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思考术》

【基本信息】

作者：[美] 玛丽亚·康尼科娃 著；游伟，龙彦 译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玛丽亚·康尼科娃（Maria Konnikova）

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她为《科学美国人》撰写心理学专栏，曾为BIG THINK（智囊）非常著名的“艺术的选择”（Artful Choice）专栏撰稿。她的作品经常被《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观察家报》等多家知名媒体所刊用。

【内容简介】

我们有所见，不代表我们有所察。固有的偏见左右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给我们设置了种种限制，导致我们与真实的世界相隔绝。是的，我们都在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正如福尔摩斯所说，“我认为人的大脑原本像一间空空的小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放一些家具进去。”实际上，这个“大脑阁楼”的功能就是负责存储及梳理各类信息。那么，如何管理好大脑阁楼，让自己的思维更敏捷、更具洞察力呢？

心理学家玛丽亚·康尼科娃认为，如果想摘下有色眼镜，像大侦探福尔摩斯一样明察秋毫，清醒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就应该了解大脑的两套思维系统——福尔摩斯系统和华生系统。前者警醒、专注，擅于自省和推理；后者行动迅速，却总是受到惯性的支配，遇到突发状况就手足无措。

通常，我们都在无意识地使用华生系统，导致做出错误的决策，留下人生败笔。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留心观察、培养正念、三思而后行、、质疑假设等训练，调动出内在的福尔摩斯系统，将这种明智、缜密的福尔摩斯思考术培养为常用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信息轰炸的时代厘清自己的大脑阁楼，并且拥有福尔摩斯般的智慧及洞察力，做出最明智的决策。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理解你自己

第1章 福尔摩斯的思维模式

第2章 探索大脑阁楼

第二部分 从观察到想象

第3章 观察的力量

第4章 发现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价值

第三部分 演绎的艺术

第5章 为大脑阁楼导航：从事实开始演绎

第6章 维护大脑阁楼：学无止境

第四部分 自我认知的艺术

第7章 动态阁楼：拼出全貌

第8章 人非圣贤

结束语

致 谢

【精彩文摘】

前言：

小时候，父亲常常在睡前给我们讲福尔摩斯的故事。哥哥往往会抓住时机在沙发的角落里酣然睡去，余下的人则听得聚精会神。我记得父亲会坐在一个很大的真皮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书，壁炉中跳跃的火焰反射在他的黑框眼镜上。印象中，但凡在情节转折处，他的音调也都会随之起伏。终于，期待已久的结局出现了，一切都合情合理，我像华生医生一样摇摇头，若有所思。当然，听他这么一说，一切都明了了。父亲偶尔也会抽烟，我还记得他的烟斗中散发出的那股水果与泥土混合的气味，渗透到皮沙发的褶子里。当然，父亲的烟斗和福尔摩斯的烟斗一样，稍稍有些弯曲。我还记得，父亲“啪”地合上那本深红色封面的厚书，然后宣布“今晚就讲到这里”，接着我们必须离开—无论我们怎样恳求，怎样哭丧着脸，都不得不上楼睡觉。

即便故事的其他内容早已消逝在模糊的背景中，福尔摩斯与死党鲍斯威尔的历险记也完全被遗忘，但仍有一样东西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中，奚落着我，数年来萦绕不去，它就是台阶。

贝克街221B的台阶共有多少级？这个问题是福尔摩斯在《波希米亚丑闻》中向华生提出来的，我一直没有忘记。当时，福尔摩斯和华生坐在扶手椅上，福尔摩斯正在向华生阐述“看”与“观察”之间的区别，华生很迷惑。接下来，一切突然变得一目了然：

“听你讲这些推理时，”（华生）说，“事情总是显得那么简单，几乎简单到了可笑的程度，甚至我自己也能推理，在你解释推理过程之前，我对你推理的下一步的每种情况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但我还是觉得我的眼力不比你差。”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点燃一斗烟，全身舒展地倚靠在扶手椅上，回答道，“你是在看而不是在观察，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你常看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房子的台阶吧？”

“经常看到的。”

“多少次了？”

“嗯，不下于几百次吧。”

“那么，有多少级台阶？”

“多少级台阶？我不知道。”

“那就对啦！因为你没有观察，你只是在看嘛。这恰恰是我要指出的关键所在。你瞧，我知道有17级台阶，因为我不但在看，而且在观察。”

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对话是在一个火光跳跃、烟味弥漫的夜晚，他们之间的交流震撼了我。我狂热地想要记住我们的房子有多少级台阶（我毫无概念），有多少级台阶通向前门（我交了白卷），多少级台阶通向地下室（10？20？我连大概的数字都不知道）。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有机会我就会去数台阶，试图把准确的数字记在脑海中，以防有人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让福尔摩斯为我感到骄傲。

当然，我很快忘记了我曾经辛苦记住的数字—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在死记硬背，完全搞错了重点。我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白费功夫。

那时我还不明白福尔摩斯比我“多了一条腿”。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磨炼自己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思维方式。贝克街有多少级台阶？它只不过是一种展示技艺的方式，这门技艺是与生俱来的，无须过多思考，这种行为是在福尔摩斯已成习惯的、持续活跃的大脑活动中顺便表现出来的，几乎是下意识的行为。你可以视其为没有实际意义的小把戏，但是假如你停下来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明白此中另有深意。这个把戏激励我写下这本书，我在此向它表示敬意。

正念绝不是什么新概念，早在19世纪末期，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就曾写道：“自动地把游走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带回来的能力，是判断力、性格和意志力的基础……提高这种能力的教育将是最卓越的教育。”这种能力的核心就是正念的本质。而詹姆斯所提倡的教育方法，就是在生活与思想中处处保持正念的教育方法。

1970年，埃伦·兰格提出，正念比改善“判断力、性格和意志力”能够取得更大的效果。动心起念能够让老年人感觉更灵敏、行动更灵活，甚至还能改善他们的生命特征，譬如血压以及认知功能。最近几年的研究表明，每天做不少于15分钟的类冥想思考（一项形成正念核心的注意力控制练习），就能使大脑额叶活动形成一种模式，使它达到更积极、更有针对性的情感状态。看着自然风景，哪怕是一小会儿，都能帮助我们变得更有洞察力、更有创造性、更有效率。我们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明确地知道，我们的大脑不是以处理多重任务—某些完全排除正念的事为目的的。当我们被迫立刻去做多件事情时，我们不但会把这些事情都弄糟，我们的记忆力还会衰退，我们的身心健康也会受到明显的冲击。

但是对夏洛克·福尔摩斯而言，留心身边的事物仅仅是第一步，这只是一种达到更大、更有实用性，实际上也更让人满足的目标的方式。福尔摩斯精确地完成了威廉·詹姆斯规定的任务：发展正念能力，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能力，更好地思考，使我们做出的决策更准确。它的最大用途是从我们的大脑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出发，从而改善整体决策和判断力。

福尔摩斯在比较“看”和“观察”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他真正想告诉华生的是，永远不要把不用心误以为是正念，因为“看”是被动的，“观察”则是积极参与。当我们无意识地看时，一连串的感觉输入不需要大脑做任何处理，只要睁大眼睛即可。我们不假思索地看，从周围的世界中吸收数不清的要素，却没能处理这些要素的深层含义。我们甚至认不出我们眼前看到的东西。但当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要集中注意力。我们必须从被动吸收状态转到主动意识状态，我们必须参与其中。正念适用于一切情况—不只是视野，还包括每一种感觉、每一次输入、每一种想法。

一旦涉及我们的头脑，我们就时常盲目得让人惊讶。我们大步前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多少东西，对自己的思维过程了解得有多么少，以及只要花时间去理解和反省，一切就能变得有多好。像华生一样，我们一天之中在相同的楼梯几十次、上百次、上千次地走过，却记不起它们最平凡的细节（假如福尔摩斯问台阶的颜色而不是台阶的数目，却发现华生同样不知道，那么我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惊讶）。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这仅仅是说我们没有选择这么做。回想你的童年，假如要你讲讲你成长的街道，你可能会回想起很多细节—房子的颜色，邻居的怪癖，四季的味道，一天之中的不同时刻，街道的不同变化，你在哪里玩，你去过什么地方，你害怕去什么地方。我打赌你能说上好几个小时。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格外专注这个世界。我们以一种长大后再也无法企及的速度吸收并处理信息—新的景色、新的声响、新的气味、新认识的人、新的情感、新的经验，我们了解我们的世界及其可能性。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激动人心，一切都让人好奇，因为周围环境固有的新奇感让我们极其警觉，我们会吸收，也会仔细聆听。更重要的是，我们记得，因为积极参与、全情投入（我们将会一直需要的两种品质），我们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还会把这些记忆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之用。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呢？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我们逐渐变得不耐烦—那个地方去过了，那件事做过了，关注这些已没有用。身处这个世界，我们究竟需要了解或使用这些东西吗？在我们了解它之前，我们要摆脱对很多被动和不用心的习惯的固有的注意力、约束和好奇心。甚至当我们想全身心投入时，我们都不再拥有儿时的闲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吸收和互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我们有其他更迫切的责任去关注并满足大脑的需求。由于我们对关注的需求的增加（随着处理多重任务的压力逐渐增加以及数字时代的节奏不断加快，这确实是很现实的压迫），我们实际的注意力也在下降。于是，我们越来越少地知道或者关注自身的思维习惯，越来越多地允许大脑做出判断和决定，而不是主动运用大脑做出判断和决定。然而，虽然这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坏习惯（事实上，我们反复谈论某些起初很困难、认知代价很高的自动化处理需求），但它很容易导致不用心，所以很危险。效率和欠考虑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我们得小心翼翼，防止越过这条线。

你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想脱离稳定的日常生活时，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故忘记这么做了。比如，你需要在回家的路上去一趟药房，你整天都想着这件事。你预演过，甚至想象过自己为了到药房不得不绕几个路口，这仅仅是惯常行程中的一个快捷步骤而已。但不知怎的，你发现自己都到家门口了，却仍没有去药房。你忘了带药回来，甚至不记得自己路过药房。这都是因为不用心的习惯在作祟，惯例控制着你，阻止大脑的任何一部分意识到它需要做的事。

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你把自己设置在一个特定的模式之中，你以一种不专注的茫然状态来度过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哪怕你仍旧在想着工作的事，为邮件而焦虑，提前计划晚餐），这种无意识的健忘，这种让习惯做主和轻易分心的状态，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但这部分也会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当我们意识到什么事忘记去做时，还有补救的余地。这样的事发生的频率很高，通常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用心。想想看，有多少想法在你的脑袋里来来去去而你并没有停下来去确认它们？有多少主意和深刻的见解因你忘记去关注而溜掉？在没有认识到怎样做或者为什么要做时，你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其存在，甚或它只是通过全无所知的大脑的内部默认设置来驱动，对此你并没有清醒的意识。你究竟做出了多少决定和判断？当你突然想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以及你是如何到达今天的位置时，又过去了多少天？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大家提供帮助。它用福尔摩斯的方法论去探索和解释建立思维习惯的必要步骤，它将使你理所应当地用心参与你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活动。这样，你也能立刻说出台阶的数目，向不善此道的同伴炫耀一番。

那么，点燃那团火，蜷缩在沙发上，准备再一次加入夏洛克·福尔摩斯和约翰·华生医生在伦敦街头的冒险之旅吧！让我们一起探索人脑最深处的秘密。

第二章 探索大脑阁楼

给大脑的结构重新布线

1888年秋，夏洛克·福尔摩斯有些无聊。几个月来，他没碰到一桩值得关注的案子，于是这位侦探转而寻求安慰。让华生医生深感失望的是，他选择了浓度7%的溶液：可卡因溶液。据福尔摩斯说，可卡因能刺激头脑，让思路变得更清晰，这是在思维没有食粮时可用的必需品。

“可是你也考虑考虑利害得失吧！”华生尽力说服他的室友，“你的大脑也许像你所说的那样，能够因刺激而兴奋起来，然而这始终是戕害自身的做法。它会加剧器官组织的病变，至少也会导致长期衰弱，你知道这种药会引起什么样的不良反应，这样做实在是得不偿失。”

福尔摩斯不服气。“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给我最复杂的分析工作，”他说，“这样我才觉得舒服，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非常憎恶沉闷无趣的生活。”华生的医疗建议没有一个起到作用（至少现在没有）。

幸运的是，在这个特定时刻，他们也没必要尝试采纳这些医疗建议。清脆的敲门声忽然响起，女房东赫德森太太带着一则消息走进来：一位名叫玛丽·摩斯坦的年轻女士求见福尔摩斯。华生描述玛丽进来时的情形：

摩斯坦小姐以稳重的步履、沉着的姿态走进屋来。她是一个金发女郎，体态轻盈，戴着一副手套，穿着最合乎她气质的衣服。她的衣服简单素雅，这说明她是一个生活不太优裕的人。她的衣服是暗褐色毛呢料的，没有花边和装饰，配着一顶同样暗色的帽子，边缘上插着一根白色的翎毛。面貌虽不美丽，但是温柔可爱，一双蔚蓝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富有情感。就我所见过的女人，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副这样高雅和聪敏的面容。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的时候，我看见她嘴唇微动，两手颤抖，显示出紧张的情绪和内心的不安。

这位女士会是谁呢？她找侦探做什么？这些问题成了《四签名》的出发点，这场冒险将会带着福尔摩斯和华生前往印度和安达曼群岛，遇上俾格米矮人和木腿人。眼下有位小姐在这儿：她是谁？她代表了什么？她要去哪里？在薄薄的几页纸中，我们将审视玛丽和福尔摩斯、华生的初次会面，比较两人对待访客的截然不同的方式。首先，让我们倒退一步，想想我们第一次面对某一种情形，如《四签名》中遇见一个人时，我们的大脑阁楼会发生什么？我们刚刚检查过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怎么被激活的呢？

我们的思维从一开始就受阁楼的结构的支配，它是思维和运转的习惯性模式，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学着观察和评估世界的方式，是形成直觉的、立即感知现实的偏见和启发法。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虽然存入私人阁楼的记忆和经验因人而异，但激活和检索的一般模式却惊人地相似，以一种可预见的典型的样式给我们的思维过程着色。如果这些习惯模式指向一件事，那这件事就是：大脑过于热衷地早下决定。

假设你参加一个聚会，站在一群朋友和熟人面前，手中握着酒杯，同他们愉快地闲谈，这时你瞥见一个陌生人加入到对话中。当他正要开口说话时，甚至当他还在人群的外围时，你的脑海里无疑已经形成了好几个初步印象，生成一张关于这个陌生人的较为完善的图像，尽管它可能不太准确。例如，这个叫乔的陌生人穿着如何？他戴着棒球帽吗？这肯定是个有意思（无趣）的人。他是怎么走路，怎么控制自己的？他看起来像什么？他现在就开始秃头了吗？这多么令人沮丧啊！他真的认为自己可以搭上像你这样年轻时尚的人？他喜欢什么？单单根据外貌和气质，你就有可能猜测到他跟你有多么相似或不同。性别？种族？社会背景？经济手段？你甚至连初步的性格都给他安好了。害羞？外向？敏感？自信？或者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叫简的陌生人，她的头发被染成蓝色，你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和你绝交时染的就是这种颜色。你总是在想，这种发色是预示倒霉的一个迹象，转眼间，所有这些信息堵塞了你的大脑，让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新人—无辜的简，你甚至没有注意到其他细节。

随着乔或简开始说话，你开始填充细节，也许是重新整理自己的某些看法，放大其他方面，甚至完全删除某些东西。但你很难改变你对他或她的最初印象，你按照自己的方式，从这个最初印象开始形成第二个乔或简。然而，这种印象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你的根据真是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吗？打个比方，你只是因为头发的颜色就记起了以前最好的朋友吗？

当看见乔或简时，我们每问自己一个问题，就会有一个细节渗入我们的大脑，浮现出来。也就是说，穿过小阁楼的窗户，你会通过激活特定的关联项来使大脑做好准备。正是这些联想让我们对自己从未见过也未交谈过的人做出判断。

你可能想超越这些偏见，但是请考虑一下下面的内容。内隐联想测验（IAT）可以用来测量一个人有意识的态度（那些你意识到自己掌握的东西）和无意识的态度（形成阁楼的隐形框架，超出你的即时意识之外的东西）之间的距离。通过观察对各组代表性图片与正负属性之间产生联想的反应时间，这项测试能够为任意数量的分组测试出隐含偏见（尽管最常见的是测试种族偏见）。有时，传统的正面态度由相同的键表示。例如，“欧裔美国人”通常和“好”联系在一起，是I键；“非裔美国人”和“坏”联系在一起，是E键。有时它们由不同的东西来表示：现在，I是指“非裔美国人”和“好”，而“欧裔美国人”则对应“坏”，由E代替。你对每一种情形归类的速度决定了你的隐含偏见。以种族为例，如果你迅速地把“欧裔美国人”和“好”归作一类，“非裔美国人”和“坏”归作一类，这就说明你有隐性的种族偏见。 你可以在网上做IAT测试，见哈佛大学“隐含项目”网implicit.harvard.edu。

这些发现很可靠，可以被广泛复制。即使接受测试的主体在衡量墨守成规的倾向时自我评价得了最低分（比如，从坚强的男性到坚强的女性用4个等级来分类，你会把职业和性别联系起来吗？），他在内隐联想测验中的反应时间通常也会显示出差异，并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在与种族态度相关的内隐联想测验中，25万参与者中有68%的人显示出偏见模式。年龄问题（那些喜欢年轻人多过老年人的人）占80%，残疾问题（那些喜欢没有任何残疾的人）占76%，性取向问题（那些喜欢异性恋胜过同性恋的人）占69%。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偏见反过来也影响我们做决定。我们最早看待世间事物的态度，将会影响到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形成什么样的评价、在特定的时刻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按照偏见来行动，我们能够很好地阻止大脑的基本冲动，但这就意味着偏见处于极其基本的层面上。你有可能会对此抗议，说你不是这样的人，但与你不是这样的人的可能性相比，你是这样的人的可能性更高，几乎没有人能完全幸免。

我们的大脑为快速判断接了电线，并配有小道和捷径，简化了吸收和评价周围环境抛给我们的数不清的信息输入任务，这就是自然本能。假如我们认真去思量每一个要素，我们就会迷失方向，被困住了。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第一个评估性判断，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做任何判断。世界变得极其复杂且迅速。正如威廉·詹姆斯指出的：“假如我们记得所有的事，那么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病了，就像我们什么也不记得了一样。”

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模式是很难改变的，而且我们的偏见也根深蒂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事实证明，甚至内隐联想测验也可以被击败。也就是说，经过干预和心理锻炼后，内隐联想测验的目标出现了严重偏差。例如，在参加种族内隐联想测验之前，如果你让受试者看了黑人愉快地野餐的照片，其评分偏向的可能性就会显著降低。

福尔摩斯和华生也许都做了瞬时判断，不过在使用各自大脑捷径的方式上，两人有显著不同。华生是默认的典型的大脑，大脑的连接结构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的状态，福尔摩斯则证明这一点是可能的：为了避开这些阻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做出更客观和更全面的判断的瞬时反应，我们应该给大脑结构重新布线。

例如，想想内隐联想测验在针对医疗偏见的研究中的用途。首先，给每个医生看一张55岁男人的照片—一部分照片是白人，另一部分照片是黑人。然后让这些内科医生想象照片中的男人是他的病人，现在这个人得了心脏病，他们该如何治疗？一旦他们给出答案，他们就参与了种族内隐联想测验。

结果很典型，很多医生在内隐联想测验中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偏见。但随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测试中的偏见并不会必然转变成治疗过程中的行动偏见。通常，医生有可能会说他们给白人和黑人开了一样的药品。更奇怪的是，看起来偏见更大的医生在治疗两组病人时，实际上比偏见更小的医生表现得更为公平。

我们的大脑在直觉水平能做什么和我们如何做并不是一回事，这是不是意味着偏见没了，大脑没有根据发生在最基本的认知水平上的隐含联系而匆忙得出结论呢？很难说。但是这意味着正确的刺激能够抵消这种偏见，使得偏见在实际行为方面变得无关紧要。大脑过早下结论的程度，并不等同于我们注定要如此行动的程度。我们的行为最终受自己控制，前提是我们想这么做。

你在鸡尾酒会上看见那个叫乔的陌生人时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善于观察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遇到某人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就像已经学会根据某种症状来判断以及忽视不相关事物的医生那样，面对一个未知的人，福尔摩斯知道怎样凭大脑的直觉分清哪些信息需要进入他的评估系统，哪些不需要。

福尔摩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为了观察行动的过程，让我们回到《四签名》中的初次相遇，那时玛丽•摩斯坦—这位神秘的女士访客首次露面。福尔摩斯和华生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玛丽的吗？根本不是。华生首先注意的是这位女士的外貌。她是一个相当迷人的女人，华生评价说。福尔摩斯抵制了这种不相关的信息。他解释说：“不要让一个人的外在表象影响你的判断能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委托人，对于我仅仅是一个单位—问题里的一个因素。情感作用会影响清醒的理智。一个我一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理赔而毒杀了三个小孩，结果被判绞刑；可是我认识的一个最不讨人喜欢的男子，却是一位慈善家，捐赠了25万英镑救济伦敦的贫民。”

但华生没有听进去，他打断说：“但是，这一次……”

福尔摩斯摇摇头说：“我向来不相信例外。规律没有例外。” 

福尔摩斯的观点非常明确。这并不是让你不要体会情感，也不是说你有可能搁置你大脑里几乎是自动生成的印象。（关于摩斯坦小姐，他评论说：“我认为她是我生平遇到的最迷人的小姐。”这是福尔摩斯的最高赞誉。）但你不能让这些主观印象妨碍客观的推理。（“但爱是一种感性的东西，而任何感性的东西跟我所崇尚的真实冷静的理性都是相对的”，即便福尔摩斯也认识到了玛丽的魅力。）你可以承认它们的存在，然后有意识地把它们丢在一边。你可以承认简让你想起高中时的虚伪的朋友，然后翻过这一页。情感的负担没有你认为的那么沉重。永远不要去想某些事是个例外，没有例外。

在现实中运用这些原则—漠视情感或从不破例，又有多困难呢？华生努力想相信让他着迷的这个女人是最好的，想把她身上任何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外界的环境因素。他散漫的大脑违反了福尔摩斯为了正确的推理和感知而定下的每一条规则：从破例到感情用事，再到无法达到冰冷的公正（福尔摩斯的口头禅）。

从一开始，华生就有把客户往好处想的倾向。毕竟，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处在与他的侦探室友戏谑的典型状态中。无论正确与否，这种心境都会影响他的判断。这叫作情绪启发式：怎么感觉就怎么思考。快乐放松的状态能够塑造出更容易接纳、更少防范和抵触的世界观。甚至在华生知道某个客户就要到来之前，他就已经准备好喜欢这个人了。

一旦访客进来呢？这种情形就像前面那个晚会。当我们看见一个陌生人时，大脑就经历了一种可预测的激活模式，它是被过去的经验、当前的目标（包括动机）和存在状态所决定的。玛丽·摩斯坦小姐进入贝克街221B时，华生看见“一个金发女郎，体态轻盈，戴着一副手套，穿着最合乎她气质的衣服。她的衣服简单素雅，这说明她是一个生活不太优裕的人”。这个形象立刻让华生想起他认识的其他年轻美丽的金发女郎—注意，可不是那些轻佻女子。她们是一群简单朴实、要求不高的人，从不粗野地展示自己的美丽，而是用暗褐色、“没有花边和装饰”的衣服装扮自己。因此，玛丽的印象变得“温柔可爱，一双蔚蓝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富有情感”。华生的赞誉总结如下，“就我所见过的女人，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副这样高雅和聪敏的面容”。

这位善良的医生立刻从发色、肤色、衣服的款式跳到更接近判定人的品格的程度。玛丽的外表说明她很朴素，或许是这样，但能说明她温柔可爱、眼睛炯炯有神、富有情感、高雅和聪敏吗？华生的这些判断一点儿根据也没有。玛丽在他面前一个字还没说，她才刚刚踏进房间，但是很多偏见已经在起作用了，它们彼此竞争，共同构成了关于这个陌生人的完整画面。

那一瞬间，华生想起他那据说是很丰富的经验—阁楼里标有“我认识的女人”标签的海量储存物，以充实他新认识的人。虽然他认识的女人的确遍布三个独立的大陆，但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他的评价是准确的，除非我们知道华生过去总是在一瞥之下就能成功地判断这个女人的性格。不知怎的，我怀疑事实并非如此。华生轻易地忘记了他是花了多长时间来了解他过去的同伴—假设他了解的话。（还要考虑到华生是个单身汉，刚从战场返回，身体负伤，几乎没有朋友，那么他的长期激发的状态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想象他结婚了，生活一帆风顺，在本地备受尊敬。再让他来重新评价玛丽，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

这种普通而强大的倾向叫作可得性启发，我们在任何特定时刻都能使用大脑中现有的信息，它越容易记起来，我们就越相信它的实用性和真实性。在一个关于可得性启发效果的经典示范中，人们阅读上下文中不熟悉的名字，然后判断这些名字哪个最著名—单以哪个最容易被回忆起来为根据，随后更加确信他们判断的准确性。对他们而言，熟悉带来的轻松感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正确性了。他们却没想到，这种可得性是以他们毫不费力地觉得最早暴露的人可能是罪犯为前提的。

实验证明，当环境中的某些东西—无论是一个图像、一个人还是一句话充当主导——个人就会更容易接受与之有关的概念。换句话说，当这些概念变得唾手可得时，人们就更可能把这些概念当作正确的答案来使用，而不管它们是否准确。玛丽的外表引发了华生大脑中一连串的联想记忆，这些记忆反过来创造了一幅关于玛丽的心理图片，它由玛丽碰巧激发的任何联想组成，但是并不必然接近“真正的玛丽”。这个玛丽越符合被回想起来的那些图像—典型的启发式思维，她给人的印象就越深刻，华生也就越发确信他的评价是客观的。

显然，附加信息不受欢迎。此处有一个连这位勇敢的医生都不可能问自己的问题：他见过多少同时具备优雅、敏感、精神饱满、富有同情心、甜美可爱等特征的真实的女人呢？这种类型的人又有多典型呢？我敢说即使我们把金发碧眼的美女也考虑进来，玛丽也无疑是个圣女形象。当他看见玛丽时，他的脑海里总共想起了多少女人？一个？两个？一百个？总体的样本量有多大？我敢说这个数字并不大，而且这个被挑选出来的样本本来就是有偏见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华生初次见到玛丽时，他的脑子里引发的联想是什么，但我敢打赌会是最近的（近因效应）、最显著的（那些最引人注目也最难忘的人。所有这些金发碧眼的女郎都很无趣、穿着暗色衣服、显得很平庸吗？我怀疑他现在已不记得她们，她们更像是从未存在过）、最常见的（他脑中经常想起的人，但不大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人）联系。它们从一开始就使华生带着偏见去看玛丽。很可能从此刻开始，将会发生一场地震（甚至比地震更严重），动摇了华生最初的看法。

因为导火线的物理性质，他越发坚定不移：面孔也许是我们遇到的最强有力的提示，最有可能激发联想和行为，并且不会消失。

为了了解面孔在行为中的能力，我们来看下页的两张照片。

哪张面孔最吸引人？哪个人看起来更能干？

假如我把这两张照片在你面前晃一晃，在不超过1/10秒的时间内，你的观点很可能跟其他几百人的判断相同，我同样给这几百人看过这两个人的照片。但这还不是全部：你刚才看的这些面孔不是随机的。这两个人其实是政治选举中的对手，他们参加了2004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选举。你对这两个人的能力评级（实力和诚信指数）能够很好地预测谁是实际获胜的人。（左边的人获胜，你的能力评估与事实相匹配吗？）大约70%的案例中，一秒钟的曝光得出的能力评级就足以预示政治竞选的实际结果。从美国到英国，从芬兰到莫斯科，从德国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竞选都具有这种预见性。只凭借下巴的力量和一丝微笑，我们的大脑就能判定谁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看看这个结果：沃伦•G. 哈丁是一位拥有最完美下巴的议长。）我们努力做的正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根据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微妙的、下意识的暗示而匆忙下结论，其影响远比华生太过相信客户的漂亮脸蛋严重得多。由于尚未准备好，华生永远不可能有福尔摩斯那种驾轻就熟的“真实而冰冷的理性”。

正如对个人能力的短暂印象能够形成政治投票的基础，华生对玛丽最初的不可撼动的正面评价，为进一步巩固这个初始意见引发的行动奠定了基础。从现在起，他的判断在首因效应（强度持久的第一印象）的作用下影响更加深远。

华生的眼睛被玫瑰色的光芒蒙蔽，现在他更有可能落入光环效应的陷阱（假如某个要素—此处指的是外貌，给你以积极的印象，你可能会把其他要素也看得很积极，与它不相符的所有东西将会被轻易地、下意识地推开）。他同样容易受经典的对应偏见的影响：有关玛丽的一切负面因素会被看作是外部环境使然，压力、负担、霉运或其他，而一切正面因素则会被认为是性格使然。她会因为什么都好而得到贷款，而环境会因为什么都是坏的而受到责备，机会和运气都不重要。一般情况下，我们非常不善于对未来做出任何预测，不管是关于事件还是行为。同样，这也与他的判断无关。事实上，与福尔摩斯不一样，华生有可能根本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或评估过他自己的能力。

一直以来，华生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禁锢，这使得他的大脑草率地保留着对玛丽的固有印象，匆忙地形成了一种以离散输入为基础的有意义的叙述，讲述了乍听起来很动人的故事。在后果可能相当有害的各种自我应验的预言中，他对玛丽的行为会基于他的初始印象。华生对待玛丽的方式就好像她是一个美丽的圣人，而她可能会给他一个圣洁的微笑。想想你认为是对的事情，它最终正是你期待的样子吗？一直以来，你浑然不知除了保持完美的理性和客观性，你还做了什么。这是一个完美的有效性错觉，它的影响不可撼动的程度会让人难以置信，即使在所有逻辑都反对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采访者往往会在首次见到候选人的几分钟内（有时更少）就下结论，如果这个候选人接下来的行为与他们期待的不一样，他们仍然不可能改变之前的看法，无论证据如何确凿。

假如你需要决定某个人—我们叫她埃米好了—能否充当你的潜在伙伴，那么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埃米的事。首先，她既聪明又勤奋。

这时可能你已经在思考：“她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能够与之共事的人，聪明和勤奋是我乐于在搭档身上见到的两样东西。”但假如我继续说到“善妒、顽固”，又会怎样呢？她不再那么好了，对吗？但你的初始偏见威力巨大，你更有可能忽视后面的特性，更加重视前面的特性，这全是因为你的初始直觉在作怪。把这两种说法倒过来，情况就会相反，即使再聪明、再勤奋也不能动摇你起先认为她善妒、顽固的看法。

思考下面对一个人的两种描述：

聪明、灵巧、勤奋、温和、决断、实际、谨慎

聪明、灵巧、勤奋、冷酷、决断、实际、谨慎

假如你查看这两条清单，你也许会注意到除了“温和/冷酷”外，其他描述完全相同。然而，若让研究项目的参与者先听到其中一种描述，然后让他们挑出最能形容那个人的两种特质（在列着18组词语的单子中，他们不得不从每一组中选出一个特质），这两种描述给人造成的最终印象则截然不同—参与者更有可能发现第一种人很慷慨，第二种人很小气。你也许会说，慷慨是一种内在的温暖。这是不是正常的判断呢？让我们假设这就是事实。然而参与者进一步判断：他们还认为第一种人比第二种人更积极—这可是与温暖毫无关系的特质。他们不但认为第一种人更善于交际、更受人欢迎（好极了），还更可能认为这个人聪明、快乐、脾气好、幽默、仁慈、长得好看、无私、有创造力。

这就是一个形容词所造成的差异，它能歪曲你对某个人的整体感知，即使其他描述都保持不变。而且第一印象还会持续下去，正如被摩斯坦小姐的头发、眼睛和衣服迷住的华生会继续歪曲他对她作为一个人的评价，还会歪曲他对她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有没有能力做什么事的感知。我们喜欢保持一致，我们不喜欢出错，因此我们的初始印象往往具有巨大的影响，不管后面会发生什么。

那么，福尔摩斯呢？玛丽离开后，华生惊叹道：“真是一位美丽的女郎！”福尔摩斯无力地说道：“是吗？我没有留意。”随后福尔摩斯告诫华生要小心，不要让一个人的特质影响了他的判断能力。

从字面上来看，福尔摩斯是说他没有注意吗？恰恰相反，福尔摩斯看到的物理细节和华生没什么两样，有可能更加基础。他只是没像华生那样做出判断：她是一个美丽的女郎。此时，华生已经从客观观察走到主观意见，将情感灌输给事实—这正是福尔摩斯提醒我们不要做的事。福尔摩斯甚至会认可她迷人的客观本质（如果你回想一下，华生开始说的是玛丽的“面貌虽不美丽”），但是几乎在他注意到这一点的同时，他也忽略了这些。

福尔摩斯和华生首先在阁楼的取材方面就存在不同：其中一个阁楼的家具是一个自称孤家寡人的侦探购买的，他喜欢音乐、歌剧、抽烟斗、室内打靶、深奥的化学实验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另一个阁楼的家具则是一个风流成性的军医购买的，他喜欢丰盛的晚餐，很乐意在晚上出门。而且，他们的大脑整理家具的方式也不相同。福尔摩斯像观察他的手背或小提琴的琴弦那样了解他的阁楼偏见。他知道，如果他专注于一种愉快的感觉，他就会丧失警惕。他知道，如果让一个偶然的物理特性靠近他，那么在余下的观察中，他就会冒着失去客观性的风险。他知道，如果他匆忙做出判断，他就会错过很多反对它的证据，并且更加注重对其有利的要素。他还知道，预先的判断对行动会有很强的推动力。

因此，他在那些进入他的大脑的元素中做出选择，开始着手分析。这意味着要使用已经存在于阁楼中的家具，还有那些潜在的争相通过海马体关卡的家具，并设法进入长期仓库。我们应该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关注的世界的任何经验和任何方面，这是为未来的记忆做准备，包括一件新家具、文件夹里新增的一张图片、一个适应已经拥挤不堪的阁楼的新元素。我们无法阻止大脑做出基本的判断，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保留的每一部分信息，但我们更了解通常守卫在阁楼入口处的过滤设备，并利用我们的动机去参与更多和目标有关的事情，而忽视那些与目标无关的事情。

福尔摩斯不是华生所说的“机器人”，华生因为福尔摩斯不能和他分享自己对玛丽的迷恋而觉得受到伤害，所以才有此称呼。（福尔摩斯某天也会称一个名为艾琳·阿德勒的女人很出色，但只有当她战胜了他，证明她是一个比他遇到过的所有对手更强大的对手之后，他才会这么说。）福尔摩斯知道，每个事物都是冰山一角，性格、环境因素造成了它们的差异性；他还知道阁楼空间的珍贵，因此我们在往脑袋中的一排排盒子里添加东西时，要慎重考虑。

让我们再回到乔或简这个例子中。如果我们以福尔摩斯的方法为指导，这次邂逅会有什么不同？当你看到乔的棒球帽或简的一缕头发时，联想（可能正面或负面）就会汹涌而至。这是一个你愿意或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的人……但是在这个陌生人开口说话之前，有那么一刻你退了一步；更精确地说，你前进了一步，认识到自己头脑中的判断必定来自某个地方，然后再看一眼这个朝你走过来的人。这种突如其来的印象有什么客观依据吗？乔也有一张皱着眉头的脸吗？简是否愁容满面？你的厌恶也可能来自别的地方。如果你细想一下，你就会认出这顶棒球帽或这缕蓝色的头发，但也许你没有认出来。不论发生何种情况，首先，你会承认你已经倾向于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这个你从未见过的人了；其次，你也要承认你必须纠正对这个人的印象。可能，你原来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至少如果你再次审视，你就会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或先给乔或简一次谈话的机会再做出判断。现在你可以利用这次交谈来实际观察对方的行为细节、仪态、言语，你要用你的全部认知来评判所获得的大量证据。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个早期的时间点，这样的判断会使一些信号更强烈，这时你就要重新评估这些信号了。

也许简一点儿都不像你的朋友，甚至虽然你没有乔这种喜欢戴棒球帽的爱好，但他的确是你想了解的人。也许你一直都是对的。你是否停下来并意识到没有哪个判断是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做出的并不重要，其最终结果也不重要。相反，在我们意识到自己做出判断的时候，它已经在大脑阁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被彻底过滤了。我们不能有意识地迫使自己阻止判断的形成，但我们可以学习并理解我们的阁楼，理解它们的怪癖、意向和习性，尽最大努力使起始点更为中立，以此判断人物、观察形势或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