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修养谈》

【基本信息】

作者：梁衡

出版时间：2015年3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梁衡，山西霍州人。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记协常务理事、《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著有散文集《觅渡》、《洗尘》、《把栏杆拍遍》，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写作研究集《为文之道》，政论集《继承与超越》等。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有梁衡散文九卷。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夏感》、《青山不老》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学和大学课本。 

主要的学术贡献，新闻方面：提出新闻的新定义、报纸的4个属性、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统一律”等理论。文学方面：第一个系统提出对杨朔散文的批评；首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开创政治散文写作；提出散文美的“三层次”理论和“形、事、情、理、典”的“文章五诀”写作法。 

学术风格：实践与理论并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浅出，笑谈真理。

【内容简介】

《干部修养谈》为著名散文家梁衡的政论时评文集，精选了梁衡政论时评领域的经典及最新力作，尤其政论文是近十年来首次结集出版。梁衡的政论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生动明白的剖析，譬喻常带哲理，论说迭见新话，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许多文章历久弥新，对于当下的时政热点问题仍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其时评文则纵横捭阖，针砭时弊，既有为官之道的体悟，也有对具体政事的批评与建议，发人深省。

《干部修养谈》立论高妙，文风犀利，直指人心，可读性强，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提高道德及政治素养，增强理想与信念，加强党史教育。本书既可作为党员及公务员培训教材，也可作为广大党员及群众的一般读物。

【目录】

新版序

一

笑谈真理

老祖宗不能丢——兼谈所谓信仰危机及理想、信念     

当干部与讲政治   

继承与超越      

继承其精髓　发展其急需   

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兼论“实事求是”的阻力与动力

关于先进文化的三个问题

听老祖宗说和谐社会  

怎么区分低俗、通俗与高雅

二

为官之道

权与德   

假奶粉拷问真道德   

贪污就是背叛   

说文风   

李瑞环的文风——在李瑞环新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哲学是一根风筝线 

吹去尘埃只见人性     

人格在上     

碑不自立，名由人传   

老百姓怎么看政治      

警惕学习的异化      

朱镕基不修传  

用其心还是用其力      

居官无官官之事         

官不扰民民自富           

普京独行在空旷的大街上   

让形式不再只是形式        

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  

不患不均而患不明    

享受岂能是头衔      

三

从政之风

开会与讲话  

工作不要挂在空挡上  

当官何必秀才艺    

上北戴河不办公书    

对国家领导人不要称爷爷

大干部最要戒小私    

有感于干部不会说话   

地震教我们怎样说话    

官员答记者问的14个“不要” 

我们顶住了一场破坏性考验     

好山好水更求好官              

房高不要超过树高        

一把跪着接过的钥匙      

“要”字牌言论   

让“家门口的美”更多些              

关于改进“两会”会风的两点建议   

四

继往开来

党史如镜  传统如河    

特利尔的幽灵  

马列公园赋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清贫之碑        

大渡河上三首歌   

红毛线，蓝毛线     

西柏坡赋             

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  

“今年的共产党最好”    

在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 

山还是那座山  

【精彩文摘】

官场说官

——代序

因为一直在媒体工作，随手写下一些谈干部工作、生活的文章，出版社集为《干部修养谈》，其实名“官场说官”更合适。我先是当记者，接触官场；后自己也更进了官场，有了直接体验；退下来后又在一旁静观。总之，都是近距离观察，亲身经历。

近距离看到了什么呢？涉及法律的贪腐大事不说，道德、作风修养方面较普遍的有三类。一是假大空，搞形式。如会议多、文件长、讲话空、摆场面等，形式主义已经到了自己也分不清是真是假的程度。有一次采访，听官员汇报，只是低头念稿。我实在忍不住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能不能不看稿，请抬起头，眼睛看着我。对方立即手足无措，不会说话。干部成了演员，离开台子就不会演，这是很可怕的。书中《开会与讲话》《老百姓怎么看政治》就是谈这类问题。二是私心难除，虽也吃苦耐劳，办了不少好事，但总留有一个“私”字的尾巴，要表现自己，好虚名，要回报。如给自己立碑、出书，如卖弄才艺，好表演。这也可怕，一个身担重责的干部，虚名都不舍，何谈牺牲？书中《大干部最要戒小私》《碑不自立，名由人传》属此类。三是人格不独立，这是封建遗毒。人格上的低头弯腰，必然发展到组织上的拉帮结伙，这也很可怕。习近平讲，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近来揭发出来的高干结帮犯罪就是这种性质。书中《对国家领导人不要称爷爷》《一把跪着接过的钥匙》是谈这个问题。当然主流方面是好的，书中还有许多正面论述，如《老祖宗不能丢》《朱镕基不修传》《李瑞环的文风》等。

治国先治吏，无论是党务、政务，干部队伍的建设一直是头等大事。干部者，骨干、干练部分之谓也。它是一个团体、一项事业的核心，也是一种信仰、一种理想的示范者。中国古代提倡“以吏为师”，我们讲榜样的力量。遵纪守法是红线，思想修养是功底。过去讲修养主要讲党性修养，现在看来还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事业发达了，党外干部增多；另一方面，党性是最高要求，而修养则需要一个更宽大的基础，塔基要大，修养才稳。所以，除过去讲的党性修养外还要加上三条：一是理论修养，需要重温马、恩、毛、邓的书，结合新实践读懂原理。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老祖宗不能丢，历史不能割裂。二是知识修养，应多读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有的错误是私心、虚荣、好大喜功造成的，有的是无知使然。如《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三是人格修养，干部、党员，首先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团体中，人格独立，才能民主团结；一个社会上，人格健全才能政治清明。这不只是共产党的要求，古今中外都如此。干部修养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社会风气的先导。

希望能通过这本书与读者交流这些想法。是为序。 

2015年3月2日

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

报载某地开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却是一首五言顺口溜长诗，凡6000字，一韵到底。这到底是工作创新还是亵渎职守？媒体议论纷纷。深究其理，值得玩味。

我们先分析一下“形式”。形式与内容本是对立统一，合作共事的。但是人们常记住了“统一”，忘了“对立”。原来形式本身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比如诗歌这个形式，就有句式、节奏、音韵的美，这是形式的资本，所以它总时时想逃离内容，闹独立。就像一个美女，不想与穷汉厮守，总想换一个大款过日子，她有这个本钱。这就是为什么年年反形式主义，却总是反不掉，就如年年扫黄，总是扫不尽，本性使然，规律所在。

形式爱表现，但它自己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使用形式的人。天下的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干实事的，虽也会用到形式，但内容第一。如经商、从政、军事等等。另一类是玩形式的，专门开发形式的审美价值，如音乐、美术、语言等艺术家，形式第一。人各有好，术有专攻，本无可厚非，最怕的是乱了阵营。你是要干事还是要从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比如，宋徽宗、李后主，本是当皇帝的，但坐在龙椅上不办公，一个爱画画，一个爱写词，虽也出了名，但都成了亡国之君，当了俘虏。还有那个爱作曲、会编舞的唐明皇，也招来了天下大乱，自毁江山。我们有些干部总是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想要两头沾，既当有才的宋徽宗又当有为的唐太宗，既要政界的光环，又要艺人的光彩。无数事实证明，于公，这是亡国之象；于私，这是身败之症。只有放弃一头，才能保住一头。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有大才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知道孰轻孰重，毅然割爱才艺，献身革命。陈毅参加革命前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曾与徐志摩论诗；张闻天是第一个发表长文把诗人歌德介绍到中国的人；周恩来的话剧才能更是尽人皆知。但他们都不敢“以才害政”，也从不借政坛炫艺。

再说形式与内容相搭档也是有一定之规的，就像穿衣服要讲场合。或可称之为“形式伦理”。如果是纯玩形式，有艺术界的行规；但要做事，特别是政事，就有政界的规矩：以事为主，选取适当形式。什么叫“适当”？突出内容，淡化形式。比如穿“三点式”是健美比赛的形式，为突出肌肉的美；穿古装，是演古装戏的形式，为突出古典氛围。人大工作报告重在时政阐述，要严肃、鲜明、直白、缜密，用长于浪漫、抒情、吟唱、夸张的诗歌形式去表现，就像参加晚宴时穿着古装或“三点式”，那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就是单从语言表现来说，诗歌有格律管着，也不能尽达政治之意。闻一多说写诗是“戴着镣铐跳舞”，用诗去作工作报告则是镣铐之外又加了一层面具。比如，这篇6000字的报告，一色五言，一韵到底，你就是想“此处有掌声”也会受到一层限制。历史上曾有人以诗写论文，唐代的司空图用四言诗写了一本《二十四诗品》，是学术名著，但也没有超出以诗说诗的范围。现在以诗来写工作报告，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跳”，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

形式是有逃离内容的本性，其实还是因为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腿，有一个不专心正业的人。奇怪，在其他行业，如商业，就没有人敢用诗歌来签合同，军界也没有人敢用诗歌来下命令。因为，一是他的权力有限，二是立即就会碰钉子。而政界却能出这种怪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政治的不成熟。

（《人民日报》2015年2月26日）

贪污就是背叛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巨贪受贿一案令人震惊。其窃职之高，贪赃之巨，为建国以来所未有。我们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如成克杰这样疯狂地破坏“现在”的人呢？当是双料的背叛。

叛者，半反也。处人立业最怕事半而生叛异，叛生必事毁。中国儒家之道，尚讲“仁”、讲“忠”。仁者，二人也，与人相处顾及他人。忠者，心地中正也，忠于职，忠于国，忠于民，忠于所办之事。共产主义是最壮丽、最艰巨的事业，必得理想一致，信念坚定；共产党员入党时就宣誓永不叛党，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今成克杰受民之托，握治国之权，反窃国库，食民脂，满其私囊，填其欲壑，一改公仆之面而露盗贼之形，是货真价实的背叛。他背叛了党的宗旨，背叛了国家利益，背叛了人民赋予的权力，直至背叛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他已不配做一名干部、一个党员，甚至不配做一名炎黄子孙，理当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和国人的唾弃。

共产党信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公心最大、纪律最严。一些混迹于革命队伍中的人受不得这种牺牲、这种管束，有的逃离革命，有的就躲在革命阵营里内大营其私，做起背叛勾当，私生贪，贪生叛，这几成定式。只不过历史阶段不同，表现不同。地下工作时期，因贪生而出叛徒，党的重要干部向忠发、顾顺章是也；进城之初，因贪图享受而出叛异，党内高干刘青山、张子善是也；现在我们执政已五十年，又赶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时的贪心更表现为贪权、贪钱，成克杰、胡长清是为代表。党在地下时期，出了叛徒可使组织顷刻瓦解，现在我们执政，出了腐败分子就要使党变质，所以为党的生命计，我们应该像当年除奸清叛一样，随时从思想上、组织上清除成、胡之徒。

吏生贪心，加倍害民，从来治国先治吏。岳飞有感于南宋的腐败，大声疾呼，只要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国家就有救。朱元璋以劳苦出身创大明基业，知天下来之不易，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下令凡贪银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填草，并摆在衙门里，以诫后任之官。翻开中外吏治史，无朝无国不把惩贪作为一把高悬的利剑。当今反贪已成为一场席卷各国政坛的风暴。共产党人以先忧后乐、无私奉献、服务民众为己任，岂能容得成、胡这种毁我理想信念，破坏党的荣誉，从内部瓦解、腐蚀队伍的囊虫？我们当然要纯洁队伍，清理门户。我们虽不学朱元璋那样枭首示众，但从严治吏，依法惩贪，警示全党，是万不能少的。

（《人民日报》2000年9月15日）

老百姓怎么看政治

近翻40年前的日记，有一段政治趣闻。1971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国。这个“接班人”、“副统帅”，一夜之间成了叛徒、奸雄、大阴谋家，全国掀起“批林”高潮。当时我在内蒙古巴盟当记者，上面传达的文件里有一句话说：“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生产队开批判会，队长向大家传达说：“这个林彪很坏，他还偷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前几天我与一位宣传工作老前辈、中宣部的老部长吃饭，席间说起这个笑话，他很认真地说：“现在仍然是这样呀！到基层去，农民老问，你们那‘三个代表’还没选出来啊？”

前后相距近40年的两则政治笑话，使我思考一个问题：“老百姓怎么看政治？”40年了，我们的政治口号、中心任务已不知几变，而不变的是老百姓看政治的目光。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又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就是说，我们提政治口号并宣传解释时一定要能和普通百姓的具体利益相结合。

什么是政治？政治学的解释是：政治是人民群众将自己的权力出让出来，委托给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来执行。这个机构可以是执政党，也可以是政府。这里有几点本质之处常被掩盖忽略：第一，这权力属于人民，执行机构不过是代行；第二，代行之时要能提炼、概括人民的具体要求，使之上升为一项方针政策，凝结为一个口号；第三，这口号必须为群众所理解，与其利益紧密关联。这三者哪一个环节缺失或欠完美，都将影响政治运作的效果。至少宣传工作者要懂得这个政治规律和宣传艺术。

其实这规律和艺术也很简单，就是能不能从老百姓的目光来看政治，能不能把一个政党、政府的大政方针翻译成群众语言，能不能把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的本质和群众关心的具体利益相联系。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反正，你的政治目标要与老百姓的利益相联系。联系得好就成功，联系得不好就失败。这已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李自成起义，他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一下就说到赋税重压下的农民的心里，从者如云。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口号是“保卫胜利果实”，分得土地的农民就踊跃参军。而抗美援朝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将国际义务、爱国精神和“保家”的具体利益都概括进来。这对新中国刚成立正在建设幸福家园的群众来说很好理解，很有感召力，堪称政治动员口号中的精品。改革开放之初，对农村大包干的概括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对推动农村改革也极具号召力。其实，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新政策出台时，都有一些好的动员口号，如环保方面的口号“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教育方面的口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都很有号召力。一般来讲，越接近基层，宣传就越能联系实际。一次我到甘肃采访，车在无人的田野上行驶，路边埋着光缆。一条红色立地标语映入眼帘：“光缆无铜，偷盗判刑。”它讲得再明白不过，光缆里面没有铜，你偷了也无处可卖，还要判刑，何苦呢？八个字，把最要害的利益说得清清楚楚，还宣传了科普知识。这虽是一条标语，却比站一个警察还有效果。

政治是什么？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让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自觉去行动，这是管理者的责任，也是管理的艺术。

（《人民日报》2010年9月10日）

关于改进“两会”会风的两点建议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阳春三月，中南海红墙外的白玉兰又将绽放，每年一次的两会也将要召开。今年两会正赶上换届，又是在十八大之后中央公布“八项规定”、狠抓改进作风之际。如何改进会风，上下关注。 

一、发言时请不要表扬领导

往年开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些来自基层的代表发言时总要借机表扬一下领导，且这种表扬，已成定式。如果是最基层的人发言，则不忘把上面的各级领导都一一表扬到。说他们如何辛苦，为基层办了多少好事等等。如有中央领导在场，就会说，自从您去视察后形势如何大好，您走后我们坚决贯彻您的指示云云。还有的，不忘在更高一级领导面前表扬自己的顶头上司。如省委领导在场，一定会说我们县委、市委领导如何好，给人的感觉是在替领导拉票、说情、捧场。更尴尬的是，被表扬的领导往往在场，有的坦然受之，不觉脸红，有的虽觉不妥，面对表扬，也未能当场制止。 

人民代表是从各地选出来、代表人民反映基层呼声、审议国家大事的。在会上的发言不外两个内容。一是基层的情况和要求，二是对会议提交文件的审议意见。代表团的编组以省、市为单位，既有基层的工人、 农民、 教师、 个体户， 又有县、 市、 省， 直至中央的领导。大家同处一团， 平起平坐， 共商国是， 气氛应该是平等、 诚恳的。

开会并非不能表扬，做得好就肯定，也是一种实事求是。但两会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议大事，商国是，若有褒奖也是对事不对人。在这个场合借机表扬上级，极不严肃，是一种不良会风。对下级来说是阿谀、讨好，另有所求；对上级来说是甘受恭维，是一种精神受贿。从这个细节反映出无论说者、听者都没有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人民代表，还是有民与官、上下级的区别，人代会成了干部会。况且，就算是在干部会上，大家坐在一起也是竭诚议事，检讨工作，没有必要来什么讨好。细究，还是民主意识不强的表现，庸俗、媚俗流行，民主、平等不够。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进文风会风，要努力活跃党内生活，扩大党内民主，大力倡导独立思考的风气，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过非常好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与集中，同志式的平等，坚持原则，坦诚共事，知无不言等等。可惜这种好传统却在一些人身上慢慢地消解，封建依附、媚权媚俗、吹吹捧捧的作风悄然抬头。俗风既久，已习以为常。如毛泽东所说，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当了代表还是直不起腰。而在领导这一方，则是放不下架子，丢不得面子。但这种事关键还是在领导。在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醒，因为胜利人民会感谢我们，要坚持“两个务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又指出：“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昨日警钟，声犹在耳。 

十八大后中央大力整顿会风、文风，有决议，有实际行动，带头垂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八项规定”，第一项就是改进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十八大刚过，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与会者发言，一开口又是“尊敬的××领导”。主持者立即打断，示意不要这样，有话直说。虽是小细节，舆论振奋，一时传为美谈。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毕竟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中央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希望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能看到更可喜的变化。

二、“下团”开会就这么难？

每年两会时有一项内容是中央领导分别下团参加讨论。但实际上这一天领导人并没有下到代表团的驻地去。而是一大早用大轿车把全团人马从驻地拉到人民大会堂里，临时布置一个会场，请领导来出席。散会后再用车把代表送回驻地。这本来是一件又平常又简单的事情，却搞得这样复杂。领导一人一车去“下团”，变成全团兴师动众去“上堂”——上大会堂去“被下团”。

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无关会议内容，但事关会风、党风、工作作风。影响不好。细析其理有三。第一，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代表会上，代表是会议的主体，代表人民。这是一件很严肃、神圣的事情。从党的传统来讲，我们平常总说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上帝、是父母等等。而此刻正是领导俯身躬听人民声音的最好机会，应该毕恭毕敬，到会问政、下团问政。何况许多领导本身就是代表，是所在团里的普通一员。第二，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安全保卫。大会的安保工作已经尽善尽美，如果下团都不安全，又如何下乡？我们党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会场都不能深入，何谈深入基层？这怕是安保人员偷懒想出来的借口，工作人员抬轿子的惯性。第三，这样做的结果，虽方便了领导，但劳顿了代表，增加了扰民。试想，本来领导一人一车到团里去开个会，惊动很小。现在反过来要用三四辆大轿车拉一个代表团的人，呼啦啦地横穿北京，又要牵动多少工作人员。何况一共要有三十多个团呢？沿途交通管制，影响市民的正常出行。时间花在路上，也很不合算。

作风问题本来就是细节问题，要从小处着手。所谓耳濡目染、防微杜渐、谨小慎微都是指的从小处抓起。党史上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之时，抓作风、抓细节，提出“两个务必”，作出不命名、不敬酒、少拍巴掌等六项规定。今天，十八大选出的新一届党中央通过的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也是从细节抓起。第二条专讲会风，第五条专讲改进警卫，不封路，不扰民。中华民族的传统向来是礼贤下士，敬重人才，真诚待人，且重细节。刘邦洗脚，有士来访，不及擦脚，倒踏鞋出迎；刘备三顾茅庐，静立雪中，都是美谈。延安时毛泽东在黄尘滚滚的街头与农民谈话；1958年周恩来听说广东农民育出新稻，亲飞当地，蹚着泥水到田头与农民交谈。

天下者人心，人心者现于言表，见于行动，处处留痕，得人心者得天下。两会是五年一届、一年一度的最大的国是大会、人才盛会、展示人心的大会，也是政治家表现自己风采的舞台。无论从中华文明史还是党史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发扬传统，改进作风，调查研究，谦虚谨慎，如履薄冰。

（《人民日报》2013年2月21日，发表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