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抗战：20位抗日老兵口述》

　　【基本信息】

　　作者：光炜　周进　主编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内容简介】

　　2015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带给北京的创伤刻骨铭心，在血与火洗礼中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永载史册。《亲历抗战——20位抗日老兵的口述》就是用口述方式再现北京抗战史，真实、鲜活地记录那段悲壮却光荣的历程。

　　用口述再现历史是困难的。困难在于，77年的沧桑已将多少历史的亲历者化作永恒，他们英勇、独特的抗战经历还没有来得及记录就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间的飞逝，健在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他们的记忆或许会因着历史的久远和生理机能的衰残而越发模糊。

　　用口述再现历史是光荣的。光荣在于，我们这些晚辈后生可以与当年或金戈铁马或潜伏敌后的老兵面对面，默默陪伴、静静聆听、深深忆念。作为首都党史工作者和媒体人，我们本着对历史，对这些抗战老兵负责的精神“抢救”理应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共同记忆，为这场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接力尽微薄之力。

　　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晨报社的全力支持下，在北京抗战名将纪念馆、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我们最大限度地挖掘抗战健在老兵的线索，经过反复沟通确认，最终采访了武光、王大明、张廉云、方亭、洛林、赵勇田、叶于良、蓝文长、谷平、葛文、吴江平、俞立、王若君、訾安春、力伯畏、李建堂、姜国亭、姚明、范润、许植共20位抗战亲历者。他们或是中共抗战时期领导人、八路军战士、地下党员，或是国民党方面的军人、地下工作者，或是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进步学生。英雄不问出身，都为全民族抗战谱写了惊天动地的壮歌。

　　本书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采访、整理完成的。参与此次采访、资料提供与整理的工作人员有：王歧丰、曹晶瑞、杨奕、铁瑾、常颖、陈丽红、冯雪利、乔克等。姜葳、王彬、冯雪利等承担了大量联络协调工作。蔡代征、吴宁、郝笑天、王巍、冯雪利、陈丽红等提供了照片。光炜、周进统改全书。此书出版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刘志宏付出了辛勤劳动。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采访的抗战亲历者人数有限，口述内容难免有错讹缺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并请提供更多采访线索，我们将继续挖掘、采访，核实、丰富口述内容。

　　如果本书对于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了解抗战历史有所帮助的话，我们将十分欣慰。因为我们知道，本书的生动和精彩，完全源之于这些抗战亲历者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丰富、生动和精彩。因为这是一幅国人都应知晓、永远不可忘却的悲壮历史画卷。

　　【作者简介】

　　光炜，男，1976年出生于安徽桐城，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为北京晨报社副总编辑。2002年进入北京晚报工作，在这里开始了记者职业生涯，其间远赴新疆和田工作三年。十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新闻采编一线，参与、采访并策划了多项重大新闻报道。

　　周进，历史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现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党史、北京近现代史研究。

　　目录

　　敬礼，老兵

　　第一部分 我的抗战

　　吴江平：大刀砍出重围

　　訾安春：南口石头炸成土

　　李建堂：痛心八女投河

　　方亭：与鬼子狭路相逢

　　洛林：死里逃生被当“鬼”

　　蓝文长：20元边币上路

　　范润：我是第一机枪手

　　叶于良：刺杀川岛芳子

　　姚明：气走日语教师

　　力伯畏：我不要当亡国奴

　　谷平：背着稿子撤退

　　俞立：糖纸掩护宣传品

　　王若君：蹚出秘密通道

　　葛文：中秋突遇“扫荡”

　　姜国亭：斗智斗勇战日伪

　　王大明：我的工业救国梦

　　张廉云：亲历父亲的抗战

　　武光：在北平亲历抗战

　　许植：和海燕社一起战斗

　　赵勇田：亲眼见证日军投降

　　第二部分 致敬，老兵

　　访老兵要带齐“三颗心”

　　从口述零散片段中寻找新闻点

　　特殊对象的特殊采访方式

　　回首往事像刀一样锋利的眼神

　　第三部分 十问抗战

　　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如何形成？

　　北京地区抗战第一枪何时打响？

　　日本如何走上全面侵华之路？

　　中日双方为什么一直是战而不宣？

　　谁是七七抗战级别最高共产党人？

　　北京地区正面战场最后一战何时结束？

　　平郊根据地如何建立并包围北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是如何建立的？

　　日本如何作出无条件投降决定？

　　日方是谁向中方递交战败投降书？

　　后记

　　书摘选读

　　叶于良：刺杀川岛芳子

　　老兵档案

　　叶于良，1922年出生，15岁开始从学校的军事课程中了解枪是什么东西，萌生抗日救国念头。1938年暑假，从天津到北平考取辅仁大学。1939年夏天，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不就被编入行动组，多次参与和实施对汉奸的制裁，刺杀对象包括川岛芳子、周作人、吴菊痴、陈辋子，甚至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骏。1940年被捕，1945年9月3日重获自由，后在故宫太和殿参加北平日军受降仪式。

　　加入抗团，那有什么不敢？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南京过暑假，因为没法回家，在福州寄读了半年。那时全国已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学校普遍有军事课程，我第一次了解枪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回北平，先得从香港坐船到天津，1937年7月底天津就被占领，日本兵在码头上巡逻都拿着枪。买了票上车，人多都在挤，突然就有个鬼子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心里就不痛快，你凭什么这么横，很想拽住他理论，但旁边人把我拦住了，说现在是日本人的统治区，他们随便杀人，咱们惹不起，忍忍吧。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怀着抗日救国的思想，等回到家，我们家人也痛恨日本鬼子，但不能说也不能有行动，不然就会被特务或者宪兵队抓走。

　　正当我考虑去内地上大学的时候，有个亲戚问我敢不敢加入抗日杀奸团。最早在天津的抗团被破获之后，一些中学生又来北平招兵买马成立抗团，如果被逮到肯定枪毙，所以他很明确地告诉这事可是要命的，让我好好考虑。我说那有什么不敢参加，别看小日本现在这么猖狂，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39年夏天，北平抗团的负责人李振英约我到中山公园，算是举办入团仪式。其实非常简单，宣誓书就一张纸，写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念完得立即烧掉，还要保证保守秘密，如果违反就自愿接受严厉惩处。我们的成员不都是穷苦学生，很多家世不错。

　　起初半年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我的任务主要是搞侦查，需要经常去汉奸家周围转悠，打听他的上下班时间和家里情况。借着两个同学家里跟汉奸有些关联，我说咱们去你家玩玩呗，就趁机摸底。之后被编入行动组，才真正开始制裁汉奸。

　　近身暗杀，汉奸闻风丧胆

　　川岛芳子过生日那天，我们准备实施暗杀。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言菊朋父女同台演出，她包下了戏院二楼，但一楼还正常对公众开放。们买票混了进去，可戏都开锣了好一会也没见她来。后来突然一阵闹闹哄哄，川岛芳子穿着长袍马褂，戴墨镜，被人们前呼后拥地上楼坐在正中前排，我们一扭头就能看到。我们在等机会，结果还没散戏，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吧，她突然起身走了。我一听哗啦哗啦人走的声音就赶快追下去，但追下去已经晚了，她已经上了汽车跑了，刺杀行动没搞成。

　　另一次是1940年7月7日，日伪组织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吴菊痴和副总编陈辋子在台上不仅辱骂抗日军民，还喊“皇军万岁”。当时我们行动组的冯运修气得不行，说直接掏枪打死他们算了。我劝他沉住气，现在打了跑不了，到处都是汉奸、特务，得等他们出来，到僻静的地方再动手。散会之后，他们坐上黄包车去同和轩赴饭局，我们就骑自行车尾随，一直走到西华门外大街一带时正赶上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声音很大。冯运修就趁这个机会跑上去冲着吴菊痴的太阳穴打了两枪，吴当场毙命。但为了不暴露，李振英让我撤，别再继续打陈辋子了，所以他逃过一劫。

　　我们行动组还刺杀过周作人，以学生请教的名义敲门进去，可惜他命大，两枪都打在纽扣上没中要害。甚至为刺杀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骏，我还在家里藏了四颗手榴弹作准备，不过最后也没用上。我亲手干掉过的有当时建设总署的署长，是在别人冲背后开枪没打中之后我上前冲心脏补了汉奸两下。我们刺杀一般都是要求近身开枪，基本在两三米内，有时更近，位置首选太阳穴。所以汉奸知道有这么一群人专杀他们，其实是很害怕的。日伪特务在报纸上干脆称抗团为“匪徒”，很自然也就盯上我们了。

　　他们首先截获了一份抗团成员名单。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开始大逮捕，冯运修首当其冲。当时他也很机警，半夜听到敲门没开，先把东西卷好藏起来。后来他父亲被抓住，特务让冯大爷走在前面为自己挡枪子儿，但还是被打中了腮帮子，于是所有特务跟冯运修枪战，他寡不敌众牺牲了，我们全团也被破获，7日被送去了宪兵队。

　　入狱五年，鬼子终于投降

　　被抓之后，我们先在军法处看守所被关了一个多月，审判的罪名是“军律违反”，但没当场判决。汉奸大讲“中日亲善”，说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不明事理上当了，又过了半个月左右才宣判终身监禁，但我坚信这个牢肯定坐不了一辈子。

　　当时的监狱有两个，东边一个全由日本人负责，西边一个主要关中国的政治犯，中国人看管，日本人监督，我们是在西边那个。里面伙食虽然可以吃饱，但逐渐从窝头变成豆渣、麦麸子和土豆，数量也越来越少。

　　1942年，有一个日本翻译官曾找我谈话，他是中国通，知道咱们“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话，说我为抗日成了不孝子，还不如承认日军侵略。我跟他辩论，坚持说爱国没错，更不后悔抗日。当时看管我们的中国人还替我捏汗，说：“你当着他还这么讲，是不要命了吗！”那我也不怕，心想你要枪毙就枪毙吧，结果倒也没拿我怎么样。大概过了一两年，这个翻译官又来了一次，见到我还很兴奋地和我握手，说我气色比上回好一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天皇宣布投降之前，我们在8月10日就听到风声说日本要战败了。真到15日那天，监狱可以说整个炸锅了，连看守所长也大声欢呼，但我骂他“你个汉奸跟着高兴啥”，他怕被打，锁起大门跑了。我们想往外冲，但日军还架着机关枪在外面看守，一想打仗都胜利了，这时候硬拼送命不值得，所以再忍忍，最后到9月3日才正式放出去，重获自由。

　　后来有一对美国军官夫妇来华，需要有人接待，我被选去帮忙。他们参观南苑的时候，日军得来保护，那时感觉跟之前一点都不一样，小日本在中国人脚底下了。等到10月10日那天，华北战区日军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我也在现场广场上，全是人。日军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向中国受降官孙连仲上将投降，敬礼、缴械、签字，然后空着手退出去，群众都在欢呼万岁，别提有多高兴。我们抗团的成员还拍了纪念合影，2000年我妹妹整理东西时又翻出那张老照片，感慨良多。

　　（整理：铁瑾 冯雪利 摄影：王巍）

　　姚明：气走日语教师

　　老兵档案

　　姚明，1924年出生在北京。中共地下情报联络员姚继鸣之女，师大女附中学生，1941年奔赴抗日根据地，亲历延安整风。

　　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期间，我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到日本鬼子进城，家家都在惊慌中度过。警察曾通知各家，在玻璃窗上贴上纸条，纸条的间隔不要太大，呈交叉状，防止敌人扔炸弹时震碎玻璃；还要把电灯用黑布罩上，以免敌人飞机发现目标；为防止敌人施放毒气弹，让大家准备一盆黄土，说阿莫西林可以解毒，没有阿莫西林就把小便尿在黄土上，用布包上捂在鼻子上，可以防毒气。

　　历史课本被迫修改，英文课全部被日文课取代，在那样的背景下，班里没有同学愿意学日文，我们甚至气走了当时的日文女教师。

　　因爱国心而团结在一起

　　日军进城的头一天夜里，我们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说是二十九军撤退时清除敌人埋的地雷，当时震得玻璃哗啦哗啦地响。日本鬼子进城那天，北平的警察换了便衣，一家一户的通知，说日本人进城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当时那些警察的表情都很悲愤。以前，有的警察对老百姓很凶，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除了汉奸以外的中国人，因为一颗爱国的心团结在一起。

　　北平沦陷之后的一天，学校来人通知，要求学生都去学校报到，如果不去，要追究家长的责任。开学那天，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在大礼堂开会，场内一片肃穆，那气氛如同开追悼会一般。校领导低沉的讲话声回荡在礼堂上空。我记得校领导讲话的大致内容是说，学校今后会有一些变化，无论如何，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安心读书。当时大礼堂里一片抽泣声，很多老师、同学在哭泣，我也在哭泣。

　　日文老师被气辞职

　　回到班里，我们的第一堂课是马芳吾老师的国语课，讲的是《最后一课》，马老师讲课时，有几次摘下眼镜擦眼泪，我们也跟着老师流泪。又过了些天，伪教育局来人说学校今后的历史课本要换新的，英语课也被改为日语课。

　　在新课本没发下来以前，要在旧课本上涂改。历史课上，老师让我们把书拿出来，并准备了墨盒、毛笔，说到第几页第几行我们就翻到那然后用毛笔划掉，而且要求墨迹要深，要盖住原有的文字。就这样，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全部被划掉了，实际上，同学们划过的文字依然依稀可见。还增加了《论语》《大学》《中庸》等课程。

　　一开始我们的日语老师是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人，但她似乎已经完全被日化了，鞠躬九十度，走路时腿呈半个O型，在课堂上还挖苦中国人。我们对她都很反感，甚至会在课后议论，她到底还是不是中国人？

　　记得一次上课，那位日文老师用日语问：“今天的天气好吗？”然后让坐在前排的一位同学回答。她希望得到的答案是诸如“今天天气很好”这一类完整句子，可那同学只用日语回答：是。她只好又问一遍，这位同学仍回答：是。她非常生气，又叫另一位同学回答，仍然得到同样的答案。日语老师越问越生气，把讲台上的粉笔盒重重地往点名册上一摔，扭头走出教室，回到教员休息室哭起来。

　　后来这位日语老师辞职了，新来了一名男老师，我记得他姓闫，是秃头，同学们给他起绰号叫“闫和尚”。现在回想起来，日语也是人们交往的工具，但在当时，学日语遭到学生抵触和反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1938年10月25日，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北平的伪市政府要求各校学生游行庆祝，而且要手持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小旗子，在天安门前集合开大会。在会场上，学生们纷纷把小旗子撕毁或踩在脚下。

　　那一天，我心里十分难过和气愤，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城市，还要强迫我们庆祝，真是不讲理的强盗。我那时非常想知道抗日战场的情况，我有一位同学叫王淑静，不知怎么得到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油印宣传品，让一部分同学偷偷地传看，她还组织过给八路军捐款购药，我也捐了款。当时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可以收到昆明广播电台的广播，经常播送国民党军抗日的战况，我经常收听。因为怕被敌人发现，我就在半夜里用一床棉被蒙住头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时，就感到特别的振奋。而后，我便想去抗日。

　　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是恶意侵略者

　　其实，当时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坏人。在我前往抗日根据地的途中，就从父亲口中得知反“扫荡”中真实的故事。一个日本兵曾找到抗大六分校，说他不愿意再为天皇效命。六分校的领导研究后，决定把他送到前方的总政治部去。这个日本兵在与反战同盟人员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得知日本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而非为正义而战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反战同盟的行列，不再为日本效力。

　　战争是残酷的，没有战争的日子人民最幸福。经过战争的人，都不希望再有战争，甚至憎恶战争。但是，只要有帝国主义和战争狂人，就仍会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所以，现在我经常告诫子孙后代：你们现在过的是最幸福安稳的日子，一定要珍惜。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穷困、落后就会受人欺侮。当年我们参加抗日就是不想当亡国奴，不想在侵略者的统治下任人宰割、任人欺凌。我们现在要努力振兴中华，国家强大了才能避免战争。要居安思危，一旦受到帝国主义的再次侵略，你们也要像我们那一代中国人一样“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勇敢地投入反侵略战争，直到胜利。

　　（整理：曹晶瑞　常颖　乔克　摄影：蔡代征）

　　王大明：我的工业救国梦

　　老兵档案

　　王大明，1929年12月生于北平。广东南海人。1944年考入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6年7月在张家口入党。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北平地下党中学委员会小委员会委员、南城区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业组组长、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副局长、北京市经委主任、工业部部长、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我父亲小时候曾在法文学堂念书，学过法语，后来考上了法国人办的平汉铁路（即京汉铁路），做列车行李员。由于常年在京汉线上跑车，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她有江南女子的那种温柔，善良、长得也很清秀，皮肤好极了，同时又很坚忍，很能吃苦，无私地爱丈夫和孩子。她文化不高，但读过私塾，认得字，还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她和我父亲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但不幸的是，排行一、三、五、七的都夭折了，我本来是排行老二，后来就变成了老大。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1929年12月我出生在北平，是我父母的第二个孩子，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在没满月的时候因病夭折，我就成了家里的长子。我的童年是在亲戚长辈们的娇宠中度过的。父母刚结婚的那些年，我家的日子还算小康，父亲在平汉铁路上工作，一个月可以挣几十块大洋，那时两块大洋可以买一袋白面，这在当时就是很不错的收入了。父亲常常在跑车时路过德州，有时还从那儿给我们带烧鸡回来，有时还有西瓜，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的童年记忆，是一段很短暂的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段美好时光到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戛然而止了。

　　1937年7月，日本人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国民政府机构纷纷南撤，北平沦陷了。日本人强占了铁路，我父亲听从国民政府的安排，从北平撤退到武汉。在武汉，政府就把他们这些人就地遣散了。父亲从武汉绕道香港，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回到北平。回北平后，父亲也没有找工作。当时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再去铁路上干就意味着给日本人做事。我父亲虽然是个本分胆小的老百姓，但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十分鲜明，他坚决不给日本人干事。对日本人的仇恨，到老年以后他都没有改变。父亲没有了固定收入，我们家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我曾跟着父亲去宣武门外一带摆过地摊儿，卖一些小商品，挣些家用钱。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真是很艰难。后来，我家住的房子也从原来的三间变成两间，最后变成一间，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间屋子里。那段时间，我的同学来家里找我，我们家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只有请人家到外边的大街上说话。

　　我家住在卧佛寺街的时候，我们的外院就住着几户日本人，他们不是军人，可能是日军家属的什么人。每次回家都要经过他们的院子，我心里非常别扭，虽然他们和我们相安无事，但是这种情形天天在提示着我，我们是生活在被日本人统治的土地上，我们的家园已经被人占领了。

　　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北平，老百姓的日子就是度日如年。那时候在北平城里，常常是走在大街上，突然看见一队日本兵，肩上背着刺刀，耀武扬威地过来，就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等他们走过去，才敢出来。如果当面碰上，他们就会找你麻烦。可以说，做一个亡国奴，你连在自己祖国的大街上行走的自由都没有。

　　到日本统治的后期，情况更糟。城里买不到粮食，白米白面都要给日本人充作军粮，老百姓只能吃混合面充饥。混合面不是正经的粮食，是喂牲口吃的东西，做成窝头是灰黑颜色的，捏不成团儿，吃的时候剌嗓子，实在难以下咽，吃下去后还不好消化，拉不出大便。即使是这样，还得半夜就去排队才能买得到。我那时经常约上我七姑的孩子刘书麟，还有邻居的几个小伙伴，头一天晚上不睡觉，拿着铺盖卷到粮店门口打地铺，先占上位置，等第二天天一亮，粮店开门，还可以抢个先。要是等到天亮再过来买，肯定是买不到的。那时我的大妹妹玉明还半夜去排队买过盐，因为城里物资缺乏，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抢购。那时生活在北平的人大都有过半夜排队抢购的经历。这也是我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事了。

　　自从北平沦陷以后，我们家每况愈下，经常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我的父母仍坚持供我读书，没有让我辍学。我父亲虽然有点儿大男子主义，但他为人正直，在对待日本人侵略中国这件事情上爱憎分明，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鼓励我要好好念书，要学真本事，要自立，为人要正，将来凭自己的本事挣钱养家，不能依赖他人，不能搞歪门邪道。

　　立志工业救国

　　日本人来以前，在老师和大人们眼里我是一个无忧无虑只知道用功读书的好孩子。日本人占领北平后，首先是父亲失业了，家里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看见日本人扛着枪在街上走，现实的危机一下子摆到眼前，我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不得不去想以后如何生存，我的前途会怎样，我的家会怎样，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种焦虑感。灾难可以加速人的成长，在国破和家境败落的现实面前，使我这样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迅速成长，我第一次感到生存的危机。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我从小学读到了初中。我上学时一直比较喜欢理工科，我很崇拜爱迪生，想做爱迪生那样的人，以后当个工程师。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我开始思考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都陷入危局的双重灾难下，我慢慢地萌发出“工业救国”的思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相当多的青年学生，都有着“工业救国”或者“科学救国”的情怀。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进入了黑暗时期，20世纪初的中国更是积贫积弱，那时的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一直是软弱无能的，每次和外国打完一仗下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中国不断地被世界列强抢夺、瓜分，被占领，被凌辱。到1931年日本人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彻底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的。可以说那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憋着一股气的，这股气是对中国近百年来所遭受的这些欺凌的一种无奈，一种愤懑，同时这股气也催生出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变法图强，建业兴邦，目的就是要强国，要独立，不再当亡国奴，不再受人欺负，这是我们那一代中国人甚至还包括前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那时许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总是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没有发展起像西方列强那样强大的近代化工业，没有重工业，就造不出坚船利炮，没有坚船利炮就无法和西方列强抗衡，甚至连日本这样一个弹丸之地的岛国我们也打不过。所以在那时，我心中所怀有的也是这样一种情结，就是“工业救国”，我认为我们国家只有工业发展起来，才谈得上强国，强国之后才有能力把日本人赶跑，才可以真正独立，不再做亡国奴。

　　1944年，我初中毕业。当时我已经是一个15岁的少年，从童年时的无忧无虑，经历国家被侵略者占领、家境急剧变贫困的双重苦难，慢慢地有了对国家命运和自身前途的思考，在对个人命运的焦虑和对国家前途的危机感当中，我不断地接受各种知识的熏陶和残酷现实的教育，我逐渐地萌生出“工业救国”的思想，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的青年学生所共同怀有的报国思想，它也正好和我想做爱迪生的个人理想相吻合。因此，初中毕业我报考了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市立高工），报考时我只报了这一个学校，它的考试在所有考试之后，如果考不上就没有学上了。但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后来也真就考上了。

　　不当亡国奴，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是我们那时最迫切的愿望。

　　（整理：王静　冯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