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基本信息】

　　著者：李君如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作者简介】

　　李君如，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现为中直机关侨联主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编写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学习纲要》。著有数十部著作，发表数百篇论文，多部著作和论文获国家级奖项。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一主题，从“治国”与“治党”的关系讲起，首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根据国情和党情强调“治党务必从严”，研究反腐败斗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斗争经验，并回答了“在我们的体制下能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重大问题。其次指出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从严治吏，最重要的是要抓好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建设。最后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和价值观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联系起来，落到“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上。即要“以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为重点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目录】

　　一、治国必先治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说。十八大以来，我们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治党作为治国的“先手棋”来下，对党内的消极腐败因素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深得党心民心。

　　（一）治国和治党

　　（二）治国理政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使命

　　（三）为什么治国必须先治党？

　　二、治党务必从严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现在，我们党又在十八大后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秉承“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启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轮子。在形成和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时，又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这一战略布局。这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切切实实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今天和今后我们的党建任务，就是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全面从严治党。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

　　（二）十八大关于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三）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把握

　　三、反腐倡廉和密切党群众关系的两场斗争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靠的是行动，而不是靠宣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大特点，就是：行动。党中央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在加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过程中，一手抓反腐斗争，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惩治和教育两手一起抓，既整肃了党的队伍和党风，又在群众中树立了党的新形象。可以说，这是全党扶正祛邪的两场斗争，在党内外、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一）雷厉风行的反腐败斗争

　　（二）大张旗鼓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四、在我们的体制下能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我们说了多年，党的十八大后成为现实，大获好评。对于这一变化，有人担心能不能坚持下去，有人认为从严治党这些做法在强势领导下能够做到，但没有制度保证，难以持续。这种种担忧和想法，是需要研究和回答的。

　　（一）在自我监督中从严治党

　　（二）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五、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

　　我们讲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不等于没有“重点”。全面从严治党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抓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这是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观点。

　　（一）“打铁还需自身硬”

　　（二）以干部的“三严三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三）以干部的选贤任能、严格管理和监督问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四）以干部能上能下破除“官本位”

　　六、全面从严治党最重要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建设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战略思想的过程中，有一个最突出的亮点，那就是严于自律，从自己做起。抓党建首先抓中央领导层，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特点，也是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能够落到实地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保证。

　　（一）从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讲起

　　（二）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严于律己，制定约束自己的“八项规定”

　　七、以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为重点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我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坚持从严治吏的重要目的。实践告诉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要选好用好管理好干部，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问题，加强党的价值观建设，特别是权力观建设。

　　（一）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共产党人价值追求

　　（二）“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

　　（三）关键在树立“权由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共产党人权力观

　　八、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坚持从严治党，不仅要弘扬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要能够更好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要深入学习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思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推进党的领导制度改革、民主政治制度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国家实现形式。这样做，既抓住了党这个“关键”，又“办好”了“中国的事情”。

　　（一）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

　　（二）在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三）在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四）在全面法治中提高党的国家治理能力

　　九、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许多政党不一样，不是选举党，因而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执政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即整个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我们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并在加强党的建设中“办好中国的事情”，不只是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办好政权的事情，执好政、掌好权，而且有更大的志向、更高的追求，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办好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事情，即要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一步为实现具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元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就进一步突显了我们坚持从严治党有多重要！

　　（一）欧盟为什么要为中国共产党生日举行座谈会和研讨会？

　　（二）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三）以发展新理念引领中国大趋势

　　（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结束语：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专家推荐】

　　李君如同志的新书《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十八大以来推进党的建设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原汁原味地介绍了中央许多重大部署和重要规定。这部著作篇幅不大，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一定能够让许多热爱中国共产党、关心党的建设的人，更好地了解党建、支持党建、参与党建。读者需要这样的党建著作。

　　——虞云耀（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通俗解读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活成果，赤诚献给党的九五华诞之厚重寿礼。　

　　——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君如同志的新著《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本书逻辑严谨，视野开阔，分析透彻，文字清新。了解今日之中国共产党，不可不读。

　　——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君如教授长期从事党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勤于思考一直给我印象极深。好好读一读面前的这本书，不仅可以体会作者思想的独到与深邃，而且可以清晰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脉络。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一级教授）

　　本书深刻地分析了治党与治国的内在联系，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在党治国理政的大视野下进行研究，别开生面。读后使人对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内涵、任务、途径有了一种新的领悟。书中所体现的不仅是关于党的建设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而且是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戴焰军（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本书以透彻的说理、严密的逻辑、生动的文笔告诉我们：中国只要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华民族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可以克服的。

　　——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精彩阅读】

序

　　（一）

　　“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这些话，言简意赅，触目惊心，是谁说的？从这些话的语言风格看，显然是邓小平说的。确实，这是邓小平说的，或是邓小平讲话的精神。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中联部2015年9月8日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论坛上，我引用了邓小平这些语重心长的论断中的几句话。没有想到，这些话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媒体把我在会上讲的一些话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这一现象，说明邓小平的这些话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设法联系上了我。在他们校园内的一家咖啡馆内，我们见了面，聊得很开心，我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他们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写一本关于党的建设的小书，我答应了。书名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就定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这就是读者面前这本书的由来。

　　（二）

　　虽然写这本书的原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句话的含义却不那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的事情”？什么叫“关键在党”？还是需要简要地讨论一下的。

　　“中国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讲全讲清楚，只能从大的方面来讲。

　　青年毛泽东说过：“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长期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封建主义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削，是导致中国贫困落后的万恶之源，这样，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后来，他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分析中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人要解决吃饭问题，以及其他民生问题，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翻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为革命胜利后解决吃饭等民生问题，为人民谋福利，创造必备的条件。他提出的公式即“真理”是：“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后，邓小平在研究中国发展战略的时候，也运用这样的方法论，指出中国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此，他为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三步走”战略中，第一步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用10年时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即解决穿衣吃饭问题。第二步则是再用10年时间“奔小康”，即在上一世纪90年代实现人均GDP800美元，在此基础上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一些。“温饱”、“小康”这些提法，都是着眼于民生问题。邓小平的设想是，经过这20年打基础，到21世纪就可以用50年时间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他提出的第三步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在我们总体上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之际，江泽民全面考察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在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步骤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50年时间里，划出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年的口号是：“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常讲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建党100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之际基本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又把中华民族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追求，同这“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提出了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宏大目标。因此，今天中国最大的事情，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中，又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的任务。在经济建设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社会建设方面，要致力于解决13亿多人民的民生问题，包括老百姓的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和扶贫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的事情”。

　　但是，研究“中国的事情”，不仅要研究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还要进一步研究中国是怎么实现这样的目标的。

　　第一，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反复证明的。邓小平以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今天，发展必须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发展新理念。

　　第二，改革。改革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新时期的巨大成就都是改革带来的。在今天，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国防和军队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

　　第三，稳定。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没有稳定的环境，就没有改革和发展。稳定包括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根本保证。因此，能否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决不可掉以轻心。

　　第四，治理。实践告诉我们，解决所有的“中国的事情”，就是直面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国家发展起来前，矛盾不少，国家发展起来后，矛盾也不会少。老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老的矛盾也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而且，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内外矛盾也会交织在一起，情况极为复杂。于是，怎么样治理好中国，包括怎么样掌握和治理好政权、怎么样治理好社会、怎么样治理好市场包括企业等问题就突出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全新的课题。改革开放不仅要搞活，而且要治乱，治乱不能治死，治乱也是为了搞活。治理，就是要构建一个活而有序的社会。

　　这四个方面举措，不是平列的。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保障，即改革、稳定都是为了发展。而治理则是通过民主和法治两个轮子，形成良性循环的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促使发展能够在改革的推动下和稳定的保障下有序地推进。

　　这些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而推进的发展、改革、稳定、治理，是不是“中国的事情”呢？毫无疑问，也是。

　　这两类“中国的事情”，一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另一类是实现目标的举措。显然，这两类“中国的事情”是紧密相联系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而奋斗目标和实现举措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总起来，就是四个字：“伟大事业”。

　　（三）

　　对于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领导好这一“伟大事业”，就要推进“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之所以说今天的党的建设是“新的伟大工程”，是因为党的建设是“伟大工程”这一提法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今天的话语系统中，就出现了两个“伟大”。一个是“伟大事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另一个是“伟大工程”，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两个“伟大”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伟大事业”离不开“伟大工程”，“伟大工程”必须围绕和服务于“伟大事业”。

　　我们党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作为“伟大工程”的党的建设，在民主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就把它列为保证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要领导，就要加强自身建设。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此，党的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来讲，不是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以抓一阵放一阵的事情，而是要常抓不怠、长抓不懈的大事。

　　在党成为执政党之际和之后，毛泽东更重视党的建设。他在进城之前，就担心党在新的考验面前能不能顺利过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已经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警告，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实践告诉我们，执政党建设的难度要比没有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的建设更难更难。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到江泽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21世纪，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的起点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江泽民还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改变，强调在今天的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特别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党从掌握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党的建设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清醒地意识到，党在今天一方面要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又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对外开放，这样，有的党员干部就会在“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下，背离党的根本宗旨，违背党的基本规矩，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甚至贪赃枉法，走向腐败。所以，加强执政党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

　　这叫什么？就叫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共产党人价值追求，有一个很明确的针对性，就是这几年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圈子文化”的东西。这是党中央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14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分析党内的腐败现象时，深刻地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联系这次反腐败斗争揭露的大量事实，同时联系我们身边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尽管触目惊心，但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揭示了圈子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滋生的一种极坏的风气。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必须痛加鞭挞，坚决抵制。

　　圈子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拉帮结派的帮派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

　　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圈子文化进行剖析的时候，明确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家长制，人身依附，唯命是从，没有人格的独立，是封建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小生产意识在人际关系上的典型特征。在这次反腐败斗争揭露出来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案件中，有的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他们选人用人，一切以能否给自己尽忠为标准，竭力豢养自己的家丁，网罗自己的权力圈子。这种圈子文化，不仅是共产党人坚决反对的，也是和民主主义根本对立的。但是，这种极其落后、反动、腐朽的东西，竟然沉渣泛起，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滋生蔓延，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投机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点。在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和历史车轮、时代大潮格格不入的坏风气？这和官本位下的投机性、谋人不谋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的，我们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而且有的人，今天看这个领导有权势，有上升的势头，就抱这个领导的大腿，明天看那个领导有希望，有奔头，又抱那个领导的大腿，甚至不惜背弃前一个曾经拉过关系并对他很信任的领导。这种投机性，不仅推动了“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和风气。

　　帮派性，是圈子文化的总体特点。这里讲的“圈子”，不是我们工作中正常的工作圈子或生活中正常的朋友圈子，而是具有上述人身依附性和政治投机性的帮派圈子。同时，这种帮派圈子也和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不完全一样。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武装斗争是在各个山头发动起来的，加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狭隘思想的影响，出现过和共产党人的党性对立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因此，我们党对它们的政策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决不能搞山头主义。在延安整风中，对这种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八股一起进行了整顿。现在这种帮派圈子，甚至和历史上的“朋党”也有区别。宋代欧阳修曾经作过《朋党论》，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他以“同道”和“同利”为界限，把“朋党”分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尽管欧阳修这样说是为自己做辩解，但也有一定道理。我们现在的腐败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那些帮派圈子，纯粹是以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充其量只能是“小人之朋”的“朋党”。对于这样的帮派圈子文化，我们只能采取零忍耐的态度，而不能姑息养奸。

　　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点。如前所说，在这次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帮派圈子，无论搞人身依附，还是搞政治投机、结党营私，都贯穿着一个“贪”字。人们常常用“巨贪”“贪得无厌”“贪赃枉法”来形容他们。这种贪婪性，决定了他们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权力，最终必将自绝于党和人民，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严惩。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已经近70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也近60年，为什么这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帮派圈子还会在我国滋生和蔓延？圈子文化的根源在何处？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多年来，我们党对于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考验和风险，是十分清醒的。比如，十八大报告就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于这样的警告，尽管一些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它是躲不开、避不了的。其中，执政的考验，腐败的危险，尤为严峻。这是因为，权力具有两面性，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又会诱使掌握权力的人利欲熏心、以权谋私。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就要长期应对这种考验。

　　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环境下，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这种考验尤为突出和尖锐。因为，我们不像世界上许多国家那样是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而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即是通过政府放权让利一步一步扩展市场因素的，因此经历了双轨制阶段、政府与企业共同开发市场阶段等一系列许多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发展阶段，这就形成了权力与利益多重契合的复杂局面，形成了寻租的广大空间。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是商品的权力竟然也被一些人用于商品交换，不仅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导致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频发高发，甚至被一些权欲熏心的人用于扩展其小圈子。

　　之所以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运用中会导致圈子文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国从政治上、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上荡涤了封建主义，但是这种思想文化影响并未因此而完全绝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记忆犹新。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告诫过不要轻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也要警惕封建主义的影响。这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中，尤其要重视。比如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明确指出：“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他还在1985年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应该讲，在邓小平这些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进步是明显的。今天，重温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样，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在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圈子文化，不是偶然的，抵制和反对源于封建主义的圈子文化也是一项长期的思想政治任务。

　　既然我们同这种圈子文化的斗争是长期的，就要找到长治久安的办法。

　　首先，要抓价值观建设。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我们讲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也是从价值观上讲的。共产党人的文化，内核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就是由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优秀文化传统。这种共产党人的文化，同圈子文化是根本对立的，同时又是克服圈子文化的有力武器。我们共产党人，既要成为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又要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败路，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要抓阳光制度建设。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各项制度。圈子里的人，不论是大官，还是跟屁虫，总是把宗旨、党章、准则、纪律看作一纸空文。他们最擅长的是搞暗箱操作、幕后操纵。他们即使讲制度，也是为了套住别人的手脚、限制别人的行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而且还突出地强调，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他还指出，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同样的道理，解决圈子文化，也要把建立阳光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再次，要抓法治建设。圈子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无天文化。治理国家，要靠法治；治理党，要靠法治；治理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还是要靠法治。用法治管圈子，才是正道。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整套战略布局，把法治和发展、改革、治党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是为了找到一个治本之策、长治久安之道。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只要我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把我国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封建主义就没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间。因此，认真贯彻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由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抓法治，有针对性地抓，坚持不懈地抓，一定能抓出一个风正气清的党建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