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章节选读】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只是“中国人做”

《时代周报》：在当下，“中国模式”可以说是一个热词，你能否阐释一下你所理解的“中国模式”？

黄亚生：在成功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采用的办法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工程等。第二，是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成效，并且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力，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而中国不成功的地方在巴西身上也能找到。所以也不能说国家干预的不成功是中国的特点，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是不成功的。我也不觉得中国实行了东亚模式，我们不要老把中国跟东亚各国在政治上相提并论，例如韩国有3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教会是完全独立的，这完全不同于中国。从经济上来讲，中国也不能说是东亚模式，而是越来越像拉美模式。贫富不均，这是东亚从来没有出现的问题，但拉美出现了。

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国家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有，别的国家也有，我想不出中国很特别的地方。“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在做，这也许是唯一可以往“中国模式”上套的地方。

《时代周报》：最近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有评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了“中国模式”的破产，你怎么看待这种人们常说的“中国模式”的内生问题？

黄亚生：“中国模式”的缺陷早就可以看出来了，其特征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增长得却很缓慢。另外就是政府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不得不由家庭和个人承担，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一种极端表现。

有人说，中国政府是很关心民生的。这种说法的逻辑缺陷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说自己关心的是“民死”，追求的是“民死”。如果说所有的政府都在关心民生，那就没有说的必要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别的国家没有。但对于关心民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征。

200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俄罗斯整个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这么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那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就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个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7%的增长率也能维持稳定，而你却要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时代周报》：中国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由于金融危机，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而言是不是真的会像一些学者讲的那样，对中国经济是更沉重的打击？

黄亚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出口导向型模式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是有打击的。因为中国创造就业比较成功的是广东这些出口型企业，所以从就业方面来讲，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有一定打击的。而一些人讲的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消费，我想根本达不到这种目的。因为进口的这些产品大部分没有最终消费，而只是生产用的中间产品。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可能会刺激出口。因为中国很多企业都是来料加工型企业，人民币升值以后可以降低进口的成本。另外，人民币升值也会刺激房地产行业。房地产需要钢，钢需要铁矿砂，而中国是不生产铁矿砂的，人民币升值等于降低铁矿砂的进口成本，也就提高了整个钢铁行业的赢利空间。

在我看来，人民币升值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政策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对体制方面的作用。在现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币升值能不能达到促进体制完善的目的还不清楚。我觉得，政府本应该利用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做很多体制内部的改革，但我看不到任何迹象。另外，从技巧上来讲，政府要注意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政府应该造成一种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让诸如广东的这些企业有一段时间去调整，而不能搞“突然袭击”。从这一点上看，我是非常不赞成政府过度干预的，因为只要有预期，企业家自己便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