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情操论》

【章节选读】

序言 　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

     本书讲述自由放任主义尚在初生年代的故事。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欧洲大陆经济生活中热情与恐惧并存；人们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营项目兴奋不已；对限制交易进行的规则心怀不满；同时也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所期待的“平等、自由和公正的自由主义方案”(liberal plan of equality，liberty and justice)充满信心；而对1816年在圣赫勒拿(StHelena)研究《国富论》的拿破仑(Napoleon)所描述的“面向全民的自由贸易”新体系心怀疑虑，这一新体系将在近代社会的数次“剧变”中激发人们所有的想象力。
　　在如此激荡的年代里，经济生活同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相联结，经济思想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相互交织，冷静、理智计算的生活与善感、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化、思想历程的发展中，经济富足的原因将逐渐被发现。同时，这些原因也将更多地从个体的思维走向和讨论，以及对未知的一切无所畏惧的探索当中得以体现。
　　我认为，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经济思想放在这个时代的政治、法律以及哲学争论的背景中来考察，将有助于加深对那个时代各种事态的了解。我们将会看到一部更加清晰的历史，并多少可以窥见为现代经济和政治生活所不熟悉的一幕。
　　但本书同样也和现实相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里关注的争论议题在当今也依然存在。这些从亚当·斯密的时代持续到今天的争论，例如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遵从还是变革现有制度，理性抑或信仰，等等；在21世纪初的新背景下，这些议题更凸显出了现实意义。与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的自由贸易主张相类似，当今世界仍然处在完全商业化和不确定性中，而这也正是本书关注的论题。
　　18世纪末探究贸易改革的小册子，在当时很快就被认为是局限且技术性的。在1803年，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就曾写道，《国富论》“仅仅是混乱的各种观点掺杂着一些积极的知识”，充满着历史的细枝末节以及各种“具体事实”。在简·马塞特(Jane Marcet)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对话》中的那位天真的对话者卡洛琳(Caroline)曾抱怨经济学与“税关、贸易、税收、红利、走私、纸币和黄金委员会等等有关”，而亚当·斯密的著作不过是一部“并不明智的术语集合”。
　　在下文中，我将超越对19世纪初期的关注，回顾更早期、更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我将重点涉及18世纪两位象征着冷静、理性启蒙运动的学者：孔多塞（Condorcet）和斯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持相互对立的观点。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孔多塞强调的是其理性、普世的启蒙意义，（关于人类社会前景的）“乌托邦”式启蒙观；而斯密只强调简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启蒙意义——“保守”式启蒙观。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两位哲学家都专注于商业规制方面的相似细节，都注意到了孔多塞在1790年所描述的那种贸易政策中“恢复彻底自由（贸易）”的思想，“Sur le préjugé qui suppose une contrariété dintérêts entre Paris et les provinces”(1790)，in OC，10:136他们都对经济规律的存在以及普遍不确定的政治政策感兴趣，都对作为讨论过程和解放过程的经济生活充满兴趣。因此，我认为，重新解读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也相当于发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运动。
　　在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学已被看做一门科学。实际上，早在1771年，孔多塞就抱怨在“经济科学”中“几何学语言”被滥用，而且杜尔哥(Turgot)神学的一名反对者在1780年以其“无用、猥琐且扭曲”的观点认为“经济科学”“已经有点过时了”。但在这段历史时期的早期，经济思想同宗教、政治、道德的观念相互联结的特点要比晚期更加明显。而这种相互联结意味着在经济与政治关系，或者是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之间，只存在一个变化着的、模糊的边界。
　　在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论述中，“从亚当·斯密开始”，政治经济学才被定义为“关于财富的科学”，得以与全然不同的政治学区分开。1823年，剑桥大学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乔治·普莱姆（George Pryme），警醒地看到了斯密之前将经济与政治问题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普莱姆写道，“自斯密起，政治经济学与纯粹的政治学之间的区分，通常能被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已开始成为有序的学科体系；“尽管与政治哲学相比，它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它的影响范围却更加广泛了，因为它同样的适用于专制或是民主（社会）”。
    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符合当时的分类标准。1807年，黑格尔（Hegel）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标准，说它是自然科学展览馆中对“天地之间所有事物的分类方法”，就像“用一张纸糊起四脚的方桌，或杂货店里贴好各种标签的货架子”。孔多塞本人通过他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他在18世纪90年代的方案，对随后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组织作出了贡献（这些方案包括为把数学应用于政治、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留出一席之地）。有关孔多塞对社会科学的概念，而在上一代人中，斯密对新的分类宗旨清晰的特点作出了评价。在18世纪60年代《国富论》的一个早期版本中，他提到了近代哲学的分支，即“机械学、化学、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学、商学和评论学”。它们的作用是“在整体基础上更多的作品被创造出来，科学的数量由此得到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