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任用周恩来和党的老干部：1971年9月至1973年5月被毛泽东当作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的人神秘死亡，转眼间成了阴谋夺权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也会因此怀疑毛的判断力。毛泽东为此身心交瘁，有两个月的时间很少起床。后来他又逐渐下床，但在1972年2月12日轻微昏迷过一次，肺里的毛病也影响到心脏，不时的咳嗽使他难以入睡，只好躺在沙发上睡觉。虽然他已行动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时候，在大事上，他的头脑依然清楚。他在政策上做出让步，给予别人更多的决策权，但自己仍是当家人。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后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1974年——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5年之后——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1973年8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他必须物色新人，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起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之前能够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毛泽东需要他们老练的治国才能。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很多老干部的遭遇，毛泽东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于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地位，此人就是周恩来。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毛泽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给周恩来更大的空间去恢复党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让他管着政府和党的机关。
有观察家认为，周恩来对林彪之死会幸灾乐祸，其实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个人感情上的强大自制力闻名，可是在林彪坠机后不久，当他向副总理纪登奎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时，不禁潸然泪下，必须停顿片刻以控制个人的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哽咽。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来对林彪之死的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虽然是个著名的激进派，但他务实、重秩序，周恩来很容易与他共事。此外，周恩来在毛泽东手下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今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破坏后，再次面临大动荡，这让他忧心忡忡。他深知每迈出一步都是艰巨的任务。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毛还悄悄地开始允许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来工作。在林彪坠机后他休养的两个月里，毛不止一次承认，很多老干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对这个错误做出解释时，他说那是因为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谗言。
林彪坠机两个月后的1971年11月14日，有更多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天，他接见了一个座谈会成员，其中包括当时已在着手重建军队领导班子的叶剑英元帅。毛摆出一副对“文革”中受迫害的高层给予鼓励的姿态，指着叶剑英对座谈会成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指1967年2月一些老帅和副总理试图抵制‘文革’）。”他又说，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纵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这个说法了。毛泽东想以此尽量撇清他同批判1967年“二月逆流”的参与者的干系。他还做出为谭震林、陈再道等在1967年挨过批的老干部平反的指示。
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文革”期间挨过批的一批老干部和解。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他才说他也要参加。这是自林彪4个月前坠机后他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陈毅是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权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后又担任外交部长，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人之一。几年后上海黄浦江畔为他树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众对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了残酷批斗。尽管他最终在军队医院得到治疗，但为时已晚，他由于缺少及时医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弥留之际，很多军队干部前去看望他，他们很清楚是“文革”导致了他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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