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驱动：激活中国经济新动能》

【基本信息】

作者：吴敬琏 陈志武 周其仁 等著

主编：朱克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作者简介】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誉为“吴市场”和“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主编简介】

朱克力　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金融硕导，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BI研究员。其担纲主编的著作获选“中国好书”并被中宣部、中组部推荐。

【内容简介】

新常态下，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创新创业汇成浪潮澎湃。加快改革步伐，简政放权，给市场主体留出双创空间。通过放权让利的“减法”，调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的“乘法”。

纵观许多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繁荣，无论是美国的硅谷模式、德国或日本模式，都不是完全依赖技术和资本，而是由创业为第一要素驱动，现在基本上走上由“大众创业”到“万众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中国经历改革开放黄金三十年的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的“万事”已经具备，又恰迎国家改革之“东风”。

可以断言，“双创驱动”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财经领袖和产业精英究竟怎样解读创新创业？“双创”究竟如何激活中国经济实现“从0到1”与“从1到N”？

【目录】

序章　是什么阻碍了创新创业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一章　中国创时代

以创新创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如何迎接悄然来临的新革命　汤　敏（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创新驱动：中国别无选择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为新供给革命注入技术思维　邵　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第二章　创新与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经济自由度与创业空间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在创新中寻找增长新动力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　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制度创新：实现引领型发展重要突破口　张铭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曾　铮（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三章  企业家精神

中国企业家的困惑与觉醒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绿色转型与危机救赎　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为何小米创业获得巨大成功　雷　军（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

如何做最好的创新　李开复（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从产权逻辑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卫祥云（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第四章  互联网＋创业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价值链　曾　鸣（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

互联网＋如何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罗　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制造2025如何攀登高峰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走向“中国智造”的核心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互联网＋工业：重塑制造业微笑曲线　王喜文（工信部国际合作中心电子所所长）

附录一 创新驱动政策论述

前言/内文文摘/后记

【精彩文摘】

以创新创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创新创业从思想面上看，和一位经济学家有关，他是奥地利人，叫约瑟夫?熊彼特，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一套创新理论。在熊彼特看来，多数经济变化都是周而复始的，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是一种平庸的经济。要冲破这种平庸的、周而复始的经济发展，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真正的关键、最激动人心之处就是突破平庸，达到人均产出和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为什么人均水平极其重要？因为只有人均水平提高了，经济结构才会发生变化。人均收入水平低，满足温饱还有困难，那些较高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技术活动和文化享受就没有空间。那样的话，整个经济面貌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现代经济增长。

那么如何突破周而复始的平庸经济增长呢？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到今天还非常有影响力的概念，这就是创新。他认为，如果没有创新，很难突破经济增长仅仅随人口增加而增长，就无从实现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我们国家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增长也就是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相应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显著提高。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大概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经济大体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论总量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在600年内没有显著提高，1840年以后，人均水平还有所下降。为什么传统中国经济呈现这个势头？按熊彼特的理念，就是缺乏创新或者有创新的苗头却没有普遍和持续。

人均收入快速上升也带来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在满足温饱之后，人们的消费需求究竟向哪个方向走，越来越难以驾驭。大概念当然还是衣食住行，但文化娱乐和社会交往的需求也上来了。究竟搞哪样不搞哪样，优先顺序如何，谁也不完全知道。产业部门当然尊重顾客，可以信奉“消费者为王”，但消费者往往也不完全知道，发问卷也不成。马车时代发问卷，问需要什么？消费者可能说要更快一点更舒服一点的马车，如此而已，但不容易蹦出一个“要汽车”的需求来。这就是说，从温饱满足向上走，连续的需求中可能出现不连续的飞跃。从马车的连续改善中，不一定跳出一部汽车来。在邮路的连续改善中，也不一定跳得出一列火车来。但是一旦蹦出一部汽车、跳出一列火车，再问问广大消费者，人们可能说：“我们要的就是这家伙！”这里，要发生不连续飞跃，有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在熊彼特看来，能实现不连续跳跃的，恰恰就是企业家。不管他实际的社会身份是老板，还是工程师或工匠，甚至是文化人或普通消费者，谁突发奇思怪想、谁坚持把想法变成产品、谁的跳跃性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谁就是企业家。所以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合乎逻辑地把企业家看作经济增长的关键。

经济增长真正激动人心的就是非连续性的飞跃。经济当中有很多连续性的东西，支撑了我们的经济一代一代源远流长。但是经济要有看头，最关键的还是要有飞跃。熊彼特把这个飞跃叫创新，产品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创新、原料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搞经济的办法。没有创新的冲击，经济就很平庸，顶多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一起变大，但人均水平没有持续提高。

熊彼特还有一个看法，经济增长是人的活动，总会有波动。当然，他对长波、短波周期的估计，今天看划得过于机械了。不过经济总有波，则得到验证。比如大家正在经历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实际上是一个高位下行的态势。2007年中国GDP增长最高的季度算成年率是15.2%，到2014年最低只有7.3%。2015年“两会”讲下行压力还是很大，当年要实现的增长是7%左右，大数看过去，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所以，要清醒地看到，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好多企业、行业和地区，还是蛮困难的。这个波怎么对付？高速增长有惯性，上山容易下山难，因为高速增长时期很多成本惯性有延滞性。高速增长时大家用人抢人，工资就高，大家都要拿地块，地价就高，大家争用资源，所有资源的价格就高，政府的雄心也大，抽税也多。到了经济下行一来，并不是所有指标同时都一起下来的。对很多企业来说，卖价下去了，但成本没有马上下去。这时候怎么生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突围。

道理是同样的成本，生产不同的东西，其含义就不一样。用老办法生产老款式的产品，成本压力当然不堪负担。但如果有一点创新，同样的成本就负担得起了，这是最近一个时期很多企业的生存之道。乔布斯用的那些工程师不会便宜吧？为什么用得起？苹果手机在美国萧条时期还有能耐让大家通宵排队争相购买！这是什么力量？就是以创新消化成本的力量。华为也一样，2014年我们去考察时华为主动给新进入的员工加薪。它就没有成本压力？有，但创新的产品让它更有竞争力。

当然，创新的风险非常高。像今天这里这么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以及各个年代企业家们脑子里冒出来的新主意，到底哪个最后在市场上会成，哪个能长久引领潮流？恐怕上帝也不一定知道，为此就要有一个合适的体制完成这个艰巨的筛选过程。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体制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市场经济的体制。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是最大限度提供创新创业机会的体制，就是保护企业家发挥创新职能的体制。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不管你是几零后，有个想法、有个创意就可以试一把。能不能说服形形色色的投资人支持你来试一把？然后把创意变产品，把产品放到竞争的市场舞台上接受检验。现在看，走出温饱以后，要对付起起伏伏经济增长之波，也就只能靠这一套。这个体制已写进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的理解，就是搭一个平台，招呼天下英雄好汉，把连续过程当中可能产生飞跃的创意，从想法变成商业计划，变成产品，变成服务，然后拿到市场上来检验。

这里有一个关键，因为创新风险极高，所以非有大奖不可。为什么要保护企业家？大家看阿里巴巴一上市，天下多少年轻人就不睡觉了？没有一个超级大奖在那儿，谁来玩？现在的收入分配环节，首先要把不公因素最大限度地消除。市场开出天价的大奖，没有什么不公，顶多有点运气成分，那也应该保护。当然，首富们自愿多搞公益更好，但政府、舆论、公众要咬牙支持，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苹果乔布斯的成功，要赔进去多少企业和企业家。一个马云的成功，又得多少企业家赔上？平均说来，“利润”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激励更多潜在的企业家、创业家进入，在充分的竞争中提升品质，降低成本，最后的好处还是消费者和全社会的。

中国转型到今天，还是要注意体制运行的成本。有一个想法变成行动，麻烦是大还是小？各种审批手续容易还是不容易？行政审批是不是减到最必须的部分？这也决定创新的命运。在中国讲创新创业，一定是跟改革、跟法治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一方面的跟进，创新创业的规模很难对冲下行压力。

我想问一个问题：论坛规模与经济形势是个什么关系？我猜的答案是：反向关系。经济下行压力越大，论坛规模似乎就越大。因为企业和企业家在找路、在找经验、在讨论怎么突围、开辟下一个战场。衷心希望现在的切磋、交流和分享、打磨能创新创业的实际行为，做出下一波增长的新业绩。到那时候，大家忙起来了，论坛规模也许没有今天这么大，但市场形势却会好很多。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三是创新创业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和201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35年经济呈现出一种发展态势，在这之后的20~30年可能是另一种态势。所以，当前我们正处在转折之中。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关于增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趋势性的，是有内在原因的，并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关于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经济增长潜力的一般规律

首先，经济增长存在各国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资源制约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只是先后的问题，由于穷国可以有追赶效应，所以最终各国经济水平会趋同。当然在现实中，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经济增速并不快，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

人均GDP水平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GDP分成5个阶段，即低收入、中低等收入、中等收入、中高等收入、高收入阶段，那么从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潜在增长率的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有8%以上的潜在高增长率，低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6%~7%的潜在中高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5%~6%的潜在中等增长率，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着4%~5%的潜在中低增长率，发达国家对应的是只有3%左右的潜在低增长率。

中国目前属于中低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间，所以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是6%~7%。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人均GDP是多少，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

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2014年还有两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一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0%；二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5%。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借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缺乏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但从短期来看，单从就业方面来考虑，劳动人口的下降减少了眼前的就业压力。因此，一方面，长期和短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仍有很大的结构调整潜力，因为我们仍然有2.4亿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但是，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或者服务业，并不那么容易。

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希望调整能够更快些。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在逐年上升。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6.1%，经过第三次经济普查后调整为46.9%。事实上，每次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会上升，因为服务业容易被低估。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8.2%，很快就会超过50%。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9.2%，30%的劳动力只产生了9.2%的GDP。1/3的生产力对应的收入当然也只有1/3。因此，第一产业的问题是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报酬就无法提升。

需求结构调整。从GDP支出分解来看，消费、投资、出口这三架拉动经济需求的马车也在调整。2007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9%，非常之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降到了3%以下，已经属于正常范围。此外，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消费有可能被低估。因此，需求的结构也在调整中。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基本上逐年下降，2014年降到0.469。尽管这个数字还比较高，但是确实是在逐年下降。这些年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有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而这个上涨跟前面所述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吻合的。劳动供给在减少，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因此工资就会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上涨是使基尼系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新常态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2013年11月，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预测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率时用到一个词—“secular stagnation”，中文翻译为“长期停滞”。他认为原来预期美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为3%，但现在看来，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是2%。一个证据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远远低于预期，没有出现4%~5%的反弹。同时，经济学家普遍预测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会低于美国，而日本会低于欧洲。假定这些预测成立的话，那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增长环境就会与过去10~20年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是自己一国的事，而是与世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所以，在我们考虑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要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因素考虑进去。

造成发达国家进入这种经济增速新常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类是萨默斯强调的需求方面原因。他认为，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欠缺，但是因为政治问题、环境问题、体制问题等种种原因很难解决。另外，就是工资增长停滞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美国过去20年的中位数工资基本上没有提高，而美国60%~70%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消费又占了70%~80%，因此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将导致消费增长缓慢或停滞，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增长缓慢。

第二类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所提出的供给方面的原因。他预测，美国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2%，主要原因是供给问题，其中有人口、教育、债务、全球化、环境、收入分配等几大问题，这些制约因素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在他的预测中，他假定美国在未来30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与过去30年持平，既不多，也不少。

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

2014年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份，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和美国的相对经济总量发生了变化。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14年，美国GDP总量是17.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2.5%，而中国GDP总量则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4%。如果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美国GDP总量仍为17.4万亿，占全球16.1%，而中国GDP总量则变成了17.6万亿，比美国还稍多一点。因此，如果按照IMF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再来看人均GDP。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照名义汇率计算是7 589美元，为美国的13.9%。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GDP是12 880美元，为美国的23.6%，大约为1/4。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人均GDP从是美国1/10以下上升到接近美国的1/4，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把发达国家的G7（七国集团）、亚洲的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放在一起比较，用IMF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DP。

首先，我们看G7，这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七个国家。如果把美国的人均GDP作为100%，那么德国和加拿大都超过美国的80%，法国和英国超过美国的70%，日本和意大利超过美国的60%。所以，进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要求人均GDP达到美国的60%以上。

其次，我们来看亚洲四小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中国香港正好同美国相等。当然，这两个地方比较特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是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与德国的人均GDP一样，而韩国与意大利的人均GDP一样。韩国已经与日本非常接近，日本是美国的68%，韩国是美国的65%。

再次，我们来看金砖四国。俄罗斯是美国的45%，巴西是美国的29%，中国是美国的24%，印度则是美国的11%。因为世界平均水平是美国的28%，所以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对应前面所说的，人均GDP达到美国60%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所以韩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俄罗斯人均GDP为美国的45%，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巴西人均为美国的2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中低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如果中国到2020年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就很了不起。中国的体量很大，当中国增长的时候，世界平均水平也跟着往上走，所以这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未来20年

因为70除以20是3.5，所以根据“70法则”，3.5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得经济每20年翻一番。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伏，中国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相差为3.5个百分点，那么20年后，到203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就会在目前是美国的24%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8%，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实现两国增速之差是3.5个百分点的可能情况是：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5%，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6%；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5.5%。这是有可能的。

创新创业新常态

经济增长的原因

从供给来看，经济增长有两类原因，第一类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增加资源的使用，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这类增长中，后进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学习新技术，并不需要自己开发。第二类就是发明新的技术，即创新。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很高，没有剩余劳动力（除非有大量移民），因此只能靠创新驱动增长。另一方面，贫穷国家则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它们离世界技术前沿还很远，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中国目前正是处于这个阶段。所以，当中国与美国相比的时候，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我们还不够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24%，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是同中国自己的过去相比，潜在增长率下降了，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从0到1和从1到N

美国企业家和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出版了一本书叫《从0到1》，中文版在中国销售了100万册。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时机非常好，正好赶上2015年“两会”结束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但是这本书没有讲N的力量，没有讲从1到N。在中国，市场的规模N是非常大的，这是中国的优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快的等公司，它们使用的技术应该说都不是从0到1。阿里巴巴之前有亚马逊，腾讯之前有ICQ（即时通信软件），百度前面有Yahoo（雅虎）和Google（谷歌），滴滴快的之前有Uber（优步）。微信之前有韩国的Kakao Talk（聊天软件），但韩国只有5000万人，而中国有13亿人，所以微信远比Kakao Talk成功，这就是因为N的不同，是N的力量。不能说只有从0到1才是创新，从1到N只是简单的照抄。事实上，从1到N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创新，因为要使外来的原始技术适合中国文化、适合中国市场。在中国，N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不能忽视。在中国，从1到N大有可为。

创新创业新模式

中国这一轮的创业热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创新创业与全球特别是美国的创新创业正在直接地、快速地融合。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研发的初级阶段放在美国，比如放在硅谷。美国的创业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人才的集中地。这就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创业模式：在硅谷做最初研发，之后在中国进行进一步开发，并充分利用中国市场N的力量。在网络中有个梅卡菲定律（Metcalfe’s Law），即网络效应的平方法则：网络价值=N的平方。因此在互联网时代，N的力量不是N的线性关系，而是N的平方关系，这就把N的力量更加放大了。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创业聚集地有哪些突出的地区？在美国有三大主要地区：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如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以及与媒体中心相关的创新创业，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将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中国如何迎接悄然来临的新革命

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汤敏

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以数字化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中国被甩在了发达国家的后面，结果落后挨打上百年。俗话说“事不过三”，在这一场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再次被甩的后果。

与新的工业革命遥相呼应，一场新的教育革命，也在向我们逼近。这场由网络教育2.0为标志的教育，有可能不亚于工业革命对我们的冲击。尽管只是初见端倪，但它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挑战，以及对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对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影响都不能低估。对于准备好的国家来说，新的革命就是一个大机遇；而对于没有准备好的民族来说，新革命就是一只大的“黑天鹅”。

我们准备好了吗？

新的工业革命与中国

英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人》杂志通过刊登一系列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断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有人甚至预言“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

真的会这样吗？

第三次工业革命：颠覆传统制造

与我们一般对工业革命的划分不同，《经济学人》文章中所指的头两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纺织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初，以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指以数字化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近年来，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入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而高技术合成材料如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各种新型材料层出不穷，把这些新材料、新技术以及数字网络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数字化制造，最具标志性的新生产工具是“3D打印机”，又称为“堆砌加工机”。它像打印机一样，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直接“印”出，或说是“堆砌”出一个产品来，这种模式将会取代传统的车、钳、铇、铣，从而颠覆性地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

据说，波音公司的飞机中有上万个零件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它无须用传统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只要通过电脑给出一个设计，3D打印机就可以按照指令“印”出产品来，成本还不高。这一革命将使生产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地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

还有人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他们把新能源和互联网之间的结合看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的新概念。

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最新的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到美国。把“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又“内包”回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

如此一来，无怪乎很多国外媒体又开始利用这一趋势唱衰中国。它们认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是这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中国可能再次被甩出工业革命吗

18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后期，GDP稳居世界第一。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时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这班车，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直到1840年后才感到被甩的痛苦。1913年，以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而那时我们正在推翻满清统治，忙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又被这场工业革命甩下。落在后面的中国，上百年就不断地挨打。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时再次被甩出呢？

这是一个硕大的课题，需要全民族的智慧来讨论，来解决。除了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之外，我认为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第一是要抓教育。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的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真的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讨论我国教育弊病的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这里就不赘述。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一批、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来。要研究如何利用最新机制与技术手段，以更大的规模、更低的成本、更新的模式、更快的速度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出好的教育环境来。

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目前各地都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社会。然而，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只能是多几篇论文，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以及高科技企业上市这些支持创业的产业链，在我国只能说是刚刚形成，还远未成气候。创业板的开通给了创业者们很大的希望，可是运作几年后出现的大量问题，又使投资者与被投资者望而却步。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创业，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在新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否则很容易好心干坏事，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了企业的转型。在工业革命中企业将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有死才有生，而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去保护现有的产业和公司，向旧工厂提供补贴，竭力挽回濒临死亡的传统行业。

在我国，政府特别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结果反而是人为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对于新兴行业，政府习惯于直接选择赢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它们认为是好的新技术。但是，在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市场中，政府的运营机制很难适应瞬息多变的技术与市场。在新工业革命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课题。

在前两次的工业革命中，我们中国没有赶上趟，被甩在了发达国家的后面，结果是落后挨打了上百年。俗话说“事不过三”，在这一场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再次被甩的后果。在这关系着子孙后代的幸福，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我们只能迎接挑战，没有更多的选择，更没有退路。

新的教育革命与中国

与新的工业革命遥相呼应，一场新的教育革命，也在悄悄地向我们逼近。这场由网络教育2.0为标志的教育，有可能不亚于工业革命对我们的冲击，尽管只是初见端倪，但它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挑战，以及对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对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影响都不能低估。那么教育又在革什么命呢？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它的形态又是怎样的呢？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利用这场躲也躲不过去的革命？

新教育革命的“七种武器”

这场革命是由一个小人物在不经意中掀起的。36岁的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在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获得学位后，在一家对冲基金工作。几年前他给住在千里之外的表妹补习中学数学课时，把他的讲解方式挂在了网上，以方便表妹复习。没想到这个视频在网上被很多别的中学生看到了，很多人给他写信，赞赏他的教学方法。他看了以后非常受鼓舞，就花了300美元购置了一套设备，每天下班回来，在他的衣帽间录下各种教学视频挂到网上。2009年他干脆辞掉了对冲基金经理的工作，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的“可汗学院”。他的网站上写着如下的承诺：“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

到目前为止，可汗学院现在已经开出了3 500多门课，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免费的高品质教育。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很多人给他捐款支持网站的运作，他现在在斯坦福附近找了很多的学生跟他一起来弄。有意思的是，他不但把这些课挂上去，甚至开始和美国十几个学校进行合作，开始一些很有趣的实验，而且是非常革命性的实验。

那么，网络教育2.0有什么特点呢？

一是教育游戏化。网络游戏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为了扩大游戏的吸引力，他们对人类行为做了大量的研究，并运用到游戏中去。例如，如果一个游戏无法连续45秒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就要进一步改进。而我们传统的教育一堂课45分钟，学生到后面完全走神了。因此，网络教育2.0的课一般都是十来分钟，每次仅介绍一两个概念，让听课者能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图文并茂，趣味性很强，跳出了传统的网络公开课一个老师配上几个PPT（幻灯片）的单调的方式。网络教育2.0还使用了大量的网络游戏对参与者的激励方法，如对完成了多少课程的给网络勋章等。试验证明，给勋章的课程，有更多的学生去选，学得也比较好。

二是满10分过关。更重要的，网络教育2.0引入了网络游戏的一个重要方式，随堂考试，满10分过关。以往的教育方式都是老师一个学期上下来，期中及期末各一次考试，只要考试及格，60分以上就可以上下学期的课。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首先，考试中学生得到60分，甚至是90分，丢掉的那40分、10分很可能是对其中一些重要概念没有完全弄懂。勉强通过后，下学期很可能这没有弄懂的概念就成了拦路虎，几个学期下来成绩就会越来越差，跟不上队了。而网络教育2.0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学完一个概念后，马上进行线上考试，就跟打电子游戏一样，不把一重天的妖怪全部打死，不能上升到下一重天。在网络的考试中，不把题全部做对，不准学习下一课。由于网上教育有可以重新反复观看的优势，学生可以再看一遍，再考一次，直到完全弄懂为止。这样的学习方式，学生能学得更扎实，不会有人掉队。随堂考试，满10分过关，是网络教育2.0具有特色的方式之一。

三是个性化学习。网络教育提供了个性化学习的可能性，与传统的网络公开课不同，网络教育2.0采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方式。学生在网络上看视频、做题，老师在后台察看全班同学的学习进度。“蓝色”代表这个学生正在学校，“绿色”代表该学生已经掌握这个知识点，“红色”则代表这个学生在这一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过不了关。这样老师就利用教学评估系统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辅导。通过网络后台，可以准确跟踪不同的学生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网上看学习视频，做作业，在什么地方被卡住。这种方式能密切跟踪学生的学习行为，改进教学策略。对不同的学生根据知识掌握的情况，有不同的进度，也可以有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难度，学生可依照自己的步调、节奏来学习，不再被贴上“好生”与“差生”，“慢生”与“快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可汗先生曾说：“传统的教学法是非人性化的教学，30个孩子不许讲话，不许相互配合，一个不论多么优秀的教师，都不得不按同一个步调教30个学生。”他称之为“监狱型学校”。

四是反转式教学法。在传统的学校中，学生在校听课，回家做家庭作业。而在网络教育2.0中，因课程全在网络上，采取的是反转式教学。学生可在家中完成知识上的学习，到学校来写作业，老师答疑解惑，与同学们交流，这样老师就能用更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对遇到困难的学生个别辅导，与课程内容提出创新问题的学生深入讨论。据报道，台湾新竹交通大学采取了要学生先看视频上老师录制的课堂教学，然后到教室来直接与老师进入讨论。老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老师更多地去理解学生的问题和引导学生去运用知识。

五是优化教育资源普及化。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优秀师资的稀缺性是教育公平的最大障碍，而网络教育恰好能使优秀的教师进行资源共享。网络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即使是在遥远的乡村学校，只要接入网络，有一定的硬件条件，就可以听全国乃至全世界几个最优秀的老师讲最好的课。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教育不但能够让最好的老师来讲课，而且还可以跳出传统的方法，由一个老师来讲一门课，由于网络课程有众多的学生听课，就可以做精、做深，每门课程都有一个专业团队来负责教学计划与教学设计，可以有多个教师参与一门课的讲授。

一门课可以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老师用不同方法来上，由学生自己选择试听谁的课。由于市场足够大，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投入一门课的准备之中。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吴教授是该校讲课最优秀的老师，每年都有300~400名学生选修他的课。而当他把他这门课放到自己开办的网络教育公司（Couresa）后，一年内在世界范围内有10万名学生选修了他的这门课。他说，按原来的方式，他要250年才能教出这么多学生。

六是学生的参与方式和自学习组织。网络教育2.0与传统的视频公开课的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学生不仅能在网上上课，还可以线下参与讨论。学生并没有脱离学校，而是在学校中更多地与教师交流与同学讨论。这样参与学习、讨论式学习，已经成了未来教育的大趋势。

学生中“兵教兵”能起多大作用？近年来印度教授苏伽特?米特拉（Sugata?Mitra）曾做了一系列有名的“墙中洞”实验。他在印度、尼泊尔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村庄墙上挂一台电脑，接通互联网后让孩子们自由使用，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老师的干预与指导，苏伽特?米特拉教授描述了其中一次实验的情景，第一个13岁的孩子来到机器前，动了一个触摸板，发现屏幕出现了一些变化，过了两分钟，他才明白是自己的操作使画面发生了变化，八分钟后他已经会上网了。后来他村子的孩子带到电脑前，教他们上网。到夜幕降临时，已经有70个孩子会简单上网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玩电脑上，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能干得多，这些都不是在学校中学的，而是同学们中相互学习，比拼出来了。

学生的自学习组织，不但可以在周边、在学校形成学习小组，还可以在网上形成巨大的学习互助社区。上面提出的斯坦福大学的吴教授把自己的课程挂到网上后，在全球有10万人在选学他的课。这10万人在网上就形成了一个网络群体，学生在学习中如果有任何问题，在网络群体中发一个帖子，就会有人给你回复。因为这10万人中什么能人都有，这种巨大的学习社区能起的作用是在传统的学校课堂中完全起不到的，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形成。

七是教师作用的变化。在推广网络教学中，教师的作用可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讲课只需很少的优秀教师，登录上机后，原则上可以服务无穷的人群。那么，其他的老师岂不失业了吗？从目前实践的情况看，如网络教育2.0更为普及，未来大部分的教师可能不是讲课，而更像是一名导师或教练，对学生进行个别帮助，组织学生，老师还可以花更多的问题做研究工作。有人担心，通过网络教育，老师面授的机会少了，与学生沟通的机会少了。实际上，现在在大学中本科生很多是在上大课，很难有很多机会接触老师，若是把听课放在网络上，学生、老师到课堂来，以交流为主，反而能够给学生更多的关照，更多的启发。

中国如何应对新的教育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应该说有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的恢复高考，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2002年以来的免费义务教育等，使中国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从教育的质量到教育的公平性也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生擅长于考试，在其他方面，有许多欠缺，比如创新能力、冒险意识、团队合作精神等。

教育改革谈了多年，文件也出了不少，为什么还不尽如人意呢？我觉得这与缺乏一种真正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关。学校也在竞争，但更多的是同质竞争，即在国有大学之间的竞争。与经济界、企业界相比，教育界缺乏类似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民营企业这样的层次机构参与竞争。我们也有民办教育，但在各种歧视政策下，民办教育被捆死了。所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公平合理的教育竞争环境，是逼着学校加快改革的关键。

有人说，教育的问题是投入不够。好像是投入GDP的4%甚至更高一些就行了。当年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这说明，搞好教育，钱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钱多一些，肯定会让教育机构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作为国家来说，加大教育投入是一件好事，但是要提升中国教育水平，还需要找到影响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教育。

这场新教育革命的出现，对中国教育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大挑战。想想看，如果未来世界名校的课程通过质高价廉的新型网络教育的方式都被印度年轻人学习了。10年后就有几千万到上亿的印度年轻人是这些哈佛、麻省理工等名校的毕业生。而我国的教育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大部分的学生还在二本、三本学校学习，10年到20年后我们的年轻人如何跟别的国家竞争？

有人说，网络教育不可能代替面授式的教育。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刚开始办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它可以取代传统教育。几十年过去了，电大甚至连一般的大学都比不上。是的，网络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代替传统教育，但能够大大地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之处，特别是能使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化。

我们想一想，在18、19世纪，或者更久以前，戏剧很普及，但是现在有多少人在看戏？有多少人在看电影？如果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教授直接面对你讲课，你一定很高兴，但是这种机会毕竟太少了。如果把诺贝尔奖教授的课程录下来，放在视频上，你照样可以听到他的课、吸收他的思想。而且，网络教育会超越一般的教育，比如一个老师在课堂讲课，能做一个PPT就不错了，但是如果有10万个学生，就值得做得很精彩。所以，不要低估网络教育的巨大力量，网络新教育以后将成为教育的主要模式之一，这种方式在五年前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当时网络速度不行，计算机使用也不够普及。现在技术设备都不成问题了，是网络教育大发展的时候了。

事实上，从2011年起，笔者所在的友成基金会就在全国11个大学中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开了一门大学生创业启蒙课，徐小平、袁岳等都是老师，很受学生的欢迎。从2012年9月份起，我们又把这个课推广到全国50个大学里。这是一门公益课程，不收学费，主课堂设在北京大学，其余合作大学的学生通过网络直播同时听课。他们和北大学生一样，获取自己学校的学分。我们请到了一大批企业家给学生上课，其中也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门课成了当今中国，也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门创业课程。

如果我们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率先把经过严格挑选的几千门世界上最新、最好、最热的课程源源不断引入中国，把全国最好学校中最好的课程通过网络教育方式与全国大学生以及全社会分享，就能大大缓解我们高校扩招后师资不足等诸多问题，也可以减缓我国优质学生大量外流的趋势。

强国必先强教，网络教育2.0掀起的革命刚刚开始，即使在美国也是近年的事。我们应抓住这个新机遇，抢入这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领域。

希望有关部门对网络教育2.0的发展高度关注，及时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