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初到钓鱼台11号楼

1967年10月4日11时左右，我由汪东兴和他的秘书高成堂陪同，乘坐他的红旗轿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昔日为帝王游乐休息的行宫，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迄今已有800年的历史。从金代章宗皇帝（1190—1208）在此建造“万柳堂”别墅开始，它就成为盛极一时的游览地。明代，这里是皇帝的别墅，清代乾隆皇帝在此修建了望海楼，并亲笔题诗立匾。1958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进行了大规模修建，建成著名的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一座座幽静高雅的园林别墅式建筑群组成。园内甬路弯弯，树木葱葱。小桥宛转，湖面波光粼粼，荷叶田田。沿湖16座别墅中的每一幢楼房的周围都是百花争艳，鸟语声声。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先是15号楼，后搬到11号楼，不久就固定在16号楼。陈伯达、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这里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

5号楼位于钓鱼台的东北角，在江青住进前，周总理曾在5号楼工作和休息过。江青进住5号楼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钓鱼台围墙外的马路太近，车来人往的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它的东南边12号楼，是毛主席办公和休息的楼，但他很少到那里工作和休息；正南边是一个小湖，西边的玉渊潭公园，为了钓鱼台的安全早已关闭；西北边是10号楼，没有住人；北边是一片很大的绿地，东边是14号楼，距离11号楼较远。对江青来说，11号楼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住处。

汪东兴的汽车驶入钓鱼台东门，过了一座小桥，往南拐弯后行驶了近200米，再往西拐了约100米，再往南拐，就到了一座乳白色的二层楼前。这就是钓鱼台11号楼。

一进楼门，汪东兴就小声对我说：“江青同志就在这里休息和办公，她现在还是在睡觉的时间，你今后说话时声音要小些，走路要轻些，江青同志神经衰弱，休息不好，特别怕声音。”

他说着就径直把我带到一层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同志的办公室里。阎长贵刚刚起床，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看见我们来了，揉了揉疲倦的眼睛，对汪东兴说：“汪主任来了。”

汪东兴指着我对阎长贵说：“这就是杨银禄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你首先把这里的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以及需要他做的工作向他好好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把杨银禄同志介绍给她，有什么事，你再打电话告诉我。从今天起，你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你要抓紧时间带他，使他尽快熟悉情况，熟悉工作。”说完，他就跟我们点点头走了。

阎长贵当时的年龄只有30岁，但是，看上去像40岁左右的人。他的个子不算高，背有点驼，面色憔悴，双眼布满了血丝，眼角还残留着眼屎，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无精打采地挂在鼻梁上，看样子有很多日子没有休息好了。

阎长贵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一边用嘶哑的嗓音对我说：“已经知道你的大名了，欢迎老杨来这里工作。我早就盼你来了，你来了，我很高兴。”

他打量了我一下，开玩笑地说，“你挺精神，挺精干的嘛。比我年轻得多嘛。”

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他伸了伸三个手指头：“老了，30岁了。”

“你才比我大一岁，咱们基本是同岁。”我说。

我们俩寒暄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据说是植物神经紊乱，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咱们在楼里说话、走路、开关门窗等各种动作都要特别轻，千万要注意。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了，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她不跟你说话，你别主动跟她说话。今天我不跟你说得太深了，以后你慢慢体会吧。你先在我这里熟悉熟悉情况，和我一起整整文件，等她主动要求见你的时候，我再带你去见她。”

听了阎秘书的情况介绍，我觉得这里比想象的还要神秘，心情又紧张起来。由于精神紧张不安，所以，我一天一夜没有敢出阎秘书的办公室。

第二天10点钟，在屋里憋了二十多小时的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见没有动静，我又来到门厅，仔细观看这里高大的门窗，巨大华丽的吊灯，厚厚的纯毛地毯，平缓弯弓式的楼梯。这一切对我这个土包子来说，都觉得新鲜。我正在观赏楼内设施的时候，一位女同志轻足慢步地向我走来，她小声问道：“你是刚刚来的秘书同志吧？”

我说：“是。”

“请你马上就回你的办公室。”

她怕我不理解，笑眯眯地解释说：“江青同志快要起床了，她起床以后，有时看一会儿文件就出来散步，也有时起床以后，就出来散步。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她很客气地问我：“你姓杨吧？欢迎你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我问：“你贵姓？”

她说：“免贵姓许，叫许春华，做护士工作。”

我不敢在门厅久留，听了小许的话，自然就想起了昨天汪东兴和阎长贵的提醒。阎长贵说：“一跑就坏了”；小许说：“看见就麻烦了”。我深深感觉到这两句话的分量。他们的提醒，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是爱护，我非常感谢他们。

一个偌大的门厅，一条宽大长长的走廊，我除见到小许以外，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这里一丁点声音也没有，寂静得可怕。我听了小许同志的提醒，悄悄地回到阎秘书的办公室。

人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觉得可怕和神秘，就越想看个究竟。到了中午12时左右，我听到电铃声，就走到阎秘书的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我看见有八九个人从各自的寝室迅速而轻捷地走出来，有的拉开窗帘，打开窗子通风换空气，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匆匆跑到室外看风向、测风力、量气温，有的端饭送水。阎秘书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资料送到二楼江青的办公室。我发现大家的工作是那样认真、紧张、小心翼翼和有条不紊。

警卫参谋孙占龙知道我调到11号楼来工作，特意到阎秘书的办公室来看望我，我们两个久别重逢，高兴得很，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激动地说：“孙参谋，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现在可好哇？”我在神秘莫测的11号楼见到久别重逢的老领导、老战友，激动得竟然忘了这里的清规戒律，说话的声音还是和在部队时一样粗声大气。

孙参谋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赶紧捂住我的嘴，严肃而小声地对我说：“你说话的声音可要小点呀，千万别这样大声，今天咱们幸亏在屋里，又关着门，如果在走廊和门厅里，说话声音这么大，你可就倒霉了！阎秘书没向你介绍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孙参谋的话，显然是对我的进一步提醒，也是对我的善意批评。他怕我不理解，又满面笑容地对我解释说：“你刚刚来这里工作，有很多情况和问题你不了解，也不理解。一是你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二是你不知道说话、动作大小的利害关系；三是你还不习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提个醒，不要紧张，以后注意锻炼，养成习惯就好了。我现在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到门厅做准备，江青同志很快就要散步了，以后有时间再聊吧。”

一天下来，我被这里极其严肃、紧张、神秘的气氛笼罩着，真有些透不过气来，本来紧张的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了。从这天起，我除了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吃饭以外，很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整天关在办公室里看文件，选资料，清理登记，收收发发，不敢出门越雷池一步，怕招来什么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