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

【章节选读】

书写上海的政治

在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进入中国现代伟大作家之列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在经历彻底的“重写”。这一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修正主义运动，本身就是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经验这一更大工程的产物之一，这一现代性过去是以启蒙、革命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分期和范式来界定的。这种反思试图从陈腐的官僚主义套话中脱离出来，挑战中国现代史线性的、目的论的观念，拒绝把它的社会-文化经验教条主义地简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解释。新的话语和叙事出现了，带来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解过去的方式和一种更加多元的文化生产空间。现代化的民族优先性，以及受到西方的形式、风格、技术、话语和理论创新的刺激，并进而吸收之的特点，产生出一种新的现代主义文化语言，这反过来又给融入普遍历史的集体欲望带来表述的明晰性和复杂性。

张爱玲自己或许会吃惊于自己过世之后如此受到中国文学圈子的崇拜，吃惊于被那些试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谱系之外确认现代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拜物教化”（对于他们来说，比起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现代性来，上海所代表的现代性更为“普遍”）。张爱玲在《封锁》里描绘的城市，很快就受到了那一代忙于怀旧的修正主义者们的追忆，被他们重新发明出来，复制出来，然而再也不带有一丝一毫她那令人目眩的反讽感觉了。[对于修正主义文学史编纂的批判性分析，可参看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第105-125页。]

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怀旧同拥抱全球资本及其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去乌托邦狂热纠缠在了一块儿，“上海摩登”现象和常态进入到了知识和商业流通之中，成为了历史记忆的标准版本。这种中国解放前不成熟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如今以发展主义的方式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里自由地借来了感官上的迷惑力，显然是将后两者彻底地去政治化了）和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超（后）现代性的欢欣感之间的短路，催生出某种文学批评上的紧迫性（国内外皆是），即需要我们在张爱玲和当代关于上海的文学话语之间建立某个谱系。通过将张爱玲的书写确认为某个特殊的文学生产方式，通过将她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复杂的内在冲突简化为某种肤浅的东西，当前的张爱玲热（以及对于张爱玲那个“上海”的狂热）成了某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这一话语折射出自由市场教条主义，以及对于资产阶级普遍历史的移情（正是这一移情构成了怀旧这种文化时尚的快感所在）。

后毛泽东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领域深刻的歧义性正来自于这种愈演愈烈的思想斗争，即试图跟某种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达成妥协，这种现代性同中国革命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但没有完全落入其中，也没有为其所耗尽。中国的“后现代”阶段，如果说这个标签是公允的话，正是同“告别革命”的特殊日常经验相呼应，即市场导向的改革及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相应变化。“某物终结”的无方向感已经创造出重新定义中国的机会之窗，即把过去重新置放在某个得到全球意识形态语境滋养的未来身旁。[关于中国后现代主义及其政治内涵的探讨，可参看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第三章。]上海及其重新书写，对于这一更大的文化意识形态重新结盟和重新配置来说，成了焦点事件。[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和改革时期的现代主义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可参看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第十章。]

上海揭露出某个中国现代性的环节。它与整个国家其他地区之间的张力，它同世界资本主义力量场域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它那种都市的“世故”和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日常生活仪式，规定了这种现代性的特点。人们常常期待上海可以提供关乎城市的物质、社会和日常生活文化的现代性经验，这个城市因为自主的个人而变得生机勃勃。这种经验截然相反于某个思想方案或政治谋划，相反于革命和社会主义那种大众动员和唯意志论。因此，某种对于在地性、特殊性和“根”的渴望，以及在文化上确认现代的欲求，即反历史地仪式化中国现代史上半殖民阶段的消费和日常生活形式，正是处在当前上海文学那种世界主义的灵晕（aura）下面的东西。

换句话说，如果不考虑到全球资本与意识形态在后革命中国杀回老家（不管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这一情况，上海怀旧就是不可想象的了。因此上海在中国经历了革命世界主义阶段之后（列文森曾经热情地描绘过这个阶段[参见Levenson，RevolutionandCosmopolitani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1。]），开始将资本主义普遍性的本土化和国家化引为自身的象征了。外国银行回到了黄浦江沿岸的旧址，和平饭店（西方人所知道的华懋饭店）小心翼翼地恢复了20年代风格的大厅和爵士乐传统。上海拥抱美丽新世界的做法，伴随着某种优雅的殖民式的老练和自我怜惜的意识，这在深圳或北京的新商业区里是看不到的。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下“重新发现”这座城市过去的荣耀，完全占据了对于全球现代性的想象，也耗尽了这种想象，由此，它暗示出某种集体性的精神眩晕，我们或许可以合适地把它描绘为后革命的忧郁。所以说，怀旧已经成了上海居民在文化上吸纳社会经济震惊的方式了，透过过去的形象这一朦胧的面纱，他们才看到了商品和消费大潮。老照片、旧年历、明信片、香烟盒和老广告的蜂拥而出使得这些过去的形象变得鲜活可知，它们都被冠以“精品”之名，被考究地翻印出来，在市场上出售。

当代上海怀旧的确是同当代中国城市消费大众及其全球化想象一起出现的，后者时刻对于寻找某种中国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经典痴迷不已，而这种现代性的封建和殖民标记如今已经不可辨识地跟商业标识和符号混合在一块儿。作为中国新兴的大众文化工业在商业上十分活跃的时尚，同时作为90年代半自主的思想话语的情感稳定剂，怀旧可以被视为中国对于全球意识形态感伤主义式的回应。这是这样一种应答，它的独一无二性恰好存在于那种渴望某个未来学式乌托邦的乡愁之中，这个乌托邦依赖某些更早或更为经典的世界资本主义阶段，依赖某些上海曾经有过或本该具有的东西。在中国的语境中，后一个倾向试图取代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尚不确定的、开放的中国现代性，它移情性地将当下投射到更久远的历史时代之上，将两者并置在一起，一举抹除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将其视为暴力性的打断而悬隔了起来。这就是张爱玲，这个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无情讽刺家被挪用为城市守护天使的语境。仿佛在她的守卫下，这个城市的物理空间和日常密度成为某种历史时间的秩序的提示物，这一时间秩序丝毫受不到革命的干扰。然而，某种寓言式的解读揭示出社会、政治、心理和象征力量相汇聚的情况，这一解读可以使我们不仅仅看到“资产阶级文明的丰碑，在它还没有树立起来之前就已经倒塌了”（本雅明在论文《巴黎——19世纪的首都》最后一页如是写道），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某个劳作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凭借这个过程，这些纪念碑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象征性地模仿、重建，也正是凭借这个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潮起潮伏”[Benjamin，“Paris：TheCapitaloftheNineteenthCentury。”InCharlesBaudelaire：ALyricPoetintheEraofHighCapitalism。Trans。HarryZohn。London：Verso，1983，p。176。]，资产阶级终于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了自己政治上的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