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恢复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发展；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一幅全新的作战图景：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指挥控制系统和侦察监视系统、精确制导武器、隐身飞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制约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无法回避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战争迈向信息化战争的转折点，引发了世界性军事变革浪潮。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紧紧抓住“打得赢”“不变质”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相继作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和部署，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改革中不断迈出新步伐。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个总要求，对全军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通盘筹划和推进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海湾战争爆发后，江泽民三次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研讨会，提出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打，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通盘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军事战略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了发展方向。200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任务，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法规。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制定颁布《军队党委工作条例》和《党支部工作条例》，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一致。全军广泛开展“四个教育”、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主题教育，使全军官兵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保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底，全军体制编制进行了初步调整精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通过精简和调整，陆军部队的比重下降，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比重上升，向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装备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初步理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初步达到了精简员额、收缩摊子、优化结构的目的，为进一步实现“精兵、合成、高效”创造了条件。
军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逐渐显现。1998年7月，党中央果断作出军队一律停止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消除了很多隐患，对于维护军队良好形象、促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重点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是对人民解放军建设新模式的确定。
全军积极探索军事训练的新路子、新模式。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系列军事演习，探索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既锻炼和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97年，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开展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三两招”活动，这是新时期群众性科技练兵的雏形。1998年9月，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举办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的集训活动。2000年10月，总参谋部在四个地区联合进行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砺剑—2000”演习。这次演习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交流全军部队科技练兵的最新成果。这是1964年大比武以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军事训练成果交流活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迈出了历史性的新步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针，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努力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装备部。全军装备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国防科技方面，坚持科研先行，积极开发国防关键技术，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微电子、信息、传感、通信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为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中央军委对全军院校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军事人才培养逐步走上军队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并行的道路，使全军各级指挥员的专业文化素质大为提高。军队后勤保障体制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1998年，中央军委作出先实行军区联勤体制，再逐步向大联勤体制过渡，最终建立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体制的战略决策。全军从2000年1月1日起试行三军联勤体制。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对兵役制度和士官制度进行了改革。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兵役法的决定，对兵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实行“两个结合”兵役制度，把志愿兵制度提升到与义务兵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缩短了义务兵服现役期限，完善了预备役制度。这是保证新形势下兵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大举措。1999年6月颁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对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12月1日起，新的士官制度开始实施，人民解放军士兵队伍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士官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参与大量扶贫和抢险救灾工作。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筑路修桥和抗洪抢险第一线，都有官兵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身影。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两岸交流的扩大
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后，中英两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前期合作基本顺利。1989年后，特别是苏东剧变发生后，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双方在香港后过渡时期要加强磋商与合作的精神，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1991年12月，英方突然宣布更换香港总督。新任总督彭定康上任不久，便公然在其施政报告中抛出要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重大改变的“宪制改革”方案，即所谓的“政改方案”。这一方案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有关规定，其实质是试图制造一个既成事实，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阻挠和对抗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中国政府反复努力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党中央从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大局出发，于1992年底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紧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工作。
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成员由内地和香港的各方面人士和专家组成，其中香港委员不少于50%。从1993年7月到1996年1月，预委会在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广泛征求港人和内地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就未来香港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和民生等各方面问题提出了46份比较系统的书面建议和意见，有些还形成了正式文件，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预委会的有效运转，给港英当局以有力的回击，迫使英国政府调整了对抗政策。在香港过渡期的最后几年，中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也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筹委会成立后，立即开始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组建问题，在香港展开大规模的咨询活动。11月初，筹委会在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基础上，推选出400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揭开了全面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序幕。12月11日，全体推委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21日，推委会在深圳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60名议员。从此，香港进入一个港人自己拥有立法权的新时代，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交接仪式结束后，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在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澳门回归问题也提上日程。由于中葡双方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关于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也进行得平稳顺利。1998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从9月起，筹委会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在澳门开展了广泛的咨询活动，在充分吸纳澳门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1999年4月10日，筹委会全体会议以无记名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5月15日，推选委员会在澳门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20日，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64号令，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经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一年多紧张、高效的工作，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举世关注的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澳门的胜利回归，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树立的又一座丰碑。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区政府沉着应对，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事实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是成功的。1999年12月28日，国务院将新华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作为中央政府授权的工作机构继续在香港、澳门地区履行职责。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党中央稳步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自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有限制地开放探亲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展开。1990年12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重申国共两党应尽早接触谈判，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两岸双向、直接“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1991年底，祖国大陆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1992年3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台湾海基会)开始进行事务性商谈，于11月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成功举行“汪辜会谈”，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等四项协议，由此突破了以往台湾当局规定的同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从1993年8月到1995年1月，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先后举行三次副会长、副董事长级的会谈及六次副秘书长级的工作商谈，以解决两岸交往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推进协商进程。1994年3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同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对台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对台经济工作，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台商在祖国大陆的合法权益，改善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环境，为台商投资创造更为有利和方便的条件。
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党中央科学分析台湾局势和两岸交流发展趋势，深入思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8。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这个讲话，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2100万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台湾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开辟了新的前景。
江泽民关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公布后，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但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逐步巩固其地位，开始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了一系列分裂步骤，破坏两岸关系发展。1995年6月，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公开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声称要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的“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推到高潮。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又抛出所谓“两国论”，声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2000年3月，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赢得选举后作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久又否认存在“九二共识”。2002年8月，陈水扁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
针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中央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从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打击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营造了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推进两岸交流的宏观环境。
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在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党中央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应对国际关系新变化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和挑战，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纪之交，中国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提出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俄随即建交，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两国宣布互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提出建立中俄新型关系的六点原则主张。1996年4月，中俄宣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都应尊重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促进了两国间遗留问题的解决。经过谈判，双方继1991年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之后，又于1994年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解决了两国间绝大部分地段的边界问题。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加强。
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总体上稳定并有发展。继1993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为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确定了框架和发展方向，宣布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问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然而，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4月1日，中美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发生撞机事件。对此，中国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91年，中国同西欧的关系恢复正常。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提出中国发展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中英两国宣布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同欧盟领导人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随后，欧盟决定加强中欧政治对话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同欧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均显示出良好的前景。
中日两国保持高层接触，双边关系继续发展。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愿意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此后一段时间内，尽管日本在对待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仍不时有反复，但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保持继续发展，高层互访也很频繁。1998年11月，江泽民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发展新世纪两国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中日联合宣言》，确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取得新的进展。
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立了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2001年，为促进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中国首倡并大力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国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
1996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江泽民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访印期间，中印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访巴期间，中巴宣布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巴期间，江泽民还提出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主张。2001年底，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92年初，中国同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中亚五国建交。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脑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形成。1997年，中、哈、吉、俄、塔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就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达成广泛共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首倡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提供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中国始终关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一贯主张北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积极倡导和参与有关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磋商和对话，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实施稳定周边战略的同时，中国加强了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高层往来频繁，合作不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保持了传统友谊。1996年5月，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巩固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的5点建议。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国宣布，在未来2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快速深入发展，南美地区除巴拉圭外所有国家均同我国建交。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原则，中国继续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9月7日，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联合国历史上的首次会晤。
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一系列地区性多边组织，坚定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原则下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区域性对话与合作。2001年10月，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江泽民主持下，与会各成员国领导人围绕“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这次会议对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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