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以上讨论中的用词，如“偏好”、“民主”、“政治制度”等，还仅仅是在常识的意义上，非常粗糙。丁丁老师深受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看法的影响，因而在用词上异常精准，对核心概念都会溯本求源，常常要从中文、英文一直追溯到拉丁文或希腊文的含义。初读容易失去耐心，但细心读后会发现，经过这一番对语词意义的考证，概念本身的含义、它所包含的问题和重要性、可能的求解方向，都已跃然纸上。比如，书中第33页对“自由”一词的考证，第20、29页和第四讲前两节中对“正义”概念的考察，这些概念史的展开，几乎就是学科的发展史。

前面六讲，大致是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尽管这些探讨是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但课上常常会结合同学熟悉的个人问题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加上讲义保留了课堂师生对话的原貌，读者就不难理解该如何把这些抽象原则应用到具体情境中。

第七讲是实践智慧。在课程从抽象理论转到中国问题之前，用将近一百页的篇幅探讨各个思想传统中的实践智慧，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够连贯，但其实是别出心裁的安排。我认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有两点：

第一，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关于政治理论的思考，根本上是源于实践智慧的，它的对立面是“理论智慧”（sophia），可以理解为康德对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区分，或者金岳霖概括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中“势”和“理”的区分。实践智慧正是对于“势”的判断。傅高义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认为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总是能在重要时刻准确判断高层“气氛”，并基于此采取相应策略，这是改革得以成功推进的一个关键。这里对“气氛”的判断正是实践智慧的表现。因此，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实践本质上是一门“技艺”，而非“理论”，成功的社会转型，需要参与转型的各阶层具有对“势”的清晰判断，重视并尊重“常识”。

第二，实践智慧是东西方几个主要的文化传统中共通的部分，因而在这个层面，东西方可以更直接地对话并相互借鉴。主要援引余英时和梁漱溟的相关论述，丁丁老师试图告诉我们，关于政治实践，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和“士人”文化值得重视。其次，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个人内在世界和“自内向外”的探索的强调，对西方这样一个稳态的市场经济社会而言，似乎是解决每个人的“人生问题”的唯一出路。对于中国当下的转型，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需要重新回归对“人心”和性情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完成社会重建的过程。

最后一讲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问题”？读者在最后附上的长文中能找到最详细的描述。简言之，就是中国社会当前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变迁的特征、困境以及未来可能的演化方向。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重问题的交织，中国问题更具复杂性。经过多年的观察，丁丁老师的分析深刻、表达独特，读者最好自己一窥究竟。

这里想指出其中两点独特之处：第一，借助于新近兴起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在解释个人偏好与政治权力演化的互动之中，加入了社会网络这一更加直观的概念，使得这一思路更加连贯——个人的偏好与所处的局部社会网络相互影响，而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分布之间又有容易理解的关联；第二，当讨论转向个人的情感和精神维度时，借鉴西方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各种基本情感的发生机制，以及诸如集体无意识这种文化相关的特质的理论基础。

2012年，我出国读书，每周末下载丁丁老师的最新课件来读，当作额外自修的一门课。2013年，丁丁老师的这部讲义终于完成写作，出版了。我在学期的中间，断断续续地把这部讲义读完。在国外，有机会深入体验西方稳态制度的各种细节，更加认同他想强调的实践智慧的重要，也更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强调这些的复杂性比我们认为的要更强。

有过国外生活体验的读者，大概或多或少都会同意，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此外，他的许多独特表达，也会让人有类似顿悟的感觉，比如我喜欢的这一句：“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丁丁老师说过，根本问题的特点，表现为“反复要求解答，而且挥之不去”。“中国问题”正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带来的挑战，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值得我们期待。这也正是本书副标题——“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的重要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