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选读】
寒流下的暖流
——高标理想的美国研究生
已经11月底了，康桥的太阳还很温暖，和往常的经验有点不相类。我虽然不是预言家，但是美国东部不久就要下雪，气温会降到华氏零下十几度，交通壅塞，寸步难行，哈佛校园内到处都是冰柱，没有一丝绿色。这个景色是可以预期的。为什么就在这个即将步入严冬前的时分，我的心思不觉投向美国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国文化的同学身上，自己也莫名其妙。难道他们的命运竟和我的心情一般，要忍过冬天的严寒才能重新享受和暖的春阳？！
自从196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以来，我认识的美国研究生总有几十位之多，都是专攻文史哲；如果加上只有一面之缘的，那就要上百了。在这几十位认识的研究生中，有些已有15年的友谊，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了；有些曾一起研读中国哲学典籍，共同度过了好几载艰苦运思的岁月；有些是因为学术会议——如亚洲学会、伯克利儒学研讨会、由美国学术联会资助的工作会之类，而成为道友同志的；有些是专程来访而结识的；也有些是偶然的机遇——在故宫观画，在北图找书，在京都的南禅寺散步，在汉堡的东方学院访问，或在庆州的陶山画院参观时认得的。
这些来自美国各地的青年才俊，有大资本家的继承人，也有毫无积蓄可言的单身汉；有家教谨严的书香子弟，也有谱系中找不到高中毕业生的工人后裔；有遍游各大名都见闻极为广阔的国际旅行家，也有足不出户连百万人的大城市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乡下人。但是，他们都是美国的青年才俊，这点毋庸置疑。30年来，美国大学中的精英，摒除高薪的诱惑，到研究院来深造，这股潮流和趋势，即使在80年代经济不景气就业极困难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显著的变化。美国的研究生，特别是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高等学府的研究生，不仅是美国大专教育的精英，而且是从世界各地选拔而来的精英，这点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美国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国文化的同学，是美国研究生的组成部分，他们当然都是美国的青年才俊。
不过，专攻中国文史哲的美国研究生不仅是精英，而且是精英的精英（也就是西谚所谓纯奶的纯奶）。这个证据凿凿的事实却不为局外人所知，即使关心国际学术动向的学人，也所知不多。有些朋友听到某个美国留学生犯了一些普通语法上的错误，归结出洋人绝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的论断。其实，老一辈西方汉学家中不谙华语的大有人在，但他们对古代汉语语法、先秦哲学、汉代历史、魏唐佛教、宋明理学、清代政治、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史之类课题作出了贡献是无法否定的。过去20多年，美国的中国研究，特别是文史哲方面，确有突飞猛进的现象。今天的留学生可以用流利的口语交谈乃至论学，已不能算是特例了。但是，我说他们是精英的精英，不仅想指出他们在语言文字、文化背景、政治敏感、历史意识或社会关切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60年代（也就是我刚到康桥进修那段时日）的水准，而是要说明他们在美国研究生中的特殊地位。
提到这一点，我便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不可讳言，就一般而论，在中国文化区决定报考中国文史哲的高中毕业生，并不是程度较好的特殊人才，因此，大学里中文、哲学和历史三系的同学和外文、电机或企业管理等系的同学相比，就难免有略逊一筹的慨叹。固然有例外。还记得在东海大学中文系攻读的情景：我们那七位（全班只有男女七武士而已！）自命不凡的同窗，如果不是父母的谅解、老师的鼓励和自己相互之间的提携，哪能禁得住外来的转系压力？有位父执得悉我转入中文系之后很惋惜地表示，因为这一“失足”恐怕锦绣的前程就从此断送了。有位亲戚还质问地说：“你不是会说会写吗？还学中文干什么？”
相形之下，美国这批可以读医学、法律、企管、数学、电脑或工程的精英，竟放弃了似锦的前途，甘愿“失足”到这个为聪明的中国人所不屑一顾的专业，岂非20世纪目睹的怪现象？有人说中国研究在美国大行其道，和联邦政府配合福特基金把巨款投入区域研究有关。根据这个说法，美国大学毕业生从事中国研究不过是“利禄之途”而已。固然，若没有长期的投资（20多年来支援中国这个区域研究的经费，每年都要以百万美元计），美国的中国研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多彩多姿的发展。可是，美国第一流的大学毕业生愿意献身于中国文化事业，绝非长期投资的必然结果。苏联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曾有过昙花一现的历史，目前虽有死灰复燃的生机，但即使有哈里曼这种千万以上巨额基金的支援，远景也并不乐观。“利禄之途”的解释有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美国大学的精英，肯放弃“利禄之途”而献身于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动机，纯出于“理想性”。试问一个花四年工夫就可跻登上层收入的医学预科，费时三年就可开业的法律预科，或刚毕业就可获得2.5万元年薪的电脑学士，为什么放弃似锦的前途，甘愿忍受苦习“四声”之罪而自觉地、主动地走进这个到处是“生疏”，是“异化”的研究领域？美国是个功利挂帅、现实第一的商业社会，如果我们以外来访客对美国粗略而一般的印象对比看来，这批精英的理想性就更明显了。举几个实例应可说明这一现象。
我曾在加州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甄选委员会里服务了六年。每逢冬季（从12月初到2月中），都要从数百位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前来申请的候选人中甄选四五十位合格的精英。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同事代表美国、欧洲、古代、中世纪、现代、中南美、苏联、中东、南亚及东亚几个地区。在合格的精英排名时，有意专攻中国史的四五位同学多半是名列前茅。有一次，前五名中我们竟占三名之多。一位教授美国史的同仁半打趣地说：“你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怎么好学生都囊括去了？”我当时毫无愧歉之感，而且心里自然泛起一阵喜悦。
中国文化这个学术领域能够吸引美国高等教育的才俊，是因为其中有真乐。这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真乐，可以从唐诗宋词、先秦典籍、甲骨金文、云岗石雕、扬州八怪、魏晋玄学或敦煌壁画中体味，也可从太平天国、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或抗战建国中吸取。有位从事比较研究的同事曾告诉我说，专攻中国文史哲的同学不仅研习中国文化，而且认同中国文化，这个现象在其他区域研究中并不多见。当然，认同中国文化并不表示接受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赞赏现代中国的民间社会。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祖宗的阴德，也许比时贤的努力更有说服力。
献身中国文化的美国研究生，都有一股为理想所激励的冲劲，这点和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青年才俊一样，毋庸置疑。但是，他们的理想性却和传统中国所谓“修齐治平”的鸿鹄大志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多半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否则，我们又怎么理解游君为了搞通戴震的范畴体系，而三年苦读戴氏的《孟子字义疏证》；司马君为了一窥王符的知识世界，而把《潜夫论》全部草译出来；麦君为了认识明代苏州的望族，而详阅上百篇干枯无味的墓志铭；赫君为了分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过，穷十年的精力考察乾嘉朴学这些极富启发意义的个案呢？
最近，因为生活的压力，这批精英的精英中难免出现被迫转业、半途而废的现象。就从这个令人伤心的现象看来，也可以反映一些情况。一位目前在《纽约时报》担任记者的同学即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就读于伯克利历史系时，曾拒绝了《华盛顿邮报》的聘约。他的野心是成为一个以中国中世纪社会思想为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是经过长期的考虑之后，他知难而退了。因为即使他再花两年准备口试，一年留学，三年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多半还是面临失业的危机。附带提一句，在美国从大学毕业后一般要奋斗八至十年才可完成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训练。（获得博士学位只能算取得大学教书的起码资格而已！）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之下，美国专攻中国文化的研究生仍是代有人出。前面提到过的研究生中的一位，为了学术事业，确实放弃了不少一般美国年轻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权益：她的财产几乎全是书籍，已届中年而尚无结婚之想。我问她，她淡淡地一笑：“后悔？当然不，和我那些家庭主妇型的同学相比幸福多了；再说，研究我这课题的人那么少，我有责任把它交代清楚。”
五年来，拥有中国研究博士学位（包括以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为主的人文学及以政治、社会、经济为主的社会科学）的人才投入银行界、法律界、电脑界和政界的已很可观。从中国研究的提升和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这种人才外流的现象确为国际汉学界带来一股寒潮。可是，正因为如此，我对研习中国文化，特别是专攻文史哲的美国研究生更增多了几分敬爱之情。每想到和他们谈人生、谈理想的乐趣，即使积雪三尺，也觉得阵阵暖流涌上心头。
198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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