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张卓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6月
【内容简介】
在《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一书中，张卓元力主中央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从而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垄断行业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同时，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短期再平衡和中长期转型的任务。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重要保证。
【作者简介】
张卓元，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3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30余年紧跟改革步伐的理论探讨，参与了重要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使其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专家之一，23年来13次参与党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录
第一部分：经济改革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未来十年政府改革是突破口 要打破改革怕得罪人的惯性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经济改革
改革要有紧迫感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国有企业改革仍需攻坚克难
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 选好突破口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如何认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意义
厘清边界均衡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论混合所有制的活力与贡献
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意义
中国改革新逻辑
《决定》提出了哪些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
第二部分：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必须迈过转型“坎”
中国经济应稳中求进维系8%增长率
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展不怕慢，就怕走弯路
改革是硬道理 GDP7%可治纠结症
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较大困难
附录：
负利率不利于宏观经济正常运行
慎对通胀
深化改革开放需做好顶层设计
经济改革要有新突破
市场化改革的三个着力点
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是经济转型根本标志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言
智库建设要以搞好研究工作为基础
导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启改革议程
张卓元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指导全党全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是对我国到2020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重要部署。这次《决定》标志着中国重启改革议程，吹响了改革攻坚的新号角。《决定》作出后三个多月来已对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大家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决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决定》同改革开放后历次双届三中全会决定比较具有的重要特点
我国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每逢双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作出决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次《决定》同上述三次决定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第一，范围不同，这次《决定》是全面的“五位一体”的改革的决定，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往三次分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而这次《决定》的总目标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00多个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大力宣传十八大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决定》起草过程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比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四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三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八大前十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的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不仅如此，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决定》作出后两个多月，2014年1月22日，就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六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接着，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看来，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二、2013年重启改革征程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历史，我们看到，前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而2003—2012年改革步伐有所放慢，积累问题不少。党的十八大以后，2013年起，改革征程再出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新吹响了改革攻坚的号角，一些媒体称2014年为改革“元年”。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直到2002年，有几次影响重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使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2.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上个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3.20世纪80年代起，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情况如下表：
1978—2012年全国个体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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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户数（万户） |
人数（万人） |
注册资金（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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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
15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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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
1 455 |
2 300 |
|
|
1992 |
1 534 |
2 468 |
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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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2 377 |
4 743 |
3 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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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4 059 |
8 000 |
19 800 |
1978—2012年全国私营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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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户数（万户） |
人数（万人） |
注册资金（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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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
0 |
|
|
|
1988 |
4 |
70 |
|
|
1992 |
14 |
232 |
221 |
|
2002 |
243 |
3 409 |
24 756 |
|
2012 |
1 086 |
12 000 |
310 000 |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从上面两个统计表可以看出，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4、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我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5.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党和政府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三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 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6.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WTO，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作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前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延续到2012年。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当时是他的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可以带动全局的改革。
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十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比喻当时的政府是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并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障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的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非公经济36”条很难落实，重要原因在于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还有，当时人们包括机构改革起草组成员没有很好注意到；原国家计委有大量的审批权，是审批体制改革的重要对象，把体改办与它合并是不合适的，新组建的国家发改委怎能有效推进改革特别是审批体制改革呢？从2003年以后八九年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和审批体制改革，反而使改革进展缓慢，重要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也不会有改革包括进行审批体制改革的积极性，这样自然不会用多少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陈锦华：《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载《百年潮》，2011（5）。］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重大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我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和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三、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的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经济经历了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中国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生态文明体制。另一方面，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要紧紧抓住政府改革这个关节点，改变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审批太多，而在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又做得很不到位的状况。政府改革和职能转换，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经济活动的法治化，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社会风气大有好转，提高了中央权威，为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不是不重视其他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
四、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亮点
《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部分，有许多亮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体会。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代替我们已沿用21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决定性和基础性只有两字之差，但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决定性作用能够更加确切和鲜明地表达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特别是考虑到政府在一个时期以来越位现象严重，包括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妨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从而妨碍市场主体活力的增强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需要像《决定》指出的那样申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中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反复讲过，迄今为止的中外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但是指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却是这次《决定》第一次提出来的，说明《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走在理论界前面。
第二，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在国有经济和资本、集体经济和资本发展壮大的同时，个体私营经济和民间资本也迅速发展起来，2012年，私营经济注册资金超过31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0％，居民储蓄存款超过40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更好地充分地动员各种资本，打破所有制界限，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力；能够让民间资本更好地参加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统计资料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要尽可能引进非国有的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利于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同等受益。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升级版。股份制企业不一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定是股份制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今后我国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着力点。
第三，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管资本为主，只当老板，不当婆婆。这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的重大转变。过去国资委主要是管国有企业，既当老板又当婆婆，今后要求以管资本为主，也就意味着国资委主要管国有资本的配置，所以《决定》要求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主要运作国有资本，如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和我国的汇金公司那样。《决定》还明确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其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国资委今后以管资本为主，将更好地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有，《决定》要求，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举措。
第四，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肯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基础。还说，公有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此同时，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这些都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非公经济活力，2013年新注册企业增长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高的。
第五，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是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根本前提。为此，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要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以及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等。
第六，探索和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决定》首次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办法，也就是“非禁即入”，是投资准入和市场监管的重大改革。这意味着将实现由“严进宽管”的审批制度向“宽进严管”的备案制度的转变，市场监管由事前监管为主向事中和事后监管为主。这是我国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可以提高市场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较好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问题，对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至关紧要。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当天，以190条管理措施构成的2013年版负面清单对外公布。这是中国首个负面清单，说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正在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可逐步在全国推广。
第七，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这是摸清整个国家家底的重大工程，也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2012年以来，我国有的经济学家已开始试编国家资产负债表，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11年我国主权资产净值为正数，窄口径计算为21.6万亿元［参见李扬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但这只是初步的探索，理论和方法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都公布了不含有实物资产的金融资产负债表。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必不可少的。我国是一个大国，有31个省级单位，有的省如广东省的经济总量比一些中等发达国家还大，所以不仅要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还要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特别是这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迅速增加，地方融资平台无序扩张，更需要各地编制资产负债表，以便更好地规范和约束地方债，避免重大风险的出现和蔓延。
第八，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决定》首次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去，尽管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本中占有很高比例，但是不允许民间资本作为中小型银行的发起者，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此也有意见。这次开禁后，有关部门行动相当快，银监会已于2014年3月确定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实行共同发起人制度，即每家要求不少于两个发起人。首批5家试点银行的发起人和民营资本分别来自：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万向集团；浙江温州的正泰集团、华峰集团；广东深圳的腾讯、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的均瑶集团、复星集团；天津的商汇集团、华北集团。［参见《人民日报》，2014－03－11。］
第九，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已提出开征房地产税，但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只是在两年前在上海和重庆市进行试点。这次《决定》明确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意味着要真抓实干了。房地产税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都实行的，是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并且对抑制房地产的投机和投资需求有重要作用，大量实践经验证明，这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的良策。我们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开征，逐步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税的一个主要税种。
第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决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目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少得可怜，近两年农民财产性纯收入只占到他们人均纯收入的2％-3％。其原因，是因为农民最大的财产权——土地权益累遭侵犯，没有保障，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多少年来，地方政府低价强征农民土地获得的收入就达数万亿元。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最主要的是要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惯性，切实落实农民财产权利，这对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能起重要作用。
第十一，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对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非常重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这几年无序扩张，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从2011年底的10.7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6月底的17.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3％，各方面都认为风险很大，急需规范和约束。《决定》提出的措施，正是规范和约束地方债务的重大举措。
第十二，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决定》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现在，上海自贸区已试行负面清单制度，金融领域和其他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也不小，正在积累经验过程中。
第十三，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使《决定》各项改革落到实处的最重要组织保证。前面对此已有论述，这里就从略了。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决定》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必将有条不紊地得到认真落实，从而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用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列车继续向前飞驰！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1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张卓元。中国经济转型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张卓元。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意义。财贸经济，2013（12）
迟福林主编。市场决定。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第一部分 经济改革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特约记者 庄宇辉 何凡
2012年11月8日，备受外界关注、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路向的中共十八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深秋的京城，天高云淡，秋日照射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映照出一派繁忙、喧腾的景象。十八大开幕当天下午，我们如约来到位于长安街上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采访了从中共十五大起就参与大会报告起草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这位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虽年逾古稀，仍忙于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思路异常清晰，说话字斟句酌。刚一落座，他就拿出刚刚打印出来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用略带广东客家人口音的普通话，从参与报告起草资深专家的视角，向记者解读了这份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
“报告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这也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未来中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百姓生活。”张卓元对记者说，从指标看，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目标设定是合理的。不过，他提醒，“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十分艰巨。”
他还说，十八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这是十八大报告的最大亮点。
毋庸讳言，我国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诸多矛盾、问题和挑战，譬如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腐败现象滋生、群体性事件多发，等等。“十七大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解决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他强调。
两个“翻一番”新指标，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未来中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百姓生活
《经济导报》：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两个新指标。舆论认为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您曾经参与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请您谈谈这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是怎么提出的，意味着什么？
张卓元：十六大、十七大时，我当时在报告起草组的经济组，十六大的时候，中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指标是在2020年的GDP比2000年翻两番。十七大的时候，要求提高了，要求到2020年的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而且还要降低消耗，节约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现在，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高，标准更严了，要求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两个新指标，还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那么，最引人注目的这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是怎么提出来的？
2000—201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年均经济增速超过10％，到2010年时，GDP就比2000年增长了1.7倍，人均GDP也增长1.5倍。按这样的发展态势，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的人均GDP要比2000年翻两番”的小康社会目标，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想GDP在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话，每年维持经济增长率4.0％左右就够了。
于是，经过充分调研、论证，中共中央决定，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这也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百姓生活。
《经济导报》：那么，您认为这两个“翻一番”的指标能否如期实现，怎么实现？
张卓元：我们先来算笔账：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未来八年，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左右就可实现GDP翻一番目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要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对经济发展要求会更高一些，特别是要完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粗略测算，GDP年均增速达到7.2％左右就可以了，而人均收入年均增速7％左右即可。
从指标看，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目标设定是合理的。
为什么？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都还很大，这也充分考虑了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和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新格局。国家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增长的潜力、空间还很大，GDP年均增速7.2％左右是可以实现的。至于城乡人均收入，我国人均收入起点比较低，增收潜力很大，特别是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着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像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人均收入倍增计划，我国现在更有条件实现人均收入年均增速7％左右的预期指标。
所以，我相信，经过努力，两个“翻一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做好了，还会比预期目标完成得稍微多一点。
当然，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因为，不仅要完成两个“翻一番”目标，还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十八大后，最关键的仍然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经济导报》：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对照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眼下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不到位。您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年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在您看来，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首先着力推动哪些方面的改革攻坚？
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任务。对照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我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攻坚的着力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垄断行业的改革，三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未来必须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取得新的突破，把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当前政府“越位”的问题太大了，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出面招商引资，政府过深地介入经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容易造成“权贵”市场经济。而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则“不到位”。政府太强势了，控制的资源过多，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主导性作用过大，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就是只主导经济，追求短期内GDP的最大化，粗放扩张建设了不少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的企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更充分地更好地发挥。这样经济发展方式很难转变。因此，十八大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企业，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垄断行业的改革，已成为一个久拖不决、亟待突破的方面。垄断行业改革的进展如何，直接影响着公平市场秩序的建立和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垄断行业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放开市场准入，引入新的厂商，让民间企业、外资企业进来参与竞争，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因此，十八大报告表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垄断行业的改革目前最大的难题是垄断行业自己有利益在那里。因此，亟须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垄断、放开准入、公平竞争、高效服务，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动力和活力。
改革重点是缩小收入差距：加大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力度，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适当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
《经济导报》：您刚才谈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改革攻坚的着力点，收入分配与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那么，改革将会给民众带来哪些实惠？改革的重点、难点在哪里？
张卓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问题已经积累多年了，百姓高度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现在面临着基本收入差距过大，灰色收入、以权谋私造成了收入差距更大，基尼系数高达0.5，我国收入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应该说，为了普遍增加居民收入，缓解社会矛盾，这几年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举措。首先，这几年中西部经济增速已经逐渐赶上或超过东部，区域性差异有一定缩小。其次，中央决定将财政支出向“三农”和民生方面倾斜，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也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也有了较大改善，比如在医疗、养老方面，现在不少地区农村的老人每月能领取65元或更多的养老金。
为回应民众的新期待，十八大报告在重申了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加大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力度，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适当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使基尼系数逐步降下来。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国家会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服务对象，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国家还会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温家宝今年春天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承诺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抓紧研究制定，很快就要出台了。
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是，如何理顺社会分配关系，特别是如何通过加强规制，理顺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理顺城乡收入分配关系，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理顺资本所有者、经理层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分配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将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详细设计
《经济导报》：您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起就参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文件的起草工作，为了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您是否认为中央应该尽快作出整体的设计和具体的部署？
张卓元：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估计将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才能作出，就像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一样。
要把一切成功的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推进改革。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或“坏的”市场经济。
力主中央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经济导报》：随着十八大的召开，中国的改革再一次走到一个历史节点上。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的动力多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您认为，十八大开启的改革是否更多的是自上而下进行，是否需要一张“改革路线图”？
张卓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虽然能够平稳推进，但就是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原来可能是积极参与改革的，可是当它有了既得利益，变成改革对象的时候，它就容易变成改革的阻力了。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
当前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之所以是攻坚，主要是改革涉及某些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权力部门与政府官员的利益，有些改革会受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比如，要改革审批体制，就触及原来有审批权力的部门和人的利益，困难重重。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必然会遇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和抵抗。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来了，总会感到不舒服的。既得利益固化后，更难放弃。中国社会进入到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阶段，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胶着期、关键期。
因此，我力主中央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同时也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吸收群众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建议，然后由中央来全力推动，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由上而下强力推进改革，不让部门、地区利益和少数既得利益者左右改革方案和进程，使改革受到扭曲，或者半途而废，一定要做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原载《经济导报》，2012（31）
双翻番要求分好“蛋糕”
——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
特派记者 蒋玉
“双翻番”含金量几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路如何？“更多更公平”能否带来共同富裕？《南方》杂志北京报道组为此对话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探寻答案。
“双翻番”有很高含金量
《南方》：十八大报告将奋斗目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差体现了什么？
张卓元：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时小康社会建设还是刚刚开始，用建设来表述更加合理。到今年十八大，将“建设”改为“建成”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表明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二是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力，中央对于建成小康社会充满信心和决心。建设是过程，建成是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
《南方》：如何理解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双翻番”目标？
张卓元：我们之前十年经济增速非常快。党的十六大提出2020年比200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人均GDP翻两番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进行计算，2000—2010年，十年间，我国GDP已经增长了1.7倍，人均GDP增长了1.5倍。
如果按照十六大的要求，2010—2020年，GDP只要达到每年4％左右的增幅就可以实现既定目标。这一要求显然已经不符合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实际。所以，十八大报告为到2020年的发展重新提出了符合发展实际的新要求。这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的一种与时俱进。
《南方》：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作为奋斗目标写入党代会报告，这是第一次，如何理解这样的变化？
张卓元：这一次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将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之一，这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党更加关注民生、更加重视民生的执政思路和理念。到2020年，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要翻一番。这是十八大为全党确立的新的奋斗目标。事实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翻番比GDP翻番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南方》：为什么这么说？
张卓元：经过计算，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未来八年，GDP每年实现7％左右的增速就可以实现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但是，如果现有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不变，也就是GDP用于城乡居民收入部分的比重不变，随着人口的增长，GDP必须达到更高的增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才能够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双翻番”实际上也暗含着一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换句话说，在GDP翻一番的基础上，如果要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翻一番，那么GDP的分配格局必须向民生倾斜。
在持续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分好“蛋糕”，实际上成为十八大提出“双翻番”目标的题中之意。所以说，“双翻番”有很大的含金量。
“共同富裕”有现实针对性
《南方》：十八大报告再度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提出有怎样的意义？
张卓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标志，是社会主义跟其他社会制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我们一直强调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也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如今，经济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共同富裕已经不光是停留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更应真正体现在现实生活中。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这样那样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因而，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共同富裕”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
发展成果如果不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相违背。
《南方》：要实现共同富裕，突破口和路径在哪里？
张卓元：要发展。社会主义不要共同贫穷。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上等收入国家。但调查显示，按照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标准，我国2011年底仍然有1.2亿贫困人口。发展的成果要人人共享。不能搞两极分化，而是要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简单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税收等手段来调节高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过高比重；第二，通过分配领域的改革，大批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第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加大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力度。
原载《南方》，2012（22）
未来十年，政府改革是关键
记者 向明
张卓元教授是最近20年来中国重要经济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他先后参与了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还参与了“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起草工作。
近日，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时，张卓元教授回顾了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共历届党代表大会在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并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作了前瞻性分析，对十八大之后如何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从十二大到十七大，市场取向的改革共识不断拓展和深化
通过逐步推动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
财新《中国改革》：您曾多次参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请您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作一下回顾和梳理，这些会议在经济改革理论上都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张卓元：我主要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谈。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总体而言，呈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共识逐渐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二大在经济领域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总方针，这较之以往纯粹的计划经济是一个重大突破，毕竟把市场调节纳入总方针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又是一个重大突破。党的十三大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这种市场导向的改革趋势曾稍有过迟疑、徘徊和反复。但总的看，这一时期是一个市场取向和市场机制不断扩大的过程。
1991年10月至12月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11次专家座谈会，就将于第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如何确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表述”等重大问题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我参加了这11次座谈会。当时，大家一致的意见还是改革开放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重含义，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这样的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非放任自流的。
1992年春，小平同志发表一系列南方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表示，他自己倾向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为改革目标。
1993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基本框架和构成要素。该《决定》提出了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根支柱”，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政府宏观调控应以间接调控为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到现在还是适用的。譬如国企改革、社保体系建设等，到现在也还有待大力推进。
到1994年，中央推行了分税制改革，逐渐规范税制。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有很多贡献。一是提出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应该有进有退。国有经济主要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可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抓大放中小”，把国有中小企业都放开搞活。二是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是一种较好的企业组织形式。三是提出依法治国。四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在分配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是一次换届的大会。十六大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六大提出，要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即：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十六大还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还有2003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这是基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即资源环境）、国内国外市场等五个方面发展已不均衡的状态而提出来的。这是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内核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五个统筹”看起来针对的是发展问题，实际上指向的也是改革问题，因为所有这些统筹，都需要通过制度革新来实现。
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方式；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保护产权；加快对垄断行业的改革等。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最主要的贡献是由胡锦涛总书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只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未详述，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对此充分展开阐述。十七大还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继续深化其他方面的改革。
总的来看，每次会议都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当时的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这些会议的主线，就是通过逐步推动中国的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
党代会报告是如何炼成的
报告的形成历时十个月，一般要经过二三十次的反复修订
财新《中国改革》：根据您的经历，党代会报告起草组规模有多大？由哪些成员组成？起草周期有多长？起草程序是怎样的？
张卓元：据我所知，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有20多人，起草组组长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下面分设几个小组，我在市场组。此后，起草组规模越来越大。十五大报告起草组有近40人，我在经济组；十六大报告起草组有四五十人；十七大报告起草组有50多人。
起草组成员一般来自中共中央政研室、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机构，还有来自地方的高级干部。
起草组一般在岁尾年初开始工作，工作时间大概十个月。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的起草组成立时，先由时任总书记讲话，提出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一般是最主要的宏大的主导思想（譬如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主调等等）。然后，起草组开始拟出提纲。
记得在草拟十六大报告提纲时，对于新世纪头20年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主要目标，还是以加快实现现代化为主要目标，起草组内部有不同意见。经充分讨论，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前一个提法比较务实。在讨论时，大家解放思想，不设框框，畅所欲言，一旦落实到文件，就变成全党的集体智慧，不再是个人思想。
在起草过程中，一般要向中央汇报多次。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一般发给全国100多个省部级单位，征求领导干部的意见。然后对征集到的意见，一条一条讨论，决定是否吸收并修订。一般要经过二三十次修订。
党代表大会报告，还要经过中央全会和全体代表讨论并提出意见。按照这些意见，经过多次斟酌修改后，由代表大会通过。
未来十年，政府改革是关键
政府应特别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财新《中国改革》：十八大将于11月8日召开，您能否就其主旨作些前瞻性分析？您对十八大有何期望？
张卓元：我觉得，十八大以后，还是要着力推动两个《决定》（即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落实和完善，把改革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决定》都是很好的顶层设计，关键是要推动落实。
到2020年，我们要力争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估计将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才能作出，就像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一样。
我觉得，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调结构、转方式，最重要的是推动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其中，政府改革是关键。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目前，虽然中国的商品市场化发展起来了，但是，要素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环境和资金等要素价格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制约也开始显现。在大家都重视“总量”问题的背景下，提升“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民营经济搞起来了，但在诸多行业和领域阻碍和制约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的垄断因素也不断凸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但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财富在飞速增长，但是，“蛋糕”的分配却不够合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社会保障制度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鉴乎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化国企改革和打破行业垄断，这有赖于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赖于打破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和分割；深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有赖于放松和消除行政管理价格；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赖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赖于政府的有效监管和调节；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
要把一切成功的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推进改革。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
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速
关键是要又好又快发展，在好的前提下发展，不要追求太高速度
财新《中国改革》：对中国经济能否像以往一样继续长期保持高增长态势，在经济学家群体中有不同看法，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你怎么看？
张卓元：目前，继续要求中国经济达到两位数增长，反而对改革不利。
旧的发展方式造成的资源匮乏、环境破坏、投资和消费失衡、民众收入水平提高过慢、最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依然远未消除，我们实在不能继续走这条给我们带来巨大代价的盲目追求高增长的老路了，中国必须走良性发展的路子。经济增速不放缓，增长方式就很难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适当放缓增长速度。
作为经济大国，中国若能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速，已经算相当不错了。中国将7％左右的经济增速保持至2020年，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关键是要又好又快发展，在好的前提下发展，不要追求太高速度。从长远看，高速度的代价很大，治理污染和恢复生态需要漫长的过程。
财新《中国改革》：除工业化和城镇化外，欲使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速度继续增长至2020年，还需要哪些支撑条件？
张卓元：技术创新很重要，但技术创新本身也需要改革体制。所以，关键在改革。
财新《中国改革》：“转方式”需要哪些关键环节或要素作保障呢？
张卓元：“转方式”的关键环节在于，调整经济结构，落实“五个统筹”，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摒弃高污染、高耗能的盲目投资。
需要顶层设计，更要顶层推动
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很强大，若非顶层发力，则很难撼动
财新《中国改革》：据媒体报道，十八大后，对一些有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权力部门将会实施改革。您觉得有无可能？
张卓元：估计这些改革将是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之后的事情，十八届二中全会可能会提出机构改革方案。对铁道部而言，是政企分开、打破垄断的问题。
由于这些权力部门的存在甚或强化，导致行政垄断未见削弱，反而扩张；不仅使国企改革进展缓慢，反而出现了局部领域“国进民退”的势头。这与市场化改革方向渐行渐远。
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政企分开、打破垄断。目前，一些国企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而垄断行业的改革特别难，因为它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
所以，尽管国务院先后两度推出“非公经济36条”，但由于垄断的高额利润诱惑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虽则有一些推进，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行政府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财新《中国改革》：您曾经说过，在改革的问题上，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顶层推动。改革需要上下互动，形成合力。
张卓元：上下合力，有利于推动改革，但更关键的还是顶层。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很强大，若非顶层发力，则很难撼动。当然，底下也得施加压力，使自下而上的压力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力量形成合力。
实践证明，光有顶层设计，没有实际推动，设计最后往往都被束之高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由中央强有力地推动，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举个例子：1990年，我还在社科院财贸所工作的时候，各方面提出要对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轨，准备破除“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体制。到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时候，“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以建材为例，两个价格相差有时候只有20％。
在大多数人都认为价格并为市场轨的条件已经出现的时候，物价局也与主管建材价格的部门协商，然而当时的主管部门以“一旦放开价格管制，将来市场必然动荡”为由不赞成并轨。最后，还是通过国务院颁布一个价格管理目录，未将建材价格列入政府管理的目录，才实现了建材价格的市场化并轨。
财新《中国改革》：如何打破僵局，把改革推向深入？转型时期，需要改革的方面又是如此之多，先从何处下手为宜？
张卓元：我想，改革不会成为“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危机会逼着你改革。形势发展到这一步，迫于压力，就不得不改革。形势比人强，它会逼着你走。譬如，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不得不转方式，而要转方式，就必须深化改革，别无他途。
政府自己先要带头改革。这必然会牵连到政府官员自身的利益，故要有顶层设计，并由顶层以强有力措施推动之。
当下，中国社会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阶段，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胶着期和关键时期。中央应该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更加重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坚决防范改革方案和进程受到一些部门、地区利益集团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左右。同时，尤须强化对“顶层设计”的“顶层推动”和“顶层实施”。只有这样，深层次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财新《中国改革》：“薄熙来事件”警示人们，“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还在。要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重现，执政党就必须强化防腐反腐的制度设计，就必须加强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您对于这样的制度设计有何建言？
张卓元：对中国当下而言，很重要的，是要走向法治。而且是良法之治，决不能走向恶法之治。市场经济一定要建立在良善法治的基础之上。
现在，许多良法和好政策往往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一方面，“政令不出中南海”，另一方面，“歪嘴和尚”故意把“经”念歪。
官员财产公开是很有效的防腐反腐制度，却得不到实施。许多贪官案发以后，冒出那么多财产，令人触目惊心。这光靠网络监督是不够的，要全面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譬如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原载《中国改革》，2012（11）
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张卓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我国今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回顾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又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后，学界对于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曾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和设想，有的强调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保护知识产权，有的强调要制定和完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法律法规，有的强调要完善政策强化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激励机制，有的则强调关键是要深化改革形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经过此后多年的研讨和实践，已逐渐达成共识，即像十八大报告所说的，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围很广，本文主要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和作用，简要说一点个人想法。
十八大报告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我体会，这里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政府改革，是政府职能的转换。多年的实践证明，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害在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使政府真正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不只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实践，已开始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列。
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要点我认为还是十八大报告说的：“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要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首先，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当前较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脑充当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我国长时期都以GD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政府官员实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员为了追逐自己的千秋业绩，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内GDP增速最大化，往往运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因为粗放扩张最能短期见成效出政绩。我国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是至今仍有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继续发展这些产业，地方政府擅自降低能源价格如电价鼓励这些产业发展，形成不平等竞争格局，致使产能过剩问题加剧，而作为约束性指标的能耗降低指标则连年没有完成计划。难怪国务院有的领导同志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所以，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再以主力运动员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再带头搞粗放扩张，不顾后果地追求短期GDP最快增速。
其次，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或贯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举措，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凡是市场能做且有效率的事，就应放手让市场去做，包括取消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平等地进入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主要是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认真进行监管，不必替企业进行微观决策，不必事事审批。审批过多过滥往往扼杀创新活动，降低微观经济活动效率。但是，减少审批会直接影响那些有审批权力的官员的利益，因而常常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至今仍有一些竞争性项目还是要层层审批历时数月甚至一年多才能立项，而且几乎每次审批都要请吃送礼，花费多多。这说明我国的商业环境仍需大力改进，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职能仍需大大增强。
第三，财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务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型看起来属于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是经济建设型政府，那么财政必然是经济建设型财政，财政支出尽量用于搞经济建设。现在政府要向服务型转轨，财政自然要跟着向公共服务型转轨。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严重偏低，离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要求很远。比如，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两项合计为15.3％，比人均GDP为3 000￣6 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况并未有多少好转，当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只占16％，仍然比发展程度大体相同的国家低一半。
还要看到，我国严重偏低的公共服务支出，其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大体上用于城市的比用于农村的多得多，越是弱势群体得到的服务越少。这说明，我国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的任务还非常繁重。而只有实现财政转型，财政支出大力向民生倾斜，占的比重有大幅度提高，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财政转型是政府转型的最重要标志。
第四，政府减少对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一些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控制，长期偏低或严重偏低，从而鼓励对它们的滥用和浪费，效率很低。我国不少产品出口有竞争力，往往是因为尽管消耗大但价格低廉，而且即使破坏了环境也不必付费。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不能任意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同时要使资源产品价格能很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2005年，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曾向我国有关部门提供报告，指出根据他们的调研，能源的节约，一半以上的因素在于能源价格的提高。因此，要节约和集约使用能源资源，提高效率，就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即提高能源资源的价格至合理水平。这就需要政府放松或减少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理顺它们的价格，用经济手段逼迫各经济主体节约集约使用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物价基本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比较低，正是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希望这次不要再坐失良机，抓紧推进这一重要领域改革，从而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效。
第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没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接近0.5），已成为各界共识。由于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比重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连年下降，从2000年的占46.4％降到2011年的34.9％，致使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和出口，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这几年已降到40％以下。这种情况，不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大量低收入群体不能很好地分享到改革发展成果，不能很好地落实以人为本，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总之，抓住政府改革这个“牛鼻子”，就能把各项经济改革带动起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合力，切实做到以改革促转方式和促经济健康发展。
原载《财贸经济》，2012（12）
后记
本书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贺耀敏总编辑、经济出版分社刘晶社长鼓励下编选而成的，收集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文章、采访稿、发言稿共26篇，另有几篇相关的附录文章，所以本书取名《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文章一律按原发表时内容登载，只对个别错字和统计数字作订正。导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启改革议程》是新写的，是我对三中全会《决定》的学习体会。
本书的编选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晗霞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程锦锥博士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二〇一四年三月
张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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