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野战军》

九月四日，蒋介石派飞机赴太原，给正在进犯上党的阎锡山送去了一九三三年由他亲自主编的绝密《剿匪手本》，并附以此次印发的亲笔按语，作为督战密令：

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内战的号角就这样被蒋介石薄薄的嘴唇吹响了。以军事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他坚信强大的国军无坚不摧。只要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未来的前途只有两个——要么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要么以武力打垮中共。

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从容笑对，是因为他没来重庆之前就料到了蒋介石的如许伎俩，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是“针锋相对”“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所以，当接到刘邓关于上党战役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即复电：“同意刘邓作战方案。”且极为干脆地说，“打得越狠越好！”

如果说蒋介石对未来前途的估计有两个，那么毛泽东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因而，此刻——蒋介石寄希望于上党；毛泽东也寄希望于上党。

上党，作为重庆谈判的重要砝码，成了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处于焦点中的上党战役，正在进入攻坚阶段。

自九月十日战斗打响，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已经攻占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五座县城，扫清了长治外围据点，歼敌七千余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将阎军史泽波部万余人团团包围于长治一隅。

九月二十七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六号命令》，决定对长治发起总攻。

长治为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三丈，城外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工事坚固，加之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开战以来连续五易指挥位置，足迹遍及长治四周的刘伯承、邓小平据情决定，由东、南、西三面攻城，虚留北关，诱敌突围，于野战中歼灭之。

一切按照预想顺利展开，长治守敌已成瓮中之鳖。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派出的援兵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敌变我变，刘邓当即变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于九月二十八日颁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七号命令》，决以佯攻长治、围城打援之方针，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于野战中将其歼灭，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之敌军。

雨夜，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伏击援敌。留下的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为吸引援敌继续南下，把围攻长治的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然而，已经将指挥位置前移到黄辗镇的刘伯承发现原先的情报不确，敌援军不是三个师七千余人，而是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所率第二十三军、第八十三军及省防军等八个师、二个重炮团，共二万余人。刘邓再一次调整部署，急调围长治的冀南纵队立即北上，投入打援。为避免敌人做困兽之斗，又决定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攻占老爷岭和磨盘脑，而在北面虚留一个缺口，以便将敌人调动，于运动中歼灭之。

十月五日，太岳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老爷岭，太行纵队也如期控制了磨盘脑。敌人果然军心动摇，于夜间向北突围。先敌抢占厩亭以北土落村的迂回部队正好堵住敌人，而主力部队则沿虒屯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六日黄昏，敌除两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一路扬言“上党必争，长治必保”的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束手就擒。

援军被歼，长治守敌惊慌失措，彻底无望，于十月八日弃城突围。一出城才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大海汪洋。后面是围城部队的跟踪追击，前面是刚刚歼灭了援军的胜利之师的勇猛堵截，而两翼则是地方兵团和民兵武装的奋力兜击。

“拼命抓住敌人！”刘邓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一般将敌包围于沁河以东的将军岭及桃川地区歼灭，蒋介石为“摘桃子”伸过来的第一只爪子——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生擒。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歼灭敌十三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余人，缴获山炮二十四门，轻重机枪两千余挺，长短枪一万六千余支。

上党的砝码重重地压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闻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十分恼火。为了逃避舆论的谴责，他欲盖弥彰，将责任全部推卸到阎锡山的身上：“这是阎锡山自己做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毛泽东得知消息，幽了蒋介石一默：“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了。他们进攻的军队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战场上的失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稍微收敛了一下嚣张气焰，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他意识到，如果继续施加高压，更无法使中共屈服。而这次举世瞩目的谈判一旦破裂，他将无法向国内外交代，于是不得已决定暂时放弃“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的既定方针，改为首先解决政治问题。

十月六日，也就是彭毓斌两万多援军在上党全军覆没的那一天，蒋介石派人到红岩村与周恩来联络，希望尽快在协定上签字。

十月十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亦即历史文献中称为“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在重庆曾家岩的桂园正式举行。

次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山洞林园握别。

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又向国民党各战区发出密令：

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复兴无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短短的两百字，字字冒着火星。

于是，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和谐的画面，同时出现在世人眼前——台上，锣鼓喧天，和谈之剧，刚刚落下帷幕；台下，枪炮齐鸣，两军对垒，打得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