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章节选读】

第一篇

一

一九一三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天将暮时，海上刮起了大风，一艘驶向日本的客轮忽而跃上浪尖，忽而埋入涛底，艰难地航行在万顷狂涛中！站在船头手扶栏杆的乘客，是一位体魄魁梧的年轻学者。他身着青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天庭饱满，发型偏分，两道浓浓的眉毛稍微耿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从镜片那圆圆的密纹可知，双目是高度的近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撇黑黑的八字胡，显得有些斯文、潇洒，再配上那深沉、凝思的面部表情，俨然像是一位敦厚的长者形象。他就是年轻时代的李大钊。当时名叫耆年，字寿昌，时年二十四岁。

李大钊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期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清廷退位了，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激动地淌下了滚滚的热泪。不久，孙中山先生上了袁世凯甜言蜜语的当，把这个窃国大盗误作好人，天真地向他交出了大总统的职权。袁世凯上台以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在民国招牌的掩护下，实行个人独裁，排挤镇压革命党人。李大钊怀着异常悲痛的心情，看完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幕悲壮的史剧，为了求索新的救国之途，毅然加入了陈翼龙发起的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了天津支部。一九一三年，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袁世凯授意亲信赵秉钧、洪述祖，派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宋教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宋案”。旋即又于四月二十六日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向英、法、德、意、俄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大借款协定，以资扩充反动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把大江南北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镇压下去。这时，李大钊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关注中国时局的变迁。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先生真正认识到“袁世凯不是个东西”，“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可测”，愤然在南方组织讨袁军，演出所谓的“二月革命”。由于敌我军事力量悬殊，加之讨袁军内部涣散无力，缺乏统一指挥，“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孙中山先生也悻然转赴日本。与此同时，袁世凯疯狂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社会党领袖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在此期间，他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葆华儿和星华女，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站在甲板上告别了同窗好友白坚武、俞德等人，也告别了读书六载的天津卫，乘船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古老的东方最先欧化的城市。它不仅云集了日本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精英之士，而且还是东方唯一允许诸家学说相对并存之地。毫不夸张地说：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东京，风行着世界上各种主义！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相近的治国传统、伦理观念。用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话说：“日本富强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日本的富强道路呢？”因此，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达到了鼎盛的时期，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日本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水平。我国清末民初的领袖人物，无一不和日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东京也的确变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组织爱国团体、秘密谋划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自然，它也是日本当政者策划入侵中国的大本营！在东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聚集着中国各派势力的后起之秀。由于身在异国，其言论和信仰相对自由一些，因此这些后起之秀把国内的斗争，搬到了日本，而且愈演愈烈，真是到了冰炭难容，只有图穷匕见的地步了！比方说：清朝皇帝虽已退位，但是康梁保皇党的余孽却根植于留学生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