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章节选读】

导论

陈宏谋的重要历史地位，不在于他的任职时期长，也不在于他工作上的成就，而在于他是清朝地方官员的典范，尤其是被人们称为“经世”治理风格的典范。“经世”通常被译作“statecraft”，但由于在汉语里缺乏一个与英文“state”相对应的概念，“经世”更多地被译为“social management”或“ordering the world”。后来史学家认为清朝中期经世学风的复兴与陈宏谋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20年代史学家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可谓经世学的圣经。这部极具影响的巨著收录陈宏谋的文章达53篇之多，仅次于顾炎武。近些年来，作为政治信条的“经世”，引起了中国和西方许多学者的关注，但“经世”的含义是什么，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意见。本书研究任务之一，就是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学识渊博的学者张灏认为，“经世”的本质就是不再按正统儒家信条（以道德和个人典范为基础）来治理国家，而是偏重于制度和组织的实用操作（在正统儒家看来这种风格与非道德性的法家理念关系密切），偏重于把物质财富和权力当作正当的政治追求。后来中国士大夫称陈宏谋是一位注重实效的、技术型的官员和亲身实践治理国家的先驱。在这方面，他与被约瑟夫·列文森称作“业余型典范”的帝国末期儒家精英们相反。同时，由于在水利工程、农学、财政管理和军队后勤这些技术领域展示出了很高的技巧，陈宏谋受到了称赞。

陈宏谋的思想世界存在着三重内在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才使陈宏谋成为一位具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一方面，陈宏谋代表了一种脚踏实地和从实际出发的管理风格的技术专家；另一方面，他可以而且一贯被人们视为是一位相当严厉的、有时几乎是纯朴道德准则的真诚和热心的倡导者。这种道德准则是施仁政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陈宏谋在注重文化教育方面的努力成为后来官员们的典范。他所编辑和刊印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和《训俗遗规》等被许多教育家（不论是私立或是公立学校）奉为教材，并延续至今。在从政期间，陈宏谋十分强调引导百姓去参与重塑道德的礼教实践。从陈宏谋的事例可以看出，实用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如前所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竟然经常同时存在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理念之中。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显著矛盾，就是本书的目标之一。

另一个相关的内在矛盾，是中央政府及其在地方的代理人为一方与地方社会自我管理为另一方之间的权利平衡问题。在孔飞力和闵斗基里程碑式的研究中，他们展示了存在于清代及以前的另一种政治理念。这种理念系统地批评了当时的官僚统治，呼吁尽可能地通过那些当地土生土长的经济和文化精英们来管理地方。这种政治观念常被称为“封建”。它被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顾炎武（1613-1682）、魏源（1794-1856，应是1857——译者）、冯桂芬（1809-1874）和“经世”的观念结合起来，因而与后者关系密切。然而，两者之间的实际联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仍然还不太清楚。由于陈宏谋在思想上与这些思想家有某些相同之处（下文将会讨论到），因而将他看做反传统的思想家是引人注意的。的确，有充分证据表明他有兴趣放权于地方精英们，培养地方自我管理机制；他对中央政府在财政及其他方面对地方的过多索取也一贯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有一种不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位国家管理政策的制定者，为了使国家控制更高效和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他不断地提出各种技术方案。陈宏谋思想和政策中的这些看起来互为矛盾的方向又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呢？

在陈宏谋的思想和政策中，第三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在他的思想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超越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和经济地位等界限，尊重所有人类成员的自主和尊严（这些在某些时候可称之为“平民主义”、“平等主义”或者“民主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唯有等级制度和集权体制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运转。换言之，从陈宏谋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强调个人的价值、需求、愿望，甚至权利；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集体利益优先（个人服从于家庭、家族、地区和国家），强调个人服从于与生俱来的命运（“分”）的必要性。陈宏谋这种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它们为陈宏谋制定实用的社会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