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基本信息】

作者：金冲及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该领域内取得众多开拓性成就。 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其他重要著作主要有：《辛亥革命史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等。

【内容简介】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

中共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延安整风、七大、三年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八九……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其中很多谈话都是在只有几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能够记录下来实在珍贵！

本书以绝对忠于原貌的、极具现场感的、第一手的记录材料，为一部党史诞生的整个历程提供了最为客观生动、具体而微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价值绝对无可替代。看完此书，编者不禁一叹：原来如此！相信读者诸君读完后亦会大有感慨。

【相关评论】

《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读后感

【目录】

前言 /01

一　编写任务的提出 

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上）

四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下）

五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本书出版

六　举行出版座谈会

附录

附录一 胡乔木：写党史要有三个新的态度

　　　 胡乔木：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党史的若干问题

　　　 胡乔木：关于《毛泽东思想概论》

附录二 胡绳：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

附录三 金冲及：忆胡绳同志

【精彩书摘】

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

3月8日的会议以后，胡乔木抓得很紧，立刻要党史研究室先草拟出一个比较简明的党史编写大纲来。4月20日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送给他。他先是边看边提了些具体意见。看完后，谈了一段比较长的话。

胡乔木：写这本书，事情比较大，最好请力群、胡绳同志一起开个会。现在的提纲，好些提法值得推敲。要提出一个能够贯穿70年的思想。考虑到当前要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抄老本子就可以做到。不要想得太简单了，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你看这个提纲，脉络线索怎么贯穿得下来？在八、九章之间，什么反对苏联大国主义、文艺问题，接下来就是“文革”，怎么接得下来呢？经络不通，怎么能写得下去？事情就这么多，但是要把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不容易。不仅思想上要理出个头绪，写出来要使人读得下去。写得有条有理，不容易。实际上在八大以后，党内是有两个指导方针（注：从他前后多次讲话来看，他不是指领导集体内有两批人，各有一个方针。而是指领导集体内、甚至同一个人头脑里存在着两个思路、两种趋向，起伏不定。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一会儿正确，一会儿错误。胡绳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到“文革”时错误的思想占了上风，就出了大漏子。）当然话怎么说，要考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写这本书不容易，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不行。就拿对现在的十年来说，提纲中也缺少一个清醒的客观的看法，比如为什么经济过热的问题搞了这么久？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没有一个说法，那为什么要搞治理整顿呢？提纲里一点暗示也没有。各章都有一个从何说起的问题。

对历史要有一个观察点。你发表评论，要有一个思路。当然，历史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很曲折。你回顾的时候，要找到一个脉络，才能笼罩全书，才有这么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这不是一个人能够简单说清楚的。对问题的认识，要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改革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处理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在探索中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发生过什么问题？新的体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拿出个完整的东西来，总是会有许多矛盾。要有研究，有探讨的气氛。

这个提纲的前面（注：指建国前部分），还比较容易写。下篇，我不一定能在离开北京以前谈，有些还要反复考虑。70年要贯穿一个思想，就是中国要搞革命，要搞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怎么结合起来要进行探索，要靠中国人自己来了解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下正确的决心。这中间会碰到各种挫折，但是我们党还是总结了教训。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部书要有这么一个思路。

要使人看了觉得有新意，要说清楚发展的脉络。不是像搭七巧板那样，拼起来就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要克服当面的敌人，又受到很多的压力。70年后还是如此，压力的中心有变化。但党没有屈服过。革命的理论，建设的理论，总要在实践中发展的。我们今天搞的社会主义和70年前建党时想的很不一样。那时，也不可能什么都想清楚。实际上，马、列想的前后也有很大改变。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为什么能够搞成功，站得住？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罗列事实，没有思想。一直到现在，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别的路可走。

是不是送力群、胡绳同志看看。可以先送。条理显得不清楚，看不出主要要写什么。问题主要在后面。

小平同志讲1957年以前，毛主席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20年犯了“左”的错误。一方面是“左”倾，一方面又有抵制“左”倾。“文革”前有一个时期，发生严重困难，毛主席认识到有错误。八字方针（注：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执行了一段，经济有恢复；另外一面，七千人大会以后的十中全会又强调阶级斗争。虽然说不要妨碍工作，但慢慢地还是没有法子。到1966年初就搞不下去了。到“文革”中，叙述里有“斗、批、改”，“批林批孔”，不能就这样做标题。要有一个分析性的叙述。

十年改革开放，正面的是一步步地发展。中间又发生过哪些问题？改革是艰巨的事情，是一次革命，需要探索。经济过热与体制有关。急于求成的思想也有体制方面的问题。权力分散了，地方企业都搞短期行为，觉得这里有利可图。政治上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有反对反自由化的。改革是坚定不移的，当然里面同革命时一样，也有些曲折。我们坚持改革，同时治理整顿，才经得住去年那样的风浪。现在的提纲还看不出这个思路。写党史70年，是要统一全党思想，这是个很大的事。

当天下午胡乔木向胡绳说：眼看写《七十年》时间很紧张，我很着急。《历史决议》的叙述比较简单。看了提纲，觉得要写好这本书很不容易。书要写得有分量，要照顾大局，还要有点分析。要使人看了后觉得是内行人说的，是懂得情况的人说的。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胡乔木又找了几个人去（我也去了），比较系统地谈了他的意见。

胡乔木：商量一件事，明年是党的70周年，党史研究室准备写一本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昨天，沙健孙送来提纲。写出提纲来，不等于把书写好。从提纲中可以看出，由六个同志集体讨论，搞了两天。我看完以后，从提纲的题目看，感觉思路不清楚，条理不清楚。

思路不清楚，比如“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一波同志的书里说了，这是人为的高潮。1955年下半年，从组织原则上讲就不合适。三次会议，第一次决定放慢，第二次会议就批判了。（注：指批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右倾”）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情况怎么能几个月就忽然变了？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也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这是举例来说。

1957年以前，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批判邓子恢，就很难说是集体决定的。这样的事情，以前还有。比如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没有任何调查、讨论，就定他是反革命。毛主席写按语，把胡风所说三年后文艺界的状况可以改变，说成胡风是在讲三年后蒋介石会反攻大陆。这件事的过程，我没有参与。周扬原来送去的按语，毛主席重写了。要周扬研究，交中央讨论。我提出过这个问题，说这类问题究竟怎样论述。还有潘汉年的问题也没有讨论，说是内奸。发展到1955年，形成了影响全党、全国人民。合作化本来决定要放慢，一下变成要加快。这么大的变化，是影响几万万人的大事。

这个提纲中，“文革”中间的“斗、批、改”运动呀，“批林批孔”运动呀，不能这样写。是有这么回事，但是不能照用这个提法。再就是要结合老干部，提是“犯走资派错误的人”，这是可以的。实际上是在一月夺权后不同的造反派集团发展成武斗，破坏得很厉害，所以认为还是要结合老干部，成立革委会，这是真正的转变，有实质性的。

以后林彪事件发生了，本来应该批极左，批林扯上了批孔，就莫名其妙。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是滑稽的，把林彪和孔子并列是荒谬的。这时毛主席批孔是怎么扯出来的？还是江青他们利用他从前的几句话？本来林彪叛逃事件可以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转机，像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前本来也是一个转机。但毛主席不肯放弃他原来的想法。本来林彪事件的发生说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问题。他那么信任的“副统帅”，立在党章上的，这样的人反对毛主席，彻底暴露了“文革”毫无意义。这本来是一个转机，而说林彪是极右。事实上说林彪“左”也好，右也好，是没有意义的，他完全是一个阴谋家。

毛主席不是后来才发现“四人帮”也是阴谋家，所以才提出“三要三不要”（注：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已经感到这个党经过“文化大革命”，党“分裂”了，“阴谋诡计”盛行了，所谓反修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毛主席没有那么糊涂，还是要依靠老干部、国务院、邓小平，但他仍陷于不可解脱的矛盾中。既然要用邓小平，就是承认“文革”这一套不行了。可是，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到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党哪怕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党内真正革命的力量、健康的力量，经受住了艰苦条件的考验，还是坚持下来了。党的历史，就是要写明这个东西。当然，毛主席仍有他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虽然有“文革”，党没有垮，因为有毛主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毛主席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遇到最根本的问题，无论在外交问题上，包括是否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上，他还是明白的。

从提纲看起来，这是一方面。对于历史上一些说法，不能全盘接受。那样，写不出党的历史。另外方面，1966年前这一段，提纲上在“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底下接着写“文化领域的‘左’倾发展”。这两件事怎么能摆在一起？书怎么能这样写？下面又是“四个现代化”。这样的写法，使人看不懂。就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面是“政治思想文化的调整”，这方面有什么好说的？“八字方针”作为通俗用语是可以的，在正式的著作中最好少用这种很难懂的话。

“国民经济调整”这是一大段，然后“左”倾的东西又来干扰了。八大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它，犯了错误，要纠正，又犯错误，错误更大。然后试图回到八大来，当然历史已经变化了。总是这么个趋势，在党内还是很强有力的。两种趋势，结果“左”的倾向还是要起来。这根本上可以说是历史的、盲目的惯性，还是要靠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先是要搞“大跃进”，不行了，又抓阶级斗争，但还是用搞群众运动那套做法。开始的时候，抓阶级斗争还说不要干扰调整经济；后来又变了。这一部分是历史原因，还有林彪、江青之类在乘机制造矛盾。这段历史相当错综复杂。怎么写？得理出一个头绪来，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的十年，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的提纲，最大的关键在1984年至1985年。这里面没有表现。这样的思路怎么能写好《七十年》？1984年已经发现了问题，又来软着陆。写提纲的人，对党的历史没有清楚的认识，就匆忙地堆上一些名词和表面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思路。这个水平都没有，怎么能写好呢？

对党的历史的脉络，胡绳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这些错误，一方面是要搞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像《哥达纲领批判》设想的两个阶段。实践证明那还差得很远。《哥达纲领批判》得出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权利”，列宁也讲得很模糊，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社会主义要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个认识过程是很困难的。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这样想过，斯大林还是这样。赫鲁晓夫尽管批了斯大林，还是说是要很快搞成共产主义。毛主席也说中国可能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思想然后发展到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

改革开放十年来，这一点肯定下来了。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怎么搞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怎么结合，还是个很困难的题目。尽管有这么多困难，但是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在发展，国家整个经济情况还是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都是革命的成果。不是革命，不可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

所以一本书要理出一个思路，很不容易。我今天和你们商量，要用很大力量写这个东西。明年非拿出来不可。这里会有很多困难。这件事怎么安排？这本书宁可篇幅不那么大，但它的思想要是清楚的，条理是读者能接受的。要把这样繁难复杂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不能满足于历史问题决议。那是个骨架。现在写要有很多的历史事实，具体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经济的变化，来充分地证明它。书怎么结构，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有了提纲，可以议论、批评、修改，比一无所有好。

薄老讲，文献研究室和党史研究室还是要通力合作。还可以有什么人参加这个工作？跟胡绳研究一下。现在只能重新安排，哪些工作可以推迟、放慢。现在也很难从什么地方找出些天兵天将来，也许还有没有发现的写作力量。

1990年8月27日，胡乔木又找几个人谈了一次，胡绳、邓力群也参加了。

胡乔木前几次的谈话，主要是讲为什么需要编写一部简明的中共党史，以及看了党史研究室初拟《提纲》后的意见。后来已经写出一部分初稿。这一次，他比较系统地谈了应该怎样

来写一部简明中共党史。

我当时的印象，胡乔木本来是准备由他自己来主持编写这部书的。多次有关会议和谈话都由他主持；编写提纲的初稿先是送给他看，他再嘱咐也送给邓力群、胡绳看。胡绳最初并没有为此找我们谈过写这本书的事。我的记录中，他第一次召集我们谈这件事，是这年11月9日，并且一开始就说：写这本书，我有点力不从心。看来，那时才刚刚明确要他担任《七十年》的主编。

后来看到胡绳写的《胡乔木和党史工作》中有一段话：“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0年下半年集中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准备把它作为党史简本，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70周年。胡乔木同志很支持这个做法，还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为此他在1990年8月27日约了几位有关的同志讨论这事。但是，由于健康状况，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这里说得很清楚，胡乔木本来“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胡乔木是在这年9月确诊患有前列腺癌的。那正是他“约了几位有关的同志讨论此事”后没有多久。而胡绳日记中，10月30日前没有提到过《七十年》的事，以后就详细记录了《七十年》的编写过程。这也说明他是在此时才明确要任《七十年》的主编了。

胡乔木：要写一部70年的历史，如果平铺直叙，像老的党史写法一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因为这个稿子一方面要对党的历史做总结性的回顾，有所肯定，有评价，有批评；另一方面，要答复青年中间一些重要的跟党史有关的思想上的问题和一些错误的、歪曲的看法。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像讲课一样，讲一堂，灌一堂。写一本小册子，要使人看了，对中国党的历史有一个新的理解。今天回顾起来，70年以前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同时成立的党有很多，在亚洲有日本、印尼等，都比较大。亚洲其他国家还有。但以后有些国家遭受了较大的挫折。在70年后回顾起来，更可以看出，中国党当年为什么能够成功？成功中也经过种种曲折，在沉重的打击下，能够存在、发展到胜利。胜利以后，又有许多曲折。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不一样。要写出我们党的特点，这是最主要的。让人看了以后，感到确实有说服力。70年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一个党。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上）

《七十年》编写大纲初步拟出后，并没有在这方面花很长时间，就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员分别执笔撰写初稿，我也被胡乔木指定参加这项工作。执笔者是：沙健孙（第一、五章）、金冲及（第二、三章）、王秀鑫（第四章）、戴鹿鸣（第六章）、周承恩（第七章）、席宣（第八章）、郭德宏（第九章）。初稿的撰写，实际上由执笔者自己作主，并没有受原拟编写大纲多少约束。写得也比较快，大约花了两个多月。

9月间，胡乔木的癌症病况已经确诊。10月30日，胡绳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七十年”，他已开始准备接手这项工作，并着手看已写出的部分初稿。

11月9日，胡绳日记中写道：“约金冲及、沙健孙来谈。谈了对《七十年》中的三章的意见，谈话近三小时，甚累。下午充分休息。”12月6日的日记写道：“（王）忍之处来电同意龚育之参加党史工作，即告沙（健孙）、郑（惠）。”沙健孙、郑惠那时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我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忍之是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在《送别归来琐忆》中回忆道：“是胡绳通过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求我参加的，说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我说，我还要看许多原始材料（别人的研究和编著的成果），恐怕时间来不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17年那两章。”

下面是胡绳11月9日同我和沙健孙所谈对第一、二、八章初稿意见的记录。

胡绳：写《七十年》，我有点力不从心。总体上是一本书，要有人通盘修订。第一步，先将民主革命时期写出来。我还是当总编辑，但我时间少，精力也不成。现在已经有了稿子，如何修改得稍好一些？

先说第一章。

第一章再改写一下。我是编辑出身，总爱算字数。以后每一节都要注明字数。还有分节，有的可以是长节，有的可以是短节。完全重写是不可能的，就再改一遍。首先，开头怎么写？特别是第一节到底写什么？现在的事实材料太多，又好像太细，从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等等讲下来（注：初稿从近代史开端写起）。对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没有说到，只讲学资本主义没有学成功。应该以论述为主，事实减少，篇幅减少点，问题要更集中，不一定什么都写，像历次战争呀、向西方学习的经过，不必都那么详细地讲。后来从向西方学习转向俄国学习，不要这样提。这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的。严格地讲，向西方学习就是向资本主义学习。为什么向西方学习转成向俄国学习，强调这个事情，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1948年中国革命面临胜利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放心。因此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也是正确的。（注：指有些提法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讲给苏联听的。当时，新中国正在筹备建国，斯大林对我们还不放心，害怕中国党变成南斯拉夫的铁托。）竭力说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社会主义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这样强调。毛主席的文章在1949年7月发表，11月他就去苏联了。在苏联的两个多月，毛主席说是一肚子的气。刚刚成立了新中国，斯大林不是进行谈判，而是为他祝寿。半个月没有理毛主席。所以毛主席说他在苏联是开门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后来，他写了一个谈话稿，写好后，莫洛托夫来找他谈。斯大林本来说中苏已经有了一个条约（注：指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时决定同新中国另订一个条约。所以，那时候强调过去是向西方学习，现在要向俄国学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严格地讲，这语言不一定准确，当然也不是丧失原则。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开始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有什么弱点，在怎样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辛亥革命以前是个什么状况，议会制度怎么不行。这里关于辛亥革命的弱点，在第一节里反而没有说，到后面回顾的时候才多少说到一点。

辛亥革命总的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毛主席说它是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有什么弱点？为什么不能成功？以后又是什么状况？思想状况怎么样？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怎么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多少有些简单化了。当时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又有一个艰苦的历程去消化它。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绝望，慢慢地懂得它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觉得资本主义没有前途了。而在中国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国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人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才能对中国发生这么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到底怎么说，初稿文字有点不大清楚。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和民主，五四以前显然是资产阶级民主范畴的，也的确引起人们的思想变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在中国的

思想界能够传播开，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它是同各种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全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显出资本主义不行。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资本主义又发展不起来，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不要讲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影响当然很大，但首先是内因。要讲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状况，在这种混乱中感到中国要找新的出路。五四前夜反映了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还脱不出资本主义的范畴。五四运动促进了人民思考，所以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是以内因为主。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有过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那是在什么环境底下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进行的革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证明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在惶惑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还有，要注意如何描述帝国主义要中国做它的商品市场。

现在对外开放，也讲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中国那时候其实不能讲是闭关自守。开放有两种：一种是半殖民地性质的，一种是独立国家的对外联系。发达国家也互为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市场，比中国不知道要大多少，能够吸收多少商品和资本。当时中国穷，不能成为广阔的市场，而他们是超经济剥削。一个国家的主权不能放弃。不是说中国越穷，越能成为广大的市场。他们是用倾销来取得超额利润，如贩卖鸦片。帝国主义没有在中国投入多少钱，而在中国得到的特殊权益是不肯放弃的。不能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独立以后，我们就不能再当人家的市场了。这类问题要说得适当。为什么帝国主义不愿意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中国？半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两种状态。现在这个稿子多少有一些材料，主要是要论述。不可能把近代史所要解决的问题，都在本党史里解决。主要要说明党的成立有它的社会需要、社会基础。

第二段可能段落多一点，眉目清楚一点。第一节，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如何起来和失败的；第二节讲辛亥革命以后，国家如何处于混乱状况、资产阶级政党处于混乱和没落状态，知识

分子中间发生新的探索；新文化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战以后的状况。五四前中国的各阶级状况，中国的社会政治状态，要找到五四爱国运动为什么一下子就发展成超过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是如何分化的？马克思主义分子是如何产生的？

对共产党的创建，12个人。过去是常常避开讲一些人（注：指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对这些人没有做分析。后面也没有机会讲，这里要交代一下。说明当党成立的时候，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它成了时代思潮，很多人会卷进去。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有野心的人，像张国焘，后来就有变化。大革命时涌进来的人更多，到什么时候就分道扬镳。这些在群众性的大革命中是不可避免的。

讲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战，与其讲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第一次论战，不如讲是初期新文化运动内部发生了分化。胡适有好的东西，但他的根本问题是不反对

帝国主义。

整个讲，对革命的发展不要夸大，要恰如其分。说它的影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就不能讲已经很大地影响全国。当时搞苏维埃。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在动摇、怀疑的人多得很。农民有他的狭隘性，信息很少，对其他地方的事情不知道。长征是失败而被迫的，但又是播种机，到哪里都产生影响。邹韬奋1932年参加保障民权同盟。有人写信给他，说你本来是无党派，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同盟？他答复说：无党派说明了一个事实，但并不是认为所有的党派都不好。如果过分夸大那时革命产生的影响，那就没有争取群众的艰苦任务了，也不能说明抗日战争最大的意义是党的影响比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要广得多。因为，党的影响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比这以前要大得多。所以，如果说十年内战时已经把群众都吸引过来，那就夸大了，反而降低了我们在抗日战争中争取群众的任务。

第一章说五四运动到解放，是三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注：指初稿中所讲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无产阶级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中有庞大的中间派，现在叫无声的群众。他们中有资产阶级影响、有小资产阶级影响，也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影响。这里有一个怎么做工作、慢慢地把大多数群众吸引过来的问题。夸大了，好像一开始就几十人几百人，就影响几千人几万人。到1924年至1927年党的影响面确实扩大了，但还只是在南方几省的农民和城市的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中。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对中间群众的影响还缩小了一点，加上还有“左”的错误。而抗日战争是个大发展。不把这个脉络搞清楚，就容易夸张一些时期的作用，反而说不清楚整个发展的脉络线索。所以对党的创立时期这段怎么写，要适当。

工人运动、党跟工人群众的结合，也要对中国工人的状况做一点分析。只说中国没有工人贵族，是如此，但不够。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情况也挺复杂，有各种帮会，有官办的工会。能进入工人运动，把他们掌握在党手里，是艰苦的斗争。不是工人都自觉地跟着共产党走的。这个不说清楚，就讲不清后面还有各派的人。农民中间这种复杂情况倒是很少，就是晏阳初、梁漱溟他们搞了一些。工人不同。省港大罢工，一开始也不全是共产党领导的，要稍说一些。跟工人的结合，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有些话要斟酌，有些话讲得满了。比如说“革命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党”这就说得简单了。是不是有了这样的党就能胜利？至少得改成革命胜利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党，不要说取决于有没有这样一个党。

现在谈第二章：大革命的洪流。

第一节国共合作的建立，解释得不大科学。说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长期以来郁积的愤怒的集中大爆发，倒还可以。说人们的忍受是有限度的，这个地方不太科学。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超过这个忍受的限度了呢？你解释大革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产生，还要有点社会分析。还要归结到有了共产党，工人运动的发展跟1919年后社会的发展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有了发展。大战一结束，西方列强在远东又卷土重来，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头给压下去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个变化，跟1931年的变化有点类似。光讲人民的愤怒是不行的。

孙中山为什么思想会发生变化，这同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变化有关系，不是一下子变化的。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所以五卅一枪杀，立刻爆发成全国性的运动。国民党在五四以前虽然

搞护法，实际上没有出路。这时社会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政治条件和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发展也有关，压迫是照样的。同共产党的成立和它的工作也有关。中国的半独立地位跟军阀的政治性格也有关，他们还是要一点独立的。张作霖、蒋介石也是如此。为什么可以利用、团结一些地方军阀，也跟这点有关。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但他把它定为国耻，他还是感到是奇耻大辱。半殖民地比殖民地还是好一点，还是有不同。孙中山讲中国是次殖民地，这个讲法不科学。因为次殖民地的意思是比殖民地还不如，比殖民地还次，这不符合实际。

总的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怎么去总结经验？对辛亥革命在前面已经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共产党成立以后造成的影响在前面也已讲了一些。三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三角斗争怎么讲？政治斗争，说一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第二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这种分析也不大清楚。那么国民党左派是什么？它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果讲政治势力，索性就讲国民党右派。毛主席称他们为资产阶级右翼。国民党的右派，也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有一些是地主、老右派、新右派，还有些封建势力。所以说国民党当时基本上或者说主体上变成阶级“联盟”，但情况仍然是相当复杂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是陈立夫他们在进行的。西安事变以前，它代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一种需要可以利用一下，比打仗好。它想你只剩下那点力量，可以溶化。

如何总结大革命的经验？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现在时间久了，应该用客观、冷静的分析来说明，也不是光责备陈独秀。要说明初期的共产党，一下子卷入那么大的运动，党在工人运动中还有点经验，农民运动只是初步搞了一点，而同那些政客官僚们作斗争没有经验。一方面可能会产生一种倾向，要退出国共合作，像陈独秀、蔡和森都有过这种主张。这个也不行。另一方面，要合作，又没有办法，只有妥协。而共产国际对殖民地世界怎么搞革命也没有经验。

武汉时期要有点分析，错误是怎么发生的？冷静一点分析，党在幼年时期解决不了这样复杂的问题。个别人主张反击。它有个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蒋介石能不能成功也没有把握。如果冯玉祥跟武汉政府站在一起，可能比蒋介石的力量还大一点。冯玉祥一变，就不是这样了。

毛主席还是了不起。对付蒋介石，只有毛泽东，别人还不行。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周恩来本来还有点担心他同外界隔离那么久了，可是毛一到重庆就应付裕如。

如果把大革命失败的一切责任都推给陈独秀，那他也主张过退出国民党，这不能说右，他还有个尊重第三国际的问题。对第三国际要讲一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他是有责任的，但不能把责任推给陈一个人。总之，要不就左，要不就右。这么复杂的政治局势，幼年的党怎么应付得了？宁汉分裂后的东征，首先是武汉政府有各方面的困难，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办法了。

政治倾向跟阶级出身有联系，也不一定。跟共产党在一起的有资产阶级左派、小资产阶级。右派，包括地主，在革命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越来越抵触，越来越变化。某种程度上说，右派中有的本来也是中间派，动摇不定的。关键在左派有没有力量，是不是坚定。那时左派的力量不足，你不发展，动摇不定，中间派就倒向右派。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左派很坚定，但有些领袖也有过动摇。如果左派显出无能，不能掌握局势，中间派就会逐渐倒向右派。不能说原来的左派逐渐成了右派。其实是：有的中间派有时以左派的姿态出现，一看局势不对，就会变成右派。

武汉的方针斗争、西北路线、党的五大，应该有些评论。为什么犯错误，对过去的历史要冷静地分析，一面是幼年时期的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一面又从中积累了对以后发展有益的经验。

最后，说说对第八章“文化大革命”初稿看后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这一章的写作花了力气，问题是总的篇幅不能占太多，不能平均使用力量，篇幅上要压缩。

我们是写党史。党史就要有相当篇幅讲党怎么样？党员、干部怎么样？不能把这个时期的党史只写成毛泽东的错误史和林彪、“四人帮”的压迫史。要回答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一章虽然也讲到周恩来、邓小平、“二月逆流”，但不够。干部受迫害时，他们的思想怎么样？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受压迫时的状况怎么样？这才能说是党的历史。主角是党、党员、党的干部。就像写反“围剿”时，必须要写国民党是怎么“围剿”的，但主要是写被“围剿”的红军是怎么抵抗的。“文革”时党的组织涣散，不起作用，但党员还存在。开始怎么样？看伍修权的回忆录，还比较真实。开始是怀疑，想不通。但在最艰难的时候，保持了革命的意志。有的人考虑得越来越清楚。这个是主体。党史，主角是谁？不能是反革命在做主角。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民是主体，人民如何慢慢地觉悟。当然，“文革”中间这个问题更复杂。反革命是以党的名义出现的。怎么迫害、破坏党？我们的党怎么样？这样才能了解“文革”为什么能结束，我们为什么可以开展一个新的局面。总的思路应该如此，不然党史就成了破坏的历史，主角是林彪、“四人帮”。这些内容要压缩，要有集中地说明这些问题。而且要有具体的材料。我听说上海有一个工程师关在牛棚里，老在考虑长江大桥的问题。武汉长江大桥的晃动是不是允许？他一出来就做实验，证明是可以允许的。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如果写党的历史，不表现这些内容，就不符合实际。现在只是在结论中间带几句，那不够。诸如铁路建设，卫星上天。这些内容要展开，这本身就是抵制“文革”的力量。还有农村，总的没有跟着跑，还在生产。工人的主体也没有那样。尖端技术等还在发展。人民群众是主人。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他们只能有这样的表现。群众开始怎么样？干部开始也弄不清，后来慢慢觉悟了。如果夺权成了人民中间鼓励自己夺自己的权，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不是人民在夺权，而是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在夺权，哪里有人民自己夺自己的权？！现在稿中有些话也讲得过分，比如“斗、批、改”确是残酷的斗争，但说“古今中外的各种酷刑都用了”就过分了。有的事不必写得太细。如安亭事件、武汉事件等。

正面人物是谁？毛泽东有时候也当，有时候不是。应该是党的基本力量、党影响下的群众，坚持革命的意志。如果不写出来，那真是一片黑暗的历史了。当然，那时是在错误路线支配下的。只是从取得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讲错误。总的讲，“文革”不过是个插曲，不能写太多的篇幅，不超过五万字。不是简单地写党受到破坏的历史。毛主席的错误使得坏人能当道、夺权，搞“大民主”。这样搞“大民主”实在不行的，只会使无政府主义泛滥，使得社会上、党内的野心家、坏分子乘机来掌握权力。

对于毛主席有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阶级斗争似乎无处不在，他是片面地夸大了，而且用错误的方法来处理，极端地讲“大民主”。这玩不得。幸亏毛主席的威信还有控制力，不然不得了。所以党还是没有消亡。

毛主席当时感觉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特权等。他想依靠和发动群众，消除这些阴暗面。问题是“大民主”，搞自发的群众斗争，就搞乱了天下。认为大乱了才能大治，这是荒唐的，把依靠群众极端化了。

这部分不是写“文革”史，是写“文革”中的党史。党的部分权力被篡夺是事实，但是党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力量。党的影响也不光是党员。农村总的不能说是乱的。党也不能说完全瘫痪了。怎么会忽然出了个张春桥、姚文元，要交代一下，细节可以简化，反过来可以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

1991年1月，《七十年》的初稿都已写出，准备参加修改的人员大体也已确定，决定集中到玉泉山工作，预计在半年内完成。胡绳1月9日日记载：“下午在家看党史稿，准备到玉泉山谈，明日起写书者集中玉泉山。”10日日记：“上午在家把讲话定稿，仍准备到玉泉山。”11日日记：“上午政协常委会闭幕，任重讲话。下午到玉泉山，育之、冲及、健孙、郑惠已于昨日到此。谈话吃饭后返，甚累。”

6月下旬，按原定工作进度，时间已很紧张，改革开放部分修改的工作量还很大，又增加了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参加修改第九章。胡绳6月13日日记：“拟约请王梦奎参加，但尚未与袁木（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联系上。”24日日记：“到玉泉山，谈定7月7日为最后完成期，王梦奎已到。”

这次修改的幅度非常大，许多部分接近重写。执笔修改的分工如下：第一、三、四、五章，金冲及；第二章，沙健孙；第六、七章，龚育之；第八章，郑惠；第九章，胡绳（第一、二、七节），沙健孙（第三节及第六节前半）、王梦奎（第四、五节及第六节后半）；结束语，胡绳。全稿由胡绳统改定稿。

在改稿过程中，胡绳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他不仅反复阅读各章的初稿和改稿，随时动手进行修改，并且举行了十多次讨论会，有时在上下午连续举行，主要是由他讲话。一般说来，第一次是他看了某一章的初稿后，谈了他认为应该怎样修改的意见，然后由负责修改该章的人进行修改；第二或三次是他看了改稿后再次谈还需要作哪些修改，经过负责修改的人再次修改，最后由他自己动手，仔细修改定稿。

在这近八个月的时间内，胡绳最初每星期到山上来一两次开会讨论，其他日子在家里仔细阅读初稿，准备修改意见，后来带着秘书黎钢在山上住下来。平时住在山上的有龚育之、郑惠和我；沙健孙因为还要主持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和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大型画册，无法住在山上，但所有的讨论都参加了。最后，王梦奎有一个多月也住在玉泉山上。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宣玉江负责山上的行政工作。

6月29日，胡绳在玉泉山写了一首题为《初夏》的诗：“园深草长树成峦，叶茂荫浓顿觉寒。不是花时空斗艳，枝头新果累如丸。”他写下一条注：“其时，余与育之、冲及等合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甫告完成。”其实，说“甫告完成”还稍说早了一点。

1991年1月11日，这是参加改稿人员到玉泉山集中的第二天。下午，胡绳在山上举行第一次会议。他已经看了好几章的初稿，谈的内容也更宽泛，但重点是谈抗日战争那一章（第四章）。

胡绳：修改书稿，大体上大家有个分工，搞完了以后，大家一起搞后面的。

写作的困难，还在叙事。历史不能脱离事来发议论。党史研究室做了些工作，打了些基础。我又看了一下已写好的初稿，也说不出太多意见，最大的毛病是叙事为主。叙事文不那么好做，记事很不容易。特别是写得很压缩，很容易成为压缩饼干，看起来枯燥。一件一件堆下来，让人看得喘不过气来，平铺直叙，记账式的，看得又沉闷又没有必要。事情的具体时间有的必须很明确地写出来，如五卅必须写明是1925年5月30日。但是31日、6月1日怎么样？就不必都把日子写出来。否则就成了记账。

记事文，怎么写得有点波澜？现在是压缩式的，文章缺少波澜，让人看了没有喘气的余地。怎么解决？有的要有概括，不能太琐碎；有的要有特写。比如抗美援朝，现在写的是概括的，不能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每次都写几句，但上甘岭战役就可以多些描述，有点生气。有时要有点议论，这些议论不是脱离事实来写，不是在事实讲完以后再讲几条经验，那常常索然无味。写事情本身中也有议论，最好画龙点睛地说几句，文章要有点波澜。这是有困难的，特别是这不是私人著作。抗日战争中哪个根据地不写都不行，漏掉哪个，别人都要说话。到底怎么办呢？也可以设想总的都提到，而着重说一点典型事例。有的根据地是经过艰难反复的斗争；有的是失败了重新再来。我觉得要以叙事为主，交代得清楚，叙述生动一些，有点议论。比如长征，四渡赤水就要有一点特写。有的地方三言两语说过去就可以了。要有一点议论，不能光给人一堆事实。说点什么？议论什么？这要斟酌。

说个小事情，“苏维埃”这个名称怎么办？还要用，略加说明，不写也不行，要说几句。当时是叫苏维埃，是不大通的。本来苏维埃在俄文中是代表会议的意思，毛主席想改，连苏维埃的名字也改掉，但没改。

还有怎么出人的名字？比如志愿军只出彭德怀行不行？怎么说出一些必要的经验教训？通过全书要发一些什么议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全书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革命开始时，理论是比较简单的，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再来指导实践。

过去拨乱反正，主要是反“左”。后来也简单化了。在实践中还得有理论指导。为什么还要有普遍原理？现在一些自由化言论，都说他是从实际出发的，都说他有哪些实际情况作根据。为什么还要讲普遍原理呢？这里有一个总的人类社会经验的问题。比如说要造一座大桥，如果没有造桥学、力学知识，光说从实际出发，怎么造？当然，单讲普遍原理又不够。有些人对“摸着石头过河”采取嘲笑态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常常是落后于实际的。苏联无论什么都要先搞个计划，而不是先有一点笼统的认识和设想，在做的中间再进行调整。一开始是初步结合，经过实践再完善。把社会普遍规律作为一种指导，再在实践中将经验加以概括总结。各个部分中都要有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农民问题。现在有一种倾向，对向贫下中农学习反感，认为农民总是落后的。这也要通过具体事实来说明。农民中有一种是流氓无产者，他们有破坏性；一种是个体小农民，有保守性。共产党的任务，是能在依靠和发动农民的过程中提高农民的水平。也在这方面吃过亏，如湘南农民中一些人，到了井冈山又要回家乡，拖儿带女，受到很大损失。农民有弱点。为什么要提高呢？是因为有这个可能性，不是硬从外面用无产阶级的手来提高他。合作化，也因为他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一面。贫苦农民在某些引导下，从个体走向集体，在战斗中间不断提高农民的水平。打土豪、分田地，以适应农民的要求。进城后就需要和可能进一步把农民水平提高。农民是有革命积极性的，苏联一直不相信农民。这些要有画龙点睛的论述。

在民主革命时期，容易写成中国革命中只有两大营垒的对立：反动的，革命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毛主席开始就说还有中间派。中国的事情，阶级、政治势力有三个营垒：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有很大的中间层，色彩多种多样。这些中间层，政治上力量是弱的，但数量是庞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一开始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大量的中间层摇摇摆摆，有各种色彩。中国革命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影响、团结中间层，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如何又团结又斗争，总的是团结。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样才能成功。

抗日战争为什么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很大？因为民族独立这个口号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比苏维埃时期的反封建斗争能够团结更多的人。土地革命时，我们的政策有过错误，也有同情的，但总的讲对中间层的影响比较小。抗战时大量地影响中间层、各阶级阶层，才能奠定革命胜利的基础。这里联系到一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反帝斗争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抗战前在上海，电车卖票的拿了乘客的钱不给票，英国的电车公司派了检查员来查，乘客还同情卖票的，这反映出最低级的反帝情绪。上海的普通市民，对印度阿三（注：指公共租界中英国雇佣的印度人警察）都不满，本来就有一种自发的反帝情绪。你一组织动员，许多小市民也都来了。最初级的、最幼稚的情绪本来就存在着。有了这个，你才能把它提高，才能向他们灌输，因势利导，加以提高，加以组织。抗战就成为最广泛的动员力量。

必要的时候也要解释一下反封建与反帝的关系。有人看来，好像中国共产觉以前只反帝不反封建，封建没有动，这不对。这些道理怎么通过事实更加突出地说得更清楚一些，说明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

对资本主义怎么概括？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你不要革命甚至抵制革命，只要发展工业，我们反对。而民主革命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反对资本主义或笼统地否定一切“实业救国”主张的“左”倾是错误的。但是，不能不反对那种认为不需要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这种反对是对的。不然怎么能把群众团结过来呢？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进行武装斗争，又要实现统一战线。而中间分子中一些人反对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确实吓倒了一些人，使资产阶级害怕。这两者的统一，恰好抗日战争给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中国革命不是不能胜利，恐怕要艰难得多。在反封建下可以建立统一战线，但比民族革命是要少些。抗战这一章，事实都说了，就是没有说到点子上。抓住民族矛盾是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可以形成最重要的统一战线。

中间力量不行，就是因为没有武装。包括国民党里汪精卫、胡汉民搞不成，也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地方军阀的武装太小。没有武装斗争，你站不住。没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就很孤单，成不了局面。最困难的时候，中间阶层也能同情党。问题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这就不对了。写书就怕只罗列事实。说明了什么问题？没有。叫人看了喘不过气来，不知道你要表现什么。

再有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抗战都是你（注：指共产党）领导？那么蒋介石也归你领导？他错的你也要负责？是不是叫做“合作领导”？抗战也有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他也想领导，我也要领导。最后他的领导作用给我们限制住了。总的说抗战不是按照他的方针进行下去，而是共产党的一套政策才坚持到底，也限制了投降、倒退和分裂。我们影响了各派政治势力。

虽然这个本子不能大段地论述，但总要有个看法。这样叙述才是有倾向性。我们的倾向是符合实际的，有指导意义的，尽管只是初步的轮廓性的叙述。抗日战争中两个力量，一个是他领导的。说共同领导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中间是有斗争的。

对苏联的问题，适当地说。到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很大的决策是同苏联破裂。现在从东欧的状况来看，这重要极了。抗美援朝是一个重大决策，跟苏联大国主义的破裂也是一个重大决策。如果中国成了苏联的卫星国，这个局面就不好了。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真正保持独立自主，不然这个旗帜就没有了。东欧根本的一条是成为附庸国。跟苏联决裂，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问题。毛主席做了许多工作，又经过慎重考虑。这跟打一场抗美援朝同样难下决心。当时干部中间对苏联存在着很强的崇拜心情。所以最初不公开讲，内部说话才讲到一点。

苏联在解放战争时候的态度，斯特朗曾经讲过：全世界报纸上都大登解放军打到了哪里，而苏联不登。毛主席到莫斯科等了两个月，不是用来谈什么，而是用为斯大林祝寿的名义去的。后来用发表谈话的方式公布这次去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他们同意了，有个稿子，毛主席说可以，就发表这个谈话。第二天莫洛托夫才去看他。本来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已经有了一个（注：指1945年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不必再签。后来改了口，莫洛托夫说可以。这样才说可以叫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如果毛主席两手空空从莫斯科回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斯大林真正相信中国，是在抗美援朝中。所以中国共产党讲民族独立，不是甘心做附庸国的党。第一任驻苏大使是王稼祥，他比较懂这些事情，一般干部不大知道这些事，又不好向他们讲明。

抗日战争这部分稿子，最后的删改可能很大，可以说初稿只是提供了些素材。

1月18日，胡绳日记：“上午十时半到玉泉山。午饭休息后开会讨论第六章（社会主义时期之第一章），晚饭前回。”讨论的是还没有经过修改的初稿。

胡绳：开头几年，头绪不清楚，没有给人一个概括的印象。如说新中国初期，初期是指什么？是最初几个月，还是几年？没有说出来。抽象的概念多。事情很多，是不大容易组织。

建国初期是什么情况？那是一个新的国家，党、军队还面临许多考验。初稿说“前进中还有困难”，太一般了。问题是政权拿到了，有新气象。但能不能稳固地站住，还是个大问题。有几个问题摆在面前，看你能不能解决。

第一是经济。现在写得很散，前面也讲，后面也讲。这对新中国是一个考验：经济你能不能管得了？国民党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个问题是大陆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国民党几百万大军被打垮了，但剩下的还有在华南和西南的军队。还有大量的土匪的确是个新问题。过去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倒过来，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解决土匪问题。初稿把剿匪、反霸和肃反分开，实际上这些是一件事，都是有政治背景的。

第三，打败了帝国主义，但它还在，你能不能对付它？在国际上怎么讲？苏联也不可能再跟美国较量。抗美援朝时苏联本来说好出飞机，后来不出了。它对中国也还有怀疑。所以说社会主义阵营问题，也不要讲得太满了。它把南斯拉夫逐出教门，矛盾已经开始。东欧各国都杀掉不少人，后来许多问题的根子一直在那里。对我们来说，当时必须面对美国的直接侵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就站不住。

这三大考验要解决好。如果再加上第四点，就是你当权了，从被压迫的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这也是一个考验。

三年中恢复经济，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为什么这样复杂的问题能够解决？因为我们的党是统一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党。当然中间也出现过高饶的问题。但总的讲，党是统一的，动员了人民群众，不然三个问题都没法解决。这时才真正证明你能够站住。1949年胜利时，到底能不能站住？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初三年解决了这些问题，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才有可能。

要讲新气象。要讲社会和国家发生的新变化。在几个考验中证明你站得住。第一节不必写得那么小：这时基本上是解决民主革命留下的问题。先是要站稳脚跟，不四面出击，不要忙着搞社会主义。至少要讲这三年的形势，面对什么问题。在三年内，我们把它解决了。

叙述确实有困难，事情很多，全按时间次序讲也不行，不大好办。高饶的问题不如跟党的整顿放在一起，靠党。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上台容易，但它是个大染缸，要答复这个问题。索性把经济问题集中起来一起讲。（注：胡绳讲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只是简单地讲建国初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那太一般了。事实上面对的是，新中国究竟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这太重要了。但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前面讲三年恢复，四个题目，要一开始就给人一个概念，三年才站稳。现在这个头开得小，好像没有解决什么大问题。剿匪反霸为什么？这才真正形成了统一。抗美援朝解决了独立问题。还有富强问题、民主问题，那就搞土改，调整工商业和早些时间的没收官僚资本，这就把经济搞起来了。

逻辑关系很重要，怎么把这些事串起来？现在堆在一起，不明朗。解决了这几个问题，新中国成立的根本性问题就解决了：站稳了。

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有许多矛盾。当时必须改造。农业改造是清楚的。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应该讲是因为有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可以改造它。恰恰相反，国营经济还不够强大，所以要改造它，不像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经济手段如税收等。要讲清楚是在什么条件下必须实行这样的改造。

归纳几点：一、总论，概括这七年，着重是前三年，新气象，同时要解决什么问题，分开来讲，为三年后有计划经济建设打下基础。二、军事斗争继续完成，包括从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因为抗美援朝，他们以为机会来了，特务活动更猖狂。民主政权的加强也要讲。三、经济方面的问题，国营经济怎么样，土改怎么搞，财经统一，调整工商业。而且那时抗美援朝还在打仗，是边打边建。四、抗美援朝，包括初期和以后的外交。有些人不注意，当时还表示愿同外国做生意，愿向外国借钱，说明改革开放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后来来了朝鲜战争，我们不得不那样对付你。五、恢复经济，提出总路线。六是党的整顿，三反。七是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知识分子问题。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也不能说太多，因为比较复杂。现在农业搞承包是不是就要否定过去的合作化？现在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不是就要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底下，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要向读者说清楚。那时也没有足够的经验，不会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只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

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万岁的，一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形势迫使我们这样做，效果是好的。如果不发生以后的一些问题，是很好的。有人讲当时面对着选择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是选择问题，而是必然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毛主席对形势变化的判断是很快的。他看到一个什么新的苗头，立刻就改变。1958年感到有“左”的问题了，开郑州会议一下就变过来（注：指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的偏向，并且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重要性）。陈伯达迟钝，他就把陈批了一顿。不要处处写成毛主席错了，其他人都对。当然，有些同志提出正确的意见，后来看来是对的，也应该提一提。如农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两个积极性”（注：指当时听了作家赵树理的意见，说农民既有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批邓子恢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包产到户是广东首先搞了，还搞试点，但陶铸一到北京，看到气候不对，就要广东停下来。陈伯达1961年非常提倡自由市场。反正一讲得细就麻烦了。民族区域自治要讲一点，还有政权的建设。

开头要有个总论，下面就好办了。不能只是按时间顺序写。倾向于按问题写，又同时间联系起来。先大致说一说，然后再分段写，这样方便一些。前三年解决了什么问题，后四年又搞了些什么，总体上要有个设计。土改对中国的民主化、工业化打下了什么基础，也要说清楚。

第六章初稿是1月18日讨论的，接着就讨论第七章初稿的修改。胡绳19日日记：“始看党史第七章稿，须二日内看完。有点感冒，急服药。”20日日记：“看完第七章（共七万字）。”22日日记：“到玉泉山，讨论第七章（1956-1966）用了几乎整一天，五时回。”

胡绳：以后的十年是非常复杂、也很重要的十年，给的经验教训非常具体。三中全会前，除了前七年和“文革”，就是这十年。现在的初稿大体上是按时间写的，也有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中苏关系到底摆在哪里？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怎么样？初稿没有讲。下面“文革”就开始了。整个调子是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一贯都错，都是“左”，后面忽然写十年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怎么回事？怎样解释？前面如何写法？“大跃进”中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比如水利建设，还有许多大型企业是那时建的。对中国经济也要说取得了什么成绩。像“二五”计划，867亿度电比“一五”计划时多了75%，绝大多数是在三年“大跃进”时实现的。改革开放前三分之二的大企业，是在这时开工或建成的，形成了一大批生产能力。大庆油田是1959年开始的。十大建筑、原子弹爆炸也是这时完成的。这些要讲。群众搞大炼钢铁不行，但水利建设还是值得肯定的。

庐山会议开始时，虽然提出了一些反“左”的措施。领导思想没有真正转过来。有人说：如果彭德怀不干扰会如何如何。事实不是如此。实际上已经有“左”的思想在抬头，恰好你碰上来，就有了一个标兵。总理问要不要提“三面红旗”？主席说不是我、是群众提出来的。

三年困难，人民是什么精神状态？要说。

毛主席对曾希圣也有意见。本来曾希圣说三年可以改变安徽的面貌，还拿了地图来解释。后来安徽饿死人。稿子中对意识形态的问题讲得太细了，初稿结尾结在“文革”，好像这十年就是在为“文革”开道。（注：多次听胡绳说：美国的麦克法夸尔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把“文革”前十年的全部历史说成无非在为“文革”做准备，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也有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时的经验，认为淮海战役这样大的战役是靠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人多就好办事。

和平共处，不能说越决裂越好。那时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需要和平共处，这个思想也是在这时形成的。

毛主席讲一穷二白的“白”本来是指文化落后，后来成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改换了概念。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毛主席一个人，这在当时是党内的潮流。这叫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

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初稿后说：这个不行，对错误这样轻描淡写，县委书记能满意吗？要加重一些。毛主席一看，说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大区书记每天讨论一次，对这个初稿攻得一塌糊涂，然后改。毛主席说：可以了。少奇，你不要照这个讲，你自己讲。他们是又有共同点，又有矛盾。

要有一个“帽子”，讲讲八大。八大后面临什么问题。八大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矛盾。决议中忽然出现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最初粗粗地看了一下，后

来批评了陈伯达。那话是有一些矛盾，不太准确。陈伯达维护这个说法，说列宁讲过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席说：列宁讲先进和落后，是跟外国比。并不是说生产关系太先进了，发生了矛盾。如果那样的话，就是说社会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了，只是一个把生产力搞上去的问题了。毛主席设想的可能是生产关系还不够完善。现在中央讲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毛主席可能感到生产关系还不够完善，要更完善。要“抓革命，促生产”。后来又感到要抓上层建筑的变革，来促生产。那时是许多问题摆在面前：社会主义怎么搞上去？当然还有个实际情况：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群众的积极性是高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确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群众的拥护，这是根本事实。

但是，社会主义怎么搞，完全是新问题。照抄苏联的一套制度，不行。面临许多问题：中国是个大国，经济落后。生产要发展上去，得调整生产关系。怎么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容易搬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或者从某些抽象的公式出发，比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大串复杂问题，需要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完整的理论。大体有个方向，在实际中摸索，中间碰了钉子。

这一段要有个总论，摸索十年，取得经验。遭受的失败也是可贵的经验。党没有经验，党的干部、领导干部有一种欲望，要把中国搞好，建设搞成，但又没有经验，问题又那么艰难复杂。对艰难性开始时还认识不够，要碰许多钉子才能认识，并不是几个领导人发疯，一会“左”一会右，最后搞出个“文化大革命”来，那么大的损失。十年，再大转弯，给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造成很大困难。这十年的经验，也是三中全会的基础。

整个叙述中间，有些问题可以简化一些，完全没有形象化的叙述也不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可以贯穿在这里。“大跃进”中也有很多成绩，现在放在最后一节。大炼钢铁，危害太大。“四个现代化”的提出，这里没有提到。按逻辑是按这个方向去走。“大跃进”是错误，不要把它讲成“路线”。还要讲到群众的积极性、党的积极性，像那时有焦裕禄、王铁人、雷锋，群众的表现也好。

右派分子要分析一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很多人根本说不成是右派，他们有点意见要发表。解放才七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谁都还有些糊涂，有些人倾向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人都分左中右，现在如果要划也有。如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写一些实在的事情。王实味的事，错误是在撤出延安时被下面随便杀了。党内、党外有一些人，虽然划了右派，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这个了不起，应该写几句。也有的人确实是右。

人民公社化运动很难说出有什么成就，什么积极意义。合作化有积极意义，还要搞升级就有问题了。毛主席开始搞人民公社时是有一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看到不行，就退，但又不完全放弃这个想法。他的农民气质很重，说“我最讨厌钱”。他并不主张把工业平分，不会干这种蠢事。有时在理论上承认商品，很强调。但实际上对自由市场等又不太赞成。他要大社，然后就搞到人民公社。他觉得公有制要发展，有时候也讲“退”。几次提到陈伯达代表“左”。

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主席起领导作用。开会中间，有一个工业方面的材料，说几年后钢产量多少，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多少，这么一个东西。毛主席看了，带到武汉去给王任重看，后来压了下来。1960年陈伯达变了，说中国要饿死人，这个问题严重，引了一段话说这样要毁灭，提出要搞自由市场。十中全会一看苗头不对，就跟田家英离得远远的了。“多快好省”这个总路线是不行的。意思无非是说要努力把社会主义搞好，这叫什么总路线？陈伯达起草文件时也感到这一点。后来中央加了很多解释，包括许多方面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如果光讲鼓足干劲，那只要大家努力就是了。

“一论”、“再论”不讲了，要讲放在外交里面讲。

胡绳1月26日日记：“看文化大革命稿（这是党研室同志写的二稿）。”28日日记：“下午到玉泉山，讨论第八章（文化革命），由席宣再去改。”

胡绳：“文化大革命”这是个难题，怎么写？第一稿我提过一些意见，吸收了一些，但还不够。要写当时对“文革”抵制的干部、党员的积极性，干了好多事情，可以再多写一点。比如干部在受迫害委屈的情况下，保持住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性，还可以多讲一点。我们党有个特点，什么情况下，首先维护党的团结。在党的团结之下来解决党内的问题。苏联不是这样。在“文革”中间，许多同志还是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来处理各种问题。这一点在国际上比较特殊。

我觉得“文革”这部分把事实描绘了。但是到底写什么？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它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上的错误领导造成的。这个错误不能说没有历史原因，不能说只是毛主席发了昏，大家阴差阳错，搞成这样。历史决议比这个还多一点，如何从事实发展中来写，为什么发生这些错误。说这是个悲剧，这是历史决议讲的。又经过了那么多年，又有了苏联、东欧的教训，应该更深入一点地来讲。毛主席想要搞社会主义，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看，毛主席有些观念是不是也还有些本来正确的东西，却推演出错误的东西来。毛主席经过了那么多的胜利，骄傲了。伟大的胜利是跟个人领导分不开的，这是一方面。但他又不像秦始皇，以为他创立的政权可以万世永存。他老是担心政权靠不住，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还有问题。还没有哪一个党像他这样子的。也许列宁有过类似的语言，其他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