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第三章   女人无叛徒

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险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中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严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却是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她和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有怎样的传奇？《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 是不是真实的故事，“江姐”究竟是江竹筠还是比她大七岁的李青林？“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红了一颗颗向往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记忆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一个个“江姐”式的人物，她们像红梅一样，让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

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险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中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情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们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于是，我们从“红岩”革命故事中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女人无叛徒。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红岩”中的“女犯”则主要关押在渣滓洞。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三四月份关到渣滓洞来的。她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周香泉当时已有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7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16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五六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挺着大肚子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往渣滓洞。在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监狱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在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4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这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这样算来，从1948年三四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象。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共产党人的可歌可泣！有人说，女人骨子里比男人更坚韧。被自己的反动亲属、重庆市长杨森亲手杀害的杨汉秀就是明证。

这位受周恩来指派从延安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屡次被敌人抓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过来，她甚至在敌人面前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动过容，而且时常以独特的机智和勇敢嘲弄敌人。烈士的女儿李继业曾撰文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我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1948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不可，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书，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特务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连军警前呼后拥地护送着两乘轿子上路了，特务想示威没有达到目的，倒让杨大小姐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威风。从大竹押到重庆，开始关在老街监狱，在那里妈妈认识了从垫江抓来的盛国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时，脱险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妈妈趁上厕所时对她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当时，妈妈身上穿着八路军军装，住的是单间牢房，又比其他难友稍多一点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动。所以盛国玉搞不清楚我妈妈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妈妈在跟她说话时，她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句话，不敢再多说别的。没过多久，敌人要把盛国玉等人转移到渣滓洞监狱。临行前，妈妈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盘菜，为他们一行三人送行。临上车时，妈妈又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几天后妈妈也被移送渣滓洞监狱，与盛关在同一间牢房。狱中的生活很差，妈妈尽力从外面带进去吃的和用的东西，分给众难友共同享用。遇到监狱里要与敌人作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利用与杨森的这层关系出面与特务交涉。1949年春节快到了，难友们准备开联欢会，妈妈代表难友去跟看守所长谈判，当时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狱中，特务们的心中早已惶惶无主，所以勉强答应了开联欢会的要求。那天，敌人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高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妈妈把被面系在腰上，从牢房跑了出来，带头扭起陕北的大秧歌，她边跳边欢笑着大声歌唱：“正月里来……”妈妈跳的大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顿时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