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
毛泽东在1974年春天派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使邓小平在国际上名声大振。中国大陆在1971年就取代台湾取得了中国的席位，但是还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会议上发过言。
联大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北京以为中国代表在联大的第一次发言是以经济问题为主，于是安排对外贸易部而不是外交部为中国领导人准备发言稿，由主管外贸政策的李强出席大会。但会前不久才发现联大会议将集中关注中国的对外关系，于是准备发言稿的工作又从外贸部转给了外交部。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为落实这项计划，毛泽东充当了幕后操控人，他让王海容和唐闻生给外交部传话，要让邓小平担任赴联大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很快就答应下来。江青不知道毛泽东已在背后决定让邓小平去联合国，强烈反对这个人选。她很清楚，邓小平的联大之行将加强他在国内外的影响，早因其强硬而被称作“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很可能对她的活动加以限制。1974年3月27日，与江青分居的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对邓小平的出访有意见，因为这是他本人的选择。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赞成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毛泽东派邓小平去联合国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只有一周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幸亏他对毛的想法了解得很透彻，写完讲稿后就把它送给了毛泽东，毛批示说：“好。赞同。”乔冠华的这篇由邓小平在联大上宣读的发言稿，基本上反映着毛的新世界观，他认为国家关系的远近不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的：他称之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毛泽东通过乔冠华和邓小平表明，尽管他希望美国和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但最近的不利事态——尤其是勃列日涅夫的访美——让他相信美苏正在相互勾结。毛泽东现在希望联合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乔冠华外长是个老谋深算、很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当富裕，能够供他在德国的大学读哲学。他担任了名义上的代表团团长，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实权的是邓小平。中国的领导层把这次联大之行视为一次重大突破，是在世界各国聚会的场合崭露头角的一次机会。尽管病魔缠身，周恩来还是和大约2000人一起到机场欢送代表团，后来又在4月6日和一大群人去机场欢迎代表团的归来。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在联合国期间，邓小平还与来自各国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回答问题和讲话时都十分谨慎，因为他目睹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况且他的访问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他把难题推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去回答。邓小平本人受到了一些外国领导人和媒体的友好对待。由于在他的发言中关于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想全是来自毛泽东，也由于美国人并不喜欢有人把自己跟苏联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发言并没有收进他后来出版的“文选”。
邓小平发言两三天以后，在纽约和基辛格第一次会晤。他们初次见面时，基辛格对邓小平直来直去的风格有点儿摸不着头脑。邓小平虽然很客气，却带着毛泽东的强硬指示。他知道周恩来因为向美国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指责。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对美国的不快，毛认为美国想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达成导弹控制协定，以缓和美苏关系。他还重复了毛的观点，说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意思是美国应当重点防范苏联。邓小平对基辛格说，苏联现在虽然反华，但它的真正目标是西方。邓小平表示，他担心美国不再把苏俄视为主要对手，并可能鼓励中国与苏联开战以起到削弱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效。基辛格后来比较过邓小平的直率作风和周恩来巧妙优雅的风度。他说，邓小平不太熟悉会谈中提出的一些全球问题，他不时引用毛泽东的话，把一些问题交给乔冠华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说，邓小平似乎是处在“训练期”。他在1974年谨小慎微的风格与1978年夏天之后会见外宾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他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已很有经验，而且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无法再听人向他汇报邓小平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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