋庆龄，她把日本朋友送给她的一件短款和服转赠给宋庆龄。

　　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愿望却没有实现。这个结果是宋庆龄万万没有想到的。她毫不犹豫地将那件短款和服退还给廖梦醒。在信中她流露了自己的情绪：“我对和服的事当然很失望，不过我能理解那种情况。日本人也处于通货膨胀之中，我又拿不出外币去买。”正像李湄所说：“这件事对宋庆龄和妈妈两人都是一种伤害。”

　　不知是宋庆龄还是廖梦醒曾经透露过关于想要购买和服的信息。1980年底，美国朋友西尔维亚为宋庆龄送来了一件和服式晨衣。宋庆龄在12月7日致信感谢。此后，日本代表团访华，康克清出面接待。事后，康克清将日本代表团赠送的一件和服转赠宋庆龄。

　　在提出拥有一件和服的希望一年以后，宋庆龄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在她的衣橱中见到了几件不同款式的和服，但显然——没有一件是她满意的。

　　2007年初，隋永清将她珍藏的和服捐给了宋庆龄故居。这件意义重大的文物，已经在宋庆龄生平展览中与公众见面。

　　一件日式的晨衣，寄托了宋庆龄的深情，也应该留下了她几多遗憾。

　　经历坎坷的结婚誓约书

这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

　　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阻力，即使在是变为既成事实后，也一直被一些政敌和别有用心的人用作诋毁他们的一个最好突破口。他们说孙中山是在没有与卢慕贞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和宋庆龄结合的，以此诟病孙、宋的人格。

　　在孙中山逝世后，这种说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给宋庆龄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但是，孙、宋婚姻最重要的法律文书——结婚证书却失踪了。

　　1915年10月25日举行婚礼之前，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履行法律手续。他们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当着律师和证人的面在结婚证书上签字。宋庆龄的见证人是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朱慕菲；孙中山的见证人有和田瑞博士和夫人、头山满先生和夫人、梅屋庄吉先生和夫人。婚姻誓约书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各保存一份。

　　1937年抗战爆发。当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23日宋庆龄撤离上海。据她自己讲：“我逃往香港时不能携带重要文件或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日军占领孙中山、宋庆龄在莫里哀路的住宅后，打开了用来存放各种重要文件的保险柜，将其中所有物品都窃往日本。这些物品中就包括孙中山、宋庆龄的这两张结婚证书。

　　宋庆龄很看重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所以，结婚证书的遗失，始终是宋庆龄的一桩心事。

　　1962年，一位来自山西的持有者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他拿出一件文物，表示准备转让给历史博物馆——而这件文物正是孙、宋的结婚誓约书！誓约书原件纵11·25厘米，横17·25厘米；朱丝栏，全页24行，墨书日文22行；中缝有上鱼尾；栏外左下角印有篆体字“东京榛原制”，作腰圆戳记状。但这时人们看到的誓约书，已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幅长长的手卷。装裱者在卷尾留下很多空白，显然是留给观赏者题记用的。这位先生没有提供文物得来的线索。

　　《誓约书》原件为日文，译文如下：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  文(章)

　　同  上  宋庆琳

　　见证人  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在对《誓约书》进行鉴定时，有关人员提出了三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誓约书上写的日期是“1915年10月26日”，而不是“25日”？第二 ，为什么宋庆龄的签名用的是“琳”，而不是“龄”？第三，在三个署名的人当中，为什么唯独宋庆龄没有用印？

　　1962年8月11日，历史博物馆将誓约书的照片寄给了宋庆龄，请她鉴定真伪并解答这三个疑问。不久，宋庆龄即通过秘书室对历史博物馆的提问作了答复：

　　“宋副主席说：这份誓约书是真的，系孙中山和宋副主席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由日本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登记手续后所签法律上的誓约书。但因日本风俗以双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师的建议将25日写为26日。在抗日战争时，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孙中山先生和宋副主席的结婚誓约书二份，已为日本军阀掠去，可能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这次复信证明了誓约书是真品，并回答了日期的问题。但是第二、三两个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件失而复得的重要文件，使宋庆龄十分兴奋。此后，她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讲到这件誓约书。她期待着历史博物馆尽快地展出这件文物，使公众能亲眼目睹这一铁证。但是两年多过去了，这件令宋庆龄魂牵梦萦的“誓约书”仍然没有出现。通常，宋庆龄是很沉得住气的，但这次是个例外。

　　1965年2月26日，宋庆龄请秘书致函历史博物馆询问为何还没有公开陈列誓约书。3月5日，历史博物馆复函称：“关于我馆收藏的宋副主席和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结婚的誓约书，将拟于明年组织举办孙中山先生诞生百周年展览时陈列，在未陈列期间，予作为珍品保藏，如有欲看者可经过联系，前来阅览。”

　　收到回函的第二天，她便兴冲冲地致信老朋友黎照寰：“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博物馆在你的朋友去参观时并没有展出我的结婚证书了。从今以后谁想去看原件，向我们申请一张卡片(就像博物馆和廖梦醒建议的那样)后就可以看了。我写信给梦醒要她找出博物馆不能展出它的原因，而这是她专程去找了博物馆馆长后的回复。”

　　3月10日，她再次致函黎照寰：“请读这两份附件，明天一早还我。那些恶意中伤我的人，在明年看到这份原始证明时，其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了。”

　　在委托廖梦醒去历史博物馆联系时，宋庆龄还请她复印了一份誓约书，遗憾的是漏印了日期。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误，宋庆龄也十分在意，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敏感。在给黎照寰的信中，她写到：

　　“我向你保证结婚证书上是有日期的，是辛西娅在匆忙之中忘记复印下来。你明年将会看到，没有人可以在那里找出错误来。对于某些老顽固提出的怀疑和问题，我想声明，现有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规定人们结婚要得到那些恶毒的诽谤者的同意。拉丁谚语曰：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

　　“证书上的所有一切都是规范的，年代为1915年，日期为10月25日。如果他们认为那份证书是‘假造的’(!)那么他们可以去东京市政厅查看婚姻登记。”

　　透过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位遭受多年无端攻击的女人内心刻骨的愤怒！

　　终于等到了1966年11月，孙中山诞辰百周年到了。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期而至。根据运动的形势发展，原定举办的展览被取消，誓约书也失去了和公众见面的机会。

　　1980年3月18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赵金敏同志将这份誓约书原件，送到北京什刹海后海的宋庆龄住宅，请她题字。

　　时隔四十多个春秋，重又见到誓约书原件，宋庆龄百感交集。她在卷尾余纸上端端正正地题写了“此系真品”四个字，并签名、盖章。

　　归还原件时，宋庆龄的秘书室还附函作了如下说明：“誓约书上的日期为10月26日是照日本老规，以双日为好而写的，结婚日期实为10月25日。宋副委员长在婚姻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容易写。当时从美国去日本，因而没有图章可盖。”

　　这一次的题字十分重要。因为仅仅在一年后，宋庆龄就告别了人世。如果没有白纸黑字的确认，不知以后还会生出多少波澜。但是，宋庆龄对三个疑问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满意。

　　第一个疑问：日本和中国一样以双日为吉，因此在书写时推后一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没有等到“吉日”再结婚，也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宋庆龄的父母是乘第二班轮船追到日本的。结婚错后一天变数就太大了，很可能使这桩世纪情缘成为泡影。

　　第二个疑问：在誓约书上用“琳”，并非因为这个字容易写。历史上，宋氏三姐妹的名字都改过两次。开始是“林”，后改为“琳”，最终改作“龄”。三姐妹在美国读书时用的是“宋爱林”、“宋庆林”、“宋美林”。结婚时，宋庆龄从美国毕业不久，正是三姐妹使用“琳”字的时期。当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中，宋蔼龄也被写作“宋爱琳女士”。

　　第三个疑问：宋庆龄结婚不是从美国去日本，而是从上海去日本。当然，在未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匆匆忙忙逃离上海，让她想着带图章，恐怕也不合情理。宋庆龄这样回答后两个疑问，似乎只是避免旁生枝节而已。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前夕，经办这件文物的赵金敏在《文物天地》杂志上刊登文章，详细介绍了《誓约书》的状况、内容和宋庆龄的两次答复。文章发表后不几日，宋庆龄便永远离开了这个是非纷扰的世界。

　　1982年宋庆龄故居向社会开放。在廖承志同志主持设计的宋庆龄生平展览中，陈列了《誓约书》的复制件，随即引起了公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2年，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央电视台联手拍摄六集大型文献片《宋庆龄》。经联系，我们有幸在赵金敏同志的引领下，到历史博物馆拍摄了《誓约书》原件。这是经历了神秘失踪二十五年，又被博物馆收藏了四十年后《誓约书》的首次亮相。一件颇具历史价值的文书，在茫茫人海中沉浮了六十多年，见到它真面的却只有区区几十个人。可叹，可叹！

　　宋庆龄对于这件《誓约书》的高度重视是很有道理的。宋庆龄故居在基本陈列中，持续二十余年公开展出这个复制件，完全符合宋庆龄的想法。

　　我们期盼着国家博物馆能展示或出借这一珍贵文物，以使广大的公众能够一睹珍贵历史文献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