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风范》

【基本信息】

作者：李洪峰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作者简介】

李洪峰，著名历史文化学者、党建专家、领袖文化研究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书法篆刻院院长。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新华社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陈云同志的理论贡献、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等，介绍了陈云同志的光辉业绩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论述。

【目录】

卷首语

序言 陈云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方法

第一章 革命生涯（上）

第二章 革命生涯（下）

第三章 理论贡献

第四章 思想方法（上）

第五章 思想方法（下）

第六章 领导艺术

第七章 文化情趣

第八章 人格魅力（上）

第九章 人格魅力（下）

后记

【精彩书摘】

卷首语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也实事求是地承认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归根到底，人民是历史舞台的真正主角。有了人民的劳动和创造，有了人民的形象和声音，历史才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厚重坚实、连绵不断。古今中外的任何伟人，都是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如果不顺应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不体现人民的意志，不依靠人民的力量，不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伟人就会失去其光芒四射的色彩和魅力，就不成其为伟人。

艰难而伟大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事业，造就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这样群星灿烂的领袖群体。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杰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留下了极其宝贵和永远值得珍重的实践财富、理论财富和精神财富。序言陈云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方法序言陈云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方法李洪峰我仰慕陈云、研究陈云，缘于三件事。

第一件事。三十八年前，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陈云同志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这篇感情饱满、说理透彻的文章深深打动了我，我用笔记本作了详细摘要。陈云说：我是直到1933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所以对于红军初建时期的许多艰难困苦，并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从许多参加过这段时期工作的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时的每一项正确的政策，哪一条不是毛泽东同志在亲身实践中反复调查研究、费尽心血的创造啊！拿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说，在最早的条文中，有上门板、捆铺草、洗澡避女人等内容。这些看来是小事，不是亲自经验，怎么能知道它们的关系多么重大！一支新型的工农军队，不从这些每天要遇到的实际问题解决起，怎么能够建立起来？怎么能够把传了几千年的旧军队的作风改变过来，建立起真正的军民鱼水关系？不解决官长不打骂士兵、不搜俘虏腰包这样的具体问题，怎么能够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怎么能够使被俘的敌军愿意加入红军？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怎么会制订和执行这些原则，又怎么会有这样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军队建设如此，其他如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的原则，土地革命政策，发展工商业政策，发展文化教育政策，也无一不是毛泽东同志辛勤地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结晶。我们从保存下来的《兴国调查》等可以看到，为了制订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毛泽东同志对当时革命根据地各个阶级在土地斗争前前后后的各种情况的了解，是多么详尽和周密；他对各阶层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政治、经济利益的变化，又是多么关注。这种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同那种凭想当然办事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真是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邓小平曾经讲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列宁搞成了俄国革命，毛泽东搞成了中国革命。毛泽东为什么能搞成中国革命？邓小平是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宏观的大的视野来观察问题的。陈云则从具体事实出发，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

第二件事。三十三年前，1982年下半年我参加中央党校举办的一个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理论研讨班，其间受托去看望曾在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冯迪先生。临别时，冯先生送我一本内部印行的《陈云文稿选编》。我如获至宝，仔细读了两遍。毛主席的著作，我读得较多。马列著作也啃过几本。但系统地阅读陈云著作，这是第一次。陈云眼光独到、切中要害的精辟分析和准确凝练、生动鲜活的语言风格，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本书我至今仍珍藏着。

第三件事。二十一年前，1994年11月底的一天傍晚，我接到通知，到陈云同志家里参加一个会。会上，一位领导同志说，陈云同志病重住院。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任务是负责起草陈云同志生平等事宜。因为当时情况特殊，任务紧急，我当晚被安排在一个十分安静的环境里，负责执笔起草，由陈云同志的秘书陈群同志负责提供有关资料。我写好初稿后，先报陈群同志，再送有关领导同志审改。因为任务之重大、严肃，我夜以继日地、全神贯注地系统阅读研究了关于陈云的几十万字的资料。我的印象是，当时工作十分顺利，到年底前，基本完成了起草任务，后来，陈云同志病情缓解，工作暂告一段落。到1995年4月，陈云同志病情加重，我们又集中起来对文稿做最后修改。陈云同志生平题目原来叫《陈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我建议改为《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199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时，用的题目是《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这三件事，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部生平，从理论到实践，不仅使我对陈云有了比较完整的印象，而且成为我学习研究领袖文化的重要开端之一。后来，我系统阅读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的著作、传记和年谱。通过系统阅读，我对我们党的领袖文化，有了总体性的认识。艰难而伟大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事业，造就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这样的群星灿烂的领袖群体。

世界上有两种矿藏，一种是物质矿藏，是可以穷尽的；另一种是精神矿藏，是不可穷尽的。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身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文化，就属于这不可穷尽的后一种矿藏。对此，我们要世代珍惜，永续利用，使之对党和国家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明天和未来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一、陈云之所以特别强调思想方法，是因为他深知，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对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是因为他深知，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才能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深知，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在实践中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陈云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除了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共有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外，他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陈云一生谨慎、本色如一，淡泊宁静、波澜不惊，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是我们党内有战略眼光，考虑党和国家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人。而特别强调思想方法，是贯穿陈云一生的突出特点。

陈云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方法，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陈云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经历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巨大挫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他深知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对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他多次讲毛主席在延安三次给他谈学哲学，讲人犯错误主要不是没有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多次讲延安时期，他在休养期间通读了毛主席的全部文章、著作、讲稿、电报，得到的结论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他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邓小平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才找到了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道路，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党。而我们党理论建设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理论上成熟而且不断发展。我们党不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使我们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而且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陈云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高度认同并终生践行毛泽东同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深知，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才能在实践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陈云同志在延安当过七年中央组织部长。他切实地懂得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党的事业的关键作用，切实地懂得正确的思想方法对干部成长的关键作用。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最要紧的，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是着眼于党的事业说的，也是着眼于干部成长说的。正确的思想方法，首先表现为原则的坚定性。毛主席曾经表扬陈云，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他在延安所作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报告，影响深远。他要求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看待干部、使用干部，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关心人、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他离开领导岗位后，反复阐述身负重任和学好哲学的关系，强调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只有思想方法正确，才能做好工作，也才能在实践中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既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表面性、绝对化，也防止政策和决策失误，又防止干部犯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二、陈云创造性地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丰富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陈云思想方法、领导方法，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思想财富

陈云不但反复强调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而且提出了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就是他创造性地提出的十五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说，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我体会就是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十五个字，丰富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十五个字，陈云讲了一生，做了一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思想财富。

（一）不唯上。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陈云文选》第3卷，第371页）他强调，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如何做到“不唯上”？陈云认为，要从实际出发，学习上级指示，结合实际执行上级指示精神，要维护党的全局利益、纪律、规矩和权威。要讲真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应该怎样就怎样。怎样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办。陈云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二）不唯书。陈云认为，“不唯书”，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不读书，不学习理论，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领导干部不要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读懂马列主义，还要学一般知识。他曾题写一副对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他特别强调学哲学，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管一切东西的是哲学。他主张，学习的主要方法是自修，是上毛主席讲的“长期大学”，靠在工作中学习，这是最靠得住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他认为，读书不能懒惰。要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他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视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延安时期，陈云组织的学习小组坚持得最好。毛主席表扬说，没有时间怎么办，陈云同志是靠挤和钻的办法。到了晚年，陈云还组织家庭学习小组，逐段学习毛主席的“两论”。他强调，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要做长时间的打算。读书不能求快。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他特别强调读书要善于思考。他常使用的一对镇纸上面刻的是：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陈云认为，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眼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云提出，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如何将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相结合？陈云强调，首先是要读懂，读懂就是消化。如果书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把所学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并用以指导实际工作。

（三）只唯实。陈云认为，“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才是最靠得住的。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认为，过去我们犯错误，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我们要决定政策，就要研究情况，用脑筋去想问题，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就会犯错误。创造性必须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否则就会华而不实，不能真正地前进。

（四）交换。陈云认为，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交换的目的，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通过交换，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通过批驳，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讲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

（五）比较。陈云认为，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的发展程度，看不清事物的要害、本质和特点。比较，是为了更深刻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弄清事物的本质。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决定政策，组织实施，要做出几个比较方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要只提一个方案。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比较时要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六）反复。陈云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其缺点是慢。但如果错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较起来，慢比失要好。如何做到反复？陈云强调，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要请人唱“对台戏”，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而是要通过判断、行动，再认识、再修正，不断反思，不断深化认识，使认识和决策更加准确，不犯大的错误。

陈云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主要有：

（一）抓经济工作，既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这是陈云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陈云讲过：“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这里举两个陈云算账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1956年11月11日，陈云在《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的供应紧张的办法》中算猪账的情况。

先看大账。陈云说：从1954年6月以后，全国猪的生产是下降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全国养猪的数目（只记大数），1950年是六千万头，1951年七千万头，1952年是八千万头，1953年是九千万头，1954年4月是一亿头，每年增加一千万头。在这以后就下降了，1955年6月降到九千万头，1956年6月降到八千万头。同时，每头猪的平均重量也下降了，解放初期是157斤，现在是141斤。今年7月1日，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其中规定要“私有、私养、公助”。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养猪有所增加。但是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明年计划要增加到一亿一千万头，恐怕达不到。明年猪的生产会增加一些，但增加多少，现在还很难说。

再看小账。陈云说：要保证农民养一头猪能得到200斤到250斤原粮的利益，相当于粮食产量低的地方的一亩地左右的收入。有这样数目的收入，可能刺激农民养猪。那么价格怎样计算？养一头猪，精饲料（包括豆饼、米糠、豆渣）需要15元，青饲料两千斤，大概也值15元。照一般情况，小猪价钱和猪粪价钱应该相等。但是，现在小猪的价钱贵了，猪粪的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卖出猪粪再买进小猪要多贴2元。饲料要有柴烧，再加上2元。还有病死的，常常要占猪的头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平均计算，每一头猪赔上2元。以上共计，本钱36元。再加上相当于200斤到250斤原粮的收入，大概要15元左右。这样，总计是51元。现在我们的收购价格，去年平均是43元，相差8元。各地究竟提价多少，要根据本地不同情况，提出具体意见。照这个价格计算，我估计农民是愿意养猪的。因为柴是可以捡的，饲料也可以搞到一点，就是多花一点劳动力，可以得20元或者再多一点。提了收购价格，食品公司就要贴钱，商业部的利润就要减少，财政部就要给予补贴，每年约三亿八千万元。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现在我们是按猪肉的卖家收百分之十三的屠宰税，是否可以减到百分之五。这样，商业部门可以减少向地方缴纳两亿四千万的税款。另外，是否可以把小城市的肉价从5角，提到5角5分，每年销二千万头猪，可以多收入一亿元。商业部门经营猪的利润，今年是四千万元，也把它贴在里面。这三笔，合起来是三亿八千万元。这里最重要的是两条措施：一条是税收从百分之十三降到百分之五，另一条是在小城市把猪肉的价钱每斤提5分。提高销价以后，把最大的好处给了养猪的农民，至于说吃肉的人每斤多花了5分钱，这数目不大。请同志们考虑，这样做行不行。减少了屠宰税，是减了地方的税收，但我看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这一项收入减少了，还可以用别的办法去补。总之，如果现在不提价，猪肉的生产还要下降，将来非提价不可。

另一个例子是，1959年5月11日，陈云在《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中算钢铁账的情况。陈云说：为什么钢材定为900万吨，并且以此作为前进的基点呢？理由有下面几点：

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比较实在，但也不是轻而易举，要做很大努力才能完成。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关于矿石。生产1吨铁需要35吨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在14个有机械装备的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去年采3460万吨）。现在19个中型采矿企业，其中6个有半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其余13个原来是手工开采，也没有铁路，今年设法装备一部分机械，用风动工具打眼，用炸药爆破，“打眼放炮”，并铺设轻轨铁路，这样全年共可采铁矿石800万吨（去年采680万吨）。现在214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全年共可采铁矿石1000万吨（去年采606万吨）。以上大、中、小三类企业合计，可生产铁矿石7100万吨，能够运出的是7000万吨。为了保证7000万吨矿石的开采，需要增加空气压缩机、电铲、卷扬机、球磨机等设备和爆破材料。这些设备和材料，有些已经订货，但是还没有全部落实。

根据计算，平炉用的富铁矿（含铁在58％以上者）全年需要210万吨，只能生产170万吨，还差40万吨。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准备从海南岛多运出10万到15万吨富铁矿；在鞍山采取团矿的办法（采用含铁量在60％以上的矿粉，压块焙烧），生产30万吨。

从上述情况看，全年开采7000万吨铁矿石，由于要对大中型矿山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还要增加许多设备，事情并不容易。但是从第一季度运出矿石1780万吨（小型土法生产的是740万吨）的情况来看，只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完成7000万吨的任务是可能的。

关于焦炭。炼1吨铁，平均需要15吨焦炭；炼1吨焦炭，平均需要15吨洗煤；1吨洗煤，平均需要2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

洗煤是提高铁和钢的质量的关键。有些铁和钢的质量不好，主要是因为含硫过多，而硫的来源，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由于煤里的硫没有洗掉。因此，必须大力把炼焦煤洗好，否则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得不到好铁好钢。解决焦炭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洗煤的问题。

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以生产1950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大部分是简易洗煤厂，设备正在专案解决）可以生产550万吨，两项合计是2500万吨。另外，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2000万吨。这部分土法洗煤，据估计需要60万个劳动力，从现在起继续生产200天才能完成，并且要有粉碎设备和其他必要的工具。还必须指出，上述洋法洗煤2500万吨，各个季度生产是不均衡的。第一季度已经完成了415万吨，第二季度大体只能完成464万吨，第三季度也只能完成547万吨，其余的1074万吨（占总数的40％）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完成，这样，就同各个季度炼铁的需要不相适应。如果洋法洗煤不能在第二、第三季度多生产一些，那么，这两个季度的土法洗煤还要有所增加。

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可以生产1000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1000万吨，三项合计3000万吨。新建的炼焦炉，有36座是机械化的，其中19座在今年可以建成，能够生产243万吨；有红旗二号简易炼焦炉1700座，能够生产530万吨；有红旗三号简易炼焦炉800座，建成以后，可以生产170万吨。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今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黏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420万吨，需要原材料（黏土、矽石、高铝砂等）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人力。

关于炼铁、炼钢、轧钢的设备。要生产那么多的生铁、钢和钢材，基本上依靠现有的设备（一部分还要配套）就可以解决，不需要再增加很多东西。这方面的情况，过去计委和冶金部已经说得比较详细，我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要运输炼焦煤9000万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500公里，铺设轻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由于钢铁生产的需要，目前短途运输异常紧张，不少省的汽车大部分用于运输钢铁原料、材料。这种状况是难以持久的。一个年产几万吨的钢铁厂，光靠汽车运输是不行的。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以上两个例子，可能烦琐一些。但从这些烦琐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陈云大账是清楚的，小账也是清楚的，政策调整建立在这两本账基础上，自然十分牢靠。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陈云总是那么倚重，为什么陈云处理问题总是使各方面都那么满意、那么放心，为什么陈云在党和人民心目中有那么高的威望。

（二）做工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陈云，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就不讲话。陈云强调，“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第46页）陈云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陈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总是强调，“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寻找”。“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陈云文选》第1卷，第169、162页）陈云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十分注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他调查研究的方法：一是派一些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的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查，这样的同志容易接近群众，便于了解实情；二是请人上来，多找一些在第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进行小范围交谈，这样可使调查对象打消顾虑，讲出实情，也便于对各种意见进行比较；三是广交知心朋友，特别是在基层群众中交朋友，这些人没有“乌纱帽”问题，敢讲真话；四是必要时亲自下去。他认为，其他所有形式的调查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搞调查。

（三）办事情，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积极稳妥。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定下了坚持、沉着、切实、前进的办事原则。他认为领导要区别工作缓急主次，掌好舵，指出主要努力方向，预防某种偏向。他部署工作总要反复考虑，看准情况，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陈云处理的多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有紧急的事、难办的事、棘手的事，他都冷静对待，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力求稳妥。他从不感情用事，从不草率从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及时指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任务艰巨，问题复杂，而我们的本领还不大，要“摸着石头过河”，小心谨慎地前进，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

（四）处理问题，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重点。陈云说过，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他认为，工作不抓住要点，乱钻，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陈云抓工作卓有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够敏锐地抓住中心问题、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并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五）注意思考关系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性问题。陈云经常说，做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踱方步，深思考，不仅要有看和听的时间，还要有想的时间。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待在地下室。对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他有一句名言，全局在，可以挽救局部；而全局垮，则局部不能挽回。他认为，上层机构要有专人考虑大问题，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要有这样的战略家。他认为，对于领导者特别是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做好日常工作很重要，专心思考和研究战略性问题也很重要，而且更加重要。越是责任大、任务重，越要从大的方面看问题，保持头脑清醒。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事及时，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六）注意总结经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说，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陈云勤于思考，崇尚实干，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随波逐流，总是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强调，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他认为，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他做任何工作总是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开拓创新。他认为，要找出一套新办法，就要研究过去的办法。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把工作提高一步。他强调，改革开放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以把改革搞得更好。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初步形成了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学习陈云思想方法，对于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始终不渝地注重思想路线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高举事实求是的伟大旗帜，全局在胸，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举重若轻，准确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在新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国情的新变化、新形态，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初步形成了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从而，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进到新阶段。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走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实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内地和边疆之间的全面发展，实现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全面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和民族素质，给人民更多、更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际利益。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从而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把握战略主动。

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治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使我国的国家治理走在世界前列。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时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使党的形象和威望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党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持续地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使党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三个来源”和“一个必要条件”。“三个来源”，它的理论来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的实践来源，是我们党60多年执政和30多年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它的文化来源，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高度重视党的思想路线建设，我们党是理论上成熟和不断发展的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特别强调加强党的思维能力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提高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战略思维能力；提高知古鉴今、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的历史思维能力；提高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破除迷信、打破陈规、因时制宜、开拓前进的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凡事从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的底线思维能力；强调要增强改革思维能力、法治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思维能力建设的重要思想，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同志强调思维能力，同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陈云强调思想方法，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胡锦涛强调求真务实，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根本基点上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理论上政治上的成熟坚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比如关于“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关于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战略倡议，关于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败战略举措，关于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战略部署，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拓展等，正是综合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改革思维、法治思维和系统思维的结晶，展现了深远的历史视野、广阔的世界眼光、伟大的担当精神和博大的战略智慧，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思想、中国思想方法和思维能力的无穷魅力。

思维能力是重要的领导能力，也是重要的国家能力。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科技实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而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竞争，是思想方法和思维能力的竞争。谁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谁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能力，谁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谁就能把握历史大势、把握战略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思想理论的发展进步是重要引擎之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理论强党必强，思想富国必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始终强调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首位，始终强调理论素质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核心和灵魂，始终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学习陈云思想方法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第一章革命生涯（上）

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和业绩。

陈云1905年出生，1925年入党，1995年逝世。他的一生，几乎贯通了20世纪。20世纪是波澜壮阔的世纪。这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几十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卷入战争，近亿人死于战争。这个世纪，中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开始了从百年屈辱到百年腾飞的伟大历史进程。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个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先锋队，有了自己的主心骨，有了自己的坚强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富起来了，而且必定要发展起来、强大起来。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无比光明前途的广阔胜利之路。

陈云7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我们党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了赫赫功勋。陈云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陈云在谈到入党经过时写道：“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此时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至于《共产主义ABC》还看不懂。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罢工斗争和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但是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这个人生观的改革，对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那时正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地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到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陈云年谱》上卷，第25页）

陈云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他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陈云文选》中。他的著作是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陈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上，陈云作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其他支持毛泽东的同志一起，反对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935年9月，陈云专程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报告，向外界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等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共领导人。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积极参与清算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带头学习和阐发毛泽东思想。1942年1月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积极参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和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主张正确认识和评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1979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同时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华主席说对于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有有关机关进行工作，妥善解决。这是很对的。但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例如：（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该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没有发现新的叛徒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叛徒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这篇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陈云年谱》，第226、227页）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积极支持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是全党公认的“经济奇才、理财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