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视野：国际热点问题透视》

　　【基本信息】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4月

　　【内容简介】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各种矛盾、利益交织在一起，剧烈碰撞，国际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其中，老问题持续发酵。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阿富汗等问题继续演化，尚看不到马上得到解决的前景。尽管伊朗新总统鲁哈尼就任后显示出与美国改善关系并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愿望，但伊美交恶已久，解冻需要时日。而朝鲜核问题则连松动的迹象都未出现。阿富汗问题虽已进入美军撤离阶段，但前景更是扑朔迷离。

　　本书选取近年来（尤其是2013年）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热门的若干个问题，深入浅出地进行阐释和回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每一个国际热点问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讲透彻。每个主题按问题的起源、问题演变的历史、问题的现状、解决思路或未来展望等结构进行编写。

　　【作者简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直属专业研究机构，主要对当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亦对国际事务中重要的现实和热点问题做出及时分析，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目录

　　第1章　波谲云诡的朝核问题

　　一、朝核问题的历史脉络

　　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及应对

　　三、朝核问题的发展前景

　　第2章　伊朗核问题牵动世界神经

　　一、复杂的地缘因素造就伊朗核问题

　　二、伊朗核问题逐步升级的历程

　　三、中国立场公正，劝谈促和

　　四、转机与危机并存，前景曲折多变

　　第3章　钓鱼岛争端的由来

　　一、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二、日本非法窃取钓鱼岛

　　三、钓鱼岛与琉球主权归属无关

　　四、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努力

　　五、钓鱼岛局势未来走向展望

　　第4章　南海问题风起浪涌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

　　二、中国的南海政策和立场

　　三、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

　　第5章　阿富汗路在何方

　　一、阿富汗问题由来及现状

　　二、中国一贯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

　　三、阿富汗局势前景

　　第6章　叙利亚危机背后的较量

　　一、叙利亚危机来龙去脉

　　二、围绕叙利亚危机的博弈

　　三、叙利亚危机走向及其影响

　　第7章　斯诺登事件与网络安全

　　一、斯诺登逃亡之路一波三折

　　二、管中窥豹美国的“棱镜”计划

　　三、斯诺登事件引起激烈博弈

　　四、中国政府依法应对

　　五、网络安全的未来

　　第8章　北极冰层消融，地缘竞争升温

　　一、围绕北极的利益争夺与合作现状

　　二、中国的北极政策和对北极事务的参与

　　三、北极争端的解决前景

　　第9章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缘何难解

　　一、危机从边缘国家向核心欧洲蔓延

　　二、欧盟筑墙堵漏应对危机

　　三、政经矛盾交错是危机难解的根源

　　四、中国政府予以信心，施以援手

　　五、危机推动中欧关系深化与转型

　　第10章　索马里海盗还能横行多久

　　一、索马里海盗兴起历程

　　二、国际联合打击海盗行动

　　三、中国成为国际护航的主要力量

　　四、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发展趋势

　　后记

　　第一章 波谲云诡的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的发展前景

　　朝核问题延续半个多世纪至今，呈现出久拖不决并越来越棘手的趋势。特别是在朝鲜已经拥核并试图抛弃无核化承诺的背景下，半岛局势更加波谲云诡，朝核问题引发的变局正在向纵深演进。在此过程中，朝鲜的战略选择和美国的对朝决策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朝核问题向何处去，成为有关各方必须正视的一项严峻课题。

　　首先，朝核问题短期内依然无解，朝鲜半岛局部动荡或将成为一种常态。近些年来，朝鲜半岛这个冷战时期遗留的“活化石”在朝核问题这副催化剂的作用下逐渐复苏。在跨越核门槛之后，朝鲜在拥核立场的态度越来越坚定。2012年朝鲜拥核入宪明确显示出朝鲜新领导层的拥核决心。第三次核试验后，朝鲜宣称实现了原子弹的小型化、轻量化，并正致力于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这预示着朝鲜将向“两弹合一”的方向迈进。朝鲜在拥核国策的指导下接二连三地试射导弹、进行核试验，以求保障自身安全并企图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核武国家”。美国则坚持对朝敌对政策，固守制裁思维，不愿意根本放弃对朝“政权更迭”打算，反而借机与日韩盟友协调防务战略、组织联合军演，对朝鲜加大封锁遏制，试图通过施压的方式迫使朝鲜屈服。在双方严重对立的政策取向下，美朝之间的互信难以建立，双方在朝核问题上无法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互对抗在短期内难以消弭。为确保自身绝对安全，美朝战略竞争将催生并加剧双方的安全困境，在朝核问题上迎头相撞的可能性增大。一段时间内，朝鲜半岛的恶性循环局面难以根本打破，东北亚地区形势将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其次，美国因素仍是影响朝核问题走向的最大变量。从历史上看，朝核问题因美国而起。长期以来，朝鲜也寻求将美国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首要对象。但美国对朝鲜政权的敌视政策没有根本消除，虽然美国承诺无意入侵朝鲜，承认朝鲜为主权国家，但美国国内尚缺乏与朝鲜发展良好关系、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的政治基础。一段时间内，美国对朝政策不会有根本改变。奥巴马政府虽然试图打破美朝互动的恶性循环，但却由于盲目坚持“战略忍耐”而陷入“战略瘫痪”的境地。如果朝核问题长时间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或出现新的恶化，美国的对朝政策困境将进一步凸显，即多边会谈和双边对话都难以成功说服朝鲜弃核，而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行性则受到各种因素的严重制约。面对朝鲜要求签署和平协定的呼吁，对于坚持日韩同盟战略框架的美国，通过和平谈判来一揽子解决朝核问题需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难以做出这样的政治决断。今后，朝核威胁日渐增大与美国应对朝核问题的政策手段日渐有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届时，美国如何面对该问题，其能否找到“第三条道路”，将对未来朝核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再次，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是影响朝核问题演变的重要因素。6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本是南北之间的内战，却因美国的介入演变成一场有多国参与的地区性战争，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介入直接诱发了朝鲜的核冲动。20世纪以来，南北关系开始改善，但朝核问题始终是南北关系发展的一个核心障碍。当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试图推动更加平衡的对朝政策，并致力于通过推进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实现韩朝关系正常化。韩国提出的“首尔进程”等构想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为朝核问题的长远解决带来一丝希望。特别是当前，美国倚重并推动韩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作为朝鲜半岛的直接当事方，南北关系还影响着美国的决策，是影响朝核问题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

　　最后，朝鲜的政策重心转移客观上有利于朝核形势总体缓和，或为无核化开启新的窗口。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奉行“先军政治”路线，将加强军备作为国家总体战略的优先方向和重中之重。近年来，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严峻，朝鲜开始对此政策做出调整。尤其是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接班以来，实行军事和民生两手抓，强调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2013年4月，朝鲜确立了核武力与经济建设并行的战略方针，致力于在发展核及导弹计划的同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逐渐将资源和精力向发展经济的方向转移。朝鲜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努力客观上有利于局势的缓和，但在其坚持拥核的前提下，这一努力将受到极大限制。朝鲜将不得不在拥核与发展经济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朝鲜能否实现两者的平衡或在两者之间如何选择取舍，将影响到未来半岛形势的发展。

　　总体而言，在中国等方面的努力下，近年来朝核问题一度取得积极进展，总体局势基本稳定在外交解决的轨道上，但也应看到，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命运多舛，美朝双边对话举步维艰，各方推进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努力并未如期取得成功。而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对抗不断升级、各方矛盾呈日益激化态势，朝鲜半岛的恶性循环局面迟迟无法打破，朝核武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各方对朝核局势管控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一系列悖论表明，朝核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核扩散的范畴，反而凸显出朝鲜半岛“和谈”的重要性。考虑到朝核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就核论核”的思维已经无法解决问题，朝核问题急需标本兼治，“停和机制”转换才是正途。只有积极谈判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一揽子解决朝鲜问题，才能打破各方在朝核问题上“零和博弈”造成的安全困境，为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朝鲜半岛的冷战状态，为东北亚地区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

　　第二章　伊朗核问题牵动世界神经

　　多年来，伊朗核问题一直搅动国际政坛，成为国际视线中挥之不去的焦点和难点。在起伏不定、僵局难破的进程中，伊朗核问题数度由“热点”发展为“危机”直至战争边缘。伊朗温和派新近主政，伊朗核问题迎来一线转机，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朗核问题彻底走出困境尚需时日。

　　一、复杂的地缘因素造就伊朗核问题

　　诸多因素造就伊朗核问题“高热难退”，伊朗地理位置独特，石油资源丰富，所在地区种族、教派矛盾复杂，这些因素造成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致伊朗核问题一有风吹草动，波斯湾、中东乃至整个世界往往为之定睛驻足。

　　（一）扼守战略航道的“咽喉”

　　伊朗占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它东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近伊拉克和土耳其，南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北隔里海与俄罗斯相望，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

　　其中，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尤为重要，是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成为海湾国家石油运往世界各地的唯一通道。该海峡号称“油库阀门”，素以石油航道的“战略咽喉”而闻名，全球近40％的油气资源由此输往世界各地，承担着西方石油消费国60％的供应量。

　　西方国家将其称为“石油海峡”，是不折不扣的石油“生命线”。每当伊朗遭到西方军事威胁时，伊朗便亮出其“杀手锏”，在海峡举行大规模军演，威胁要封锁海峡，声称“不让一滴石油从海峡通过”。对此，美国警告伊朗，封锁海峡生命线，如同触碰发展核武的“高压线”，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伊朗胆敢触碰两条“红线”中的任何一条，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打击伊朗。

　　（二）坐拥丰富的石油资源

　　伊朗核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和复杂，与伊朗拥有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不无关联。当今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对油气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提升，石油资源日显其“黑黄金”的稀缺和珍贵。伊朗自然资源优势独特，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截至2011年底，已探明石油储量1545.8亿桶，天然气储量33.69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11％和17％，分列世界第三和第二位。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量均列世界第四位，日产原油能力350万桶、天然气5亿立方米。

　　作为产油大国和出口大国，伊朗石油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非同寻常，一旦波斯湾局势吃紧，就会引发国际市场对石油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必然会大幅震荡上扬。国际石油市场分析师认为，伊朗局势牵动整个国际油价的走势，对国际油价影响的震荡幅度能够达到30％左右。事实的确如此，2011年底，伊朗核危机升级后，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立即显现，油价迅速飙升，从每桶约75美元直升至每桶100美元左右。奥巴马也不得不承认，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的战争预期是油价恐慌性上涨的关键因素。

　　（三）叫板美国铁杆盟友——以色列

　　伊朗核问题的热度与烈度与以色列密切相关。历史上，伊朗与以色列本非“冤家”，两国人民一度曾彼此交好，亲密往来。当大批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之囚”时，伊朗先祖波斯人曾出手相救，慷慨解囊，留下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美好佳话。然而，世事沧桑，时过境迁，当伊朗与美国断交后，以色列作为美国铁杆盟友走到了伊朗的对立面，伊以反目成仇，两国交恶不断，从此结怨积恨。伊朗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祸根”，在美国的袒护下，以色列愈发跋扈与乖张，中东人民不得安宁，必须对之实施“根治”。在伊朗，“反美”与“反以”近乎于同义词，无论是伊朗强硬派还是温和派领导人均曾对以色列说过让世界咂舌的“狠话”。伊朗前总统、强硬派代表人物内贾德曾放言，“以色列必须从地图上被抹掉……伊斯兰世界绝不允许它的宿敌生存在它的心脏带”。现任总统、温和派领导人鲁哈尼履职前夕也曾放话，“多年来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伊斯兰世界根深蒂固的毒瘤，应该将它除去”。对此，当鲁哈尼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以色列代表愤而退席，以示抗议。

　　伊朗的核活动也让以色列如坐针毡，当伊朗宣布可以生产30％的浓缩铀后，以色列认为伊朗造出核武器指日可待，感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将面临灭顶之灾。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坦言，伊朗核问题远比叙利亚化武问题严重，拥核的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更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

　　因此，以色列一度急于对伊朗动武，几欲复制30多年前攻击伊拉克的“巴比伦行动”，对伊朗核设施实行定点清除。无奈以色列国内政界、军界关于对伊朗动武意见不一，其后盾美国更是顾虑重重，生怕以色列单干拖累自己，一方面力劝以色列戒急用忍，劝以色列耐心等待制裁结果；另一方面警告伊朗，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窗口”不会永远敞开，美国并不排除任何选项。

　　（四）伊朗核战略扑朔迷离

　　伊朗发展核能抑或核武器是伊朗核问题成为热点的关键所在。伊朗声称，发展核能不容指责，核活动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一是用于发展核电，二是用于治疗癌症等医学目的。以色列对此加以驳斥，认为伊朗油气丰富，根本不缺电，医疗无须高浓缩铀，发展核能是幌子，制造核武器是本意。伊朗回应，伊朗虽石油丰沛，但总有用完的一天，发展核能天经地义。双方口诛笔伐，互不相让。2011年底，国际原子能机构首次披露伊朗核活动的军事意图，似乎证实了以色列的说法，但伊朗对此断然否认，指责报告充满谎言，有失公允，声称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西方国家所操控，已沦落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帮凶”，并威胁中断与其合作。

　　伊朗核意图令人琢磨不定，颇费思量，但在乱象背后，伊朗核战略的一些内在逻辑渐显端倪。一是伊朗核活动究竟意在核能还是核武，短期内难有定论。但无论从目前的技术条件，还是从材料和装备条件来说，伊朗未必就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二是即使伊朗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伊朗未必就会选择制造核武器。伊朗深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和西方制裁的压力下，尤其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拥有核武器并不能给自身安全罩上“核保护伞”。或许成为“核门槛”国家，即掌握核武技术但不造核武器，才是伊朗的战略。三是伊朗打核战略牌，有意将美国拉回谈判桌，为解决美伊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平台。伊朗核模糊战术，对于美伊双方来说，既是一场“弱者求公正”与“强者求秩序”的拉锯战，也是美伊双方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筹码和战略谋划。参见王友明：《阴云密布波斯湾》，见《国际热点怎么看》编写组编著：《国际热点怎么看》，124-125页。

　　（五）伊朗核问题溢出效应显著

　　伊朗核问题的热度还在于其关联效应并非只指向美国和以色列，由于地区种族和教派矛盾，其外在效应波及整个中东国家。伊朗与其周邻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之间的恩怨是非由来已久，自古未绝，既有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伊朗君主体制，令海湾君主体制国家惶恐不已，担心伊朗向其输出伊斯兰革命。伊朗核活动频繁，令沙特等国坐立不安，担心伊朗拥核自重，双方地区主导权之争愈发激烈。外界普遍认为，一旦伊朗拥核，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将发生重大变化，海湾国家将竞相研发核武器。以色列媒体称，如果伊朗拥核，中东地区如同打开潘多拉盒子，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将更加有恃无恐。对此，奥巴马发出警告，“伊朗对核武的追求，势必让中东各国卷入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导致该地区永无宁日”。

　　第三章　钓鱼岛争端的由来

　　钓鱼岛与琉球主权归属无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钓鱼岛理应回归中国。前文已述，自古以来，琉球王国的势力所及范围从来不包括钓鱼岛，但美国由于对相关历史事实的不了解，错误地将钓鱼岛纳入“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从而将其裹入琉球列岛美国管理当局的“施政权”范围。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琉球“施政权”“归还”日本之时，同时也将钓鱼岛“施政权”“归还”，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也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一）二战后的琉球主权未定与钓鱼岛问题

　　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明确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因此，钓鱼岛作为日本所窃取的领土，理应归还中国。考虑到钓鱼岛问题与二战后的琉球主权归属问题联系紧密，有必要对后者也进行简要概述和评析。

　　《开罗宣言》中有“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之语，因此可以解释为，要将日本驱逐出琉球。从美国军方战后的一些举措推测，美国军方一开始意图谋划琉球独立建立傀儡政府，以有利于在远东维持反苏前沿基地。1946年1月29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677号训令，即《关于把若干外围地区在统辖上和行政上从日本分离出去的备忘录》（SCAPIN－677）（Memorandum for：Imperial Japanese Government　Subject：Governmental and Administrative Separation of Certain Outlying Areas from Japan，其第3条将“琉球”排除在暂定的日本“施政权”范围之外）。

　　677号训令第6条对此进行了明确限制：“这一训令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解释为是关于波茨坦公告第8条中提及之小岛的最终决定的盟国政策指示。”但美国国务院反对此种“变相的吞并领土的行为”，认为：“琉球群岛应该被看作（《波兹坦公告》第8条中的）其他小岛，交由日本控制并对其实施非军事化。”

　　随着美苏冷战开始，美国国务院与军方意见趋同。1949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13／3由杜鲁门总统批准正式成为对日政策文件，形成了以“联合国托管”名义对琉球进行“战略性统治”的决议。

　　不过，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盟国并不赞同美国的托管提议。1951年9月5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旧金山和会上表示：“美英草案规定取消日本对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火山群岛、冲之鸟岛、南鸟岛和大东群岛的主权，并在联合国托管这些岛屿的名义下，把这些岛屿交给美国管理。但是大家清楚地知道，这种使上述岛屿脱离日本的决定，并未见于上述国际协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协定》等）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中，而只有安全理事会才有权作出关于对某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土建立托管的决定。这就是说美英草案中的这种要求是武断的，不合法的……日本的主权应及于由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诸岛以及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火山群岛、冲之鸟岛、南鸟岛、对马岛及除第二条所载之领土及岛屿以外其他直至1941年12月7日为止日本之一部分的各岛屿所组成的领土。”

　　在苏联强烈抵制托管琉球的同时，日本了解到一旦交付联合国托管将使琉球走向独立，因而其与美国达成保有“剩余主权”的默契，预留日后琉球“施政权”的“归还”伏笔。

　　于是，后来的《旧金山和约》第3条“灵活地”规定：“在提出此种（联合国托管）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琉璜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参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335-336页。

　　（二）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及琉球问题所持主张

　　1951年9月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约主要是为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地位问题。然而，中国作为在反抗日本法西斯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却未被邀请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订和签署工作。为此，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政府认为其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而且，该和约条文毫无任何涉及钓鱼岛列岛的内容。

　　当年的日本政府对《旧金山和约》进行了详细解说，论及该条约第3条时明确指出：“历史上的北纬二十九度以南的南西诸岛，大体是指旧琉球王朝的势力所及范围。”

　　日本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于1895年通过内阁秘密决议“无主地先占”钓鱼岛，按此种逻辑及禁止反言原则，日本政府显属公开承认钓鱼岛不曾属琉球王国管辖范围。的钓鱼岛并不在《旧金山和约》第3条所论范围之内。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钓鱼岛争端出现后，日本政府竟悄然改变此前公开的解释和认识，屡次援引《旧金山和约》论证钓鱼岛属于日本。

　　日方还经常援引1952年2月29日的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第68号令（《琉球政府章典》）和1953年12月25日的琉球政府第27号令（关于“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布告），指称钓鱼岛在琉球群岛的经纬度范围之内。据考证，美军司令部所划经纬度范围主要依据伊地知贞馨的《冲绳志》（1877年）对琉球范围的界定，而并未考察其他更加权威的有关历史文献。而且，虽然《冲绳志》将钓鱼岛所处经纬度列入对琉球的经纬度界定范围内，但是在其“冲绳岛全图”中却并无钓鱼岛，而只是将“古米马齿”（久米岛和庆良间列岛）划入冲绳版图。伊地知贞馨在书中其他地方有提及钓鱼岛，可见其并非不知钓鱼岛之存在，而其未将钓鱼岛划入“冲绳岛全图”，则可看作其认为钓鱼岛不属琉球王朝领土范围。因此，结合此前日本政府关于《旧金山和约》第3条“旧琉球王朝的势力所及范围”的解释说明，钓鱼岛虽然位于美军所划琉球群岛的地理经纬度，但并不归属琉球王国管辖，也便不应归入“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之内。美方因对《冲绳志》考究粗率，且未全面掌握和充分研析相关资料，错误地将钓鱼岛划入其琉球管理当局的“施政权”范围下。

　　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简称《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同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钓鱼岛被列入“施政权归还区域”。

　　钓鱼岛局势未来走向展望

　　自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发生，钓鱼岛问题不仅成为国内民众的焦点话题，而且也受到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关注。目前看来，钓鱼岛主权争议短期内很难有解决希望，钓鱼岛维权需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和谋划。

　　（一）日方若改变立场则或迎转机

　　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有史为凭、有法为据，但日方却罔顾史实和法理，提出所谓“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日方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40多年前，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搁置争议”，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由此开启，中日关系才有了40多年的巨大发展，东亚地区才有了40多年的稳定与安宁。一直以来，中方从中日关系发展和东亚地区稳定的大局出发，对于日方的种种挑衅言论竭力克制，多次敦促日方尽快回到中日双方的有关谅解和共识上来，采取切实行动，消除有关错误行动导致的恶劣影响，回到对话谈判解决钓鱼岛争议的轨道上来。

　　目前，中日两国公务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交错行驶，存在发生偶发性冲突危险的可能。在这种背景下，中方认为，日方的首脑会谈提议缺乏诚意，只有日方承认存在主权争议，才有条件举行双方首脑会谈并取得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然而，日本政府对于中方的提议并不赞同，如2013年5月安倍晋三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访问时表示，日方不会应中方要求而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

　　2013年9月5日，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议开始前，在各国领导人等候的贵宾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相遇，双方进行了简短交谈。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原则立场，指出近来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习近平强调，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年9月20日，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回答提问时表示，同日本进行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中方仍准备坐下来与日本对话，共同找到控制当前局势的方法，但日本首先需要承认存在争议，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地方有争议。

　　只要日方对中方的提议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钓鱼岛问题迎来转机并非全无可能。对此，香港中评社刊文分析和预测认为：“从最近日本的行为来看，日本在主动寻求与中国对话的可能，这其中有国际与国内政治的考虑。从国际政治来说，日本降低调门，主动‘示弱’，摆出一副主动寻求和解的姿态，以此来让国际社会看到日本是愿意和谈的，是中方拒绝，以此来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从国内政治来说，虽然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但国内仍然有大批理性民众和战略界人士主张与中国和解，安倍基于国内主张中日和解的压力，寻求国内这部分民众支持的考虑，或许会做出技术性的让步。”

　　（二）中日双方须共同努力“以经促政”

　　钓鱼岛危机（及日韩间领土争议）曾对东亚地区经济局势产生了负面影响，所幸其并未使对东亚经济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搁浅。日本政府不应幻想“政经分离”，应切实改变挑衅他国民族感情的不当立场，方有利于东亚地区局势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官方政治途径难以走通的情况之下，作为近邻且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中日两国似不可放弃交流希望，在局势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务实地通过“以民促官、以经促政”来缓和政治危机并引导危机走向解决。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历史，中日民间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门，促进中日关系全面、健康、顺利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这一历史经验，中日双方都不应忘记，现今或可尝试进行创新仿效。

　　2013年9月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与日本政府要员及相关日企高管举行会面交流。此次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由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中信集团董事长带领，包括金融、房地产、制造和媒体等10家大型企业负责人。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于9月25日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举行会谈，双方就尽快改善日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达成一致。日本《产经新闻》刊文称，中国大型企业负责人组团访日是“极其罕见的事”。

　　访问会谈时，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普遍发言语气委婉，试图打开日中经济关系停滞不前的局面。如果日方积极回应，或许可以通过“以经促政”改善因钓鱼岛而持续紧张的两国关系。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明智选择

　　为了不使钓鱼岛问题继续成为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日本首先应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上来。

　　在国际上，利用共同开发制度开发资源的实践众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迄今国际上共同开发的实践案例达20余个。概括而论，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划界协定中规定共同分享利益和建立共同开发区；二是在未达成划界协议前先在重叠区就共同开发达成协议。

　　资料链接

　　国际上已有的共同开发的实践案例

　　迄今，国际上共同开发的实践案例达20余个。其中，比较著名的如：1958年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共同开发波斯湾大陆架协定；1962年荷兰和联邦德国关于埃姆斯河口资源共同开发案；1969年卡塔尔和阿布扎比共同开发案；1971年伊朗和阿联酋关于阿布穆萨岛谅解备忘录；1974年日本与韩国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协议；1974年苏丹与沙特阿拉伯共同开发红海案；1976年英国与挪威共同开发弗里格油田案；1988年利比亚与突尼斯大陆架共同开发案；1993年塞内加尔与几内亚比绍共同开发案；1993年哥伦比亚与牙买加有关海洋划界与共同开发条约；1995年英国与阿根廷在西南大西洋近海的共同开发；2001年尼日利亚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协定；2001年澳大利亚与东帝汶临时政府签订的关于东帝汶海合作安排的备忘录。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一直积极致力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议，已经务实地与周边多国在一些领域达成合作并取得一定共识。比如2004年中菲两国签署的在双方争议区域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协议，2005年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署的《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2008年中日两国达成《中日东海共同开发的原则共识》等，这些都是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有益尝试。

　　人类已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新时代，中日钓鱼岛争端之所以难以解决，便在于与之密切相关的海洋划界争端。各国在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同时，应当保持冷静和理智，不可只顾己国，而须兼顾他国，并共同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新途径。对于当下而言，中日两国将钓鱼岛主权问题“搁置”起来，携起手来按比例公平合理地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丰富资源，也许才最有利于中日双方和整个东亚地区的利益。

　　第四章 南海问题风起浪涌

　　南海问题风起浪涌

　　近年来，南海问题逐渐成为热点。有关声索国采取高调行动固化其既得利益，美国等域外国家积极介入，相关国家在航行自由、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等问题上与中国的争端时有激化，不仅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尽管有些国家认为中国正在推行基于实力的“强硬政策”，但中国对南海问题的政策是明确和一贯的，既没有变得“咄咄逼人”，更没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另搞一套游戏规则。中国依然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一贯政策，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务实建设性的态度推动海上合作。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

　　南海是位于中国南边的陆缘海，又名南中国海，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属于西太平洋的一部分，西面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相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南海都是商旅要道，海上丝绸之路由此经过，如今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生命线”之一。南海共有岛礁沙滩230多个，分属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个群岛，普遍面积较小，有的只是一块岩石，有的常年淹没水中，最大的太平岛也只有0.49平方公里。大部分岛礁的生存条件较差，不适合人类居住。对于南海岛礁，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并予以有效管辖的国家，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近代以来，虽有德国、法国和日本等挑战过中国的主权，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12月派“太平”、“中业”等舰前往南海接收诸岛，并在岛上勒石鸣炮以示主权。1948年2月，中国内政部方域司正式公布了《中国民国行政区域图》并附《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以11条断续线将南海的四个群岛全部划入中华民国版图。这是中国政府正式确定领土范围的严肃国家行为，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承认，也为菲律宾、越南等国所接受，20世纪70年代前它们都未对此提出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立场，只是将北部湾内的两条线去掉，就成了今天的“九段线”。也就是说，在20世纪70年代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

　　1970年以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开始对南海岛礁的全部或部分提出主权要求，并实际占领了部分岛礁。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这些国家加大了占礁、圈海、采油的力度。对此，中国不断申明立场，抗议其侵权行为，为切实解决争端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但这些国家并不响应，而是以“单独开发”或“合作开发”（以优惠条件同其他国家的油气公司合作）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南海问题开始显现。一般意义上的南海问题包含以下方面：岛礁归属、海域划界、航行自由、渔业纠纷、油气资源争夺等。岛礁归属是南海争端的核心，涉及五国六方，即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目前，西沙群岛由中国大陆所控制，东沙岛由中国台湾控制，南沙群岛各方所占岛礁情况是：越南占29个、菲律宾占9个、中国大陆占7个、中国台湾占1个、马来西亚占5个，文莱对南通礁提出主权要求。只有中国和越南对全部南海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理由都是基于“历史性权利”。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声索国之间虽时有紧张，甚至中越曾两次兵戎相见（1974年西沙之战及1988年赤瓜礁之战），但南海地区基本保持了和平稳定局面，南海问题并未成为地区热点，也未引发较大关注。但近年来，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南海问题不断升温，逐渐成为或被炒作成为地区热点。促使南海问题成为热点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中国崛起引发复杂反应。在其他声索国侵占南海岛礁之初，中国虽提出抗议，但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去阻止或扭转现状。但在中国实力迅速上升后，周边国家担心中国强大后会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尤其在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舆论影响下，国际社会包括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取向和外交行动都存在一定的误解、误读、误判，认为中国正在采取一种基于实力的政策，对外行为日益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在中国将强未强之际，通过高调示强等行为固化或扩大其既得利益就成为某些声索国看似“理性”的选择，尤其在有望与中国启动并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COC）之前，创造一种有利于己的利益格局更属“必要”。

　　二是其他声索国的国内政治导致其强硬的南海政策。近几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升的现象。菲律宾、越南等国在经济下滑、失业上升压力下，社会矛盾较为凸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有助于转移其国内视线，迎合民族主义的需求。此外，各国对南海资源的依赖性也在上升。为发展海洋经济、开发油气资源，各国加大了勘探和开采力度，通过完善国内立法、增加海上存在等方式强化管辖，这也是导致南海争端趋于频发的诱因之一。

　　三是美国等域外国家的积极介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美国，在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将南海问题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美国虽然宣称其南海政策保持一贯，对主权争议不持立场，但其言行却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其他声索国的示强行为。美国不仅在舆论上与其他声索国相呼应，大谈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不断强化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加强军事交流、举行联合军演、扩大军火销售等为这些国家撑腰打气。其次，印度也在“东向战略”下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存在，大力开展同越南的军事合作，油气公司也积极参与同菲律宾的联合开发。还有日本，为缓解其在东海方面的压力，以防范和牵制中国为着眼点，在后勤装备、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同菲律宾、越南的海上合作。这些域外国家的积极介入使其他声索国变得“有恃无恐”，更有底气同中国“叫板”。

　　第五章 阿富汗路在何方

　　阿富汗局势前景

　　鉴于阿富汗复杂的现状及面临的严峻挑战，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着两种判断。一是较为乐观地认为在北约驻军撤离后，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基本能够控制局势，阿政府通过选举实现平稳过渡，塔利班与政府达成和解，以某种方式融入阿社会；另一种悲观的判断是随着外国军队撤出，塔利班很可能坐大，实际掌控阿大部分地区，而主要由北方联盟组建的政府军则分崩离析，各政治派别及地方军阀将陷入混战。应该说，目前实现第一种前景的挑战过于巨大，但还是能够阻止阿局势向第二种趋势恶化。阿富汗未来局势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阿富汗政府、塔利班以及地区外部势力之间的博弈与妥协。

　　（一）美国急于结束阿战，但不会放弃阿富汗战略支点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正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冲击，美国的全球战略不能齐头并进，必须有所侧重。因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投入势必呈收缩态势。这也是缘何美国不顾阿富汗局势再次恶化，不得不冒险急于甩掉沉重包袱。美国“打不赢、拖不起”，只得宣布撤军。但是，美国是“撤而不弃”，不可能让出阿富汗问题的主导权，不会放弃在阿富汗经营多年的军事基地。一方面，美国付出12年时间、几千人生命和几百亿美元打的阿富汗战争，不能让它再回到原点。美国将千方百计阻止塔利班或其他极端组织再度掌控阿富汗。同时，美国亟须体面地“退出”，因而积极与塔利班接触，推动阿政治和解。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阿战在中亚打入楔子，这个战略支点对美国十分重要，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威慑中国，进而控制中亚，压制伊朗。因而美国谋求在阿的军事基地永久化。

　　（二）阿国内政治力量格局面临重组

　　临近大选，卡尔扎伊既要表现出不依附于美国的独立性，又不得不在安保和财政等方面依赖美国的支持。为彰显独立性，卡尔扎伊2013年初签署禁令，要求阿安全部队停止向北约空军寻求打击援助，并向美军特种部队下逐客令，限期两周内撤离战略要地瓦尔达克省。但是，卡尔扎伊清楚，如果美军彻底撤出阿富汗“撒手不管”，脆弱的阿现政府将难以维持。目前，美阿之间就阿战后安排讨价还价，尽管双方已经签署了《美阿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但是双方在战后驻阿美军规模和作用、是否享有司法豁免权，以及军事和经济援助规模等问题上分歧严重，致使《双边安全协议》谈判一直徘徊不前。奥巴马在美军享有司法豁免权问题上态度强硬，而阿富汗舆论曾警告卡尔扎伊，如果与美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就等于丧权辱国。在“主权”与“安全”问题上，卡尔扎伊陷入两难处境。阿富汗未来新政府也将面临同样的难题。

　　从当前阿富汗政治力量对比来看，被称为“傀儡”的卡尔扎伊政府缺少威望；北方联盟在阿富汗现政府中虽然占据优势，但主要影响力仅限于北方；议会内没有强势党派。卡尔扎伊虽然不能再次连任，但将力推自己阵营的“接班人”，以维护其政权和利益的延续。民族联盟、民族阵线等反对党派加紧活动，意欲影响“后卡尔扎伊时代”的权力格局与利益分配。各派将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包括参加过上届总统竞选的阿卜杜拉、前军阀阿卜杜勒？赛亚夫、前财政部长阿什拉夫？甘尼、外交部长扎尔迈？拉苏尔等。随着大选临近，阿国内政治派别斗争将会更加激烈和复杂。

　　（三）阿富汗政府军尚未具备独立安保能力

　　北约联军扶持的阿富汗军警数量已近35万，但军队迅速扩充带来军事指挥官和装备不足等新问题。阿政府还一直受民族比例失衡、国家忠诚度不高、士兵素质较低等内在缺陷困扰。在族际、部落忠诚与认同远高于国家忠诚与认同的阿富汗，一旦发生内乱，阿政府军易分裂解体、划地割据，这对阿政府军的管控能力将是严峻考验。此外，未来几年，培训和维持阿富汗军队每年需要几十亿美元花费，这笔费用大部分将由美国出资。奥巴马要从日益紧张的国会预算中抽出钱来资助阿富汗并非易事。如囿于财力，军队规模缩水，阿政府军将更难承担保卫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职责。

　　（四）塔利班与阿现政府的和谈意愿不强，寄希望于以拖待变、谋势而动

　　从塔利班目前不连贯的政治举动，尚不能判断其对待政治和解的真实用意。但是，塔利班在多哈设立的和谈办公室，使用了曾当政时期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标识，可见其对未来重新掌控阿富汗的野心犹在。塔利班既是一个武装组织，又是一个政治组织，曾在1996—2001年间执掌阿富汗政权。目前塔利班想要回归阿政治舞台的倾向日趋明显。在当前形势下，塔利班需要考量到底是现在与美国和谈，还是美国走后继续与政府军战斗，哪一种更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美国和北约急于从阿富汗撤军的当下，塔利班显然认为，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对塔利班来说，时间不是问题。塔利班至今坚持不与卡尔扎伊政府打交道，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巴基斯坦官员也透露，塔利班不愿与卡尔扎伊政府及其和平委员会对话，至少目前是这样。

　　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基于塔利班对卡尔扎伊政府“弱势”的看法。塔利班之所以愿意直接与美国进行谈判，是因为这客观上有助于强化塔利班作为反抗外敌力量的自我认同。当然，在阿政府受北约培训和装备日渐壮大的情况下，和平谈判对塔利班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塔利班很可能提出释放囚犯、外国军队全部撤离，以及让其回归阿政治主流等条件；美国则要说服塔利班同意其在阿富汗设立军事基地、切断与“基地”联系等；阿政府则希望将和谈置于其主导之下，让塔利班接受阿宪法等。三方角力将在谈判桌上继续上演。

　　（五）周边国家在阿富汗的博弈上升，令阿富汗问题更趋复杂

　　尽管阿富汗被称为“帝国的坟墓”，但是鉴于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各国都希望扩大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1）由于阿巴两国地缘和历史联系，阿国内和解无法绕开巴基斯坦。巴方一直主张将塔利班纳入阿富汗政治体系中，以提升巴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拓宽战略空间。卡尔扎伊多次访巴，迫切寻求巴方帮助，促成其与塔利班直接谈判。巴方表示继续支持阿和解进程，并应阿方要求释放在巴关押的部分塔利班成员，包括前阿富汗塔利班二号人物毛拉巴拉达。巴基斯坦有无能力迫使塔利班与阿政府坐到谈判桌前尚存疑问，但由于巴阿双方长期缺乏互信，使两者在推动和谈问题上难有实质性合作。

　　（2）印度实际上反对阿政府与塔利班和解，担忧阿富汗再度落入巴基斯坦的控制。2002年以来，为了“加强印度在阿富汗利益的安全”，印度不断加大对阿投入。印度援阿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官员培训、通信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从阿富汗德拉拉姆市延伸到伊朗扎拉吉市的国际公路，耗资上亿美元的萨拉姆水电站以及造价7 500万美元的新议会大厦等。印度在阿富汗北部苦心经营，耗费巨资援建战略公路，当地多数民众感到“印度印记”无处不在。印度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深度介入阿富汗，力求填补阿战后“安全与权力真空”。

　　（3）伊朗与阿富汗的什叶派关系密切，支持北方联盟，反对逊尼派普什图族，更不希望后者掌权。“9·11”事件发生后，伊朗曾与美国合作帮助北方联盟推翻塔利班政权。但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再度成为美伊两国博弈的战场。近年来，伊朗在阿富汗西部援建道路和桥梁，架设输电线路，帮助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伊朗还定期向阿总统办公室提供大量现金援助。伊朗竭力向阿渗透，意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安全缓冲区，离间美阿关系，至少不要使阿成为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跳板”或者基地。

　　（4）俄罗斯一直视阿富汗为传统势力范围。在经历了苏阿战争阵痛之后，如今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较为谨慎，并面临着“内忧外患”。“内忧”是担心“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北移”，以及阿富汗毒品通过中亚向北蔓延；“外患”则是俄罗斯在中亚传统腹地的影响力不断遭到美国挑战，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同时，俄罗斯担忧美国一旦完全控制阿富汗，开通输送中亚和里海能源的南向通道，将冲击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能源利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表示，俄罗斯将继续为阿富汗军队提供武器、弹药，并接收阿富汗专家来俄进行军事培训，同时将与阿富汗政府发展友好关系，参与阿经济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

　　由此可见，各国在阿富汗的博弈加剧，一方面强化了对阿投入，促进了阿富汗经济、社会和安全等领域重建；另一方面却由于各国利益诉求分歧明显甚至相互冲突，阻碍了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成为妨碍阿富汗实现和平与稳定的主要障碍之一。

　　第六章 叙利亚危机背后的较量

　　围绕叙利亚危机的博弈

　　由于上述原因，叙利亚成为当前中东各种矛盾的汇集点和各种势力的“角斗场”。相关各方表现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是在地区层面上，伊朗、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结盟，对抗阿拉伯逊尼派国家（以沙特、卡塔尔为首）与土耳其等的联盟；二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俄罗斯为首的新兴国家，对抗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叙利亚内战具有明显的“代理人战争”特色。

　　（一）叙利亚问题上的美俄对抗

　　冷战时期，中东形成美国扶持以色列、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对抗格局。在这种对抗中，作为苏联铁杆盟友的叙利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美苏地区争霸的“前线国家”，与美国的总体关系长期以来处于冷淡状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独霸中东，地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海湾战争期间，叙利亚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叙美关系大为改善。马德里中东和会后，美国一方面视叙利亚为中东和平不可或缺的一方，另一方面又对叙利亚干预黎巴嫩事务以及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大为不满。2002年，美国将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2003年将叙利亚升级为“恐怖主义国家”，实施制裁，美叙关系彻底交恶。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认为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机会来临，于是在国际上组建“倒巴”联盟。2011年8月，美国宣布对叙利亚实施单方面制裁。2012年2月，美国撤离了驻叙利亚大使和外交人员。此后，美国不断向叙利亚政府施压，并加大对反对派的支持。2012年12月，美国宣布承认“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的代表，标志着“倒巴”努力进入新阶段。

　　但是，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有犹豫不决的一面，因为叙利亚反对派鱼龙混杂，特别是“胜利阵线”（Al Nusra Front）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导致美国担心“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政权落入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反而对己不利。因此，在2013年8月叙利亚“化武危机”升级之际，美国虽然高悬动武大棒，但难下军事打击决心，最终接受了俄罗斯的“化武换和平”建议，使危机处理暂时实现了　“软着陆”。

　　从俄罗斯方面看，叙利亚在冷战时期是苏联在中东地区对抗美国的战略支点国家，为苏联保持地区影响和势力范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后，两国在军事、经济、商业等领域联系密切。叙利亚的外来军事援助、军事装备和武器采购主要来自苏联，而苏联的军事顾问、教官常驻叙利亚，对叙利亚与以色列作战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援。1980年，叙利亚和苏联签署友好合作条约，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达到顶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被迫从中东实施战略后退，但仍将叙利亚视为地区重要盟国，双方保持紧密合作和联系。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担忧叙利亚政局生变可能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主张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危机，反对西方贸然动武。2011年10月、2012年2月和7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叙利亚制裁决议，俄罗斯与中国一道三投否决票。随着危机加深，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逐渐采取攻势：一是积极倡导召开第二届日内瓦会议，争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动权；二是着手组建常驻地中海舰队，并对叙利亚增加S－300防空导弹系统、“红宝石”反舰导弹等援助；三是在叙利亚“化武危机”时期，向美国发出“勿武力介入”的最强音，并积极提出有效建议，化解危机。

　　俄罗斯地缘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因此其不能轻易为西方对叙动武提供通行证。俄罗斯高调支持叙利亚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叙利亚是俄罗斯阻止美国及北约对其“后院”进行对俄罗斯来说，叙利亚不仅在苏联时期是重要盟友，而且当下对俄罗斯也有现实意义，关乎势力渗透的最后一道堡垒。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步伐一刻未停。进入21世纪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或加入北约，或因“颜色革命”而发生政权更迭，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遭到空前挤压。叙利亚一旦失手，俄罗斯恐将面临北约“兵临城下”的被动局面。二是俄罗斯国内穆斯林人口众多，据统计已超过2 3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20％，主要聚居在北高加索地区。叙利亚局势一旦失控，伊斯兰极端势力必将向北高加索地区渗透，“帮助那里的穆斯林争取自由”。西亚北非地区“茉莉花革命”扩散至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将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三是保卫俄罗斯在独联体外硕果仅存的海军基地，即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塔尔图斯港是一个深水港，1971年向苏联开放，1974年升格为正规海军基地，是俄罗斯目前设在独联体外的唯一军事后勤补给站，也是地中海的唯一立足点，可以接纳俄罗斯的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驱逐舰和体积更大的舰队。对俄罗斯来说，保留该基地在遏制北约东扩、应对中东冲突和极端主义威胁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四是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表现，将对独联体国家产生示范作用。俄罗斯在2008年对亲美的格鲁吉亚痛下杀手，不仅呵退了北约的扩张步伐，也遏制了乌克兰等国的离心倾向。因此，叙利亚问题不仅事关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更事关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这一重大战略目标。

　　2012年1月，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驶入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一名俄罗斯官员称，“舰艇的驶入是为了拉近我们两国的距离，巩固双方的友谊”

　　面对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日渐强势，美国联手欧洲国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俄罗斯合作，化解叙利亚“化武危机”，筹备第二届日内瓦会议；另一方面积极备战，在土耳其、约旦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在约旦与叙利亚边境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并加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援助。此外，还与欧洲盟友、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沙特、约旦、卡塔尔、阿联酋等）、土耳其开展情报合作，进行秘密战争。中东地区再现美俄争夺势力范围的“新冷战”态势。

　　（二）地区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较量

　　在国际“倒巴”联盟中，除域外势力外，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地区国家也冲在第一线，积极鼓吹和煽动西方国家军事介入叙利亚。

　　西亚北非地区动荡开始阶段，巴林、也门、沙特等海湾国家也受到冲击，但当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抓住机遇规避了风险，其手段是：一方面联手抵御海合会内部的民主化浪潮，另一方面却在海合会以外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煽风点火，将视线成功转移。海湾国家这样做的目的除“自救”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来削弱伊朗。由于叙利亚与伊朗长期结盟，海湾国家将叙利亚看作是伊朗伸向地中海岸边的“一只手”。伊朗自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通过教派渗透，与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结成“什叶派新月地带”，成功撬动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使教派冲突和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因此，沙特、卡塔尔等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目的在于实现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在伊朗和沙特对抗的背后，这是双方对伊斯兰教主地位和地区霸权的争夺。

　　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积极，先是宣布对叙利亚实施经济、金融制裁，并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而后又提议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并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庇护，目前已成为叙利亚反对派最大的支持者和最可靠的大本营。土耳其甘当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马前卒”，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考量。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土耳其一直想在地区事务中发挥自身影响。近年来，随着“脱亚入欧”梦想的破灭，埃尔多安政府“向东看”政策走向日益明显，而叙利亚危机对土耳其而言无疑是一个机会和突破口。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想达到如下目标：削弱叙利亚和伊朗，确立自己的地区强国地位；追随美国敲边鼓，借此拉近与美欧关系，在中东地区树立和推广“土耳其模式”。因此，曾一度与叙利亚走近的土耳其再度“变脸”，不惜对叙利亚采取“以邻为壑”政策。

　　（三）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秉持公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68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表示，叙利亚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和平、安全和人道主义挑战。在叙利亚危机中，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发挥了独立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基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始终认为应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危机，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第七章　斯诺登事件与网络安全

　　斯诺登事件引起激烈博弈

　　“棱镜”计划的曝光不仅使美国政府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和批评，而且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网络安全立法和国际关系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美国政府对斯诺登事件态度的演变

　　“棱镜”计划曝光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备受关注。白宫、司法部门、情报机构纷纷出面“灭火”，为其监听活动进行辩护。美国官方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大力辩护，到诉诸法律起诉斯诺登，再到被迫披露情况和宣布改革的过程。

　　（1）大力辩护，合法有效。无论是出于本能、掩饰或真心，美国政府最初的反应便是大力为其监控活动辩护。6月7日，亦即“棱镜”计划遭曝光的第二天，奥巴马便作出回应，反驳了人们对隐私的担忧。他说，美国政府对电话和互联网的监控不针对美国公民或在美国的人，目的在于反恐和保护美国人的安全，并且经国会授权，还受到国会和司法部门的监督。“棱镜”计划曝光后，美国国会便开始讨论“为保护国家免受攻击，政府可在多大程度上监听公民的通信”。在国会中，共和党的自由派和一些民主党议员之间甚至形成了某种反对政府监控的联盟。7月底，众议院仅以微弱多数击败了一项预算法案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试图限制国安局收集电子信息的范围。国会中批评斯诺登的声音也异常强大，不少议员纷纷指责他为“叛徒”，更有人表示要把他追到“天涯海角，将他绳之以法”。情报机构（特别是国安局）不仅是“棱镜”计划的实施者，也是监控活动的管理者，处于这次风波的“震中”。为平息“棱镜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国安局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以及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等人纷纷在不同场合为监控计划辩护，强调曾挫败50多起恐怖袭击图谋，突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在斯诺登的爆料面前，这都显得虚伪且无力。

　　（2）诉诸法律，起诉斯诺登。斯诺登披露了自己的身份后，6月10日便被博思艾伦公司以违反公司的行为准则解雇。美国司法部也很快便展开刑事调查。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6月13日在听证会上说，联邦调查局会与其他部门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将这名泄密者绳之以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证实已对斯诺登采取行动。美国政府6月14日启动司法程序，正式指控斯诺登犯有窃取政府财产（18 USC 641）、非法传播国防信息［18 USC 793（d）］、故意传播绝密情报信息［18 USC 798（a）（3）］三项罪名。7月23日，美国司法部长又致函俄罗斯司法部长，请求俄罗斯遣返斯诺登，让其接受美国法律审判，并表示他既不会被判处死刑，也不会受到严刑逼供，而且将依法保证他应享有的各种权利。诉诸法律是奥巴马政府应对斯诺登事件的举措之一，但在斯诺登的最终归宿确定之前，可能只有象征性和程序性而非实质性意义。

　　（3）披露文件，宣布改革。随着国内外对监控计划质疑的增多，美国政府被迫承诺“提高透明度”。美国国家情报办公室7月31日公布了三份关于国安局收集电话数据的解密文件，包括2009年和2011年国安局电话数据收集计划的报告，以及司法部要求国会按照《外国情报监听法案》的规定来授权收集商业数据记录的命令。该办公室还将就情报机构工作的“某些方面”发布年度报告，首份报告将在2013年秋季发布。国安局8月9日也发布一份文件，解释该局的使命、法律基础和监督机制等。美国官员还主动爆料称，国安局有人利用职务之便监听前伴侣或配偶，此类案例不多，每年平均只有一例，都受到行政处分或被解聘。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奥巴马呼吁并支持对监控计划的辩论。奥巴马8月9日也宣布了针对监控项目的四项改革步骤，表示将调整法律，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增加情报监控的透明性，组建外部专家小组来审核情报机构的监控手段。奥巴马希望借此在反恐与民权保护之间划出界限，期待同时满足国家安全和民众隐私权利之需，并试图以此恢复民众的信心。这被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等人视为斯诺登及其支持者的部分胜利。然而，隐私和民权支持者对奥巴马的改革计划比较冷淡。美国民权联盟表示，“它们还远远不够”。

　　（二）美国互联网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应对

　　在斯诺登事件中，美国电话和互联网公司的角色比较尴尬。它们既要保护用户信息，为其隐私负责，又要遵守美国法律，甚至听命于政府的要求，交出用户信息，可谓左右为难。“棱镜”计划曝光后，它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应对。

　　（1）断然否认，主动披露。就像政府一样，“棱镜”计划涉及的九家公司明确否认政府能“直接接入”它们的服务器。微软、脸谱、苹果等互联网公司为维护自身信誉，还主动发布透明度报告，披露政府要求的信息。苹果公司6月16日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称，从2012年12月1日到2013年5月31日的六个月里，美国执法机构提出了4 000-5 000次索取用户数据的要求，涉及9 000-10 000个账户或设备。声明说，通常情况下，这些要求都与刑事调查、寻找失踪儿童或老年痴呆症患者，以及希望阻止自杀有关系。声明强调，“不论是何种情况，我们的法律小组都会对每项要求进行评估，如果要求合理，我们就会搜出和发送尽可能少的数据给当局”，苹果有时还会拒绝对方的所有要求。

　　（2）争取权利，提起诉讼。尽管互联网公司先后发布透明度报告，但其中却不包括依据《外国情报监听法案》收到的请求，因为该法案规定“被要求提交数据”的公司要严守秘密，不能对外公布这一行为的存在。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对此发起挑战。谷歌6月11日公布了致司法部长霍尔德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的公开信，要求获得准许，以公开履行《外国情报监听法案》之要求的机制。之后，脸谱也加入进来。7月18日，苹果、微软和谷歌等22家互联网公司，美国民权联盟、电子前沿基金会等36家非营利组织和行业协会，以及7家投资商共同向美国政府和国会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美国政府在向互联网、电话和网络服务供应商提出的国家安全方面的请求上更加透明。9月30日，它们再次向国会发出公开信，其他10家公司和24家非营利组织和行业协会也加入进来。此外，互联网企业还诉诸法律，维护自身和用户权利。谷歌公司早在斯诺登事件之前就已对国安局提起诉讼，与政府打起了官司。

　　（3）加速研发加密技术。为加强监控能力，美国国安局还试图突破加密技术，以避开不必要的法律麻烦，拥有“自由”获取互联网公司数据的能力。面对政府部门咄咄逼人的攻势，谷歌公司2012年就已开始研究新加密技术，斯诺登事件发生后，更是加速了这方面的进展。美国私营通信部门也行动起来，准备放弃使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加密算法，因为NIST的加密标准不可信赖，其技术专家也是“国安局背信弃义的牺牲品”。

　　民权组织对美国政府的监控活动也予以强烈谴责。例如，作为威瑞森公司的用户，美国民权联盟6月11日以原告身份正式起诉联邦政府“搜尽美国国内、来自或打往美国的每个电话的信息”，秘密监控项目侵犯了言论自由和公民隐私权，违反宪法，请求联邦法院下令立即中止这一监控项目，并下令政府清除所有来源于监控项目的数据。人权监督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降低了美国的自由度排名。

　　（三）斯诺登事件搅动国际关系

　　斯诺登事件也殃及了美国的欧洲盟友，甚至连欧盟都难逃被监控的命运，其中又以德国为甚，结果引发它们对美国的极大不满，纷纷要求美国作出解释。由于美欧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涉及数据保护内容，所以“棱镜”计划曝光后，欧洲的一些政治家敦促欧洲委员会不要开始TTIP的谈判，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也威胁不会批准它，更有议员警告将重新审查欧美之间关于数据共享的协议。不过，在华盛顿的首轮谈判中，欧盟首席谈判代表未再重复这种观点。斯诺登的爆料表明，德国受到美国的监控比任何其他欧盟国家都多，结果德国接连发生抗议活动，反对美国监控互联网。6月19日，在奥巴马访问德国期间，柏林一直在发生反对“棱镜”计划的抗议活动。德国司法部长施纳伦贝格尔更是称美国此举为“冷战重现”。

　　除“口诛笔伐”外，欧盟及其成员国还积极采取举措，切实维护信息安全。6月14日，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美国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同意设立专家组，讨论相关问题。欧盟委员会6月24日出台了关于保护电子隐私的“技术性落实措施”，以强化欧盟范围内的电子数据安全，并要求成员国执行同样的保护标准。7月4日，欧洲议会在有关美国国安局监控计划的决议中呼吁欧洲委员会“确保欧盟的数据保护……不会因为TTIP而受到破坏”。德国政府也派遣工作组前往美国调查“棱镜”计划涉及德国的情况，德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更是亲自赴美参与调查工作。德国8月2日还宣布终止与美国和英国“冷战”时期签署的监视协议。面对欧盟的愤怒反应，美国一方面加紧“灭火”，另一方面却毫无反思和悔过之意，反而以“你也一样”主义驳斥欧盟对“监控门”的指责，为自己开脱。

　　斯诺登在俄罗斯获得为期一年的临时避难后，白宫随即发表声明称对俄决定感到失望，美俄关系也由此紧张。奥巴马原定于9月5—6日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并与普京举行双边峰会，白宫8月7日却宣布，鉴于双方在诸多议程上缺乏进展，建议在取得进展前推迟首脑会晤，但奥巴马总统仍将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虽然“奥普会”取消，但双方接触并未受到很大冲击。8月9日，美俄外长和防长如期在华盛顿举行“2＋2”会谈。双方均表示，近期波折不应影响“2＋2”会谈推进。当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已为下次俄美总统会晤准备好一系列文件。9月，奥巴马也如期出席了二十国集团峰会。总体上，斯诺登事件未对俄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但在斯诺登避难期满后的去留方面，美俄还将有新一轮的博弈。

　　在斯诺登逃亡过程中，一些拉美国家因可能成为斯诺登的目的地而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玻利维亚总统专机事件和巴西总统取消访美更使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7月2日在俄罗斯出席世界天然气出口国论坛峰会后，准备按原计划经第三国返回玻利维亚，但途中被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拒绝过境，最后只得迫降在奥地利，因为这些国家怀疑斯诺登在其专机上。莫拉莱斯滞留14个小时后，才飞离奥地利回国。南美国家对此非常愤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古巴以及南美国家联盟纷纷谴责欧洲国家拒绝玻总统专机过境，表达对玻利维亚的大力支持。

　　巴西媒体披露，美国国安局对巴西个人和企业实施重点网络监控，曾拦截、监听巴西总统罗塞夫及其助手，以及巴西石油巨头Petrobras公司的电话、邮件和信息。巴西政府对此反应强烈，要求美方以书面形式予以澄清。9月初，奥巴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罗塞夫会晤时，曾承诺在一周内给予答复，但有关调查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致使其承诺难以如期兑现。9月17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宣布，由于美国未能按时就其监控巴西通信问题给出合理解释，她决定推迟原定10月23日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是斯诺登爆料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也把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推向了新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