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领袖 品党史》

　　【基本信息】

　　作者：《党的文献》编辑部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批青年编研工作者运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献来解读党史上的一些重大决策的文章。这些文章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俱佳，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广大党员干部可从书中汲取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治国理政的智慧。

　　全书分为“领袖思想散论”、“战略决策梳理”和“党史国史探微”三大块。透过书中的各篇文章，读者可以领略和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及他们对新中国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可以重温新中国一些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党的一些重要理论和重要实践是如何演进和发展的。

　　【作者简介】

　　本书收录的是《党的文献》编辑部八位青年编辑的文章。《党的文献》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中央级学术理论刊物。该刊以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重要历史文献，刊发中共领袖人物的生平思想研究文章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章为主要特色，同时也发表党史国史专题研究、作者亲历、访问记录、学术争鸣、研究综述、历史随笔、书评、文摘信息等方面的文章。

 　　目录

　　领袖思想散论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王香平）

　　略论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实践　　　　　　　　　　　　　　（戚义明）

　　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　　　　　（王香平）

　　刘少奇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王为衡）

　　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　　　　　　　　　　　　　　　（戚义明）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的探索创新及启示　　　　（樊宪雷）

　　邓小平金融改革思想中蕴含的方法论启示
　　－－兼析2008年越南金融动荡的原因　　　　　　　　　　　　　  （高长武）

　　邓小平的晚年思考及其启示　　　　　　　　　　　　　　　　　　（戚义明）

　　试论邓小平的发展观　　　　　　　　　　　　　　　　　　　　　（戚义明）

　　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中的几个问题　　　　　　　　　　　　（高长武）

　　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江泽民对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思考　　　　　　　　　　　　（樊宪雷）

　　对青年要“爱”和“严”
　　－－兼论江泽民青年工作思想的辩证思维和时代特征　　　　　　　（宿　凌）　

　　战略决策梳理

　　新中国成立第一年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及其经验　　　　　　　　　（高长武）

　　新中国特赦的决策过程及其经验启示　　　　　　　　　　　　　　（王香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的战略决策及基本经验　　　　　　　　　（宿　凌）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国兴修水利的探索实践及其基本经验　  （樊宪雷）

　　1989－1992：中共领导人成功应对西方制裁的外交战略与政治智慧  （刘志辉）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酝酿与决策实施　　　　　　　　　　　　　　　（高长武）

　　改革开放以来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发展　　　　　　　　　　（戚义明）

　　党史国史探微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沿革　　　　　　　　　　　　　　　　　　（王为衡）

　　《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范例　　　　　　　　　　（樊宪雷）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及其经验启示　　　　　　（王香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启示　　　　　　（王香平）

　　党的阶级基础：我国工人阶级内涵的历史嬗变及其当前先进性
　　的属性要求　　　　　　　　　　　　　　　　　　　　　　　　　（樊宪雷）　　

　　“一国两制”理论在香港的实践（1997－2002）　　　　　　　    （梁　琨）

　　略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宿　凌）

　　中国梦的历史自觉与现实照进　　　　　　　　　　　　　　　　　（王为衡）

　　后　记　　　　　　　　　　　　　　　　　　　　　　　　　　（本书编辑组）

　　领袖思想散论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王香平

　　从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至1952年7月调离，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政西南是他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正是基于邓小平这一时期所展示的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和卓越不凡的政治智慧，才有了毛泽东那一句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一把好手”，“好”在哪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赞赏，毛泽东此语绝非虚言。本文拟通过梳理和归纳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各类文电的批示，力求展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哪些方面的成绩、经验、思想和方法得到毛泽东怎样的首肯和认可，由此探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所呈现的特点和风格，这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无启示。

　　一、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批示的基本特点

　　所谓毛泽东的批示，主要指针对邓小平以西南局或个人名义向毛泽东或党中央报送的电报、报告、计划和决定等，毛泽东以中央或个人名义起草或审改的各类批复，包括指示、电报、书信等，不包括其他人代中央起草的批示，也不包括毛泽东就某件事直接给邓小平或西南局发出的电报、指示等。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比照《邓小平年谱（1904－1974）》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相关内容，初步统计，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所送文电作出的批示共计30份。本文拟以这30份批示作为分析的基础。

　　1．关于批示的主题。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文电的批示，从涉及的主题或问题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综合性工作报告作出的批示，如《关于西南局综合报告的复电和批语》（1950年11月15日）、《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的批语》（1951年5月16日）等；另一类是针对某一问题或事情作出的专题性批示，其中既包括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党的建设、统战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等宏观性的重大问题，也涉及一些微观的具体事情或问题，如《转发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1951年10月17日）等。总体上看，毛泽东对邓小平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所涵盖的工作领域是广泛而多面的，涉及的问题呈现宏观微观兼具的多层次特征。

　　2．关于批示的性质。所谓批示的性质，主要是针对下级机关报送的文电中所提出的工作计划、建议、意见、方法或总结的经验等，上级机关对其作出的明确（肯定或否定）答复或具体指示。遍览毛泽东对邓小平文电的批示，基本上都属肯定性批示，且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词语是“同意”、“正确”和“很好”。在毛泽东的30份批示中，有8份用了“同意”，9份用了“正确”，8份用了“很好”（或“均好”、“好的”），除去3份重复用词，共有22份也就是2／3以上篇幅是用这3个词语的任何－个或两个来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邓小平所送文电的态度。另有一些批示虽未采用这3个词，但同属肯定性批示，如1951年5月4日，毛泽东审改邓小平报送的关于大学对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人员处理办法的指示稿时批示：“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　；1951年4月30日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批示西南局“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等等。除此之外的其他批示则直接批转各地参考，无疑是对所报文电在更高层次上的肯定，也是下文要述及的内容。

　　3．关于批示的要求。批示是上级领导用于批转下级工作报告时所使用的一种应用性文体，它不只是对所送文电作出答复或表态，更重要的是进行“转发”或“批转”，这是批示的核心功能，也是批示的主要意图和根本要求。据此，可以将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提供工作参考。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除个别批示只是针对西南局单方面的工作予以答复或进行指示、指导外大部分都进行了“转发”，首要目的是为各地工作提供参考。如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把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参照办理，并可转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作参考”。1952年3月20日，针对邓小平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等问题的报告，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参酌办理，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第二，推广典型经验。所谓推广典型经验，是指把邓小平所送文电中总结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经验等作为标杆和典范，要求各地直接仿照、研究或采纳。如1950年5月13日，针对西南局关于整风、春耕情况的报告中所提整风步骤，要求各地“亦照此项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1951年12月24日，针对西南局关于学校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批示要求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也“仿照西南的办法”，有准备地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等等。

　　第三，寻求决策依据。毛泽东批转各类文电，一方面为各地提供工作参考和经验方法，同时也考虑为中央的大政方针寻求来自基层的新鲜经验和做法，以求为中央决策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1951年11月2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1951年9月和10月的工作情况。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在电报中称，西南地区将把反贪污、反浪费当做1952年的重要任务之―。毛泽东11月30日在批转该报告时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12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斗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毛泽东11月30日对邓小平电报的批示是他推动和领导“三反”运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即把“三反”运动作为一场大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思路是在这一批示中予以明确的。由此可见，邓小平报送的电报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开展“三反”运动决策的重要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之一。

　　统观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髙度认可，且在多数情况下赞赏有加。为什么邓小平报送的文电能得到如此多的肯定，受到如此髙的评价？为什么西南局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能够走在全国前面，成为各地学习效仿的典范？归根结底，这与邓小平卓尔不群的领导艺术密不可分。

　　二、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与工作方法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土改运动中，毛泽东就多次采用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建议，他曾说“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可见，邓小平的报告的确有滋有味，耐人咀嚼。透过毛泽东的批示，又能折射出邓小平怎样的领导方法与为政风范呢？

　　（一）勤于动笔－－毛泽东批示的频度折射出邓小平汇报的密度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报送文电作出的批示为30份，但并不等于邓小平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只有30份。根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公布材料的初步统计，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共计99份（其中1950年39份，1951年39份，1952年21份），按照邓小平在西南的工作时间32个月计算，平均每个月至少报送3份，其中明确由邓小平起草的文电达75份之多。换句话说，99份中有2／3以上的文电都是由邓小平亲自起草、修改或审订的。

　　就邓小平报告的主题来看，不仅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领导西南广大军民开展进行的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大的社会主题，还包括日常工作中关涉行政效率和改进工作作风等一些内容，如1950年8月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致电刘少奇、周恩来，报告关于处理转发文件问题的意见和做法。中共中央8月17日复电：“关于上面文件，凡与本身工作无关的一律不要转发下去，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并已将你们来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中央各部委，要他们转告各级党委一律照此办理。”　

　　就邓小平报告的时间来说，除了事关重大、复杂或敏感性问题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外，还严格履行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的工作惯例，也就是说，邓小平把不定期汇报和定期汇报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前者如1951年4月27日，邓小平在一天之内连续起草三封报送中央的电报：一是西南局批转中共川西区委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二是西南局批转川北区阆中县镇反工作的报告，三是西南局批转中共川北区委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的简报。　关于后者，以1951年为例，5月9日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3月、4月两个月的综合报告；6月27日致电报告5月、6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9月10日起草关于7月、8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报告；11月25日致电报告9月、10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1952年1月4日致电报告1951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规定的。邓小平不仅在大别山区的紧张战斗环境中严格执行这一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一以贯之，实属难能可贵。

　　不论报告涉及主题的宽泛，还是报送文电时间的密集，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邓小平十分勤于动笔，极其重视用“笔杆子”思考工作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践行了他主政西南时倡导的“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的思想方法，也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向中央汇报工作，重视让中央及时了解并掌握自己主政地区的各方面情况，基本初衷自然是希望中央能给予更多的指导或更好的建议，以使自己的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前进。西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取得各方面的发展成就，得到毛泽东的多次肯定和赞赏，主要是当地干部群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的结果，当然，邓小平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善于用笔－－毛泽东批示的性质反映出邓小平汇报的质量

　　为什么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基本上都表示肯定甚至赞赏有加？是邓小平汇报工作“报喜不报忧”？还是西南地区情况简单、工作易开展？或者说邓小平遭遇复杂、棘手问题的机会较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并不在邓小平汇报的是成绩还是问题，喜讯还是困难，关键在于不管成绩还是问题，邓小平都有不同寻常的汇报方式和请示办法。换句话说，邓小平十分善于撰写工作报告，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的缘由之一。试举几例。

　　1．关于工作进展的汇报。1950年4月27日，邓小平就部队缩编问题和刘伯承、贺龙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已遵照中央意图确定了将所有干部缩减到八十万的初步实施方案，并决心贯彻执行。估计是不会出大乱子的。现已决定于四月底开全区的军事会议（各军区负责者都到）讨论上述问题，详情后报。”关于部队缩编，应该说关键是结果，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向中央汇报，一般可能会认为意义不大或没什么必要。而邓小平把西南局的阶段性工作进展向中央汇报，寥寥几语，便把已经做的（“确定初步实施方案”）和将要做的（“召开全区军事会议”），以及西南局领导的主观思想认识（“决心贯彻执行”）和对客观情势的基本判断（“估计不会出大乱子”）交代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了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和意图的坚定性、及时性以及西南工作部署的有序性。这样的汇报无疑是必要的，也是中央需要并希望了解的。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4月28日）即把该电批转各地参考。一份关于工作阶段性进展的报告能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实属鲜见，也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汇报工作的不同寻常。

　　2．关于工作成绩的汇报。1951年1月6日，邓小平和贺龙等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1950年剿匪情况。28日，毛泽东复电：“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表彰，“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毛泽东的兴奋与痛快可谓跃然纸上，但他并非只是看重“八十五万”的剿匪战果，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路线正确，方法适当”。由此不难推断，邓小平的报告不单是汇报战绩，还总结了取得成绩的主要经验。事实上，邓小平在报告中只用了一两句话来讲成绩，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汇报开展剿匪斗争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采取的措施方法等。如关于措施方法，邓小平总结了五条：组织了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进剿；组织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之间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等。可见，关于工作成绩的汇报，邓小平不仅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不单汇报成绩，更注重分析原因并总结经验方法。成绩是客观事实和具体现象，经验则是由具体到抽象的理性分析和概括；成绩只是归纳过去，经验则可以指导未来。有了好的经验和方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可推广开来供他人借鉴学习，其作用和实际效果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作为统领全局的中央决策核心，毛泽东无疑会认为阅看这样的报告有味道、耐咀嚼，由此在嘉奖西南局的同时也把此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以及福建、广东和广西军区供他们参考。

　　3．关于反映问题的汇报。1952年2月22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及陈云、薄一波等，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的报告全文1000多言，三个段落。报告第一句话直入主题，“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无论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接着讲外部问题“工商业停滞现象”并分析“停滞的原因”，第二段提出西南决定采取的五条“紧急措施”，第三段讲内部问题即一些工作“无人接替”、一些部门缺少“骨干”以及西南想到的三个办法。如果单看报告主题“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问题”，一般会认为报告内容大致是列举一系列问题或困难，目的主要是提请中央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的报告则完全不然。他不仅提出问题和遭遇的困难，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对症下药地先行提出应对局势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和举措。换句话说，邓小平不是在向中央反映问题，而是请示西南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妥当，措施是否合适。邓小平“问题－－原因－－办法”的严密思维和周到考虑，赢得了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的首肯。“三反”和“五反”是全国性运动，邓小平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专门加写了一句话：“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邓小平善于抓住带普遍性的问题并主动解决的领导思想和方法由此成为各地学习、效仿的榜样。根据西南局的建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中央及时调整了“五反”运动的工作部署，并在运动后期进行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

　　4．关于工作计划的汇报。1951年11月24日，毛泽东把西南局1952年工作要点批转各中央局：“西南局委员会于1951年11月9日通过的工作要点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作为自己规定1952年工作计划的参考。”“工作要点”实际就是工作计划。一般来说，制订工作计划须因地制宜，各省区各地市社情、民情不同，所处的环境各异，面对的问题千差万别，要完成的任务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把邓小平的工作计划批转各地“研究”和“参考”。看来，毛泽东欣赏的不只是邓小平制定的计划本身，更多地是其制订计划的方法和思路。分析邓小平的报告，不难看出其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大局观念。报告第一段话就提出了制订计划的两个立足点，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1953年全国计划经济建设，前者指向当前，后者指向未来，两者都是全国的大局、中央的大盘。制订地方工作计划，从中央的大政方针着眼，可见邓小平看问题的高度和定计划时的大局观、全局观。第二，计划周密，条分缕析。报告第二段话用一句话“因此，明年须完成下列工作任务”作为过渡，开启报告的主体内容（共九项）：増产节约、土改及农村工作、城市工作、财政经济、教育、镇反、整党整风、干部调配、政治学习。九项内容，全面周到，不穿靴戴帽，不拖泥带水，要言不繁，条分缕析，给人求真务实、果敢干练、真抓实干之感。第三，有办法、有步骤、有时限。尽管只是一个工作要点，且内容简短，但邓小平还是在多项工作中提出了完成任务要采取的步骤、方法或预计时间，如关于农村完成土改后的民主建政问题，报告详述了八条关于建立“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举措和考虑事项；关于政治学习，明确提出“与党外人士一道组织《毛泽东选集》学习会或研究会”的具体方法；关于时限，如“省区以上党委一律于明年五月将领导重点转向城市”，镇反中的淸理中层“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等等。有了方法、步骤和时间，就等于在可能与现实、未知与已知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人感到计划本身的可行、可靠与可信。因此，这样的工作计划自然会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能赢得毛泽东“很好”的赞赏并成为各地“参考”的范本确实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三）勇于开拓－－毛泽东批示的要求彰显邓小平过硬的领导素质和为政风范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90％以上都属“批转”性质，或为工作参考，或为典型经验，或为决策依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邓小平领导下的西南局工作，开展得不单是到位不到位、合格不合格的问题，而是在多方面已然成为全国的榜样，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引领和表率作用。为什么西南局工作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归根结底，这同邓小平一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密切相联。换句话说，西南局能取得不菲成就，首先取决于邓小平卓尔不群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1．精明强干，善于探索，具有极强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办事能力就曾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创造和总结的经验，取得的辉煌战绩和开拓工作的新局面，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欣赏、赞颂、表扬和推广。他这种独立自主地应对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在主政西南时期，更趋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1950年解决西藏问题。当时西藏情况复杂，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要完成进军西藏任务，却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邓小平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等重要原则，亲自起草进军守则。在西南局向中央报告解决西藏问题4条方针的基础上，亲自主持起草了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10项政策。这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后来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的10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再比如，刘邓大军进入西南后，先是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解放了重庆、成都重镇，尔后指挥部队追剿土匪顽敌。在剿匪工作中，邓小平特别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促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顺利完成了土改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毛泽东高度称赞西南地区的剿匪战绩，并把邓小平的剿匪工作报告批转各地学习，还专门致信时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阅看。30多年后，邓小平在同原二野老同志座谈时，仍对西南剿匪感到欣慰：“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邓小平坚持不等、不靠、不要的基本理念，时刻立足于独立自主探索应对复杂局面、解决棘手问题的思路、办法和途径。可以说，正是这种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锻炼、考验了邓小平，同时也发展、成就了邓小平。

　　2．敢作敢为，勇于开拓，具有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略。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不少文电被毛泽东批转全党，并要求各地或研究邓小平的报告、采纳邓小平的意见，或仿照西南办法、遵照西南步骤，或汲取西南的经验教训等，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在诸多工作方面已然成为“领头羊”。显然，这主要取决于邓小平敢想敢为、勇于开拓与创造的气魄和胆识。如1951年3月13日，邓小平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提出西南军政机关“留用人员非常复杂”、“新招收的靑年和知识分子也很复杂”这一问题。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不仅较早发现并认识到“军政机关不纯”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同时提出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与手段，即从思想观念上“引起高度的警惕”，从行动上“采取妥善而稳重的步骤分清好坏”。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3月20日，毛泽东复电：“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已转发全党仿行”，同时批转“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一句“完全正确”，一个“全党仿行”，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报告的分量和质量，彰显了邓小平所提问题的典型性与普遍性，体现了邓小平高明的政治识见和预断。

　　再如，1950年12月21日，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报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虽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大政方针，但具体的城市工作究竟如何开展，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西南局在全国率先召开城市工作专题会议，不仅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工作会议的先河，且邓小平的《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也成为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专门讲城市工作方针政策的不可多得之作。报告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西南地区城市工作实际，系统而又独创性地阐明了党对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领导和管理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措施办法。这篇报告在一定意义上可称得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关于城市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之作。邓小平这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气魄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尽管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处于土改和镇反工作的高潮，毛泽东还是要求各中央局仿照西南做法，再忙也要腾出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同时，毛泽东还致信张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张澜重疾在身，还希望秘书念给他听。如此迫切期待别人看到邓小平的工作成绩，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的极端看重，同时也是对邓小平敢作敢为、勇于创造的领导气魄的由衷赞赏。有如此杰出的开拓型领导干部，毛泽东的自豪之情可想而知。

　　3．高瞻远瞩，虑事周全，具有抓大事、谋大局的战略眼光和领导风范。邓小平的文电，不论是作为工作参考或典型经验被毛泽东批转各地，还是直接作为中央作出重大决策的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都从不同侧面表明了西南局的工作经验以及邓小平的领导思路对全国工作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归根结底，这取决于邓小平善于抓大事、谋大局、看大势的大局观、全局观，这是他战略眼光和领导风范的根本体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于中央的方针、政策或指示、意见等，能够在思想上积极拥护的同时，主动及时、坚定有力地贯彻执行，不管实践中遭遇多大的困难和阻力，都会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去解决问题和落实政策。如1951年5月9日，邓小平就西南地区的土改、退押、镇反和抗美援朝等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不仅批示“报告很好”，还在报告中批注了九条意见，如第一条，在报告谈到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胜利处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第二条，在报告谈到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复查、减退、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的方针处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第八条，报告谈到通过发动群众实现扩兵如此容易出人意料之外，引发毛泽东对另外两件“出人意料”之事的思考，并写下200多言的批注。应该说，土改、退押、镇反和抗美援朝是全国性运动，但西南局的做法能得到毛泽东的如此肯定与高度赞赏，要求各中央局负责人以及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负责人都要“研究”邓小平的报告，充分说明邓小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坚定、到位和彻底。

　　第二，立足全局，看主要矛盾，抓关键环节，以点带面地推动全局工作的展开。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致电中央，报告开展“三反”运动的部署和安排。根据以往反贪污的教训，报告提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借此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为此西南局研究规定了六项具体办法来避免重蹈覆辙并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是邓小平进军西南伊始就提出的克服困难的三大法宝之一。西南局的认识深得中共中央赏识，毛泽东不仅批示“完全正确”，还把报告批转各地“参考”，并要求“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　这样，西南局关于“三反”运动的部署和安排就成为全国各地开展“三反”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作为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这种抓住关键环节，把握主要矛盾，由点到面推动全局工作展开的根本作用得到了有力展现。

　　第三，想大局、顾大局、为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以大局为重。纵观邓小平的一生，无论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或军队工作，始终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问题，－切着眼于战略全局，一切服从战略全局。周恩来曾评价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一开始就从战略高度讲了接管西南的艰巨任务：“西南人口七千万，是全国战略的大后方，建设条件也很好，是将来的大工业区之一”。两句话，一个空间，一个时间，一个指向现实，一个指向未来，从纵横两方面说明了建设西南的极端重要，由此提出实现这个伟大而艰巨任务的三个法宝：搞好内部团结、依靠西南人民、搞好统一战线。邓小平举重若轻，实质就是把具体工作放手让别人做，以主要精力潜心抓大事、谋全局、把方向。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反、整党、统战到解放西藏、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西南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曾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充分说明邓小平领导和治理西南作出的杰出贡献。1951年9月3日，毛泽东同梁漱溟共进晚餐，谈到邓小平治理下的西南地区，梁漱溟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大声赞同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位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新华社记者说：小平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人不禁想起《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他纯熟地掌握了领导的规律，真可谓‘游刃有余’矣”。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这样描述，1949年，邓小平“负责中国西南部以重庆为中心方圆1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为了执行毛的命令，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才干。毛为他的工作态度再次受到感动，把邓召回北京”。主政大西南的确是邓小平展现卓越的领导才能与领导艺术的重要时期，并由此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关键阶段，也成为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

　　略论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实践

　　戚义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们知道，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宣布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或近代化）有很多思考，这些思考是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毛泽东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思想及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主革命后期：明确提出革命胜利后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笔者通过查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年谱等文献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开始使用“近代化”这个词，个别时候也使用“现代化”这个词；从1945年后，他们开始比较密集地使用“近代化”这个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往往将“近代化”和“现代化”作为同义词交替使用；后来渐渐规范为使用“现代化”而不再使用“近代化”。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之所以会在1945年后比较密集地使用“近代化”这个词，与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文的发表有关。进入1945年，我们国内形势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4月24日，毛泽东向七大提交了经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目标。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系统、完整、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那么《论联合政府》则进一步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目标任务。此后，“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这样的词句，成为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讲话中的常用语。如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会议明确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农业的“近代化”是相对于“古代化”而言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讲到胜利后的经济政策时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其分散性和个体性。据此，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还提出了“农业社会化”这个命题。他说：“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农业的近代化，主要的任务就是改变农业的分散性和个体性特征，实现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实现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这里，毛泽东使用了“现代化”这个词，从现在掌握的文献资料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显然，这里的“现代化”是作为“近代化”的同义语使用的。不管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都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因为封建的土地关系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通过土地革命将土地从地主转到农民手里，就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

　　通过发展各种合作社走向农业集体化，是实现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毛泽东看来，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农民所有，这仅仅是第一步，还是没有改变农业的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生产的性质，生产力还是受到束缚。“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当时在解放区的一些农村，农民们已经自发地在自愿原则下组织起各种初级的合作社，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粮食产量的增加。毛泽东认为，合作社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应当尽量推广。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在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未完全胜利的情况下，进行土地革命、将土地由地主所有变为农民个体所有，仍然是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互助合作社，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只是一种发展趋势和方向，还没有变成一种现实的任务。大规模地组织合作社成为一种现实的迫切任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农业社会化的步骤上，提出先搞合作化、再搞机械化，以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

　　农业要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实行集体化规模经营和机械化耕种。在集体化和机械化的步骤上，建国初期，我们党一开始认为集体化要以机械化为条件，要先实行机械化，再实行集体化。这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但是这种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我国一些搞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就个别出现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甚至生产合作社等农业生产互助团体，只是当时没有大规模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始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截至1951年底，全国已经有3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事实证明，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一般皆超过同样土地的单干户和一般互助组的水平。这说明，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没有先进的农业机械，只要出于农民自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先搞合作化、后搞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设想。1951年夏，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刘澜涛、薄一波等谈合作化问题时提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厂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953年2月25日，毛泽东在南下考察途中，了解了一些地方的农业互助合作情况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1953年11月4日，在第三次全国农业互助工作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时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随着1953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加快，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在1953年11月4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当时搞合作化的可能性在于：1、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有搞合作化的政治条件；2、在土地革命完成之后，获得土地后的广大农民有搞互助合作的愿望；3、我们共产党人从民主革命时期一直到建国初期有搞互助合作的经验。

　　在毛泽东看来，农业的社会化走先搞合作化、后搞机械化的路子，除了具有可能性外，更关键的是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农业机械化水平还很低；可是工业化的发展客观上又要求农业社会化要有相应的发展。“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这是因为，个体的分散的小生产条件下，我国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满足不了大规模工业化的需要；同时农业上大规模机器的使用，也“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因此，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不解决合作化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在废除封建土地地主所有制之后，搞合作化是实现农业社会化的必要步骤，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从实际效果来看，从1951年冬毛泽东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1956年底合作化的完成，我们对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总共用了5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后，出现了过急过快的毛病。但是，从总体上说，这场合作化运动是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像苏联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粮食减产现象，反而连年增产。同时，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很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如在全国普遍开展的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同时，农业的集体化也为农业的机械化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农业生产在由落后的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明确提出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一）从“工业农业并举”的方针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将重工业作为工业建设的重点，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必要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因此，在建设问题上，就存在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地位比例关系问题。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第一大关系就是农、轻、重的关系。他指出，必须处理好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可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在谈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时又再次指出“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时，又再次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指出：“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提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农业现代化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再次提到“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说法后来逐渐演变为“三个现代化”的说法。后来，1959年底至1960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就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也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现代化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二）将现代化机械和农具改良有机结合起来的农业机械化道路。

　　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是农业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两个重要方面，农业的机械化属于技术革命层次，农业的集体化则属于生产关系革命层次。同时，农业机械化也是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正如毛泽东所说：“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因此，在对个体农业集体化的生产关系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农业机械化上。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就提出要“推广新式农具”，“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逐步地实行农业机械化”。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份《党内通信》，主要谈农业问题，他在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0月31日，他在给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信中又提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1959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建议，农业机械部正式成立，对实行农业技术革新和发展农业机械工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所说的农业机械化，不仅仅是生产工具的机械化。他在1959年4月指出：“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此，除了直接的农用工具的机械化外，农业机械化还体现在像化肥生产这样为农业服务的行业和部门的机械化水平上。

　　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曾提出一个时间表：“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农业机械部成立后，他在给吴冷西的信中还认为“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但随着对形势认识的不断深化，毛泽东对实行农业机械化的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过：“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事实上，要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手工小农经济历史的农业大国全面实行农业机械化，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长期的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也正由于认识到农业机械化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毛泽东在强调农业机械化发展任务的同时，还强调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工具，将之视为机械化的一种补充。比如，1958年3月2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改良农具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个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着伟大革命的性质。几亿农民在搞这个事，这个事情一搞，并不亚于机械化。”他在这一天的讲话提纲中还写道：“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的对立统一。”对改良农具的推崇可见一斑。在毛泽东看来，在机械化水平不够时，半机械化、农具改良以及其他农业技术革新，都应该大大提倡，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反对一味片面强调机械化的做法，而主张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他认为在农业机械化的最初阶段即大机器还不够的条件下，搞半机械化和农具改良是一个行之有效因而值得提倡的好办法。

　　鉴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调整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步骤，把推广半机械化农具和发展小型动力机械提到了首要地位。1961年至1962年，国家每年拿出20万吨钢材制造小农具。从1960年到1964年上半年，农机系统共推广各种半机械化农具2000多万件。在发展农村动力机械方面，重视手扶拖拉机和小功率排灌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的推广应用，改变了只重视大马力动力机的倾向。同时，第一机械工业部还大力发展化肥设备，支援农业生产。到1964年，累计生产10套年产2.5万吨合成氨设备；并与化工部联合研制了年产5万吨合成氨和8万吨尿素（以后实际年产6万吨合成氨和11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于1966年安装投产。　

　　四、简要结论

　　以上我们简略回顾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思想和相关实践。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的探索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近代以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相比，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因此，在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之后，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克服小农经济的个体性和分散性。在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毛泽东认为，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的生产关系方面的障碍已经基本消除，下面的问题是怎样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于是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机械化成为重要目标。

　　总体上来说，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下，我国农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错误的教训，但都是出于尽快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良好愿望，是好心犯的错误。发生这些错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1、社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大方向，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2、在农业现代化的步骤和方法上，要从农村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从农村的实际生产条件出发，稳妥慎重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基础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前，我国从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好时机。我们要抓住机遇，既积极又稳妥、因地制宜地探索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式，使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跨上一个新台阶。

　　（原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　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

　　王香平

　　关于“大跃进”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阶段；从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髙潮阶段；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是初步纠正“左”的错误的阶段；从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到1960年底1961年初，是“继续大跃进”直至全面结束的阶段。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又是最早察觉和发现“大跃进”“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因此，在初步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这方面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大跃进”的总体战略和方向是错误的，但在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领导方法方面，毛泽东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判断和思考。比如，“大跃进”从头到尾，针对“髙指标”、“浮夸风”，他都在讲“留有余地”。梳理这一过程，对全面理解“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及其演变不无裨益。

　　一、“大跃进”运动初期提出“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

　　众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构想，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出现更髙的发展速度：由此，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到3月成都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并肯定以“跃进”代替“冒进”，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与热情被一再地激发并高涨。在推动全国上下加快建设步伐实现“大跃进”的过程中，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尽管处于兴奋状态，但其思想情绪并非简单地直线上升，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些“留有余地”的谨慎心态。

　　1958年3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后进一步在思想上为“大跃进”发动开路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如，关于究竟多长时间完成十年农业计划问题，毛泽东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但在会议过程中，有的省已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计划。鉴此，毛泽东在3月20日会议上讲话时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若能做到，“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为防止“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似乎不是即兴之言地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毛泽东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为了让大家“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在3月25日讲话时，毛泽东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提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由此，他郑重强调：“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

　　在以“鼓劲”、“升温”为基调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警示各地领导干部要“压缩空气”，要“务实”、“谨慎”，可视为一种“热中带冷”的心态，即在号召大干快上的同时希望能求稳求实，在力争上游的急迫热切中希望能“留有余地”。这大体与他一贯倡导的辩证法思想方法有关。

　　成都会议结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情况，同时听取关于“苦战三年”的打算。在4月1日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一年实现绿化时，毛泽东问：“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4月2日听取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水利问题时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4月3日听取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时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并严肃指出：“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4月5日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4月9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专门谈了宣传问题：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报纸宣传要慎重，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并再次强调：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关于“苦战三年”，毛泽东在1958年10月2日会见外宾时曾说：“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这些地方同志，他们大部分也都是中央委员就是了，省委书记，他们说还是基本改变。……但是我这个怀疑还没有去掉，还有点右派尾巴。”　

　　在整个气氛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毛泽东仍然延续了“热中带冷”的思考。为避免“假、大、浮、粗、过”，他在武汉会议上对“留有余地”的强调频率大幅提髙，从速度到程度，从计划到实践，从过程到结果，从口号到措施，从宣传到检查都涉及到了，核心是想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作为决策者的这种工作思路，为什么没能对当时干部的思想观念产生应有的实际影响？也许亲历者的体会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吴冷西回忆说：从成都会议到武汉会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留有余地的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被前面所说的关于提髙风格、敢于创新等等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根本上是希望“快”，也就是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总路线，实现“赶超”是宏观战略，而“留有余地”只是作为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进行强调；第二，当时的各地大员们多是抓住了毛泽东提倡的总路线和宏观战略。“赶超”和“快上”也成为统领当时干部思想的主导观念，而“留有余地”只是一种具体战术和针对性并不强的一种思想方法，在“大跃进”运动初期的整体氛围中基本上很难深入人心，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二、“大跃进”高潮中讲“留有余地”，表达出担忧疑虑的心态

　　一般认为，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发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把“大跃进”全面推向髙潮。在髙潮来临前夕，毛泽东的思想温度究竞如何？关于“1070万吨钢铁”的出台细节似可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一问题。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专门找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开会。从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到武汉市和太原市委书记，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庆、马鞍山等主要钢铁基地负责人，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说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建议把“1070”登报，说这样大家就会义无反顾，努力奋斗。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一向处事谨慎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等谈话，要求“算个细账”。所以后来陈云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我与冶金部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有希望。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下‘1070’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时任冶金部部长－－引者注）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当时“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冶金部副部长袁宝华后来谈及这次座谈会时说：“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才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他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　

　　如果说，钢铁生产、工业建设对毛泽东来说“是新手”，“就是不懂，就是不会”，甚至说“我们还是小孩”，那么，在当时农业领域包括小麦、玉米、棉花、水稻和蔬菜等“高产卫星”已是遍地开花，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为什么也信以为真？有人曾专门就此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相信科学家的话。　

　　在“大跃进”高潮阶段的昂扬豪迈中，毛泽东的日常活动主要还是实地考察和召集会议，而重大决策的酝酿出台，也都是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基础之上。为什么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呢？亲历“1070”座谈会的袁宝华后来曾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跃进”浪潮造成的政治氛围固然是重要因素之一，对党的领袖的高度尊崇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正如薄一波后来所说：“毛主席的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这样，一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干部头脑就膨胀起来了，反过来又影响毛主席的思想。”由此可见，不做调查研究固然没有发言权，不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同样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科学决策。当然，也不可否认，毛泽东“留有余地”的主张虽未能在北戴河会议发挥应有的“降温”作用，但他这种对于重大问题谨慎、多谋、细致的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给与会干部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足以让亲历者以及后来人反思、体味良多。

　　“大跃进”运动中，从粮食到钢铁，尽管通过了一些规划、决议，“高产卫星”也一浪髙过一浪，但毛泽东还是心存疑虑，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绩，他总觉得心中无底。关于粮食，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社负责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　关于钢铁，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从时间上看“相当危险”，“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搞不到，那末，一是我的工作没有抓紧，二就是这个题目出错了，不应该出这个一千一百万吨的数目”。这里，毛泽东已经有明显的自责意味了。薄一波后来也回忆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对1070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那时已经到1958年的9月份了，钢产量还不到1070的1／3，离年底不到4个月，还有2／3的任务能完成吗？”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也说：“今年的钢产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提出这个任务，但是我自己也是怀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数哇！……不到把1070万吨钢交给我的时候，还是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几的怀疑。”　

　　对于已确定的战略规划和要实现的硬指标、硬任务，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定数，由此在具体实践中强调战术方法，强调狠抓落实，并在言谈举止间表露担忧、疑虑甚至焦急，看来毛泽东对实现所谓的“大跃进”确实不算胸有成竹，这或许就是他给自己留下的余地。

　　三、纠“左”期间讲“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他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是最先冷静下来并察觉到“大跃进”“左”的错误。以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对“大跃进”“左”的错误进行反思和初步纠正，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思想，如经济建设要波浪式前进，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要切实以农、轻、重为序，定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等等。其中，关于“留有余地”的主张，则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反复强调。

　　1958年11月25日，针对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毛泽东在题为《一个教训》的长篇批语中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因此，“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谈到1959年的钢铁指标，明确提出“把盘子放小，不摘3000万吨，而搞1800万吨到2000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

　　很显然，“大跃进”期间的纠“左”措施是初步的、不彻底的，是在根本上肯定和坚持“大跃进”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种战略方向的总体坚持并不排斥在具体战术上作一些调整。如上所述，在纠“左”阶段，面对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严重局面，从党内批示到大会讲话，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强调做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要切实“留有余地”。如果说成都会议提出“留有余地”是打预防针、“大跃进”髙潮中讲“留有余地”是东西没有到手前的心里担忧，因而显得相对抽象一些的话，那么在纠“左”阶段，问题已充分暴露，再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高度对“留有余地”进行强调就具有了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给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也打下了较深的烙印。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针对“大跃进”以来的失误，专门从工作方法角度讲了十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是“多谋善断”，第二个就是“留有余地”。他说：“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寥寥数语，反思的不仅是“大跃进”“左”的错误，同时也通过革命与建设的对比，从思想方法上指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

　　同第一、二阶段相比，与纠“左”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整体氛围相一致的是，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也有了一个提升和发展：“留有余地”不仅是一般倡导的工作思路，而是需要切实贯彻到群众的生产生活，落实到纠正“大跃进”中钢铁、粮食等高指标中去的具体要求，也是领导干部都应掌握和遵循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留有余地”既然是党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和制胜法宝之一，那么在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理应继承弘扬并将之视为须臾不可忽视和背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四、“大跃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1959年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毛泽东在7月2日讲话中提出的18个问题也说明了会议初衷。会议期间，由于错误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导致会议主题由纠“左”转向“反右倾”，直接后果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势必影响对“留有余地”的实际落实并淡化此前的认识成果。在这种氛围中，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又有怎样的起伏呢？

　　1959年8月21日，庐山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到浙江等地视察，并在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了解农业生产问题。在汇报到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指出：“千万不可髙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尽管刚从庐山会议后半段“反右倾”的气氛中走出来，毛泽东还是坚持了庐山会议前半段纠“左”的思想意识，在调研中仍然提倡“要留有余地”。

　　事实上，虽然经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曲折与反复，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停止纠“左”的步伐。比如，196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1960年计划时指出：“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　毛泽东强调“留有余地”的思想是很鲜明的，尽管钢铁指标没有压缩，但通过这次会议，水利建设、开荒等的指标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另外，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对“大跃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种通过理论学习进行反思并取得的认识成果，无疑也是纠“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关于这一阶段继续纠“左”的实际举措，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以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据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日记载：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冷静地分析情况，把计划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必须留有余地”。毛泽东6月14日讲话　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进一步纠“左”的决心和力度。

　　首先，为了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毛泽东两度提到并充分肯定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二五”计划的指标设定。在讨论后三年的钢铁指标时说：“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留了三年的余地”。当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都表示3000万吨钢的计划“可靠”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订的那个指标要小。所以，我还是欢喜你（指周恩来－－引者注）提的那个东西，讲起那个东西就有味道，它给我们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嘛。”因此，要“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

　　其次，为了切实贯彻“留有余地”，毛泽东提出后三年计划指标“要改”，“不勉强凑数”。具体怎么改，“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让年度、让地方超过”。他举例说，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3200万吨，我们就提3000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只有3000万吨，就只应该提2800万吨。他郑重强调：“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

　　其三，提出由“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毛泽东说：“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现在“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之，“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至此，“大跃进”以来“数量至上”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意识初步得以扭转，毛泽东开始怀疑并试图摒弃这种观念。从“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这既是总结和反思“大跃进”以来的深刻教训使然，也是毛泽东坚持“留有余地”并从根本上改变难以真正贯彻“留有余地”的实际而提出的新思想、新思路。据冶金部负责人回忆，毛泽东关于“质量第一，数量第二”的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与思考的重要收获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闭幕时，毛泽东还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总结、反思“大跃进”经验教训的真正开始。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讲，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降低指标、掌握工作主动权这样的战略髙度，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再次由衷称赞，周恩来制定的“二五”计划中大部分指标“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并强调今后三年的计划指标“一定要改过来”，“要下决心改”，如此方能“完全主动”。由此，他进一步引申阐发了关于领导干部要善于掌握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在6月18日闭幕会上，毛泽东不仅开诚布公地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深入严肃地开展自我批评，又多次谈到降低指标问题：“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要降低指标把主动权拿过来，“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从降低指标、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毛泽东的思考显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把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菩萨”自己供起来，脱离客观实际，一切以“数字”为上，被“指标”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伸展与回转的空间，也丧失了工作的主动权，最终陷入盲目和被动境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写《十年总结》的意思，就是要大家“盲目性少－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　。

　　从强调“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掌握主动权，目的是减少盲目和被动，提高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显然，毛泽东的思考重心不再停留在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问题，而是向宏观战略思维拓展延伸。究竟怎样领导并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律，需要全党切实展开调查、研究和探索。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从“大跃进”以来，在“留有余地”这条思路上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和总结“左”的错误的最重要的一个认识成果。

　　五、“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持续讲“留有余地”，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思考

　　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倡导和强调，不仅仅限于三年“大跃进”运动期间。

　　1964年5月，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1965年6月16日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再次强调：“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余地”，这句话被排成黑体字向全国印发。直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针对我国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翻番的情况还说：“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　冶金部负责人认为，毛泽东这些话，“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淸醒剂”。

　　“大跃进”结束后，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强调“留有余地”？不仅强调“留有余地”，还提出“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笔者认为：第一，“大跃进”的髙指标、浮夸风，在毛泽东心中烙下的印痕太深了，一直心有余悸，以至于到晚年都忘不了，认为“大跃进”不仅犯了不少错误，甚至是“做了蠢事”，“闹了笑话”。毛泽东是一个“不贰过”的人，觉得时时提醒很有必要，诚如他在1965年一次会上谈到钢铁“大跃进”时所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第二，“留有余地”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毛泽东看来，要使其深入人心，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强调和劝诫，因为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要让人们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并接受正确认识和科学方法也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奏效的。第三，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战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究竟应当以一种怎样的速度发展，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有其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这不仅源于对“大跃进”教训的刻骨记忆和沉痛反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思考的必然结果。

　　综上，通过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强调“留有余地”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思绪脉络呈现出热与冷、昂扬与谨慎、豪迈与多谋、自信与担忧、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交织发展的复杂过程，尽管“大跃进”总体战略、思路和方向是错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战术方法就乏善可陈。比方说，除了“留有余地”外，他还提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敢想、敢说、敢做也不能绝对化”、“革命热情应与实践精神统一”的论断等等，如能深入分析，对于深化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裨益；第二，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曾总结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宏观战略失误，单是着力于具体战术，也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调整总路线，即使有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同样也难以贯彻执行和落实到位。第三，“大跃进”期间一些重大决策的出台，毛泽东的确是通过座谈、会议、调研等多种途径反复征询、讨论和求证，尽管他是“大跃进”的发动者，但不能说错误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第四，毛泽东不仅善于总结经验，也十分重视经验的传承、丰富和发展。“留有余地”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不仅在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扬，还用来反思和总结“大跃进”的深刻失误和教训，并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规律的思考中深化了对“留有余地”的认识。

　　（原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刘少奇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王为衡

　　1950年5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刘少奇在酝酿、起草、贯彻、宣传《婚姻法》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酝酿阶段，他向中央妇委布置了起草《婚姻法》的工作并阐述了党中央关于制定《婚姻法》的出发点和原则；在起草阶段，他关注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并积极为《婚姻法》的颁布营造宣传氛围；在贯彻阶段，他就执行《婚姻法》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给予细致指导；在宣传阶段，他参与领导了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为广泛宣传《婚姻法》作出了贡献。

　　1950年5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刘少奇在《婚姻法》的酝酿、起草、贯彻和宣传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布置和指导《婚姻法》的起草

　　刘少奇一直十分重视妇女工作。早在1947年9月，他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就指出：“妇女工作要重视。妇女工作是党的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必须注意去做。”“妇女婚姻自由的主张，我们共产党应该拥护，现在慢点讲可以，但不能不赞成。婚姻自由是妇女的基本权利之一。贫雇农一起来之后，不只是打倒地主的神权、财权、地权，还要打倒夫权，这是今天妇女解放的一个条件。”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如何抓住时机，进一步发动妇女群众，为创建新中国贡献更大力量，成为中共中央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1948年9月20日至10月6日，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邓颖超等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妇委）的同志布置了起草《婚姻法》的工作。据时任中央妇委委员的罗琼回忆，刘少奇说：“新中国一成立，你们妇女工作者的任务更重了。有些工作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和研究。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当时，邓颖超等刚刚结束在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的工作回到西柏坡，她们深切了解农村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及青年男女迫切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得知中央的想法后，中央妇委的同志们愉快地接受了起草《婚姻法》的任务。

　　起草《婚姻法》没有参考资料不行，刘少奇将自己保存的一本1931年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交给邓颖超等人，并提出，希望他们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基本原则包括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利益等内容，这些基本原则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法律基础也比较成熟，为起草《婚姻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0月5日，即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刘少奇作了重要报告，向与会代表介绍中共中央关于起草《婚姻法》的一些构想和思路。在刘少奇看来，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妇女工作会议开了很久，党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的情形要发表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的文件如婚姻法等，以便在全国范围里统一妇女运动的方针与政策。”他认为法律要规定男女双方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尤其阐明了关于离婚问题应有的原则，即男女任何一方坚持离就可以离。他强调党在婚姻问题上应该从广大的妇女利益出发，保护广大的妇女儿童，并由此制定法律。他要求这次会议讨论一下，搞出一个草案，经中央审阅后公布出去，将各地区过去的条例加以统一修改，使婚姻立法问题得到解决。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央妇委立即成立由邓颖超主持的《婚姻法》起草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起草小组终于拟出《婚姻法》草案。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十分关注《婚姻法》的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多次参加相关会议，讨论修改《婚姻法》草案。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递交了《婚姻法》草案，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陈绍禹着重谈到：“在研究和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工作过程中，经常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主席和刘少奇副主席等的指示和帮助，经常得到政务院的领导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共中央紧锣密鼓起草《婚姻法》草案的同时，婚姻案件也呈高发态势。195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溉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婚姻案件问题。报告称：目前发生在各解放区的民事案件中，以婚姻案件为最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妇女解放要求的守旧思想与报复行为，使许多要求解放的妇女遭受着严重的迫害、虐待，进而演变成虐杀、自杀、伤害、毒打等各种惨案。刘少奇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请最高法院汇集材料，写一篇婚姻案件的文章发表。请妇联主动与各党派座谈《婚姻法》，以便在最近通过并颁布。根据刘少奇的指示，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老解放区劳动妇女迫切要求婚姻自由，亟应改革残存的封建婚姻制度安定生产情绪》的文章，深刻解剖了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呼吁婚姻制度的重大变革。全国妇联也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专题研讨，尽可能地使即将出台的《婚姻法》能够代表和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婚姻法》草案于1950年4月13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4月30日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自5月1日起公布施行。

　　二、具体指导《婚姻法》的执行

　　《婚姻法》颁布后，刘少奇仍然关注着它的执行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就许多具体问题给予细致指导，反映了他对《婚姻法》推广的深入思考。

　　1、关于部队如何执行《婚姻法》。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战争虽在大陆基本结束，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然担负着艰巨的作战和剿匪任务。部队如何执行《婚姻法》，是否仍须作某些限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0年5月9日，刘少奇就此问题指示总政治部，在《婚姻法》公布后发一个指示，并请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即办。据此，总政治部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了两次座谈会，征集意见，拟出《关于目前全军统一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暂行规定》初稿。7月26日，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等，报告制定该《暂行规定》的有关情况。8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刘、朱、周、任、聂阅后退总政办”。当日，总政治部将该《暂行规定》发各大军区及各野战军政治部征求意见。11月16日，总政治部正式将《暂行规定》颁发全军统一执行。该《暂行规定》就全军如何具体执行《婚姻法》，对干部结婚、婚后生活、家庭结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离婚、结婚及离婚的批准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2、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执行《婚姻法》。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情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婚姻制度均有不同。例如，某些少数民族的婚姻问题，往往掺有宗教信仰成分，群众结婚时除向人民政府进行登记外，还需举行宗教仪式等。《婚姻法》基本上是按汉族地区情况制定的，因而不能原封不动地向少数民族地区硬性搬用。对这一问题，刘少奇主张谨慎处理，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1950年6月13日，他在起草《中央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时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不得各中央局和中央的批准，各地党委不得在少数民族的人民中提出这些改革和发布有关这些改革的决议和口号，并不得在报纸上进行有关这些改革的宣传煽动。”1953年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向中央报告召开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会的有关情况，提到：在回民内部贯彻婚姻自由的政策，在一般地区对男女双方坚持要求结婚者，要通过与回民代表人物的协商，取得同意，并说服汉民男方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举行回民结婚仪式。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希望各有关党委认真研究并依据具体情况，逐步解决回回民族人民中存在的各项问题。　

　　3、关于如何处理各界代表人物的婚姻纠纷。《婚姻法》明确规定：施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然而，一些社会中上层代表人物在旧中国时已经存在的纳妾、重婚行为，如何处理？刘少奇在1953年2月25日修改《中央关于处理各界代表人物婚姻纠纷时应注意事项的指示》送审稿时，加写、改写了部分内容，主要明确了以下几点原则及处理方法：（1）对于各界代表人物的婚姻纠纷，应在不违反《婚姻法》的原则下，采取适当保护的政策，不使他们丧失面子；（2）在宣传《婚姻法》时，不要要求他们联系自身具体问题，进行检讨和批判；（3）对于他们中已经纳妾、重婚者，不要追究，只有在其妻、妾告发并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党和政府再提出意见，适当处理；（4）对于他们虐待亲属和干涉亲属婚姻自由等问题，应对他们进行贯彻《婚姻法》的教育。　由此可见，刘少奇既注意到这类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同时也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灵活性。

　　4、关于如何处理干部的婚姻纠纷。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干部进城后思想发生变化，嫌弃原配妻子，曲解《婚姻法》“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精神，无理要求离婚，另觅新欢。刘少奇认为这一问题性质恶劣，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对待，并依法认真处理。1954年12月，他在全国妇联党组向中央反映干部离婚纠纷问题的报告上加写和改写了部分内容，明确了以下几点原则：（1）党的组织和各机关党政负责同志对于党员干部堕落腐化、违法乱纪的行为，应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对坚持错误不改者，应给以纪律处分；（2）党委对法院有关党员干部离婚案件的正确的判决，应给以支持，并责令其严格履行法院的判决，对于错误的判决，则应加以批评和反对；（3）所有离婚案件，包括党员干部的离婚案件，一律由法院处理。　在这一问题上，刘少奇既重视对干部加强教育和管理，也尊重法律、善于借助法律来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妇女的合法权益。

　　三、参与领导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

　　《婚姻法》颁布以后，新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但《婚姻法》在各地贯彻的情况很不平衡。在一些地区，人民群众对《婚姻法》很不了解或有很多误解，甚至还存在抗拒情绪。包办、买卖婚姻的情况依然存在，妇女受压迫、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干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残余思想，不能严肃、正确地宣传《婚姻法》与处理婚姻纠纷，甚至采取抗拒的态度，支持旧的封建恶习，干涉婚姻自由。鉴于此，1953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并规定：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以1953年3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　刘少奇参与领导了这次活动。

　　1、起草修改相关文件，明确基本原则。1953年2月，刘少奇在审阅修改《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方针给全党的补充指示》时，加写了部分内容，就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一些工作原则提出明确要求。例如，对于那些没有认真学习过《婚姻法》的人，刘少奇认为有必要令其认真学习一次；他担心一些地方在3月来不及开展运动，或3月的运动进行得不好而停止或缩小，要求这些地方可在当年上半年选择任何一个月来进行，务求实效；为了防止有些地方搞形式主义的运动，他要求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结束以后，各级党委必须保证把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当作今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　

　　1953年2月20日，邓子恢请刘少奇审阅《关于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刘少奇认真修改并请邓子恢、胡乔木再看一遍。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提纲，向人民群众宣讲《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实行《婚姻法》有什么好处，如何贯彻《婚姻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的展开。　

　　1953年4月，刘少奇在修改《中央关于结束贯彻婚姻法运动指示》送审稿时，加写了部分内容。例如，针对有的地方婚姻登记工作混乱，无人负责，“都管都不管”的现象，他要求各地“办理婚姻登记的人员必须是正确了解党的婚姻政策和国家婚姻法令的人员”；针对有的人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情况，他强调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要求“所有婚姻登记均须由当事人自愿去登记，如当事人不去登记，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干涉”；关于婚姻调解工作，他要求“无论调解的开始或调解的结论，都须由当事者提出并取得当事者的同意才能进行和成立”；就各地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如何在运动月结束后继续开展工作，他为其明确了新的工作任务，即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常了解该地区执行《婚姻法》的情况，积累材料，研究问题，向党委和政府提出处理问题的意见，并为下次开展运动进行准备。　

　　2、推介贯彻婚姻法运动重点试验地区的经验。1953年2月13日，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报》（第三号）介绍了四川资中县成渝乡进行贯彻婚姻法运动重点试验的经验和收获，其做法是：第一阶段，集训干部，摸清情况，交代政策，安定情绪；第二阶段，深入宣传，组织群众学习讨论《婚姻法》，全面发动群众；第三阶段，在自觉自愿基础上开家庭民主会议，订立家庭公约和家庭爱国生产计划，召开全乡大会，总结运动收获，评选、表扬模范个人和模范家庭。刘少奇认真修改中央关于批转四川资中县成渝乡贯彻婚姻法运动经验的指示稿，还请周恩来、朱德等人审阅修改，请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彭真找一个法律专家从法律角度进行把关。2月22日，刘少奇要求将此件用明码从速发给各地参酌进行，同时印发中央和军委各部委、中央政府各部党组参考。此后，《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纷纷介绍成渝乡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的开展。

　　3、纠正《婚姻法》颁布后干部中出现的政策界限划分不清的情况。《婚姻法》颁布之后，人民群众有关婚姻问题的要求、申诉和案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属于严重犯法的刑事案件，例如杀害人命、伤害人身等案件；第二类属于普通民事问题，例如普通的夫妻婆媳关系不和、财产纠纷、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问题。有的干部在处理这两类问题时，存在政策界限划分不清，处理方法错位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在《中央关于批转四川资中县成渝乡贯彻婚姻法运动经验的指示》中加写一段论述，阐述了他的认识。他认为各级党委必须向所有干部交待清楚政策界限，以免发生不应有的错误。他阐释道：虽然第一类案件在人民群众中只是极少数，但干部必须主动地加以干涉、告发和处理，以便制止杀人伤人的严重犯罪行为继续发生；而第二类事件，虽在社会上很多，且是不健康的，妨碍人民内部团结和影响社会风气的，但是必须要由当事人提出要求和申诉，这样政府或法院才可以调解和处理。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政府去干涉或过问，而政府去加以干涉或处理，那是很不妥当的，易于陷入被动，引起更多纠纷。政府应向人民群众进行认真的宣传教育并作适当的批评，以便逐步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自动地去改善这些关系，进而拥护《婚姻法》的各项规定。　

　　综上所述，刘少奇为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作出了重要贡献。概括起来说，在酝酿阶段，他向中央妇委布置了起草《婚姻法》的工作，并阐述了党中央关于制定《婚姻法》的出发点和原则；在起草阶段，他关注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并积极为《婚姻法》的颁布营造宣传氛围；在贯彻阶段，他就执行《婚姻法》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给予细致指导；在宣传阶段，他参与领导了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作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刘少奇对《婚姻法》的酝酿、起草、制定、贯彻过程的关注和指导，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和论述，为我们今天继续做好这项工作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原载《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

　　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

　　戚义明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对于“大跃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以上两段话，是邓小平在事隔20多年之后对“大跃进”的总结和反思。那么在“大跃进”前后，作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呢？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作者注），披露了很多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的活动线索。本文试图以此为依据，理清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的大致脉络。

　　一、逐步领会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

　　“大跃进”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邓小平对“大跃进”显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表讲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进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并上升到领导方法、建设方针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方法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是方针性错误。2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　

　　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在25日的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我对于这场斗争，在一个短期之内是有过模糊认识的，没有意识到党内有什么两条路线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也曾设想过基本建设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点好，是不是谨慎一点好。　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反冒进”问题明确表态。从邓小平的这一表态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8月1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

　　二、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具体搞法

　　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时指导各地经济建设，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后，比较密集地到各地调研和视察。1958年9月中下旬，他到东北视察；10月上旬到11月初，他又先后到河北、天津、广西、云南、四川等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工业生产、人民公社及人民生活等情况。东北、华北、西南的这三次视察，既是一种调研，同时也是在一线对各地“大跃进”工作进行指导。在调研视察过程中，他沿途发表讲话，对经济建设方针和领导方法发表看法。

　　从《年谱》披露的这三次视察的内容看，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是明确的，即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比如9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鞍山钢铁厂时指出：社会主义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样搞，还有个方法问题，是多快好省呢，还是少慢差费。搞什么都要有个攻击目标，应该定出哪一项东西能赶上哪一国，哪一项东西哪国好就超过哪一国。要选择尖端作为攻击目标。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不好的，我们可以好；别人办不到的，我们要能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要把这一点作为主导思想，作为各级领导人的主导思想。在谈到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时，邓小平指出：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10月10日晚，他在听取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　可见，在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看来，搞“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哲学依据，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具体到手段和方法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如何搞？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都在不断探索，各地也都在不断探索。9月27日下午，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谈到人民公社时就曾说：农村的人民公社，辽宁的架子搭得比较早，全国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辽宁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于事情就了结了，还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个充分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搞得很好。　

　　在这种不断调研和探索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比如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他多次强调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要发展商品生产，这样才能富裕起来。9月22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指出：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10月25日，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每个县都要有规划，都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村交换的东西增多，这样人们收入就会增加，就会富起来。10月29日下午，他在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　

　　又如在人民公社问题上，邓小平也思考和发表了很多至今对我们搞经济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

　　第一，邓小平强调，办人民公社要体现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要不断积累经验，不能搞得太死板。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指出：办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种试验。在任何情况下，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把人们搞得那么死板不行。这里有个人、集体、全民的关系问题。不能由省或县搞一个办法，一律实行。10月26日下午，他在四川成都视察时指出：公社的食堂要办得好一些，使农民感到比过去在自己家里还吃得好，这样才能显示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显示优越性，这应该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　强调要经常考虑显示优越性，强调要多种试验，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邓小平认为，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之上。9月25日，他在辽宁盖平县视察太阳升人民公社时谈到：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公社是建立在生产大发展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的。公社应制定长远计划，逐步把农村居民点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种花果，要绿化、园林化，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将来无所谓农村和城市。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都要消灭。　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将办人民公社看成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抓手。

　　当然，在视察调研中，邓小平也初步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9月中下旬的东北视察中，邓小平就发现各地人民公社都在搞公共食堂、搞供给制，但是群众到食堂吃饭的却很少。他在10月6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这很值得注意。在西南考察中，邓小平也一直在注意并不断思考这个问题。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鞋袜都穿一样的，食堂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　11月4日，他在贵州遵义县大风暴公社视察，谈到社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时还指出：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　

　　总体上来说，从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主要是在一线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

　　三、主持起草《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和邓小平在上述三次调查研究中初步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一样，1958年秋冬之际，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本人也开始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这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

　　邓小平是11月6日从西南视察结束后，直接赶赴郑州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开始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出现的错误，规定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提议，主持《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邓小平又在武昌先后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以《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为基础起草的，依然由邓小平主持。11月21日下午，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委员会会议时讲话指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它的性质是要给人民公社立一个宪法、一个共同遵守的章程。　

　　12月9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在谈到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是高标准的，共产主义的标准更高。我们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目前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能说就是全民所有制，只是含有全民所有制的若干成分。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性来制定方针和政策。在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时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谈到分配问题时指出：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在谈到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时指出：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要公开向群众宣布。总之，在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邓小平所作的说明，具体阐述了有关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以邓小平的这个说明为主要内容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指导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践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显然，当时这些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是在中央领导层对各地视察调研中逐步形成的许多正确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当然也包括邓小平本人9月至11月的三次调研的重要成果。比如，《决议》强调的“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问题和“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等，都是邓小平在三地视察过程中特别注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中央初步纠正“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努力的集中体现。当然，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这种纠“左”的努力还是初步的和有限度的，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前提下的纠“左”。但其中包含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即使在今天还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四、逐步认识和主张纠正高指标错误，力争主动权

　　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除了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外，还讨论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进入1959年，由高指标导致的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日益严重。1959年1月6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基本建设和1959年计划问题。在谈到建设材料严重不足时指出：这是个大问题，各方面都出现了。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在谈到1959年计划问题时他指出：今年任务是量力而行，重点是把生产秩序调整好。　

　　经过第一季度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计划指标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清醒了。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经济工作作说明时说：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搞大了一点，基建项目多了一点，而原材料的生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证这样大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现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他指出：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4月29日、30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就计划指标问题又指出：现在还是议论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方法是按实际可能来办。根据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从上面来规定。最后，完成多少，宣布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　

　　从苦抓计划，到“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主要抓措施”，《年谱》披露的这些内容表明，邓小平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有了更为切实、更加深入的思考。5月23日上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今年人心紧张，我们也累。工业生产计划大致已定，主要问题是督促检查，计划已放宽，取得了自由，现在解放出来了。精神解放了，免得天天紧张得很，取得主动。　看来，邓小平对计划问题认识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取得经济工作的主动权，避免陷入抓住高指标不放的“死胡同”。他认为眼睛不能死盯着少数几个指标，而要看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个大局。基于这一点，他在5月2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思想上应从1800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做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现在的问题是，究竟1800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钢，就会把全局丢掉，包括丢掉人心。　

　　从过于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到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邓小平对计划指标问题的上述认识，也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的渐进认识过程。1959年五六月间，中央连续发出紧急指示，降低钢产量，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朝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由于对“大跃进”的错误的严重性仍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庐山会议之后，形势又发生逆转，“左”倾错误又继续发展。

　　五、对1958年工作和“大跃进”进行初步反思和评价

　　（一）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

　　随着经济工作中一些问题的逐步暴露，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问题。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邓小平在1959年上半年对1958年的工作有一系列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认为，1958年的工作成绩很大。1959年2月1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说：对去年成绩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成绩是很大的。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去年是全面大跃进，各方面发展很快。　

　　其次，邓小平认为，1958年工作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其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1959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宣传要鼓干劲，但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去年在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同时也不能言过其实，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公开宣传要谨慎，宁可做的多说的少，不要说的多做的少。　他在6月4日、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　

　　再次，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要虚心谨慎、实事求是，不断总结经验。随着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逐步暴露，邓小平先前对经济建设的乐观估计变得谨慎起来。1958年12月3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出席周恩来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时就曾发言指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要形成比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到了1959年，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体会更加深切，强调得也更多了。比如1959年2月1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1958年的工作时说：缺点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另一种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引起注意。不要忽略这方面，要好好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　6月4日、5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在建设方面，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虚心一些好。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我们领导上有责任，这也是经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虚心，实实在在研究问题。　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邓小平2月20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强调指出：毛主席在八大会议上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教导。　

　　（二）对“大跃进”的初步反思和认识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对“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看法。

　　1959年5月5日上午，他在会见匈牙利青年代表团，谈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时指出：总路线的提出，首先是根据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总路线本身没有错。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这不会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也不会错。问题在于怎样解决经常出现的矛盾。对于贯彻总路线的具体方法，邓小平认为：我们还在实验，使它完备，还要经过若干年。我们的做法是，一年总结几次，好的就发展，错的就纠正。6月1日下午，他在会见蒙古驻中国大使鲁布桑时指出：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总结过几次，每次都发现不少问题，修修补补，再过几年才能证明它的生命力如何。　

　　从积极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逐步反思、认识“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和错误，到强调“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再到“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年谱》反映的相关内容清晰地表明，邓小平在“大跃进”问题上的看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断深化，也在不断地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还未充分暴露以前，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一样，当时还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三面红旗”本身没有错，成绩还是很大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上、在一些具体办法和措施上还存在一些毛病，还没有找到一条成熟的路子和途径。但不管怎样，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从1958年底特别是1959年第二季度之后，邓小平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愈益趋于冷静和实际了。

　　（原载《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