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借鉴：毛泽东评述中国历代帝王》

结合这一故事，毛泽东继续说：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100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18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引自《毛泽东的智源》，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4页。）

这里，毛泽东多次引用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故事，那么，商纣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汤灭掉大禹的后代桀以后，建立起了松散的商朝。这时候的商朝仍然属于以游牧生活为主的部落社会，各部落之间虽有联系，但大体上依旧是“各自为政”，只是遇有大的祭祀活动时才聚拢在一起，共同推崇其中的一个部落王为之主持仪式罢了。即使这样，总还是有一个部落王在其中间起主导作用，由汤以后依次相传为大丁、大甲、大庚、小甲、雍己、大戊、外壬、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从盘庚开始向后又延续了12个王，依次是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最后一个“帝辛”即是纣王。

开始的时候，商纣王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事情的，只是到了后来，商纣王在对内对外政策以及军事战略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只顾躺在以往的功劳簿上贪图享乐和过安逸的宫廷生活。宠信爱妃妲己，为酒色所迷惑，朝纲荒废，引起诸多朝臣的不满，致使各地诸侯纷纷起兵“反叛”。公元前1066年，地处西域的周武王命姜尚率领由5万人组成的军队，在牧野（牧野，今河南省淇县西南。）会同西南各部诸侯共同讨伐纣王。然而对于商纣王，郭沫若在他著述的《青铜时代·驳〈说儒〉》中曾考证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胡适《说儒》），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万恶无道，俨然人世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

郭沫若在他的著述中继续写道：

像商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具体到帝辛（即商纣王）“经营东南”，郭沫若指出：

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公二十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在现阶段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指出“人民公社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重点批驳了以陈伯达为首的几个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带领与会人员认真阅读了由斯大林著述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在会议进程中多次发表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对商纣王的历史功过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述：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7页。）

毛泽东结合陈伯达等人的错误主张进一步指出：

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马上就要打破脑袋。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削农民。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