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顾保孜 著，杜修贤 摄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简介】
作者：顾保孜，江苏兴化人。1957年2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著有《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红镜头》《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数十部纪实文学著作。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等奖项。
摄影：杜修贤（1926年11月—2014年6月），陕西米脂人，1945年在延安八路军电影团师从吴印咸学习摄影。1954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任摄影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摄影记者。1960年起担任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副组长、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20世纪60-70年代，他先后担任周恩来、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1980年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1984年离休。
【内容简介】
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的过程，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周恩来从患病到住院，经历了两年苦撑危局的政治苦旅；从住院到逝世，又经历了600天由生到死的病痛时日。周恩来从1972年5月12日，检查出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大小手术13次。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离别与希望，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目录】
第一章 祸起萧墙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尿中有4个红血球，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他不仅继续担负着繁重的工作，还承受着来自党内外的巨大政治压力。
淡然处之
抽薪止沸
复出之路
一衣带水
南辕北辙
第二章 病魔缠身
周恩来的治疗终于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政坛暗流涌动，权力之争加剧。
柳暗花明
求贤若渴
日理万机
如愿以偿
再度受挫
忍辱负重
改弦更张
岁月留痕
风波再起
明火执仗
第三章 困顿病榻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恶化，癌症转移。他拖着重病之躯，千方百计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
西风残照
困顿病榻
挂肚牵心
垂暮之治
欢聚一堂
风生水起
生死一搏
情同手足
心愿已了
第四章 回天乏术
到1975年夏，周恩来体重仅剩61斤。他凭借自己在党内外的影响力, 希望用生命的最后力量托举邓小平平稳接班。
惺惺相惜
以忍为阍
暗流涌动
洞察秋毫
触物生情
泪干肠断
直抒胸臆
因风吹火
逝者如斯
激浊扬清
第五章 弥留之际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后谢幕。
相濡以沫
临深履薄
油干灯尽
语重心沉
回光返照
难以回天
第六章 魂舞大地
“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成千上万的首都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用泪水与怀念为周恩来总理送行。
剖肝泣血
力不从心
天怒人怨
众怒难犯
风木含悲
最后使命
涓滴不遗
【精彩文摘】
第一章 祸起萧墙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尿中有4个红血球，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总理”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做出了关键的抉择！
淡然处之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在送走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久，一次例行常规检查，尿检中发现4个红血球。从此，病魔如影，紧紧相随。
1972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令世界惊叹的新纪元。
尼克松2月21日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他在中国访问期间，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最后也是由周恩来亲自陪同前往杭州、上海等地参观。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冒雨送别客人。尼克松夫妇透过舷窗，看见周恩来站在蒙蒙细雨中，坚持不打雨伞向他们款款挥手……
就这样，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带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乘专机飞离中国。
尼克松访华的日程不过只有一周的时间，可这对周恩来来说，却耗费了他好几年的精力。正如一条完工的道路，通车只需要片刻的工夫，而筑路工程却是漫长而艰辛的。周恩来为筑成这条不寻常的路，凝聚了毕生的智慧，也耗费了生命的精髓。当一个个永恒的辉煌画面不断出现时，病魔的阴影也悄悄降临！
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的一天清晨，这天日历上印着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从周恩来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用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化的尿检小玻璃瓶。这是医生按照惯例，一个星期要为总理作一次大小便检查。
这一天，周恩来起床洗漱，简单早餐后，照例来到他在西花厅后院的办公室里批阅头一天没有看完的文件。他在一堆文件里看见一份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副省长冯白驹的病情报告，他心里有些隐痛。这位被他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老将军在“文革”中挨整，身体与精神上受了很大折磨，现在又得了前列腺癌。“文革”以来，像冯白驹这样挨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干部还有很多，但只要周恩来知道，他都会尽全力为其解脱政治审查的精神枷锁，让他们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治病环境。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在冯白驹治病的报告上批道：“冯白驹同志如患癌可进到北京日坛医院来治，其夫人同来。”他写完批示，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又拿起电话给中办负责人，嘱咐中办将他的批示快一些转告浙江省委，不要因为报告“例行公事”而耽误了老将军的治病。
就在周恩来尽力挽救别人生命之时，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传递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命运之神向他亮起了红灯。
第二天，周恩来的化验结果送到了保健医生手里。张医生一看化验单，不由得心一沉——4个红血球！这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4个红血球！
北京医院是张医生供职的单位，如果是平时，他在北京医院门诊坐诊，这4个红血球对诊断疾病是没多大的临床意义的。但现在不同，他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
他不能侥幸，但也不能紧张，更不能马上就声张，以免造成大家的紧张情绪，干扰总理的工作。他连邓颖超大姐也没有告诉，而是悄悄给协和医院泌尿专家，也是负责中南海领导人保健工作的主治医生吴阶平打了个电话，报告这一情况。
吴阶平一听，也觉得必须警惕。为慎重起见，他让张医生再多取几次尿样，以便进一步作病理化验。
吴阶平放下电话，他的心收紧了。周恩来总理是他最为熟悉也最为信服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周恩来有过很多交往。周恩来十分赏识并信赖吴阶平高超的医疗水平，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国内外重大特殊的医疗保健任务。1962年，周恩来得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因肾结石导致左肾功能障碍，可能要进行切除手术。他对苏加诺说，我们国内有很好的泌尿专家，我派他去给你看看，尽量不要手术切除。于是周恩来让吴阶平带着中国医疗组去了印度尼西亚，经过4个月的努力，吴阶平终于让苏加诺的左肾恢复了功能。为此，苏加诺总统和夫人感激万分，不仅设宴欢送中国专家，还给吴阶平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吴阶平在苏加诺眼睛里，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专家，就连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什么的，也要把吴阶平从中国请去治疗一番。吴阶平后来又多次被周恩来派出国，为一些国家元首治愈了泌尿系统的顽症。吴阶平这下名声大震，真成了全科专家的“国际保健医生”。
此时吴阶平多么希望周恩来接下来的检查，各项指标能和以前一样，属于正常范围内，那4个红血球只是一次意外的出现。按照吴阶平的要求，张佐良医生还要再给周总理取尿样。他面对常规检查中最简单的取尿样，却犯了难。
张佐良做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来的脾气。总理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认真仔细，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刚作了常规检查，又叫留样化验。周恩来一定会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医生，然后仔仔细细问个明白；要是医生理由不充分，他会毫不犹豫加以拒绝的。他可不愿意为没有根据的怀疑麻烦医生也麻烦自己，他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以分秒为计算单位，哪能再添额外的项目呢！
为再次争取总理的配合，保健医生苦苦想了一天，为4个红血球的出现想了5个理由来说服总理再作进一步检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细血管渗血；第二是尿路结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里长良性瘤子。那么第六……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他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也是保健医生最为担心的──癌！
张医生为完善这5个理由，又去找了邓颖超大姐，听取她的意见，以便说服总理的理由再充分一些。被工作人员称为邓大姐的邓颖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总理的第一道“安全检查哨”，大事小事总是先和邓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大家再去执行实施，这样不仅减少打扰总理的时间，也缩短总理了解与适应的过程。毕竟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中医，邓颖超从小就熟悉并谙熟中医，以前她常请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开药方，她本人也是常年吃中药调养身体。当她知道周恩来尿检发现4个红血球，并不感到紧张，她觉得张医生这5条理由有足够的说服力，周恩来一定会配合的。她为张医生能一次取样成功，还特地了解了这几天总理的日程安排。
5月14日-18日，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周总理可能14日上午还在西花厅办公，以后的几天恐怕再难有时间听医生一条条地解释取尿样的理由了。张医生按照这个时间点，14日一早就在西花厅等候，果然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办公已达10多个小时。张医生趁给总理送药的机会，劝总理休息一会儿。他知道总理心脏不好，这样劳累是不行的，也借此将需要再次进行尿检的事情告诉总理。
周恩来看见张医生进来送药，只是机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脸庞，取下老花镜，接过药和水杯，一口把药吞下，然后又把老花镜戴上，继续埋头批阅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会堂迎接外宾，可他的办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积如山。张医生见状，有些发毛，心脏不由得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总理能有耐心听完我的五条理由吗？如果一口拒绝怎么办？
张医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还是周恩来敏感，察觉张佐良神态有些异常，就抬头问他还有什么事情？
“总理，是这样的，前天检查的小便，里面有4个红血球……”
大夫清清喉咙，尽量用平静的语气。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周恩来懂一些卫生常识，小便中有微量红血球属于正常现象。
“总理，不是大惊小怪。发现红血球，不管有病没病，应该先搞清楚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
果然不出所料，总理开始刨根问底了。
周恩来摘下老花镜，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那是准备好好听听他的保健医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势。
医生按照想好的五条理由，由轻说到重，一条一条摆给总理听，才讲了三条，总理打断他的话头：“别绕圈子了，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你先别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开始也是发现尿中有红血球，然后才检查出癌细胞的。正是因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松警惕。张医生听见总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松了，说话也敢放开了，趁势给总理做思想工作。“总理，在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疗得早，预后是最好的一种。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复发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对不对？”周恩来不等张医生选择合适的词儿表达这个忌讳的字眼，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和总理说话，最好直截了当，不要回避：“对，死亡。”
“你说了这半天，究竟想要做什么？”周恩来目光认真。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验。”
“就这个？”这个要求可能出乎周恩来意外，他“扑哧”笑出了声，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查吧，马上？可以！”说罢，起身就去卫生间，
张医生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专门用来取尿样的瓶子递给总理。张医生拿到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要举行几个外事活动。其中一项，是与第二次访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党领袖田中角荣担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这个信号令周恩来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奋。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用苏北口音向日本客人发出了欢迎辞令：
“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时，西花厅与人民大会堂的热烈气氛正好相反，大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时刻。张医生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尿样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血球”，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血球数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细胞”还是无情地出现了！
这9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空气。大家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这9个字。
然而，这9个字写在一国总理的检查化验单上，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抹去。顿时，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感到格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叹气，来释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实，这种心情随着“文革”开始，受总理苦闷、压抑、忧虑情绪的影响，就在大家心里埋下了。每次遇到总理遭遇命运不公，委曲求全时，大家苦闷的情绪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击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为总理鸣冤叫屈的感觉。苦闷中，张医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现在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可能尽快让总理进入治疗的“轨道”。
七十年代还不像现在，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那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泌尿专家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会不会是尿中的变异细胞，因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是变化无常的。这些变异细胞不能直接诊断为癌症。北京医院病理科对此极为负责，他们又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周恩来真的得了膀胱癌？张佐良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
吴阶平在电话里许久没有说话，他这几天担心的事情还是变为了现实。但是他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让张医生再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他自己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与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进行会诊。
尽管专家们在中南海会诊也基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可以确诊了，但吴阶平慎之又慎，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在不知道病人姓名的情况下进行“背对背”会诊。
5月18日，沪、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和北京病理学专家的结论没有异议。这意味着5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周恩来不仅是一国总理，也是一个癌症病人的严酷现实，不容置疑地摆在了西花厅保健医生的面前！
张佐良与吴阶平等保健医生一道，将此情况报告了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同时，他们还建议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
说来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自己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检查的结果。怎么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呢？这很反常啊，可大家对总理的反常，也很纠结，既希望总理不要问结果，以免不会撒谎而泄漏了病情，但又希望总理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
医生哪里知道，周恩来此时心里装着一件重于生命的大事！
1972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七个年头。这七年，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此时周恩来身体所有的信号特别是不断消瘦已经告诉他，此次诊断绝非一般小病。为了国家的未来与前途，他必须刻不容缓，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出现的历史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多地解放中高级干部，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他是无法安心躺在病床上治病的。
5月21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12人云集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从5月21日至6月23日开了一个月。
会议召开的当晚，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前往毛泽东处请示，可否将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他作为较早就看见此信的人之一，觉得是时候发表了。
此时的毛泽东因为“林彪事件”，精神与身体都受到重大打击，一直处于病魔缠身的状态中。年初，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再次病倒，并且病情来势凶猛。一次他突然休克倒地，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许久下不来车。下车后，他马上指挥医务人员：“你们要用全力抢救！”周恩来表情沉重，发自内心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
周恩来走近毛泽东床前，毛泽东的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握住毛泽东的一只大手，大声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音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
经过抢救，毛泽东醒过来了。周恩来很是感谢医护人员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后，他还自己出钱请了两桌饭犒劳所有医护人员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大病后的毛泽东每天要吸氧，打针吃药，不仅行走困难，连说话都气喘吁吁，不要说出门参加中央会议了，就是在屋里转转都很困难。但病中的毛泽东，他的大脑是清楚的，当周恩来提出公开他写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时，他马上表示同意，毕竟那封信里他对林彪“借助钟馗打鬼”是早有认识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意味深长：
我的朋友的讲话（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作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有了毛泽东的点头，这场“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成了一个大规模、高规格、长时间的会议，由此拉开了周恩来政治生涯中最后一场战斗的大幕——纠正“左倾”思潮，挽回“文革”损失！这成了相伴周恩来与病魔作斗争始终的政治使命。
这次会议上，大家第一次看见了毛泽东六年前写给江青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为这次会议批判林彪集团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毫无疑问，周恩来主持会议全过程，在他看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日理万机
1973年6月，周恩来因为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疲劳过度的他第一次在卫生间里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好几个行业，有秘书，有卫士，有服务员，有司机，有厨师，有内勤，有外勤，有警卫与医护。他尿血与患癌症的情况，只有医护人员和贴身卫士知道，其他工作人员并不知情。他们只是看到周恩来和以前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个小时，少则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合眼的时候都有。
自从周恩来从玉泉山治疗回到西花厅后，他回到了原来的工作状态，这让张医生也回到以前提心吊胆的状态中。当时纪东在秘书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他老是看见张医生劝总理作全面检查，而总理每次听到医生的好言相劝，眼神里都会透着不情愿，低声恳求医生：“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往往都是以周恩来胜利告终。但是没两天，张佐良又来“拉锯”了，拉来拉去，磨来磨去，周恩来实在忍受不住反复“拉锯”，不得不去接受一次复查。
1973年6月，北京天气渐渐热了起来。从3月作了治疗，到6月夏天来临，几乎每一次复查，都是在“拉锯”中完成的。然而好景不长，5月从广州回来不久，周恩来尿液里又出现了红血球。如果这个时候能得到充分的休息还要好一些，病情也许能够逆转。可周恩来一如常年以往，日复一日地操劳，就在查出红血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多次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没合眼。有时候第一天和第二天连轴转，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连秘书都糊涂了，算不清楚了。
6月初的一天，夜里一点多，秘书纪东忍不住走进总理的办公室。他看着手表提醒：“总理，时间不早了，还有14分钟。”因为越南外宾已经来华，要求马上就见周恩来，外事活动安排在半夜两点。周恩来似乎也累得不行了，觉得该歇口气了，很听话地站起了身子。
“唔，你们作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又迅速恢复了以往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
只要刮胡子，就说明周恩来马上有外事活动，这已经成为习惯。周恩来在各种场合非常注重仪表整洁。他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这样做，说这是对人尊重，也是中国礼仪之邦的礼貌行为。
秘书一看所剩时间不多，看来周恩来又顾不上吃饭了。他马上给负责招待工作的领导打电话，让在会谈场所准备一点吃的东西。
秘书刚打完电话回来，就见客厅里人来人往的，大家都很着急地在找总理。
纪东一惊，这怎么可能呢，刚才还说去刮胡子，怎么会“失踪”了？
大家这才想起来去卫生间里寻找。
门推开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天哪！周总理真的就在卫生间！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刮胡子洗漱了，而是左手拿着毛巾，右手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歪着身子，倚在镜子前睡着了……
瘦削灰黄的面孔上是一双深深凹陷下去，紧紧闭着的眼睛。这是大家曾常常引以为荣的俊朗总理吗？知情的保健医生最为惊诧，这次复发，发现红血球才一个月，周恩来竟然如此快速地苍老，并且一眼就能感觉出这是一种病容。
大家站在门口，谁也不愿意上前叫醒总理。相互看看，感觉到每一个人的眼睛里就一个愿望——不要出声！
可是，不一会儿，周恩来双肩一动，睁开眼睛，他意识到自己睡着了，“哎呀”叫了一声，一脸愧疚，他赶紧迈腿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抬手看表：“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秘书小声地叫着追了上去，可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像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秘书生怕自己走快了，会让总理更加着急。
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他将在这里会见越南外宾。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已经等候在那里，神情也有些着急了，迎上来就向周恩来汇报情况。
此时周恩来已经不分白天黑夜工作了30多个小时，怕周恩来太劳累，秘书刚想劝总理休息一会再工作，话没有出口，却发现周恩来那灰黄的脸色奇迹般地焕发了容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有工作能够使人显出年轻。
接待人员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让他吃碗面条。
周恩来看看手表，觉得自己没时间吃饭，就没同意吃面条，但他提出能不能给他来两块咖啡糖？一来抵御饥饿，二是抵御疲倦。
会谈开始，越南总理范文同是带着要求来的，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又不时出尔反尔，好像中国对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援助，必须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才行。
因为他们为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方案的一封信，再次来华“讨价还价”。
这封信也经毛泽东、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审阅了。
周恩来在信中提出：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越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这个计划太大了，也不切实际；不仅我们做不到，也不合他们急需。我们从越南实际出发，告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不是一年做得到的，要用几年时间计算。故现在先定金额为25亿元（包括外汇1.3亿美元在内）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
毛泽东批准并修改了这个援越方案。
一个要81亿元，一个只能给25亿元，可见距离之大，所以会谈进行得十分艰难。
周恩来饿着肚子，与越南外宾周旋谈判，只能不停地喝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极度疲惫的神态越来越掩饰不住了，怎么办呢？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他借服务员上水的机会，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哑声说：“谢谢。”
可是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也许是热毛巾起了扩张血管的作用，大脑得到充分的供血，很快，周恩来恢复了谈判的睿智与敏捷，与范文同会谈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迅速而有力地阐明道理，回答问题。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
天色放亮，周恩来完成了谈判任务，要走了，两位递送热毛巾的女服务员却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来送总理，而是默默地站立在放开水瓶的地方远远地望着。
接待的领导奇怪了，你们今天这怎么啦？个个像被霜打过的，蔫了。
原来两位年轻姑娘的手掌心在绞开水毛巾时，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水泡，一碰就痛得钻心，她们生怕送总理时，与总理握手会被发现。
凭借两位服务员源源不断地送来滚烫的毛巾，周恩来艰难且顺利地拿下了这“一局”。
岁月留痕
洛阳之行是周恩来和大自然进行的最后一次交流，从此他停止了视察大江南北的足迹。周恩来在龙门石窟反复看了半天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
转眼到了1973年10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周恩来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不错，于是又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行前往河南洛阳访问。
14日上午11时30分，专列准时开进洛阳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五彩缤纷的欢迎队伍。自从周恩来去年查出癌症后，特别容易疲倦，身体也日渐消瘦，但周恩来向来有很强的自制力，只要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次他尽管十分疲劳，但下车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时依然笑容满面，和站在欢迎队伍前列的省、市委负责同志握手时也和以前一样，目光直视对方，手掌有力一握，让人感受到他由衷的热诚和真挚。
周恩来陪同贵宾来到洛阳友谊宾馆。周恩来按照礼节将贵宾送到房间休息后，才回自己的房间。在路过一个长廊时，见两旁花池里的花株一片枯黄，就问：“这是什么花？”
身边一个同志答道：“是牡丹花。”
“牡丹花，几月开？”
“四月底五月初开。”
“我来得不是时候啊，明年五一我来看牡丹。”此时的周恩来心中有着无数的明年，他哪里知道无情的病魔正在一天一天走进他身体深处……
下午，杜修贤带着照相机，跟随周恩来驱车前往著名的雕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游览参观。
龙门在洛阳市南二十五华里的伊水之滨。青山对峙，伊水北流，远望如阙，故称“伊阙”。东西两山自北魏迄于唐宋，开凿了大小窟龛两千多个，雕造精选的佛像有十万多尊，镌刻造像题记和碑铭三千六百余品，自古就是游人荟萃的胜地。
周恩来和宾客在龙门下车后，可能是阳光太刺眼，他用手在眼眉上搭了个凉棚，环视四周风光，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河水，一边依山是密密麻麻的石窟。的确，这是一处少见的精美古迹。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这样的闲情逸致在一国总理日程中实在太少太少。往往这个时候，周恩来总是表现出流连山水的神情。
他陪同外宾顺着伊水岸旁的大路向南走去，看着碧波粼粼的河水自言自语地说：“伊水，这是伊水啊！”
周恩来漫步来到禹王池旁，看到泉水涌起的涟漪在阳光下闪闪泛光，就问：“这水很好吧？”
“这泉水四季恒温，常年都是20度。”工作人员回答道。
周恩来好奇地弯腰蹲下身子，把手伸到水里划了划，点了点头，“是，温温的。”
周恩来和贵宾走进宾阳中洞。这个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宣武帝元恪为孝文帝元宏和文昭皇太后营造的早期洞窟之一，本尊雕像是释迦牟尼，窟顶刻着华丽的莲花宝盖，挺健飘逸的伎乐飞天迎风翱翔，是北魏的代表作。当讲解员讲到洞口两壁有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在1934年被帝国主义分子普爱伦贿赂国民党政府，勾结奸商盗凿走的时候，周恩来脸上浮现了气愤神情，嘴里不断地说：“可耻！可耻！”
看了宾阳洞，来到禹王台。这里正在出售龙门碑刻拓片，周恩来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当他知道这是魏碑拓片时，就拿起一套散发着墨香的拓片反复地看，有些爱不释手。他问：“多少钱一套？”
“500块。”
周恩来扭头问身旁的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面露难色，轻声说带得不多。周恩来又问了几个同志，都说带得不够。大家凑了一下，也没有凑够。于是秘书向周恩来建议：“是否到北京汇钱来，请他们寄一份……”
周恩来赶紧摆手制止秘书别再往下说。“不行，那样做，他们就不收钱了。”
周恩来的举动让旁边的市委领导看见了，他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心想总理喜欢我们石窟的拓片，这可是我们洛阳的骄傲，偌大的一个古都给总理送一套拓片都送不起，也太寒碜了吧？于是他向总理提出：我们送一套！
“嗯——”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怎么能这样呢？”
市委领导不好再提“送”了，因为这是周恩来最忌讳的“礼节”之一，也是他铁的纪律，更是他的原则。
周恩来反复看了半天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
大家心里酸酸的，却无能为力，身边的人都知道，周恩来绝不可能带走一样送的礼品，即使出访国外，外国元首送给他的礼品，回国后他也要统统上交外交部礼宾司，自己决不留一样礼品在身边。不仅自己不留，身边工作人员接受的礼品也一律上交，跟他出访除了外表风光外，实惠的内容一样没有，清白和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工作人员最独特的感受。
石窟山壁下有一个潜溪寺，紧邻它的石壁有一块清代草书碑。周恩来在石碑前问省外办的一位同志：“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写的吗？”
“不知道……我不懂这方面的东西。”这位同志脸有些微红，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说：“这是清代一位进士写的。”
看罢潜溪寺，来到万佛洞。周恩来在万佛洞又琅琅背诵出了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大家惊讶不已，心里太敬佩总理了，他学识真是太渊博了，而且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从古至今的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
接着，周恩来陪同贵宾又连续看了莲花洞、古阳洞、药方洞。走累了，大家便在奉先寺下边稍事休息。
休息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高兴地向周恩来讲起他小时候的幻想，说他小时候就喜欢考古，爱好研究，曾经想从加拿大地下挖个洞到中国来。大家不由得被这个外国总理天真的幻想逗得哈哈大笑。周恩来也一阵大笑，但他毕竟是出色的外交家，话锋一转：“这说明你很早就想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友好往来。今天你的梦想实现了。”
大家一阵谈笑后，就信步走上奉先寺的石阶。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重要石窟。中间的“卢舍那佛”高达十七米多，一个耳朵就将近两米高。卢舍那佛的宁静庄严，弟子的虔诚持重，菩萨的端严矜持，天王力士的刚健暴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面对历史巨匠的精美作品，作为今天的人们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文革”中这些文物再次遭到“破四旧”的洗劫，许多石像被打砸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外宾们一边参观一边惋惜，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佛像是近期被破坏的，还以为是毁于战火。
对于佛像的遭遇，周恩来心知肚明，从进入展厅，脸上就没有了微笑，神情越来越凝重，他默默站立在这些宏伟的也是支离破碎的石像前。他对文物所的同志说，古人留下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精心保护啊。不然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人啊。
由龙门石窟回到宾馆，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一到宾馆，一直跟在周恩来身后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赶紧递给他一片药，请他服下。因为在这些人中间，他是知道周恩来病情的人，对于总理的身体情况，他也是最担心的，时刻记着总理服药的时间。
周恩来接过药片，没等送到嘴边，药片突然从手指缝掉在地下，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保健大夫要再拿一片，可周恩来不让。他和大家一起在地毯和沙发下找，小小药片好像和大家捉迷藏，几个人一起找，就是找不到。
张医生拿着药瓶劝总理说：“别找了，还是再换一片吧。”
周恩来不肯：“不，再找找，这药是进口的，太贵了。要注意节约啊！”大家只好又找起来。突然，周恩来指着北边的沙发，高兴地说：“在这里，在沙发底下。”
服务员移开沙发，把药片捡起来，周恩来伸手接了过去。服务员心想，药片已经脏了，不能让总理再吃，忙说：“总理，这药……”周恩来却说：“没事，没事。”用手帕把药擦了擦就放在口中服了下去。
周恩来服罢药进里面卧室休息，他坐在床边吩咐说：“六点半走，提前叫我。”说了拉起被子正要躺下，看看自己的脚上还穿着皮鞋，又看看干净的床铺，犹豫了一下。服务员马上明白了总理的心思——因为时间短，穿鞋费时间，他不想脱鞋子了。机灵的服务员拿来条浴巾，垫在放脚的地方。周恩来看了觉得不行，服务员忙说：“总理，放上去吧，脏了洗洗就行了。”周恩来这才小心地躺下盖上被子。他拖着病体，走了那么多路，实在太疲惫了，而这个小休，也只有半个小时。
时针走得太快了，眨眼快到6点钟。
周恩来嘱咐提前叫他。但是，大家总想让总理多睡一会儿，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钟表的时针，静静地一秒一秒地读，当大家在外间数到6点25分时，只听见里屋一声“哎呀”，秘书进去一看，周恩来已经坐了起来，正在看手表：“就剩五分钟了！让你们提前叫我，为什么不叫呢？我是来陪外宾的，外事活动我们要带头遵守纪律。以后可不要这样了。”
大家谁也不申辩理由，觉得让总理多睡了一会儿，挨点批评也值得。
周恩来和外宾就要走了，和来时一样，他和地方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表示谢意。大家说：“欢迎总理再来洛阳！”
周恩来一高兴，提高嗓门回答：“明年‘五一’我来洛阳看牡丹！”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年“五一”，牡丹花期将至，周恩来却病情加重，即将住院。为中国革命奋斗奔波了一生的周恩来，把他最后的足迹留在了牡丹的故乡，“明年我来洛阳看牡丹”的承诺，也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遗憾。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医生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对尿的检查十分严格，因为观察尿色是最直接掌握病情的方法，跟随身边的张医生每隔两三小时就提醒总理解手。
十月底的一天，周恩来在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张医生发现总理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解手了，应该进去催促一下。他一进会议室，周恩来马上意识到是提醒他该解手了，所以没有等医生说话，便主动起身去了卫生间。
周恩来解手出来，看了医生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快步走向座位。可这一眼，却叫熟悉他的医生心跳加快，这是什么样的眼神？这么古怪？医生随后一步冲进卫生间，完了??尿血??只觉得脑子“轰”的一声，整个房间都在眼前晃动。
张医生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给总理服镇静药，怕他心脏出问题，然后写了个条子给在场参加会见的叶剑英：叶帅，总理刚才小便出血，看来已经复发。
这一个“复发”之词，意味着周恩来很可能不再属于三分之一治愈的病例！叶帅深知其词语的分量。
不一会儿，叶帅神情紧张地走出来问张医生：“怎么回事？张大夫，总理怎么了？”
张医生将刚才发生的情况向叶帅汇报，说到总理最近心情不好，拒绝化疗，癌细胞又抬头时，只听见叶帅长长的叹气声。
“别紧张，要沉住气，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说真话，此时此刻叶帅就是他们医生的坚强后盾。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肩膀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这个严酷的现实。
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周恩来头上，癌症复发的痛苦远远比初期发病要严重得多，这次出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迅猛，量也多。每天失血达100CC以上。这样严重的病情不要说是发生在一个七旬老人身上，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吃不住劲的。
按照常规，癌症病人手术后应该住院进行化疗，巩固治疗。可是医生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病人，一个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他不仅要处理国内各行各业的大量重大事情，还要处理外交事务。只要是外国首脑来中国，周恩来必须出面接见或者亲自陪同。
从1973年3月第一次手术，仅半年时间，他陪同外宾走访了大寨、延安、西安、洛阳等地。所以医生们对总理只好破例，一切按特别情况处理，让周恩来的化疗在西花厅进行，如果遇到工作繁忙，化疗只好采用见缝插针的办法，随机进行。
西风残照
1974年5月29日夜晚，周恩来最后一次陪同外宾走进毛泽东书房，相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以握手的方式告别。
1974年5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中国访问。他和中国是老朋友了，每次来中国都要和毛泽东相见。
5月11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他和以往一样，缓缓站起身，同老朋友紧紧握手……
自从去年8月“十大”结束后，王洪文与周恩来一直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大概有十次之多，王洪文在电视、新闻电影纪录片与《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的新闻图片上反复出现，全国人民已经习惯“毛周王”的模式。而这一次会见，陪同人物发生了变化。除了“毛周王”外，增加了邓小平。邓小平跟在周恩来身后，面带微笑，沉稳老练地走到毛泽东的面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平顶头，灰色中山装。
见到邓小平，毛泽东的神情迅速变化，眉宇间露出久违的笑容。
除了陪同人物发生变化外，座次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每次会见外宾，周恩来都是坐在毛泽东的右侧，这基本是“文革”以来的固定座次，而这次邓小平坐在了周恩来原来的座位上，而周恩来却坐在了左侧，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旁边。以前这应该是王洪文的位置，而王洪文以此类推，坐在了周恩来的左侧，距离毛泽东又远了一步。
按照常识，政权高层的排列顺序、讲话先后、座位格局等都有严格的划分和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一旦有所变动，往往预示着高层政治人事的改变。
这之后，毛泽东又在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5月25日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5月29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都是由周恩来陪同前去的，他都没有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新闻摄影有时亦如新闻报道一样敏感。很快，外界就知道周恩来身患重病，权力将由邓小平接替。
喜爱摄影的江青对新闻照片，天生就有一种敏感，王洪文一上任，她开始关注王洪文的画面。杜修贤记得，3月份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那一次周恩来还坐在自己的右侧位置上，挨着毛泽东坐，王洪文在左侧，紧挨着尼雷尔坐。杜修贤拍摄尼雷尔时，镜头有些正，正巧把王洪文也拍成了正面。凑巧，会见结束拍摄毛泽东同外宾握手时，杜修贤发现镜头里没有周恩来。最后江青在审片时，疑惑地问了几遍摄影记者杜修贤：“是不是有意安排王洪文是正面的？为什么没有总理的镜头？”杜修贤告诉他：这是由于拍摄位置不对才造成王洪文镜头正面，当时正巧周恩来先于外宾走出书房，我无法抢下他的镜头。江青这才不问了。她是想从新闻图片的变化找出未来人事格局的变化。
5月25日这天，周恩来和往常一样，沉着地把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引进毛泽东的书房，把陪见的人一个一个地介绍给毛泽东相识握手，而他自己则和以往一样，默默地站立在摄影镜头之外。
毛泽东与希思一见如故，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怕主席过于疲劳，中间看了三次表，希思意识到是在提醒他，于是他先起身向毛泽东告辞。而这时毛泽东谈兴未尽，跟着站立起来后继续与希思交谈，希思见状不好意思忙着走，用眼神请示总理。周恩来也不好扫主席的兴，站在后面不再催促，朝希思点点头。大家站着有说有笑了一会儿，情绪都显得特别高，特别是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只见他特有的“仰天大笑”的笑姿，一连来了好几回，他的笑声让会见场面气氛更加活跃，毛泽东也在这一情绪感染下，精神显得特别好。
他们中间只有周恩来因为病痛折磨，明显没有其他人那么开心。他见主席和希思等人开始握手告别，便先离开了毛泽东书房，到外面过厅里等着外宾，然后再一同离开。摄影记者已经习惯周恩来很少留下单独和主席握手的举动，他一般在最后都将镜头集中在毛泽东与外宾握手告别的仪式上。可他并不知道，就在会见外宾的5月19日、23日、25日，周恩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们急得直跳脚，轮番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可周恩来淡淡一笑说，要等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后才能住院。
几天后，也就是5月29日，周恩来又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杜修贤决然没有想到这是周恩来在他的镜头中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也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一次共同会见外宾。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乔冠华和主席告别后就走出书房的门，杜修贤正准备离开，一扭头发现周恩来还站在门旁没有离开。
这怎么一回事？杜修贤一愣，总理今天的举动一反常态，平时总理在主席书房并不拘礼，常常会谈一结束起身就走，害得他们都“捉”不着他的镜头，可这次……只见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似乎期待着什么。
既然没有参加大家最后告别握手，为什么不走呢？杜修贤犹豫了一下，心里的感觉一时说不清楚。他决定不急于离开，也站在靠门边的墙根默默等待着……
毛泽东送客走到门边，与站在门旁边的周恩来目光相遇。瞬间，毛泽东一脸的笑容飞逝而去，立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迅速变化的表情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将镜头对准他们……
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花白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披去。他迎着高悬的摄影灯，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但很光洁，身穿浅灰色的中山装，显得淡泊庄重。
十分消瘦的周恩来用温馨睿智的双目凝视着毛泽东。摄影光从他后侧射来，脑后和脊梁犹如披着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浓密，充满着生气。曾洋溢乐观笑影的“酒窝”虽已被岁月的刀斧凿成两道深深的沟纹，却依然显露出执着的善意。但是，一丝伤感的凝重神色却在眉宇之间徘徊。
周恩来看着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慢慢地伸出了手，毛泽东也把手伸了过去。两双操纵中国革命方向的巨手再次握在一起，组成了这神圣且又沉重的瞬间。
当杜修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时，他没有想到这是共和国第一位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
后来周恩来从医院飞去长沙和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问题又会晤过一次，但没有带记者同往，也就再没有留下他们握手的照片。
打开历史，毛泽东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1925年的广州。他们从1925年共事，到1976年相继谢世，并肩战斗了半个世纪之久。
1925年，周恩来刚从国外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并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而毛泽东这时也因为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躲避到了广州。于是这两个籍贯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甚至连成长经历也不同的人有了第一次握手。
那时的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与周恩来正是在共同致力于与国民党合作的工作中相逢共事、并肩奋斗，开始了艰难的革命历程。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们便发现两人的思想认识竟然惊人的一致。
这次会议之前，他们都曾向陈独秀建议，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这个计划，致使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因为两人对时局认识一致，相互对话便觉得默契与投机。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过从甚密。毛泽东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三期上，登了《东征纪略》，记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当时，周恩来派人接管的汕头《平报》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并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退出的要交名单。
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毛泽东分析说：就广州的一个地方看，反动派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反动派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党坚持原则，坚决予以反击，就一定能够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一句醒世恒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周恩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主张！
1927年蒋介石终于撕掉了拥护革命的面纱，发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杀绝，被吓倒。他们从血泊中、从枪口下冲杀出来，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又各奔东西，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周恩来来到了江西，发动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来到了湖南，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秋收起义。两个起义都相继失败，一个退出南昌，一个退出长沙。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拉上了井冈山。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之后，与朱德一起将部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他带领去广州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但是广州起义再次失败，周恩来又不幸染重病，被陈赓与叶挺两位爱将冒死救到香港，得以生还。南昌起义的另外一支部队在朱德和陈毅的率领下也来到井冈山，从此我们党有了自己的军队。因为南昌起义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所以我军的建军节定在了南昌起义的“8月1日”。“文革”中，林彪一伙为讨好毛泽东，多次想修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的9月9日，都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毛泽东自秋收起义之后，开始思考“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也就是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这个理论让中央的一些人特别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不以为然，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1931年10月，上海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来苏区“纠偏”。这三个人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三人团”。他们作为“钦差大臣”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高强度”的批判，给他戴上三顶大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武装暴动之后有过三落。秋收起义后就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他的第一落。第二落是在1929年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那段岁月。那么第三落就是从这次成为中央批判对象开始的。
然而，毛泽东不服输的性格决定了他顽强的意志力。不管给他戴什么大帽子，他依然我行我素。
毛泽东这一次也不服输，他戴着三顶“大帽子”领导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他回到了中央苏区瑞金，已从上海搬到瑞金的中央机关并没有觉得这位打胜仗的毛泽东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大家去宣传。但毛泽东毕竟是凯旋而来的将军，胜利就是他军事才能的最好证明。由于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在苏区“一大”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毛泽东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主席兼总理。“毛主席”的称谓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沿用终生。
不久，中央做出取消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的决定，所有部队集中统一于以朱德为首的苏区中央军事委员会。
到了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觉得自己留在前方难以发挥作用，愤而同意离开前方，回后方治病休养。
毛泽东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失去军权的毛泽东耳边没有了枪炮声，顽疾疟疾又卷土重来，久久地盘踞在他的身体里。毛泽东和他的战马都停下了脚步，包括手里的那一支笔也停了下来，两年没有写诗。
这时，在上海同样受着王明排挤的周恩来，转移到瑞金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周恩来刚到达瑞金，就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
毛泽东理解周恩来的处境与苦衷，也非常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同情与信任。
第一次宁都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再次来到毛泽东在小源的住处探视道别。
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不久，周恩来带兵去“啃”赣州城这块“铁骨头”，几次攻城都不能取胜。周恩来马上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50多天的毛泽东。这虽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但在他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时，便不顾自己发着高烧，甚至不顾贺子珍劝他等雨停了再走，就冒着倾盆大雨下山去助战，并且大获全胜。从这以后，无论是战火乱世还是太平盛世，毛泽东与周恩来始终共济同舟，相互倚重直至一生！
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在中央苏区的三年中，与众不同的是，周恩来更加欣赏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一腔深挚的感情。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合作与交往。这次合作与交往，远比以前要坎坷得多，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但是两人相互信任的程度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厚与牢固。
如果提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早期地位，可以发现历史并没有一下子就选择毛泽东。他除了在中共三大当选中央委员外，未曾担任过要职。
毛泽东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尽管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政治命运坎坷，但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却始终是他的支持者，有时甚至是保护者。周恩来尊重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长处，在他的坚持下，红一方面军重新恢复了毛泽东的军权，任命他为总政委。在宁都会议前后，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望，说服更多的人去认识毛泽东，直到长征途中周恩来力排众议，积极推荐毛泽东“出山”。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遵义会议日益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注目。因为它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这一历史选择的重要。毛泽东在这以前曾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几番病重，真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以其卓越的才华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41年之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
周恩来正是在这个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对此，毛泽东曾说过：“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此后，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辅佐下，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
综上所述，这一系列历史关头的真知灼见，使得毛泽东在风雨之中感受到患难见真情的巨大精神力量，为他与周恩来后来半个世纪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与周恩来，惺惺相惜，心心相印，风雨同舟，携手走了半个世纪，而立于不败之地。
惺惺相惜
毛泽东很关心周恩来的健康。他看到了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的报告，这使他很担忧，不仅派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还派人送来了一个特制的沙发。
1975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医疗组如释重负，开始为周总理再次准备“开膛破肚”的大手术。手术定在3月26日进行。
3月20日凌晨，周恩来在病房中强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700字的报告，向住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了几年来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就九个C.C.多；今年二月四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十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进行镜照检查，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
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我绝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三·二十
周恩来信中提到的“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指的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进入草地后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起高烧，几天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当时毛泽东赶紧让邓颖超从休养连来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确诊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才有可能得以生存。
因为没有条件做穿刺手术，只能让周恩来服用药物外，又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将冰袋放在周恩来的疼痛部位，希望此法能挽救他的生命。经过六七个小时的焦急等待，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并排出了许多脓液。他终于成为脓液经肠道排出体外的幸存者。
事隔40年，周恩来又重提旧疾，为的是说明病因。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癌症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操劳过度，压力过大与生活不规律所致。可是周恩来患病以后从不流露这种情绪，而是用平常心接受了这一残酷现实。
此时毛泽东正在浙江杭州的西湖边养病，因患老年白内障，几近失明，全凭耳朵感知外界，掌握情况。文件信件全靠工作人员读给他听。这对一个明察秋毫、过眼不忘的伟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
他听完周恩来的来信，非常伤感，躺在床上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自从周恩来患病以来，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不能看东西后，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有的地方要让工作人员反复念几遍。特别是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几次手术的细节情况，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而且都能记住。
3月26日这一天是周恩来实行结肠肿瘤治疗手术的日子。一早，他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与手术有关的事情，而是与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未批的“文革”积案，对一些亟待办理的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其中包括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写信的原件，提出“均暂保存”。
——将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叶剑英处，并告：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
——将迟群关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检讨退纪登奎，并让秘书写便条转纪登奎：迟的检讨空洞无物。
……
直到中午。文件才一一处理妥当，周恩来觉得十分疲倦，但他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秘书离开时，有些忐忑不安，望着总理说：总理，祝愿此次手术顺利。祝愿总理尽快康复！
周恩来笑笑，脸上的表情一看就是对此并不乐观，摇头回答：不一定啊，有两种可能？？
秘书跟随他多年，知道总理不干完这些事情是不会安心躺在手术台上的。他望望自己手里一摞必须处理的文件，明白总理也是怕自己进手术室“万一”了，不想留下未竟的事情而遗憾。
3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承受了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经病理检查，肿瘤是恶性的。最要命的，也是最不好的征兆，这个肿瘤并不是膀胱癌细胞转移所致，而是一个新生癌病灶。说明周恩来的身体里又增加了新的“敌人”。这样一来，病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奇迹再无可能发生！
手术完毕后，周恩来还在手术台上，医生们正在为他的伤口进行包扎时，发现他缓缓睁开了眼，目光中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医生以为他很痛，要呻吟，但仔细一听，听到的是：叫李冰同志来……
李冰时任中国肿瘤医院的院长，周恩来手术时她也在现场，手术结束才离开。护士赶紧将还没有走远的李冰叫住。李冰以为总理有什么情况，很是紧张，一路小跑，几乎是冲进了手术室。
李冰轻轻俯身贴近周恩来，问他有什么不舒服？
周恩来的声音很小，但他说出来的话，出乎全场人的意料！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李冰先是一愣，但她马上明白了总理的意思，回答说：“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脸上已经沁出了汗。
李冰赶紧点头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李冰用力抿紧嘴唇，防止泪水流出来。但她一退出手术室，泪水就不听话地流了下来……她无法言表此时此刻自己悲伤与感动交织的复杂情绪。她救治过无数的癌症病人，却从没有遇到像周恩来这样如此忘我的病人。他身处绝境却不关注自己的安危，从死神手里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惦记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
李冰由此感知，人的伟大有时不在高处显现，而是在生死危难中凸显。周恩来不希望这个世界再有人像他一样身患绝症，遭受病痛折磨。他下地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下地狱。这就是今天的人们无法忘怀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这时，周恩来收到了毛泽东送来的一张大沙发。
这张沙发是特制的，和以前俄式的高大沙发相比，坐起来要舒服很多，坐垫是用乳白色的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也比原来的弹簧软多了。
原来毛泽东经常在过硬的沙发上一坐就是半天，居然长了褥疮。身边工作人员决定给他做一个软一些的沙发。后来警卫局副局长出面到木器加工厂搞了一个样品。沙发拿回来让毛泽东试了一试。他一坐，很是满意。这时他想到了同样患病的周恩来。
毛泽东马上告诉身边人员：“总理现在生病，也给总理送一个去。”
周恩来手术后能下床活动了，他也很喜欢坐在这张舒适的沙发上看文件看报纸。
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路走来，一同走进了晚年，又同时身患重病，深陷困境，但两人惺惺相惜，彼此多了一份牵挂。
这两张特制的沙发陪伴着两位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珍贵照片】
身体发生了变化，仍然没有停下工作
1972年4月6日，周恩来陪同马耳他代表团去南京访问。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在孩子们中间都失去了笑容，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多月后，他被确诊为膀胱癌。
工作三十多个小时后，在卫生间里睡着了
1973年夏，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越南客人。在此之前，极度疲劳的周恩来在工作了三十多个小时后，马上就要会见越南客人前，竟然在卫生间里睡着了。
那是6月初的一天，外事活动安排在半夜两点 。秘书打完电话回来，就见客厅里人来人往的，大家都很着急地在找总理。纪东一惊，这怎么可能呢，刚才还说去刮胡子，怎么会“失踪”了？大家这才想起来去卫生间里寻找。
门推开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天哪！周总理真的就在卫生间！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刮胡子洗漱了，而是左手拿着毛巾，右手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歪着身子，倚在镜子前睡着了…… 此时周恩来已经不分白天黑夜工作了30多个小时。
抱病到上海，情感更加细腻深邃
1973年9月18日上午，周恩来坐着游轮来到黄浦江上。上海，对于周恩来是多么的熟悉与亲切，这里有他战斗的足迹，有他难忘的岁月。他领导过两次工人武装起义，领导过党中央上海机关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这次抱病到上海，他的情感自然会更加细腻且深邃。
最后一次念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念政府工作报告。
做鞋的老师傅接过尺寸，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
1975年4月19日，朝鲜主席金日成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准备在医院会见他。这时距离周恩来做结肠癌手术才第24天，当时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有的皮鞋和布鞋都穿不下。大家只好赶紧再做一双布鞋。做鞋的老师傅对周恩来的尺寸非常清楚。当他接过尺寸与旧布鞋，一下子就明白周总理病重了，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
从不要人搀扶的总理，已不能独自走完这几米
1975年9月7日上午，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在305医院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那天，从不要人搀扶的总理，哪怕是大手术之后，身体还未复原，也要坚持自己走上前和外宾握手，而这次他已不能独自走完这段只有几米长的距离。会见时，周恩来坦然而又自然地告诉客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三小时，两小时，后来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上图是周恩来日常使用的餐具。
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示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三个小时。慢慢地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谈话减到了两小时。再后来，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最后只有数语，一声招呼了……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一句话不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种无声胜有声的心灵慰藉，那个相知无语的苦情晚景，那份依依不舍的战友深情，谁见了都忍受不住要落泪！
革命伴侣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却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还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不找了。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 结果这对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革命伴侣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历经3年半患病的周恩来闭上了双眼，结束了将近600天困卧病榻的苦难岁月。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室设在了北京医院太平间。
“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
1976年1月14日下午6时，吊唁活动结束。6时30分，邓颖超由赵炜搀扶着走进灵堂，她先带领大家向周总理三鞠躬，然后双手接过骨灰盒，面对众人，她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话音未落，全场失声痛哭。
十里长街送总理
1976年1月11日下午4时30分，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沿途马路两旁挤满了送行的人。“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长安街成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的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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