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郭建宁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内容简介】
本书回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背景和过程，阐述了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和具体途径，分章节阐释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基本含义，并分别对其价值意义、原因现状、实现途径等作了深刻解析。是一本集理论性、思想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大众学习读本，适合党政干部、公务员、大学生以及广大群众阅读，是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参考资料。通过学习，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精神的学习理解，推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的落实。
【作者简介】
郭建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相关书评】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意义
第二章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第三章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第四章 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第五章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途径
二、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
后 记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意义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背景
一种价值观的提出和弘扬，一定与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等方面的面临的复杂形势和挑战有关，与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和人们精神信仰上出现的焦虑、迷茫甚至缺失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应对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与时代要求的需要。
1. 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需要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中，经历了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起源于16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发展到顶峰时期，其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理想，自其诞生就有着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主要表现为追求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性的基础上，阐释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页。］“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无论从一种理论、运动还是一种制度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们的解放息息相关的根本价值”。［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28页。］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将“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的目标，并对实现这种目标的指导思想、制度保障、主要方式等作出了初步的论述和阐释。在这些论述和阐释中，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论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等问题，但他们的理论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蓝图，如为绝大数人谋求利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本质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本质。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国实践成功结合起来，成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变成一定现实的开拓者，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在复杂而又艰辛的环境中，在汲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苏俄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形成了注重商品经济与市场、建立新型民主制度、由人们自己管理社会、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等思想，开启了落后国家坚持原则与价值原则、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新思路。［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33页。］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指导地位，树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公有制、有计划、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等这些概念之中，对其它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极大。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诞生了新中国。在漫长而艰辛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底蕴，形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旗帜鲜明地将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主流的价值观，用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并向广大民众宣传和普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彻底、全面地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195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经济、政治、文化、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掀起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全面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此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激起全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并形成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爱党爱国、为人民服务、公有制、计划经济、大集体、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无私奉献、共产主义新人、斗私批修、反修反霸等成为此时期不同阶段的主体价值话语。显然，在“左”倾思想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此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曾带上了“左”的色彩和局限。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业。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人民服务、民主、自由、文明、富强、共同富裕、公有制、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公平、正义、法制、法治、德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创新、以人为本、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等概念，凸显了此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基因。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有何联系与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本质有何不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要回答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及时回应。
2. 塑造国民积极、健康、科学的价值观的需要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除了为其国民提供繁荣发达的经济基础之外，还要为国民树立和弘扬积极、健康、科学的价值观，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硕，广大人民群众总体上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建设大潮，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促使一部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嬗变。一些过去曾经洗涤过的腐朽、落后、不健康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恶习重新泛滥。整个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乱象。具体表现如下。
（1）拜金主义风气盛行。拜金主义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想道德观念，认为金钱不仅万能，而且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大潮中，一部分人滋生了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成为一种时尚口头禅。结果，傍大款、攀富贵、结交“富二代”、“官二代”和“土豪”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各种“炫富”、“炫豪车”、“炫名牌”现象层出不穷。“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曾成为名噪一时网络名言，还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拜金主义是造成现代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中国竟成为了世界商品造假的大国，各种假冒伪劣产品、食品、药品大行其道。尤其各种“地沟油”、“毒大米”、“毒奶粉”、“假酒”、“注水猪肉”等劣质食品，以及“美罗华”、“赫赛汀”、“特罗凯”等各种假药，不仅骗取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有人戏言，坑、蒙、拐、骗、赌，神州大地处处有，这无不跟拜金主义的腐蚀有关。同时，“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从经济领域泛化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市场等价交换原则被扭曲运用到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造成了“潜规则”甚嚣尘上。一些党员干部叫嚣“有钱能使官推磨”，大肆买官卖官。一些人不是以助人为乐为荣，而是坚持助人要钱，在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不适时宜地提出支付金钱的要求，以此变相要挟受害者及其家属。甚至有极少数有些贪官、“土豪”以睡在钱堆里为乐，或以燃烧人民币为荣，寻找所谓的快乐刺激。显然，拜金主义已经扭曲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和灵魂。
（2）奢靡享乐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催生了奢靡享乐主义。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物质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财富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文明的提升。相反，一些党员干部和暴富起来的“老板们”没有把财富变为更有价值的资源，反而浸淫在金钱和物质的过渡挥霍之中，追求人生的奢靡享乐。一些党员干部吃饕餮大餐，住高档酒店，玩遍千山万水，包养情妇美女，盛行贪图享乐、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一些富豪、“土豪”挥金如土，沉溺于吃、喝、嫖、赌、毒，迷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甚至到处散布“白天死过去，晚上活过来”的口号。一些地方以发展经济为名，发展“性都”、“浴都”、“爱都”，助长了黄、赌、毒的盛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许多地方还处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今天的中国竟成为了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这一现象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奢靡享乐主义让人们沉溺于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容易使人们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因此，享乐主义滋长和蔓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滋生虚假繁荣的毒瘤，助长玩物丧志的风气，严重地腐蚀了良好、健康的社会风气。
（3）诚信缺失，社会道德滑坡。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重道德、讲诚信的民族。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曾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周人最早提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的理念。唐朝时《唐律》最终确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以德为先，诚实做人，一诺千金，与人为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曾经是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的优秀美德。但是，改革开放中各种良莠不齐的东西促使一部分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少部分人出现道德堕落、观念扭曲、行为无德的行径。近些年，“豆腐渣”工程、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学历“造假门”等诚信缺失现象愈演愈烈。各种“艳照门”、“一夜情”，频发的“到此一游”，无不拷问着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个人修养。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佛山“小悦悦”事件，无不让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备受心灵的煎熬。各种媒体的“炒作”、网络“水军”的“灌水”、不良大V的无良言论、“公知”的虚假道德批判，无不在兴风作浪中愚弄和欺骗着每一个善良的国民。追捧“干露露”、“湿露露”、“裸模”、“裸星”，崇尚“一脱成名”，无不让天下的父母和孩子担忧和迷茫。当前，我们的社会似乎陷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信任缺乏、人人自怜的危险境界。因此，整个社会价值秩序的纠偏和重建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急需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价值观来加以引导和扶正。
（4）社会浮躁，个人理性不足。一个社会的文明、稳定和进步，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理性思考和行动，需要用一套科学的价值观来引导和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遵守文明的秩序和公共行为准则。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尤其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人们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的自由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同时，每一个个体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和压力的反应及其方式迥然不同。中国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城乡、地区和部门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即使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其差距有的也是较明显。在此背景下，有理想迷失、信念动摇者，有道德堕落、观念扭曲者，有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也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暗中滋长。［《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人民日报 》，2014年2月17日，第1版。］社会中出现了一种理性不足、风气浮躁的怪相。近些年，各种缺乏文化底蕴的娱乐节目占据了各地电视媒体的黄金时间段，出现中华大地处处“选秀”的局面。而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民阅读水平明显落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1本都不到。而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在8.4～8.5本之间。［《中国人平均一年读书不到1本》，《深圳晚报》，2013年5月21日，第18 版。］一些人的言论追求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一些“富二代”、“官二代”的言行举止令人惊愕，“我爸是……”成为一时的躁动。各形各色的“段子”充斥整个网络空间等新媒体。“仇富”、“仇官”现象愈演愈烈，盲目指责人家“为富不仁”、“为官不正”。各种思潮暗流涌动，各种反党反政府言论无端受到大肆追捧，甚至出现凡是党和政府提倡的，都坚决反对的现象。一些偏激的“反日”、“反美”的言论和行动以“爱国”主义名义大行其道。一些地方出现炸公交、炸机场，杀害儿童和小学生等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的事件，引起人们和整个社会的恐慌。一些社会成员似乎随时充满骄气、橫气、怨气，有的竟为争抢一个公交座位、一次排队顺序而大打出手，为自己的一次不文明言行而强词夺理。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成熟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成熟程度。社会的文明和成熟，是建立在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水平和成熟程度之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当前，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谐与进步，需要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需要理性的思维和行动。这就需要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指引和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之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促使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既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使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政策的偏向引起较大的不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增大；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亟待完善；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社会冷漠现象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损；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日益频繁。在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要素中，腐败、贫富扩大、就业、教育公平、社会诚信、道德滑坡、医疗保障、环境恶化等问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和担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诱发，都有可能危险到党的执政地位。
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这不是改革开放本身之错，而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执政党及其党员干部，能否敢于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能否科学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最为不满的就是体制性垄断而导致的腐败，以及因民主、公平、公正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新的不公。人们担心改革开放将偏离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是对人们的担心和不满的有力回应。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凝练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认识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因是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和精神文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同时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逐渐深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基础上，凝练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的对外开放大门打开后，我们在利用西方资金、技术和文明的同时，一些不适合中国甚至腐朽、落后的东西也夹带而入，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挑战。早在1979年9月，叶剑英在一篇讲话中就提出，要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也清醒地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因此，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把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的论述，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十二大还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西方自由化思潮也愈演愈烈。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基本要求、指导思想等作出全面的部署。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要要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中国掀起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在同年10月份召开的十四大上，中国最终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提出，要坚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上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效果，对促进改革、发展、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加速了人们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的多元化。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具体要求、投入保障等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同时，中央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统一协调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根本任务，旨在牢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而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孕育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基因和要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孕育与提出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03年10月，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促使全党上下和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和相互关系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胡锦涛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会议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要坚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落实到宣传思想的各项工作中，落实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要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这些文件主要是针对我国青少年和大学生在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西方一些国家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下一代的阴谋而出台的。文件基本精神强调了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同时把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同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是“四位一体”的。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提高党员干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了重要论述。胡锦涛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0页。］为此，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积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为了进一步纯正社会风气，旗帜鲜明地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2006年3月，胡锦涛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至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呼之欲出。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1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融汇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多层次体系。［戴木才、田海舰：《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2期，第36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条件。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要求。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十七大以后，中共中央加大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称和教育。思想界、学术界等掀起了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潮。这就进一步促使了高层和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的认识。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客观需要。显然，高层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予以重视和建设。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新目标。全会强调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会认真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系列方针政策。《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这就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上升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提出
随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其重要性日益突出，高层以及理论界、学术界等都意识到，凝练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所必要，而且成为必然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拓展和外延，方式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国内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全面推进和深化的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日益突出，各种利益的博弈更加激烈。面对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艰巨重任，全党上下以及全社会需要统一思想，同心协力，攻克难关。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胡锦涛在十八大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高度凝练和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式提出以后，在社会上和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多数学者和人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此后，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成为理论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点。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学习和宣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力度，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共六项23条，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等提出具体意见。《意见》指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意见》还就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加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要求。2014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从把握好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深化宣传普及、增强认知认同；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实践；党员干部要引领带动五个方面，对如何切实做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作出具体阐述和要求。
2014年2月10日，据新华社报道，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单行本，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2月12日，用24字高度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报纸和媒体的头版的显要位置刊登。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的评论员文章。2月13日、16日、17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追求矢志不移的强国梦想》、《拿出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三篇评论员文章，就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出积极评论。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当前，全党以及全社会正在兴起学习、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潮。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重大意义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勇前进的伟大历程中，做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价值及其本质的认识
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价值性？对这些具有抽象意义的理论问题，不仅一般的群众难以回答、理解，就是理论工作者乃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曾有过疑惑，甚至犯过错误。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我们党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做过片面的、教条的理解，认为“一大二公”就是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搞计划经济。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邓小平在总结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多次阐释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等。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体现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在这个论断里，“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根本目的，同时体现着一种价值追求。但是，这个论断的表述对社会主义价值和本质的体现似乎不够全面、清晰。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平等与公平、民主与法治等没有凸显。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深化和丰富对社会主义价值和本质的认识、理解。社会主义不仅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它的更高追求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民主、法治、文明的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往，我们注重较多的是社会主义科学性、实践性、结构性和制度性，而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价值观等价值性的关注和研究均较少。虽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系统论述过社会主义的价值性，但是，他们的理论表述和阐释中蕴涵着崇高的、科学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人类认识真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运动，也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更是一种合目的性的人类价值体系。［吴向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自觉》，《光明日报》，2013年9月14日，第11版。］毋庸置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大大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性，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而有利于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的制度。
2.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之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过30多年的摸索、发展和总结，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特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另类怪胎还是独树一帜？它有没有与人类的普世价值相适应的一面？它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灵魂？这些问题曾经甚至依然在困惑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事实，以及创造出的世界奇迹，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是继承、发展和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典范，是人类社会进步历程中的一枝独秀的风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担忧，认为未来的中国会挑战它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冲击它们的世界霸权。因此，它们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障碍和倒退，与人类的普世价值渐行渐远，并积极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渗透、影响中国的民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永远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自己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也有自己的价值自信和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并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中，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吸收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不断从价值层面发展创和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不拒绝自由、民主、博爱、平等、公平、正义、法治、人权、和谐等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并把它们作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凝练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道路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了价值之魂，使之成为强基固本的兴国之宝。
3. 有助于凝魂聚气、凝聚共识促改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正值中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关键时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利益格局、社会分层、价值观念、生活和工作方式等，都呈现出多元多样易变的特点。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地区和部门，不同的行业，乃至不同的个体，基于在改革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利益的不同，他们对改革的评判、期望和态度各有迥异。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多数人认可、支持和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极少数人批评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最终要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方向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罪魁祸首是执政者与资本的联合，背弃了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把改革的对象指向了执政者。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主要是政治改革滞后，真正的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成熟的市场机制需要民主和法治为之护航。当前，诸如此类关于改革的争论和分歧，在媒体和网络上随处可见，不胜枚举。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对象、路径、重点等尚存一定的分歧。尤其是，改革开放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新的需求和愿望，他们开始从关注经济利益和权利转向关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利益和权利，他们在开放中获取了新的见识和信息而求诸于新的诉求。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还是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与具体政策，在实践的运行和操作层面肯定有不足、失误和亟待完善和发展的内容。一部分群体不能理性地、辩证地看待这些不足和问题，反而藉此不遗余力地嘲弄、批判改革开放，引发争论和分歧。总之，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彷徨局面，即改不改？如何改？从哪改？改向哪？谁改谁？如何整合多元的思想、价值和分歧等，最大限度的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最大的合力，共同促进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中央高层在布局改革的顶层设计时必须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无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正是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战略布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以通俗、易记、易懂的语言，迅速传播到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以此统摄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整合喧嚣多元的价值秩序，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的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
4. 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现代国家的竞争，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中，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和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相辅相成地并用，是现代国家真正强大的两根支柱。而且，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又一个面临的重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同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又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并在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中，继承和创新了中华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价值理念和追求，又渊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吸纳了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的精髓。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从三个方面对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重要影响，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文明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强度和硬度。一是，提升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和谐、文明、诚信、友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在当今世界各种冲突日益彰显的背景下，中国弘扬这种核心价值观，必将有力地消解西方现代性价值的缺陷，从而获得世界文明国家更多的认同。这无疑会大大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二是，展示和彰显了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现代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源于西方文明，并成为了人类文明共享的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作为基本内容之一，使之与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并存，充分地向西方世界和文明展示了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现代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从而有利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三是，秉持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致力于领引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于其它价值观的根本，在于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是古今中外文化精髓的大杂烩，而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批判地继承和创新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精髓的结晶。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会增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自觉，而且会大大拓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第二章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第一节 富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
国家富强是促进社会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并将富强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位要素，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标准的根本要求，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一）富强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为什么说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目标呢？简单地讲，对富强的追求是任何社会主体的基本需求和前进动力。自人类产生以来，摆脱物质匮乏，不断创造、积累物质财富就成为社会主体的生存所需和基本追求。社会个体如此，民族、国家也是如此。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国家富强是实现这一梦想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1. 富强是人类的永恒梦想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利益及其实现是任何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动因，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保障。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消除旧式分工，克服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所以，富强作为一种价值目标，不仅反映了不同社会主体的生存需要，也是推动社会主体发展的主要动因。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生产劳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主要动力。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人类或以狩猎为生，力图生存；或以农牧为本，追求温饱；或以工业强国，追求强盛……虽然凭借的手段不同，达到的境界不一，但对富强的追求，则是一以贯之的永恒主题。
2. 富强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追求富强的历史。纵观人类历史图景，多少国家曾经辉煌一时，但又瞬间衰落；多少国家企图称霸一世，却成南柯一梦。如何跳出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永葆国家繁荣富强，是每个国家面临的历史课题，中华民族亦是如此。
一方面，中华民族在追求富强的道路上取得过辉煌成绩，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中国很早就有富民强国的思想，如《管子》：“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富强是中华民族千年夙愿，一代又一代的勤劳的中华儿女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盛世。从西周的成康之治始，历经两汉等朝的文治武功，到唐宋时期，更是达到了冠绝宇内的少见盛世。譬如唐朝，无论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都映照出富强国家的真实图景：“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寻求富强的历史进程也曾被小农意识所缚、为闭关锁国所累，遭受了惨痛教训。明清已降，先有海禁，后又闭关。一个古老的民族不愿睁眼看世界，还沉浸在自欺欺人的“天朝上国”迷梦中不能自拔。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冲击，中国一度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贫弱的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殖民的对象。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举起富国强民的旗帜，前赴后继。19世纪中后期，洋务派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富强观，学习西方的物质器物、坚船利炮。然而，“自强、求富”的梦想终结于甲午惨败的风云；其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变法图强”，学习西方的政法制度，力图强国富民。可叹的是，百日维新仅是昙花一现，最后落幕于“戊戌六君子”血荐轩辕；而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主张实业救国，发展工商，在追求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不懈探索。但是，终因其阶级局限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而归于失败。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70页。］这些失败，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它促使中国人开始深思失败的原因，另求他路。
3. 富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国家富强的目标就写进了不同时期的党的大会报告或《党章》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力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荡气回肠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新中国。一个独立的中国，是国家富强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富强奠定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又适时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建设富强国家的新时期。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引领的农村变革，揭开了中国社会巨变的序幕；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破除了姓资姓社的争议。“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自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生产发展、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被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二）富强是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富强作为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目标，其内涵是什么？具体说来，要正确把握富强这一国家层面的首要价值目标，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以下几对范畴的辩证关系。
1. 国强和民富的关系
“富强”的含义，笼统讲就是民富国强。若进一步细分，“富强”包含着两大主体的价值诉求：一是人民的富裕，二是国家的强盛。“富强”首先在于富民，即人民富裕。民富国强，没有民富就没有国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之说。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国家财富的创造，其根本目的都在于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次，“富强”还在于强国，即国家强盛。富强除了体现为富民之外，也体现为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财富和强大的综合国力，能对他国和国家秩序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这二者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国家不分。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在现代西方政治理念中，国家也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最重要社会组织形式。在此意义上讲，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所以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国家的富强是为民造福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实现富强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当然，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也存在不一致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国弱民富或国强民贫的极端状态。历史上的一些国家，由于国家力量孱弱，即便民众富裕，在外部压力下也难成富强。譬如北宋时期的中国，虽然市民社会发达，民间财富充裕，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使得国势软弱，在其他国家政权的压力下迁徙辗转，终至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片面强调国家的强大，忽视人民需求和幸福。这种强盛是虚幻的，且不可持续。比如，美苏全球争霸时的苏联，貌似强大，却罔顾民生，终至解体崩溃。可见，国家不强盛，人民的富裕得不到保障；人民不富裕，国家的强盛不可能持续。
2. 先富和共富的关系
富强作为国家层面的首要价值目标，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利用更先进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其次，“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少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呢？那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概括，既包含生产力发展标准，也包含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生产力标准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做大社会物质财富这一蛋糕；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则要求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生产力标准更多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
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则更多强调公正为本。实现富强的要义是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不是追求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富裕。
社会主义的富强观，兼顾生产力标准的效率原则和共同富裕价值标准的公正诉求。在此意义上，它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的富强观和西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富强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既包含重视公平的积极思想元素，也流露出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忽视财富积累的局限。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励发展生产、开拓市场、积累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财富观从根本上只能满足少数人致富梦想。社会主义富强观既吸收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重视公平和西方价值观中重视生产和物质财富的积极因素，也摒弃了中国传统中阻碍生产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无视多数人利益的错误观念。
（三）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
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目标，我们越应该保持清醒头脑，正视我们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党的十八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必须深刻把握我们身处的新形势、新机遇，全面认识我们面对的新任务、新课题，科学分析我们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真正把社会主义富强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把富强观的宣教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教
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是一个有机体系，富强不仅与国家层面的其他价值目标有直接联系，而且与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有密切联系。要把富强观的宣教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教，把富强观的培育同社会和公民等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结合起来。
尤其要注意的是，“富强”虽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但也是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目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每个中国人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价值目标，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我们必须破除国家富强是党和政府事情的错误心态，增强建设富强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把实现个人理想和实现国家富强的中国梦结合起来，自觉地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
2. 把富强观的培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核心价值观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度概括和凝炼。要把富强观的培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尤其要把富强观的教育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结合起来。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我们要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使每个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形成国家富强、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伟大时代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攻坚克难，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我们要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融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教育，要让每个公民都认识到，改革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国家富强的梦想只有在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中才能真正实现。
3. 把国家富强的目标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事业结合起来
价值理念必须付诸于主体实践，才能发挥现实作用。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价值目标，必须渗透于国家行为和国家制度安排中，才能真正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不能停留于口头和观念上，必须把国家富强的价值目标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结合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国家层面来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把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同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切实落实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战略部署和任务，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不懈努力，艰苦奋斗。
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的富强观体现的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是追求共享、共赢的新发展模式。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强国的诞生，往往以武力为手段，侵吞他国利益，划分势力范围，甚至威胁他国生存。中国的发展、强大是和平发展；中国的发展、强大对他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因为，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富强观强调富强的公正性和世界性，具有服务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积极价值导向。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注入正能量，提供新模式。我们应加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积极地向其他国家宣扬、阐释我们的富强观，在国际上树立文明、富强的大国形象。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始终高扬的旗帜
民主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民主更是一种核心价值理念。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是一个价值目标，更是一种政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为什么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政治建设的价值目标呢？原因就在于，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而且，对民主的追求既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
1.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形成。国家一经产生，处于这一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就开始追问一个问题：国家的主人是谁？人民在国家中居于何种地位？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给出了不同答案。古代封建专制条件下，在君权神授等意识形态的氛围中，人民期盼能够出现明主贤君来为自己做主；近现代以来，尤其是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选举政治和代议制度选出自己熟悉的、能体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人来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管理国家；当然，选举政治和代议制度只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并不是民主的理想状态。就民主的本义和人民的理想诉求而言，人们更期望能够实现民众自主管理、自主治理。
在人类政治的发展演进中，不论是古代寻求的“民之主”，还是近代以来的“民选主”，以致现在和将来希望的“民自主”，民主都是人类一以贯之的共同理想，虽然在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对民主的含义和实现方式有不同的理解。
2. 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政治传统
中国长期实行封建制度，一方面它是一种专制，君主拥有很大的权力，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政治思想。譬如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再如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民本政治思想，是对君权的有效制约，体现了中华民族朴素的民主理念。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长期走在世界前列，民本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也曾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譬如，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为了反对专制，先进的中国人举起了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这表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一直追求着民主政治。
3.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以推翻专制和剥削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为己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争取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1945年的延安，毛泽东与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探讨了历史周期率和民主问题。黄炎培对毛泽东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政治前提；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道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加辉煌灿烂的发展前景。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每一个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2年12月4日。］
（二）社会主义民主蕴含着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和未来方向
要正确理解民主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含义，需要注意：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政治实践和制度安排；民主既带有普遍性，又是具体的、相对的；民主既是永恒的政治理想，又是历史的发展形态。
1. 在中国和西方，民主的具体含义存在差异
何谓民主？在中国和西方，人们对民主的阐释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的意思是为民做主。在《说文解字》中，“民”的解释是：“众萌也”，意为众多之数；“主”的解释是：“灯中火主也”，意为指明方向的人。“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如“天惟时求民主”、“诞作民主”等。这里的“民主”即“民之主”，就是管理人民的君主，有为民做主之意。我国古代政治实践中，为约束君权，又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思想。
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源于西方，英文的“democracy”源于古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平民）及kratia（权力或治理）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平民的治理”。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实行公民直接治理国家的模式，被誉为西方民主的起源。古希腊雅典时期的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直至18、19世纪才在英美诸国确立。到了20世纪，民主制度逐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政治制度。
2. 民主具有普遍性，但又是历史的、相对的，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和制度
民主作为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特点。但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民主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它又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抽象的、绝对的民主，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由于历史传统、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各个国家的民主道路和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英国是在君主制基础上通过改良方式发展为君主立宪制；美国是在移民文化基础上通过革命形式建立起以联邦制为基础的总统共和制；而法国则在革命和复辟的多次反复中，建立了兼具议会制和总统制特征的混合制。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我们不能以某种所谓的普遍的民主模式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和道路选择。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在《卫报》撰文指出：“西方的民主模式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和民族必须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选择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道路和民主模式，照抄照搬只会水土不服，南橘北枳。
3. 社会主义民主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价值，蕴含着人类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和未来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民主相比于封建等级和世袭制度，具有历史进步性和一定的世界历史意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页。］但是，西方国家的民主不是绝对的、普世的民主形态，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民主的阶段性形态。
资产阶级民主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只能是少数人享有的民主。西方的选举制度和代议民主在现实中往往受资本和金钱主导。“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演进中，人民表面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利，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只是在形式上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实际结果却是：每个人都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立更高的民主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先进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史积累的积极价值，代表着人类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和未来发展趋势。首先，从所有权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人民做主，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标榜“主权在民”，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国家权力控制在少数人手里。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这是一种“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723页。］
其次，从利益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发展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服务人民，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职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也宣称为全体国民利益服务，但实际上却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服务。“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再次，从效率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的政治优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这就保证了各国家机关协调一致、高效运转。相比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和相互掣肘而言，这是我们的一大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曾以《大趋势》一书而闻名的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敏锐地观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频频暴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
（三）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
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要受到经济文化条件、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道路决定未来。政治发展道路正确与否，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长期发展、内生演化的结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的要求。近代以来，一些志士仁人在探索中国国家发展道路时，曾效法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些探索最终都没有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走上了民主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才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中国而言，不存在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邓小平深刻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放弃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就会改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就会丧失。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完善党的领导。要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推进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地汇聚力量、建言献策。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
2. 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从历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只有几十年时间，在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作机制等方面还不够成熟，有待完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虽然有其根本局限，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具体实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方面积累了不少积极成果。这些积极因素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所用。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指出，有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改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就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相适应，与我国的历史条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坚定不移，又要循序渐进。
3. 积极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将民主转化为每个公民的生活方式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观，必须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将民主转化为每个公民的生活方式。首先，要提高每个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社会主义民主只有通过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民主素养不断提升，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但是，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公民的民主素养和政治参与意识总体上还有待提升。要积极拓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其次，把民主转化成生活方式，要求每个公民积极培育有利于民主的各种思想意识。我们要多些规则和法制意识，少去江湖习气和圆滑世故；我们要多些人格独立和平等意识，少些等级观念甚至奴才意识；我们要多些对话意识和妥协精神，不能只想着压制甚至消灭对方，等等。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培育这些有利于民主的思想意识，我们才能离民主政治越来越近。
再次，把民主转化为日常生活，还体现在基层自治和社会自主治理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自主治理的过程。当然，最终完全实现社会自主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基层自治是迈向社会自主治理的重要环节和步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式。
第三节 文明：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文明是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追求。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必须自觉遵循文化建设规律，既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的有益成分，更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文化建设与时代进步同行、与实践发展同步。
（一）文明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文化体现
在人类发展史上，文明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对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社会主体对文明的追求，可以提升个人素养，优化社会秩序，推动国家发展。概括地讲，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
1. 文明是个人素养的重要体现
在东西方文化中，“文明”一词在词源学上的含义，都与社会个体在文化和道德品行上的素质紧密相关。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指罗马的城市公民身份，含有比非城市人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后引申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
汉语的“文明”一词，最早出自《周易》。《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有“光明”之意。在其他典籍中，文明一词更多意指人的教养和开化。《尚书·舜典》称赞舜：“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唐人孔颖达注解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意涵王者修德、民风淳朴。《礼记》说：“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这里的文明，是个人内在德行和文化素养外显的结果，不仅个人神采奕奕，而且能让他人如沐春风。正是在文明的教化之下，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仅物质文明昌盛，而且博得礼仪之邦的美誉。
2. 文明是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文化体现
文明不仅是社会个体文化素养的表征，还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文明是对国家发展状态的一种总体描述，文明即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的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连：“文明时代是学会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进文明形态的发展变化：“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明成为国家发展的灵魂和精神动力。当代国际竞争中，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文明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我们在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2页。］
3. 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价值诉求
建设文明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价值诉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建设文明国家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标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一再强调，不仅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相互支撑，不可偏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充分认识到，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474页。］
在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将社会主义文明上升到兴国之魂的高度。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弘扬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髓的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二）社会主义文明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关于文明一词的定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简单地讲，人们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大致可归结为广义、狭义两个层次。广义上的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上的文明则主要是指精神文明，特指思想上的进步以及文化上的先进。
1. 文明既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性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价值概念
文明既是一个客观描述社会发展状况的描述性概念，也是一个评价社会发展状况是否合理的价值概念。当文明作为一个客观的描述性概念时，它与文化有相通之处。文化是一个中性词，“文化即人化”，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及其产物都可以叫做文化。文化的累积，则构成文明。这里的文明相当于我们前面分析的广义上的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横向展开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构成系统。这五个系统，是对社会文明完整形态的把握，它们各自从自己特定的方面描述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文明作为一个价值概念时，它相当于我们前面分析的狭义上的文明，即指与思想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落后相对应的思想上的进步以及文化上的先进。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存在物，其主体评价尺度复杂多样。其中，只有那些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尺度才是合理、先进的。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社会形态为据，纵向划分出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存在层次上的递进更替关系，历史地看，后者是比前者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它们依次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各个历史阶段。
2. 社会主义文明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文明之所以比以往的社会文明更先进，首先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文明产生之前，其他几种文明类型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阶级统治基础之上的“文明”。这些文明有名无实，恩格斯甚至将这些所谓的文明时代称为人类的史前时期。恩格斯指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使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的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有从这时起，才揭开了真正人的历史的序幕，“人们才完全自觉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759页。］由此，人类文明才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文明才开辟了“真正的人”的文明的广阔发展前景。
此外，社会主义文明以最广大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文明产生前的诸种文明中，创造社会文明的广大劳动者不仅不能充分享受文明的成果，反而越来越被“工具化”，人最终成了“单面人”。社会主义文明则不然，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主题和目标。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链条中，社会主义文明将为未来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准备条件、提供基础。与此同时，只有在社会主义文明中，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才第一次真正成为服务对象。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明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页。］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服务对象时也提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的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价值观
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种新型的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价值观，既要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还要把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文明与时代进步同行、与实践发展同步。
1. 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把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文明之所以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就在于它继承了先前人类文明形态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而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首先就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论”、“全盘西化论”等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全部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加以继承。当然，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不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相反，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是“自闭于幽谷”的旧文化，它是广泛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开放的、创新的民族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2. 把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结合起来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必须融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宏大系统，这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是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3. 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提升公民文明素养、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文明之所以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就在于它以最广大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当然，每个社会个体的内外部条件有所不同，人们的文明观念和价值尺度也会有所不同。这其中，有的是多样性的合理差异，我们要加以尊重；也有的属于素养差别和境界区分，对此我们要坚持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此外，要用社会主义文明观指导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用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文明观的精神文化产品去影响、塑造广大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春风化雨的引导作用。
第四节 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和谐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遵循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西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8世纪就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成分，科学地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正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伟大实践。
（一）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诉求
为什么要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呢？因为和谐是万事万物存在方式的一种本质体现，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一贯诉求。
1. 和谐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动因
和谐是世界万物存在的一种方式。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和谐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在承认事物多样性、差异性存在的前提下，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协调发展的状态。
和谐作为世界的一种本质，构成事物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动因。这在东西方哲学思想史上都有深刻论述。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同时，他还提出，“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本质”，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体现的都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
在古代中国，和谐同样被视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动因。据《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著名思想家史伯就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即不同、差异，是万物生存、发展的基础，“同”即简单的同一，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所以，《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可见，“和”既是万物“生”的根据，也是万物“成”的“达道”。
2. 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它贯穿于个人修为、国家治理、社会建构等各个层面。在个人层面，和谐是一种重要的修养目标。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认为，若要有君子之修，必须善于兼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协调各种不同的关系。道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天地万物与我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即物我相通，和谐如一。
在治国理政方面，和谐也是一种价值追求。《论语》曾言，为政之道，在于“近者悦，远者来。”《周礼》中有“建邦治国”的“六典”之说，其中“三曰礼典”，就是要“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左传》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还是构建理想社会的价值根据。《礼运·大同篇》描绘了古人心中梦想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很明显，大同社会就是一个完美调节老幼、男女等自然差别和贤愚、公私等社会区分的和谐世界。
3.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一贯诉求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国人民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社会变革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城乡、贫富、区域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矛盾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等。这些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把“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基本要求之一。
（二）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
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把握：首先，就一般事物而言，和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辩证关系的积极展现；其次，就社会形态的特征而言，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次，就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而言，和谐世界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1. 和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辩证关系的积极展现
就一般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而言，“和谐”是事物内部诸要素矛盾统一关系的辩证体现，也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的体现。在《说文解字》中，“和”字左“禾”右“口”，解释为“相应也”，引申为互相唱和的意思；“谐”字原作“鬾”，从龠皆声，指音乐和谐，引申为和合、调和之义。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和谐即配合得适当而不生涩、融洽而不别扭。
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和谐具有重要的价值论意蕴。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周易·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保合太和”成为一种价值追求的高明境界。不仅如此，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被上升到世界观和本体论的高度。《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2. 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和谐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诉求。但是，在社会主义产生之前，其他社会形态由于自身的制度局限，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什么才是未来真正和谐社会的特征呢？马克思在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做了这样的描绘：“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它完全实现了各种矛盾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迈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将为最终实现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理想的和谐社会准备条件、提供基础。在此意义上，社会和谐不仅是未来理想社会的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展开地讲，社会主义和谐观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关系的和谐。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蕴涵着正确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私有制和旧的分工的存在，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异化、颠倒的。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把各种异化的社会关系颠倒过来，“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所以，要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
第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界和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3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刺激人们不断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人也以自然界征服者的身份出现。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失衡问题提出了严肃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解”，“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需要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才能够加以克服。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第三，国际关系的和谐。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仅是我们国内建设遵循的价值准则，也是我们积极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准则。中国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则主张共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构想是和谐社会构想在国际上的延伸，二者在价值追求与行为逻辑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世界理念主张，面对族群矛盾，国家冲突，文明差异等问题，应以开放的态度包容差异，以对话的方式解决冲突，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赢。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所蕴含的和谐世界观，代表着人类世界的普遍要求和未来方向，是社会主义和谐观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现实体现，反映了人类世界的共同价值诉求。
（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价值诉求多元、利益纷争突出、矛盾冲突多发等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培育和践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要善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蕴含的和谐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般规律，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此外，还要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
1.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和谐智慧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具体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的培育，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价值观念，积极吸取中华民族在处理身心关系、人人关系、族群关系等方面的和谐智慧。譬如身心和谐，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身心和谐可以帮助人在生命与心灵上都处于健康状态。再如各族群、民族之间的和谐。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甚至更长时期，多地域多族群不断融合，在观念上形成了“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文化理想，和谐成为处理族群关系的重要原则和目标。当然，我们还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遵循价值建设的一般规律，切实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我们要加强对和谐价值观的倡导，努力使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我们要通过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使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内化为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还要善于做到外化于行，将社会主义和谐观融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践行它，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只有每个公民都成了“和谐分子”，整个社会才能成为和谐社会。作为一位公民，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积极融入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逐步实现身心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
3. 将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必须同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我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种社会关系都要由法律来规范和确定，全社会要形成遵纪守法的意识和风气；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要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应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全社会诚实守信、平等友爱、互帮互助，形成融洽相处的人际环境；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要建立协调社会矛盾的各种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的社会治理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要严格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自由：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自由是改革和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倡导和促进自由的实现，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意义。
（一）自由的内涵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斐多菲的这首诗表达出古往今来人们对于自由这一价值的珍视和渴望。
自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人们的日常认知中，自由与约束和限制相对，是一种摆脱束缚、无拘无束的自在状态。从哲学层面来说，这涉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必然是指自然规律、社会历史规律等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客观必然性的制约。一切旧哲学要么把自由理解为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服从，要么把自由理解为对必然的精神超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的观点看待自由，把自由看作是基于对必然性认识之上的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恩格斯这样说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456页。］首先，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是自由的基本前提。对必然性的认识越全面、越深刻，人类驾驭自然和自身的能力就越大，自由的程度也就越大。其次，自由最终实现于实践之中。自由不是对必然的消极服从，而是主动运用规律去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中将自身的意志、思想、情感自觉运用于客观对象之上，由此体现人的自由。自由无法依凭精神或信仰去实现，也不能仅仅停留于意识层面，人类只有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中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自由。
而在政治哲学传统中，自由又是一个与权利相联系的范畴，意味着国家赋予公民各种各样的权利。现代国家普遍承认并保障公民拥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财产和人身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等。自由不等于没有约束、为所欲为，权利和自由的行使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自由将化为泡影。如果每个公民都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那么无约束的权利便会相互抵触，从而使每个人的自由都失去保证。试想，在一场会议上，如果没有关于讨论的秩序和程序方面的规范，人人放任发言，那么会议就会成为一锅粥，导致人人都无法实现言论的自由。所以，权利和自由又总是在规范之内的权利和自由。
从本质上看，人的自由状况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因此，自由不仅是标志个体存在状态的范畴，而且是标志社会状态的范畴。虽然近代资产阶级在实现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方面做出了贡献，但自由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亦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具有不同内容。资本主义的自由只限于在政治和法律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干涉的消极形式自由；而社会主义的自由内涵不仅包括政治权利和自由，而且包括使人人都有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权利和机会，它是一种积极的实质自由。社会主义所倡导和追求的自由比资本主义所倡导和追求的自由要更为优越。
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揭露过资本主义自由的虚伪实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所拥有的自由不过是在市场上出卖自身劳动力并任凭资本家剥削的自由。由于被剥夺生产资料，工人没有任何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实质自由。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所有阶级社会中，自由和权利都只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所谓自由只是单个集团所拥有的自由。而在社会主义中，自由是指每个人的自由。社会主义自由的内涵是要保障每个个体都有生存和发展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这是社会主义自由的最高理想。自由人的联合体就如同一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演奏的音乐会。乐队中的每个人都想自由地实现自我，但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地实现自我的条件下才能奏出最和谐、最美妙的乐章。如果某些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受到限制和阻碍，那么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无从实现。只有每一个个体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共同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自由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是最广泛、最全面的自由。
（二）自由的价值与意义
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过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形态，而这三个阶段正是以自由作为首要衡量指标。最初，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社会，人或者盲目受自然规律限制，或者区从于他人的压制和束缚之下，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自由，只有“人的依赖关系”。而在第二个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人虽然获得了形式的独立性，但却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体系中沦为资本、金钱、商品的奴隶，全面地依赖于物。只有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那里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共同分享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描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超越了仅仅为生存、为外在目的而进行活动的不自由状态，每个个体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需求、能力自由地从事活动，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身的个性和能力。这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内容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
自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个体能否实现自由、实种何种程度的自由，在根本上取决于其所处社会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受到多重因素的限制。首先，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和剥削和压迫；其次，精细的现代分工体系使人片面化发展，人的各种本质、需要和能力由于狭隘的职业限制而遭到压抑；最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使人成为商品和金钱的奴隶，所有人都处于异化、不自由的状态。社会主义最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压迫、片面化、异化等不自由现象的反抗中诞生的，并以共产主义的自由理想为前进方向，因此自由是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本质和要求。如同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70页。］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一切不自由的制度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充分保证人们发展自由个性的物质和时间前提，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做好准备。
自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是“中国梦”的核心意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利益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保证人民能够充分享有发展自我、自现自我的条件和自由，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全面的发展，都能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十八大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需要保障人们所拥有的言论、思想等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干涉，又需要提供人们自由发展的资源和条件。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扩大人民的自由，使每个人都能有更大的权利、机会、能力并且在更完善的社会条件下来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梦想。
自由是改革和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改革需要创新，需要解放思想。只有倡导思想自由，才能破除思想上的种种禁锢，从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和深化改革。自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基本前提。只有让人们自由地享有发展的机会和权利，自由地发挥自身的能力和特长，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有社会的进步发展。自由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只有确保市场各方有充分的、正当的自由，才能形成健康活泼的市场经济体系，才能使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三）“自由”的现状：成就与问题
回顾历史，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道路是漫长而坎坷的，甚至经过了血与火的斗争，但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国家主权沦丧，人民的自由失去了起码的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广大人民个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民族和国家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压迫人民的旧制度和旧习俗，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阻碍全体人民享有自由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从此，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追求自由和权利的新阶段。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倡导解放思想，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自由，并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自主经营、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打破多年的封闭状态，与世界市场接轨，实行自由贸易。在政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框架，不断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相关机制，使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广大人民都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与人格权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和自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不仅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13亿中国人都能享有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不断完善社会建设，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有效扩大了人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和自由。这一切，都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不少存在制约人自由和权利的因素，诸如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社会财富积累不够，社会制度和各方面体制不完善、旧的传统习俗和旧体制的残余等等。总的来说，当前我国自由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产生了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问题，未能满足人民实现生存发展自由的基本前提；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之间差距过大，从而造成收入、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生存和发展自由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无法享有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民主法制尚不够健全，一些政府和执法机关尊重人权和公民自由的意识比较薄弱，在执法过程中对公民人身自由造成侵犯；户籍制度影响公民的迁徙自由，特别是二元户籍制对农民自由的限制，不仅造成身分、流动的不自由，也使农民无法平等享有教育、就业等自由发展的资源，等等。
（四）促进自由的原则和途径
马克思说过，“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自由目标，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求快，而要依据当前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制定相应的权利和自由清单，逐步实现自由的终极目标。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自由的实践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培养和挖掘人多方面的能力和才干，形成普遍的交往体系，为人自由丰富的个性和全面自由的关系提供物质条件。因此，要实现自由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交往，让集体的一切财富充分涌流，自由的实现领域和实现程度才能得到拓宽和加深。
促进自由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社会条件不断完善，也需要全体人民觉悟和素质的提高。首先，自由的实现必须由制度来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不仅关系到人民的主体地位，而且影响公民其他方面权利和自由的享有，因此要扩大人民民主，并实现公民各项权利得到保障和不断发展基础上的民主。其次，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还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和宣传，树立社会主义权利、自由、民主和法治观念。既保证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又保证公民自觉依法行使权利和自由。
第二节 平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
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大力倡导平等价值，促进平等目标的实现，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意义。
（一）平等的内涵
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也是人类向往的理想价值。人们向往和追求平等，首先要明确平等的内在意涵。平等是什么？平等是一种社会价值，是一种关于社会应当如何对待其成员的规范性价值。具体而言，一个社会中的全部成员在特征、个性、能力、需求等方面肯定是千差万别的，但他们在作为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意义上是平等的。社会应将每个人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来对待，确保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尊重和照顾。这就是现代社会平等理念的基本意涵。
虽然平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仍然存在广泛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有的是由历史和社会因素造成的，比如家庭背景、教育机会、阶级、阶层等，有的是由自然、个人甚至难以描述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天赋、才能、勤奋程度、运气等。倡导和促进平等，就是要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特别是由不合理、不正当的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予以矫正和补偿，弥合人们在权利、机会、财富、生活前景等方面的差距。
“平等”这一价值追求虽然自古有之，但平等的内涵却不是永恒不变的。恩格斯告诉我们，平等的涵义随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平等观念。在最原始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平等只限于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妇女、奴隶和外地人则不在平等之列。在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时期，产生了自由民私人之间的平等，但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到了基督教封建国家，一切人的平等只意味着承认一切人在原罪上的平等，除此便只有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现代资产阶级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要求，“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7页。］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经过了几千年才成为某种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东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它不同于近代启蒙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最初是在推翻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其内涵在于消灭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使资产阶级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而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则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其内涵在于消灭一切剥削和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恩格斯曾向我们深刻揭示过这社会主义平等与资本主义平等的本质差异。资本主义平等只消除了政治和法律上的阶级特权，但容许经济上的阶级剥削。这种平等只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其下掩盖的则是有产者和无产者在财富、地位、生活前景等方面广泛而巨大的不平等。社会主义平等则要求消灭阶级本身，消灭由阶级所造成的一切剥削和不平等。阶级是造成不平等的深刻根源，所以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8页。］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消灭阶级，实现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对国家权力的共同支配。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为平等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平等既包括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等不同层面，也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身分平等、资源平等等不同内容。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平等不仅要求在政治、法律的层面实现人的平等权利，而且要求在经济领域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实质的结果平等，使人民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更真实、更广泛地实现平等，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比资本主义的平等价值更为优越。
在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之上，马克思还向我们描绘了更高层面的平等追求，即共产主义的平等目标。共产主义不仅消灭一切由阶级和剥削造成的不平等，而且还要能照顾到不同的人在天赋、能力和需求方面的不同，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和需求进行分配，使每个人都能拥有最适合自己全面发展的资源和机会。当然，共产主义平等理想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如同马克思所说，“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306页。］可见，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平均。平等与平均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平均与差异相对，强调在分配时每个人得到均等的份额；而平等则强调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并且在分配时用平等的尺度进行衡量。比如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就是平等的集中体现，它以劳动作为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倡导平等，并不表示要排除一切差别。差别可以是正当的，当且仅当造成差别的因素是正当的。比如勤奋工作的人比消极怠工的人收入多，或者贡献突出的人比无所作为的人得到更多奖励，等等。这类差别是正当的，因为它并非由不正当的特权等因素造成，而是因人们不同等的付出和贡献而产生的正当差别。
（二）平等的价值与意义
倡导并促进平等的实现，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标在于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使社会摆脱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让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支配国家权力。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在诞生之始就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表明，无论在哪个时期，平等都已经内在地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平等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实现人民民主，就必须消灭阶级，使广大人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如果人民群众不能平等地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那就谈不上真正地当家作主；如果社会隐性地被分为三六九等，那么人民的主体地位便成为空谈。
平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以身分平等和规则公平为基本前提。不平等和特权只会造成弱肉强食、恶性竞争的市场风气，最终破坏经济秩序，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只有确保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机会和地位，引入公平的竞争机制，才能形成健康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促进平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经之路。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成为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因素。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群众能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
只有实现平等，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只有一部分人享受了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那还算不上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平等，确保人人都从改革和发展中受益，才能切实增进人民福祉，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三）“平等”的现状：成就与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平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等地享有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权利。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其次，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所有公民的平等地位，切实保证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和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不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道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要想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首先解决贫穷和低效的问题，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效率优先的思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为平等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同时也产生了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等消极因素。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革成就的不断增多，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置于平等的实现之上，通过切实有力的举措清除各种不平等因素，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
缩小城乡差距。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7年的扶贫攻坚，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从此“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在农村地区全面启动公路改造、电力设施建设、农产品市场建设等工程、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提高了农村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活水平。
促进区域平等发展。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思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90年代末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西部地区得到快速发展。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深入地推进西部大开发，并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进一步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
促进居民的收入平等、机会平等、身分平等、资源平等。针对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党和国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朝着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方向前进。
党和国家在平等目标上表现出坚定的决心，但实现平等的道路注定是漫长的。我国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比如城乡不平等、官民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居民收入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等等。在所有影响平等的因素中，与民生最相关也最紧迫的就是贫富差距问题。2013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我国从2003到2012年十年间的基尼系数，其中连续数年都超出0.4的国际警戒值，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亟待解决。
（四）促进平等的原则和途径
平等不仅是当今中国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平等的实现，既需要平等理念的弘扬，也需要社会改革的促进，需要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平等的实现，首先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来保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只有把蛋糕做好做大，才能使最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到蛋糕，并且使每个人分到的蛋糕更多更大。
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平等的关键。须根据十八大提出“两个同步”、“两个比重”、“两个公平”，逐步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有效地调控收入差距，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根除因非法收入而造成的不平等现象，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既保证人们合法的劳动所得不被剥夺克扣，又规避和清除由特权、违纪违法所得的非法收入。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不断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教育平等。教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前景，而且决定着一个人的眼界和情怀，是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石。只有使每个公民，无论其家庭收入、地域、民族、身分、性别，都能平等地拥有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地使用教育资源，才能使每个人真正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才能实实在在地促进人与人之间平等。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平等的实现不能一蹴而就，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地予以实现。当前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良性激励机制，应允许存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在生产力还未达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盲目追求过度的平等和平均化，只会使人们丧失劳动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失去源动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使平等更加难以实现。如同马克思说，如果没有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就只会造成“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这一点在早期社会主义实践中有过经验教训。如果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平等，平等就将成为空想。要克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做到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差距，实现平等。
第三节 公正：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促进社会公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一）公正的内涵
公正，英语对应词是justice，在当代中国语境里，公正的同义语是“公平正义”。公正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价值追求。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把公正视为理想政体的重要德性。公正亦是社会制度的最高价值。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曾说，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如同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公正是一切统治者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只有建立了公正的秩序，才能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公正也是所有人民最渴望的价值理想。只有在公正的社会中，人民才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公正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是否正当合理的重要标准。一个社会的公正，应当体现在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公正的核心是分配公正。依据政治哲学传统，公正的内涵在于“给予其所应得”，马克思也曾指出，各种公平主张实际上是人们对现存分配形式与自身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社会公正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分配，依据合理的尺度来分配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等社会资源。
古往今来，公正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诠释中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形态和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正观念总是一定社会集团的公正观念，不存在永恒的、普适的公正，而一定集团的公正观念又是该集团现存经济关系的体现。恩格斯说，公正“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保守方面或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正的，资产阶级的公正观则要求废除封建制度。每个社会集团都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利益诉求来提出自身的公正理念。
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公正理念是基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出的无产阶级公正理念，比资本主义的公正理念更具优越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公正观是基于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提出，其公正的唯一尺度就在于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除此之外便只有剥削和不平等。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公正的虚幻性，“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在资产阶级自诩的正义社会里，不仅没有消除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其更加尖锐化。资本主义按照正义平等自由所建造的社会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而社会主义的公正理念，是在无产阶级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具体而言，社会主义的公正理念和公正目标包括以下层面和内容：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保证人民群众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和平等，从而保障社会利益分配的起点公正；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以劳动作为统一的分配尺度，排除社会产品分配上的垄断和特权，从而保障社会利益分配的程序公正；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使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从而保障社会利益分配的结果公正；坚持人民民主，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使人民共同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并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保障政治和法律的公正。
社会主义的公正理念是以人为本的公正理念。依据这种理念，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制度安排总是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与目的，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公正与资本主义公正更具有广泛性和现实性。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在以往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下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改变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在实现社会平等和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公平正义是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最为核心的价值。
（二）公正的价值与意义
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以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要旨。以往一切阶级社会的发展都以某个集团的利益为目的，以某个集团的意志作为公正的尺度。如马克思所说，“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只有社会主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让人民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分配公正理念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表明，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须臾不可分的特征和要求。一个社会福利总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都能得到相应增长。如果社会不公正，即便社会福利总量翻了几番，也可能出现小部分人垄断福利而大部分人没有受益的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坚持维护公平正义为原则，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的和谐，离不开公平正义。任何社会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社会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使各种矛盾因素趋于平衡和协调，使社会良性运行。成员之间的和谐并不能依靠强制来实现，强硬的戒律也许能让人们互不侵犯，但却无法使人与人天然地产生彼此信任、相互包容、互助互利的和谐关系。一个社会如果不公正，受损的人将心理失衡，得益的人则提心吊胆，人与人之间互相嫉妒、防范、猜忌、勾心斗角，矛盾和冲突加剧，整个社会将如同霍布斯所说，“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只有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在人们产生利益分化和冲突时有据可循，使社会利益得到正当合理的分配，才能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当公平正义的阳光洒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将形成光明、积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氛围。一个崇尚公正的社会，人们各得其所，安居乐业，整个社会也将在团结和谐的氛围中良好运行。
公正能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有力保证。社会的发展进步，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依靠人民群众齐心协力的奋斗和努力。一个社会集体，如果不公正的现象随处可见，人民对集体的认同感就会降低，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就不可能有人民群众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没有了人民投身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社会发展就会像无源之水，最终失去前进的动力。只有在公正的社会环境中，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证，人民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和谐，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推向前进。
公正是国家稳定的基本前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家的稳定，政权的牢固，离不开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失公正则失民心。社会任何方面的公正缺失都会直接伤及人民的利益，从而损伤民心，磨损人民对国家，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公正是社会安定、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历史无数次证明，任何制度和形态的国家，如果特权横行，腐败当道，公平正义得不到维护，国家就会像大厦失去根基一样，走向崩塌。只有坚决维护社会公正，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才能使人民对党和政府充满信心，社会才能安定团结，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维护社会公正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息息相关。社会分配所涉及的权利、机会、财富等社会资源是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维护分配公正，才能使人民平等地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同样，只有维护司法公正，才能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和补偿。人民的利益不仅只是物质利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也日益增强。平等、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已成为人民迫切的期待和需求。只有构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才能让广大人民活得有尊严，活得有奔头，才能提升人民的幸福感，真正让人民满意。
（三）“公正”的现状：成就与问题
社会公正的实现，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的是使广大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公平地享有各种权利和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GDP年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些都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和保障。
当前我国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具体成果包括：一、缩小收入差距。近年来，国家通过一系列再分配手段和政策措施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将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到3500元，减轻工薪阶层税负；2006年取消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约1335亿元；全面确立最低工资制度，并连续上调最低工资、基本养老金；大幅提高国家扶贫标准和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深化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加强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管理，对国企工资总额进行调控；这些对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分配格局，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二、初步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当前已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并且社会保障制度仍在不断完善、覆盖人群不断扩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2007年我国开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目前已从制度上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2012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面覆盖。三、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部分地区已取消二元户籍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推进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半封闭社会转变为开放型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现代工业社会的三大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等影响社会公正的因素。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上还存在不少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发展差距，城乡分治、户籍制度使农民无法享受同等的机会、资源和福利；未形成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上学难、就业难、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等民生问题；教育、医疗等机会和资源分配不平等；就业与劳动报酬中的身分、性别等歧视因素；“权钱交易”、“关系风”、“潜规则”等各类腐败现象；由权利和资本造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并造成官二代、富二代与草根阶层的显著差距，导致社会阶层固化。
（四）促进公正的原则和途径
在当今中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是党和国家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始终坚持发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关键。公平正义并非抽象的口号，需要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来保证。恩格斯告诉我们，“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3页。］也就是说，要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呼吁，而要遵循“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即政治经济学规律。历史证明，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公正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为社会公正的最终实现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缩小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居民在收入、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权利和资源上的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严厉打击腐败、特权等不公正现象，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蓠，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弊端。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改革决心和勇气，推进有利于社会公正的各项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消除当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必须指出的是，收入分配改革，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依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定，不能盲目求快。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分配关系反映着该时期该社会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根据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来决定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方案，兼顾公平和效率，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继续完善和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不仅能使社会弱势群体享受生活和发展的基本权益，而且促进社会福利为广大人民共同享有。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使我国社会保障建设向着使全国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方向前进。
第四节 法治：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倡导和推进法治建设，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一种治国理念或治国方略，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其基本内涵在于，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最高准则，任何人和机构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与“人治”相对。“人治”是指依人而治，依靠的是掌权者的智慧和权威，强调掌权者的绝对权力。而“法治”是指依法而治，依靠的是法律的理性和权威，强调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至上地位。现代国家普遍承认，法治是优于人治的治理方式。最早对“人治”和“法治”的优劣进行比较的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人治容易偏离公正，再伟大的贤人也难以完全摒除个人好恶，而法治则体现理性精神，更能确保公正；法律由众人审慎考虑后制定，比一个人或少数人意见具有更多正确性；而且法律具有稳定性，人则容易朝令夕改。故而，“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1页。］
法治应与法制相区分。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法律的体系和架构层面，而法治则是依法治理的总原则和总理念。法制国家并不等于法治国家。法制国家仅仅表示一个国家设有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但仍可能存在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情况。法治和法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则无法排除人治的可能性。如果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法制反而可能成为人治和专制的工具。反过来，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法制，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制之上。法律制度越合理越完善，越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不同社会的法治理念具有不同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项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大内容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法治思想精髓和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经验及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各方面内容相辅相成，构成科学的有机整体，因而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系统的科学性。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执法为民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既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又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因而具有彻底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要求民主立法、人民监督，将服务大局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全面服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不断增强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能力，实现法治与民主政治的统一。综而论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将法治与民主政治统一起来，目的在于真正实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其他社会的法治理念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二）法治的价值与意义
法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法治是维护国家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近年来，我国社会群体事件频发，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和居民生活，这与执法人员和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有直接关联。事实证明，没有法治，我们所追求的安定有序的社会就没有前提和基础。法治还能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只有加强经济立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良性运行和发展。
法治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有力保障。法治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核心价值提供可靠的制度基础。法治代替人治，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不仅将民众从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在政治上实现公民平等，推进了自由、平等和公正价值的实现。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法律体现人民意志，规定和保护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并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司法体系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治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确保权力的正确运用，这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法治引导人民在遇到不可调解的冲突和争端时自觉诉诸法律手段解决，有助于形成清晰、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法治有利于培育现代公民社会，使人民知法、懂法、守法、形成明确的法律意识，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民基础。法治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法治”的现状：成就与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不断摸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形成。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第二，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相结合的道路。在法治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和保证执法，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增强。第三，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法律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第四，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第五，形成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法制环境。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第六，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第七，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不断加强。建立健全了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2月28日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时间还不长，这一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法治建设还不够完善。中国当前法治建设面临的具体问题包括：法律体系和法律结构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存在公职人员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推进法治建设的原则和途径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需要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使法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坚持把法治建设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既注意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立足于中国国情，不照搬别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坚持把法治建设的基础放在制度建设和增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上，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文明水平。［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2月28日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在当前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等方面着手，具体途径包括：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新法律和改进旧法律，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尽快形成更加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力度。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实行司法公开，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打击司法腐败；提高司法能力，最大限度减少冤假错案发生。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倡导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形成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加强执法监督，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第四章 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第一节 爱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稳定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舍身为国者荣，卖国求荣者耻，一直都是国人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经过数千年的沉淀、特别是百年来反帝自强斗争的洗礼，爱国主义已然内化成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1. 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
爱国主义是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支撑关系的学说，也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感性认同，表现为个人生活方式中的一系列选择。国家通过历史文化、生活保障、安全环境等多种渠道支撑起个人生活的意义与条件。但这些支撑在日常生活中过于稳定，以至于只有在这些支撑崩溃的时候，众多个人在漫长的重建过程中才体会得到这些支撑的可贵。中国人民将历史上反复取得的这种经验积累为爱国主义的学说与感情，并将之上升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形成了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环境，进而塑造了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爱国主义需要中国公民将自己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整合进自己个人价值与生活意义的构建。中国显著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第一个特点便是自己悠久的历史。个人在思考自己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时候，总会问到自己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历史与个人思考结合起来，便能够将个人短暂的生命作为民族漫长发展的成果，并将有限的个体生活意义与几乎无限的民族延续结合起来，让个体自己的价值意义取得一种由民族历史锻造的厚度。中国显著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第二个特点是自己广阔的国土。多数个体生活的实际范围有限，但国土的辽阔一方面扩展了想象的边界，属于自己的土地远大于居住地，另一方面提供了实际的可能，为求学、就业、定居提供了广泛的选择。这些想象的空间和实际的可能让公民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不再与居住地的狭隘性相联系，而是取得了一种由领土面积拓展的宽度。中国显著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第三个特点是自己灿烂的文化。从百家争鸣到唐诗宋词，从古代的儒家传统到近现代的革命与改革传统，文化的传承让公民的思想感情得到了一种格外的深度。通过把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与自身的价值意义对接，公民的个体生活获得了极具厚度、宽度与深度的方式，而民族国家这一总体性的存在也得到了具体的表达。
爱国主义需要中国公民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福祉整合进自己个人价值的内容系统。个人价值的内容不能只限于个人的物质享受和财富积累，甚至不能只限于个人的精神愉悦与知识追求，而必须超越个体的利益，将个人价值与更多人的幸福联系起来。否则，个人价值的内容就过于孱弱和单薄，就容易脆折以至断裂。个体价值的实现，如果不和其他人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就始终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许，反过来便让个人价值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个人承担了他人福利提高的成本之后，社会才会给予个人价值以充分的肯定。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公民资格的给予单位，从而使得一个国家的公民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现实，让公民人生意义中改善他人生活这一方面具有了历史赋予的范围，那就是民族国家的范围。当一个中国公民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福利的增进对接起来之后，他将既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暂时挫折而过分失望，也不会因为个人事业的阶段成功而过度骄傲，而且社会也会因为他对社会中其他公民的贡献而给予他充分的肯定。
爱国主义还要求中国公民充分肯定自己国家发展的成就，自信有本国特色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否定自己国家的进步和成就，对有本民族特点的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和制度体系缺乏信心，必然会动摇对自己国家前途的自信，否定自己对民族的感情，从而走向爱国主义的反面。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这样的发展和成就，既不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产物，也不是全盘西化、移植资本主义的理论、道路与制度的结果，而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当西方都已经注意到借鉴中国发展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如果还以西方社会的现状为标准来评判自己，便谈不上任何的民族自信，也谈不上真正的爱国主义。
2. 爱国的原因
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经验性地得到了必须将爱国主义作为自己民族精神核心的结论。甚至许多历史不及中国悠久、地域不及中国辽阔、文化不及中国灿烂的民族，也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各个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正在于爱国有着多方面现实的原因。把这些原因总结起来加以归纳，可以分成三类，即基于个人视角的原因、基于阶级视角的原因以及基于国家视角的原因。
从个人的视角来看，公民应该爱国。首先，公民的生活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而这正是国家提供的。认为其它国家会为中国公民的福利而奋斗，那是无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多次为异族入侵、国破家亡教训的幻想。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就会再次成为帝国主义逐利的战场，个人的一切发展就只能沦为泡影。就心理层面而言，正面的国家身份认同能够带来安全和自信，而对国家负面的感情则造成不安全感和心理上的虚弱。其次，公民只有爱国，才能正常参与国际交往。现在世界仍未大同，民族国家仍然是除去性别之外个人首要的身份来源，表现为公民的国籍。无论个人特点如何，国际社会首先关注的是个人的民族国家身份，即国籍。如果一个公民不是爱国，而是相反的力图抹去自己的国籍印记，将无异于挑战国际惯例和礼节，失去正常进行国际交流的基础。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往往具有更强的爱国意识，原因就在于此。再次，个人生活价值和意义的构建也需要公民爱国。公民要获得社会认可，那么其个人努力必须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如果其个人成就伤害了民族国家利益，从而伤害了其骨肉同胞的福祉，那么其成功不可能受到社会的认可，其个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从阶级的视角来看，公民应该爱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利用自己在本国的垄断地位榨取本国的垄断利润，也利用发达国家的国家机器掠夺落后国家，将之变成自己的原料来源和倾销市场。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是通过用暴力方式将落后国家变成殖民地做到这一点的；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是通过经济方式将落后国家固定在世界分工体系的低端做到这一点的。无论是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还是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与落后国家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都是通过帝国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表现出来。落后国家的劳动者要摆脱先进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剥削和压迫，首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正是因为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这种利益上的一致性，列宁才把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如果没有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深厚感情，就不能做到通过争取民族解放来争取阶级解放。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的国家，爱国与争取劳动者的阶级解放是一致的。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公民也需要爱国。首先，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源自于本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古代国家的合法性源自神话或神授，而现代国家的特点则是以成员的心理认同为基础。如果公民失去对国家的认同和感情，那么一方面国家将必须使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而不能用文化力量来凝聚公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导致国家合法性的危机，而近现代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重建这种国家合法性的过程将极为漫长，代价将极为高昂。其次，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需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深度整合才能够完成。而这些资源，无论是经济的还是人力的，都分散在为数众多的国民之中。在公民缺乏对国家的感情的时候，动员这些资源将是极其困难以至于不可能的。一旦丧失了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以及与这种认同和支持相匹配的资源，工业化和现代化注定就难以为继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的落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从空想沦为了空想。动员国内公民力量以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也离不开公民层面的爱国主义。
3. 爱国精神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人们有一种预期，那就是中老年人由于经历过民族国家危机的年代，或者受到较多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情感相对较为强烈；而青年人因为没有反面的经验，又成长在多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的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情感可能相对较弱。但现实的状况是哪怕在青年人中，认同和坚持爱国主义的人也是压倒性的多数。共青团中央前一段时间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青年群体爱国主义现状的调查，对象是大学生、企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以及农村青年四类青年群体，方式是大样本、分类别的思想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企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和农村青年，坚持爱国主义几乎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同。这一结果表明，与人们的预期不同的是，即使是青年人，对国家民族的情感也是非常深厚的，对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高度接受的。在当代中国，热爱祖国是绝对的主流，不认可爱国主义的只是个别人。
多数青年认同爱国主义，但也有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质疑乃至反对爱国主义，另一类则是极端民族主义。
反对爱国主义的声音主要来自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认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而是来自于社会契约。在自由主义看来人。人类本来不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人对一切人都是战争的野蛮状态，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与财产，才订立契约形成国家。既然公民需要国家的原因在于国家能够保护公民的自由与财产，那只有能够保护公民自由与财产的所谓“自由”国家才值得认同和热爱，而不保护自由的“专制”国家则不应该热爱。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值得公民去爱，而是只有特定的国家才值得去爱。他们把这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称为“理性之爱”。但如果从自由主义的这种话语体系出发，就会得出非常荒唐的结论：全世界人民都只能去热爱所谓的“自由”国家，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人爱美国，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民则不能爱自己被打上“专制”标签的祖国，也必须去爱美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种结果无疑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特别对美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自然可以预料到，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但会乐于看到中国公民从自由主义出发放弃爱国主义，甚至会主动地支持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对爱国主义的质疑乃至反对。
实际上，自由主义对爱国主义的质疑和反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自由主义对国家起源的假设就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现代美国是美利坚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独立战争的产物，现代英国是光荣革命的产物，现代法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现代中国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产物。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公民从自然状态出发签订契约的产物，所有国家都是近代以来民族形成过程的产物。从社会契约的假设出发来用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取代实际的民族国家合法性，赤裸裸地用想象来代替历史，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欺骗性的宣传获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其次，自由主义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也是非常功利主义的。一方面，以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来瓦解中国公民爱国主义情绪的帝国主义国家自己并不实行社会契约论，其公民身份的确定仍遵循血缘和出生地的民族主义原则；也就是说，其它国家的公民不能以契约方式加入美国国籍。另一方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又向落后国家推销自由主义，要求中国公民支持美国、热爱美国，而不支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确定权利，以自由主义的方式来确定义务，这种隐蔽却无耻的功利主义的原因便在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后，美国声称自己是“自由”国家也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斯诺登事件表明，美国非但不保护他国人民的自由与隐私，对自己本国公民的自由与隐私也是随意侵犯的。甚至在斯诺登揭露出美国维护自己民族利益、而非在全世界保护自由的真实面目后，美国还要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来抓捕和审判他。在明知自己的民族主义做法的同时，还要向中国灌输自由主义来质疑和反对中国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是唯一的动因。
与自由主义质疑乃至否定爱国主义相反，极端民族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端民族主义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民族分离主义，另一种是非理性爱国主义。
民族分离主义者认为，一个民族对应一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就应该有多少个国家。如果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国家，那么就必然存在着主体民族对其它民族的压迫。他们现实的政治主张，便是西藏和新疆应当独立，成立藏族的“雪山狮子国”和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国家。民族分离主义者的危害显而易见：他们直接充当了帝国主义国家侵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工具和先锋。美国和其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或者给予政治支持，或者给予物质资助，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的理论也是说不通的。首先，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全部信念支撑的一个民族对应一个国家的教条就是完全独断的。世界上有1000多个民族，但民族国家却只有不到200个。多民族国家是常态，单一民族国家才是例外。多个种族和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有统一区域、统一语言、统一经济和统一文化的统一民族，是世界历史中非常常见的现象。之所以提出一个民族对应一个国家的信念并向中国推销，就是想破坏少数民族对中国国家的认同，并在中国的国家认同危机中浑水摸鱼，谋取不正当利益。其次，无论是美利坚民族、英格兰民族、法兰西民族，还是中华民族，都是多个种族和民族融合的产物。美国不会允许黑人成立独立国家，英格兰也没有允许英格兰、威尔士甚至北爱尔兰独立，法国也打击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力，为什么对中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力量就要加以支持呢？中国境内各民族早已在中国近代史上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统一的斗争中形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统一和复兴的利益高于各民族的个别利益。民族分离主义在理论上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缺乏依据的；在现实上违背中华民族多数人的核心利益，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非理性爱国主义则把中华民族的利益进行了无限扩张和想象，而堕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看法认为，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什么都可以干；只要把某种做法与国家利益挂钩，那这种做法就具备了合法性。非理性爱国主义者或狭隘民族主义者没有想到，如果将所谓“民族利益”和”爱国行动“泛化，它们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把”民族利益“理解为旧式帝国主义的殖民与扩张，就会主张争夺海外势力范围，以及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但只要走上了这条道路，与其它国家的军事对抗就无法避免，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也将不复存在。如果说与军事弱国的竞争还有可能取得些许成果的话，与军事强国的碰撞将极具风险，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发展成果会毁于一旦。如果把”爱国行动“理解为在中国排斥外国人，打砸国外商品，则会在影响中国开放姿态的同时，破坏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而国际开放的格局和国内改革的环境遭到干扰，回过头来自然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发展，影响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因此，在爱国主义的主流中也要排除非理性爱国主义的干扰。
面对爱国主义主流中的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不能坐视不管。首先，要直面问题，正视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甚至要估计到其中某些理论泛滥起来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重视这些对民族国家认同破坏力极大的思潮的影响。其次，要勇于面对，敢于与它们正面交锋。很大程度上，这些错误观点之所以对爱国主义的主流产生的影响，原因就在于没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让公民辨别，形成了错误观点的一言堂。实际上，真理愈辩愈明，这些错误观点全都是站不住脚的。最后，还要加强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正面教育，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告诉每一公民，不但要爱自己的祖国，而且要爱得正大光明、理直气壮。
第二节 敬业：职业道德的灵魂
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记》讲人成长时要“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认为青年学习要达到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学会敬业。时至今日，在当代社会，热爱与敬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已经成为职业道德的灵魂，是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
1. 敬业的内涵
爱岗敬业体现的是公民热爱、珍视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勤勉努力，尽职尽责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社会的保存和发展，都是以其成员勤奋工作、创造价值为前提的。因此所有生气蓬勃的社会，都把敬业作为核心价值加以强调，将之作为对自己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敬业精神的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热爱、勤勉和克制。
敬业须热爱工作。热爱自己的工作和所投身的事业，是敬业精神的前提。只有当公民把工作当作自己珍视的领域，视为自己价值得以表达的所在时，他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精力与体力的投入，才有可能克制自己放松懒惰的想法，才有可能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也只有当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热爱自己的工作当作自己的核心价值时，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才能够得以保持乃至发展，社会才能够进步。如果公民像厌恶疾病一样厌恶自己的工作，那么他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工作中的劳动付出，就会在快乐的时候不工作，工作的时候不快乐，就会迅速满足于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成果。假使社会的多数公民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感情，麻木不仁甚至避之不及，那么社会的经济生活就会发生停滞以至倒退。个人和社会的成功，都有赖于公民努力的工作，而这又是以公民热爱自己的工作为基础的。热爱自己的工作，是敬业首要的内涵。
敬业须勤勉努力。热爱工作只是敬业的前提和基础，还没有从愿望转化为行动，从想法发展成实践。敬业除了是对工作的感情之外，还是对工作的劳动与付出。只有热爱工作的口号，而无勤勉工作的行动，那是比不唱高调而懒散的方式更恶劣的做法。古代有“五耻”之说：“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其中第二耻，“有其言，无其行”，就包括这样只喊口号而无行动的做法。古人尚且以此为耻，我们就更不能言行不一了。只有在本职工作中精益求精的人，才能在磨炼自己品格、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时，做出一翻成就来。怎样做才叫勤勉努力呢？曾国藩曾经在《劝戒浅语十六条》里对勤勉的要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在他看来，只要做到了身、眼、手、口、心五个要素均投入到工作，就一定可以做好。这样就基本概括出来了勤勉的主要方面和基本方法。当然，勤勉不是一日之功；只是一天或一时做到了身眼手口心五者具备，还不是勤勉；只有长年累月的进行这样的努力，才是真正的勤勉。作家葛拉威尔在《异数》一书中指出：“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经过1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这就是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一万小时；假设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也至少需要五年。可见，要想在某一领域里做出成就，绝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长久勤勉积累的结果。
敬业须克制。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除去吃饭睡觉和其它必要的生活时间，实际上所剩无几。如果不能克制自己恣意享乐、纵情狂欢的欲望，甚至如果不能克制自己过长休息的想法，时间就会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没有克制，当岁月无情流逝而自己却一事无成的时候，就只有发出“时间去哪儿”的感叹了。克制与敬业正如硬币的正反面一般，如影随行，相得益彰；且一旦做不到克制，敬业也就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得了。韦伯在分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强调了文化条件对塑造现代精神的重要性；而他认为这种塑造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形成了克制的美德。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给予他克服重重障碍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使他承担起近代企业家必须承担的无比繁重的工作。”换句话说，韦伯把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看作是克制美德的产物，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今天我们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更要强调敬业精神中的克制品德。
2. 敬业的原因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人们经常听说要干一行，爱一行。但为什么要敬业呢？敷衍工作、玩忽职守不是让人更舒服吗？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著名演讲《敬业与乐业》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业有什么好敬的呢？为什么可敬呢？”这位思想家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人不仅为了生活而工作，也为了工作而生活；第二，任何职业都有神圣性。其实，除了梁启超之外，很多人也对为什么要敬业的问题提供了其它的答案。把这些对敬业原因的回答总结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方面的原因，二是社会方面的原因。
从个人角度来讲，需要敬业的原因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人有表达自己本质力量、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人不能通过其它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只能通过将自己的能力与才干投射到自己的工作对象上，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对象或改变对象的形态，从而在工作的成果中证实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人二重化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结果，将逝去的工作时间和耗费的劳动力凝结在产品中，并在这个现实的成果中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与价值。如果不敬业，人的力量就得不到表达，人的价值就无从实现。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但如果没有敬业精神，这种创造不能完成，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其次，人的能力的丰富需要敬业。人的多数能力都不是自然具备的，而是后天锻造的产物。锻造的过程，次要的是通过学习，主要的是通过实践，通过工作。越是敬业的人，实践的程度越深，他得到锻炼的机会就越多，他的能力也就越丰富。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占了便宜，少付出了努力，结果却是丧失了实践机会；天长日久，便会技不如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人的性格的完善需要敬业。敬业使人变得严谨认真，有条不紊，明达事理而又坚毅顽强。一方面，工作中有其自身的规律，要求敬业的人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这样的规律；另一方面，工作中往往需要与人合作，又要求敬业的人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与他人交往的要求。这样，就形成了对敬业者性格的锻炼；久而久之，性格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变得适于工作和合作，并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性格魅力来。最后，人的生活需要敬业。无论是个人生活品质的提高，还是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都依赖于经济收入。而在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里，人所取得的社会产品的份额是与他的劳动成果直接相关的。越是敬业的人，他的劳动成果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社会给予他的回报自然也越多。总而言之，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敬业是一种对自己有多方面提高和回报的美德。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也同样是如此。首先，敬业精神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古代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每一个都生产自己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现代社会生产的实质，是每一个人都向别人提供自己的产品的同时，在别人那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是说，古代社会如果不敬业的话，还只是影响到自己；而现代社会如果不敬业的话，则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例如，如果种苹果的人不敬业，非但他们自己不能得到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体面的生活，而且社会也将得不到足够的苹果供应。如果敬业精神在一个社会里普遍低落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运转就会遇到困难，面临衰退甚至灭亡。如果敬业精神在一个社会里普遍高扬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生产就会以极大的速度进步，相应地其它方面也会高速发展。其次，敬业精神也是良好社会风气的前提。敬业会使人形成严谨认真，有条不紊，明达事理而又坚毅顽强的性格特质；一个社会中的多数公民都敬业的时候，多数公民在性格上便会形成类似的优秀品质；当多数公民的性格都成熟起来之后，与优良性格以及以此性格为基础的良好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淳朴的社会风气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更进一步的，如果这种社会风气能够长久的加以保持的话，就能够影响到更为稳定的民族性格。
3. 敬业精神的现状、症结与对策
2013年的年底，盖洛普公司公布了其2011－2012年对全球雇员对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敬业比例只有6％，远低于13％的世界平均水平。该调查的范围包括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通过被调查者回答的12个问题的答案不同，调查将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分为敬业、漠不关心和消极怠工三种类型。调查显示，中国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在各行各业和各种教育水平中，都是一样的。比如7％的本科学历员工敬业，和5％的小学教育程度以下的员工敬业，两者差不多。即便是在高技术员工和管理者中，他们的敬业程度也很低，在8％左右。更甚者，在销售和服务类员工中，只有4％的员工真正积极投入。文秘和办公室员工的敬业程度最低，仅为3％。另外，中国员工只有一半左右认为其现在的工作是理想的职业。从绝对水平上来讲，绝大多数中国公民都做不到敬业，而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漠不关心甚至有意地消极怠工；从相对水平上来讲，中国公民敬业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与美国公民30％的敬业比例更是相差甚远。可见，无论是从绝对水平来说，还是从相对水平来讲，中国公民敬业精神的现状都不容乐观。
中国公民缺乏敬业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客观体制原因，也有思想道德滑坡产生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社会在一个阶段上拉开公民之间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本来是正常现象；如果富裕阶层是依靠勤劳致富，敬业聚财，那么这种收入差距的产生非但不会有损敬业精神的弘扬，反而会促进公民爱岗勤勉的美德。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水平与中国接近，公民敬业的比例却是中国的五倍。正是由于中国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投机取巧、权钱交易而一夜暴富的情况，而一些热爱劳动、勤奋努力的人却下岗失业、生活无着，使得人们产生了普遍的心理失衡，得出了敬业吃亏、钻营得利的结论。基于市场经济不完善这一现实的共识一旦形成，就会挤压敬业精神的心理空间，造成敬业精神失落的现状。此外，思想道德品质的滑坡也是敬业精神不能普及的重要原因。部分富裕阶层子弟炫耀性的奢侈消费产生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得青年不再以创造为荣，而是以消费为乐。实际上，如果只是消费的话，人与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用耗费的方式来完成生命力的再生产，只是耗费的对象不同的罢了。以消费为乐，实际上把人降到了动物的水平，取消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人真正的本质在于把自己精力的使用表现在对象的产生和改变上，在于把自己创造力的爆发表达在产品的更新与升级上，在于把自己生命与时间的流逝定格在财富价值的凝结上。真正的人不是用自己的消费来体现自己，并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而是用自己的创造来表达自己，通过独特的工作成果来展示自己出色的本性。当这种情况被逆转的时候，自然会造成人表现自己的方式发生异化，思想发生扭曲，结果就是公民快乐的时候不工作，工作的时候不快乐。
面对敬业精神失落的问题，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对策。针对客观的体制原因，要有深化的改革。只有让公民感受到不劳而获的情况进一步减少时，公民勤勉敬业的美德才会得到增进。当中国公民爱岗敬业的收获高于其它国家，而投机钻营的现象由于遭到打击而几近绝迹的时候，我们的敬业精神也会便会拥有比其它国家更好的土壤。针对主观的思想原因，要加强公民素质教育，形成劳动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风气，把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的社会风气再扭转过来。主流舆论要有明确的态度，对以奢靡享受为荣的现象要立场鲜明地加以抨击和批判，对敬业爱岗、勤勉努力的典型要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和宣传。形成了敬业精神普及的现实条件的同时，将敬业精神铭刻在公民的头脑里，敬业精神就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公民的普遍具备的道德品质。
第三节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 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 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 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第四节 友善：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现代公民社会与传统宗法社会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现代公民社会中的成员在与他人的交往上突破了宗法社会成员所受到的血缘限制，开始拥有较大的公共空间与他人互动。友善的公民关系推动了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友善也成为公民的核心价值规范之一。
1. 友善的内涵
“友”在甲骨文中像两只手，象征着朋友之间的援手，因此其本意是帮助。“善”由一个羊和一个言组成；羊是吉祥的代表，言是讲话，因此其本意是吉祥的话语。两者结合起来，直接的意思就是像朋友一样善良，寓意是互相帮助和互相祝福。互相帮助意味着在其它人处于困境时要助人为乐，互相祝福意味着在其它人不需要自己帮助时心态良好。具体来说，友善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平等、待人如已、待人宽厚与助人为乐等四个基本方面。
友善首先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平等，这是友善的前提。朋友之善就意味着，这种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关系不是发生在不同等级的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平等的人之间。如果支持的对象比自己的等级高，那么这种关系就是逢迎和依附，而不是友善；如果支持的对象比自己的等级低，那么这种关系就是恩赐，也不是友善。现代公民社会的特点，是人和人在政治上的差别已经不存在了，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都是社会平等的成员，因此都是公民。公民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帮助，由于其平等的前提，自然是友善之举，而非逢迎与恩赐了。若是对富贵之人曲意奉承、有心巴结，对贫贱之人冷眼相对、拒绝来往，便是势利小人缺乏公民平等意识的表现，和友善无关了。要做到友善，首先便要待人平等。
友善还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如已，这是友善的重要方法。人从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需要出发，不会对处于困境的自己无动于衷，也不会对自己恶意加害。如果人能够把对待自己的这种态度扩及他人，无疑能够做到扶危济困、善以待人。待人如已，从消极的方式来说，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限制，不要将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在别人身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待人如已，从积极的方式来说，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激发，将自己想做到的和想得到的促进和给予他人，成人之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友善需要公民待人宽厚，这是友善的重要要求。友善不仅需要在与他人趣味相投、关系良好时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不同甚至小有过失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容人之过。人的脾气性格难免不同，兴趣爱好常有差别，甚至利益还会时常冲突，有时感到他人冒犯也就相当正常了。如果这时针锋相对，就谈不上真正的友善；只有化干戈为玉帛，才能表现出友善的价值来。中国传统文化就非常强调宽厚的美德，提出应该“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现代公民社会中公共空间比较起传统社会来肯定是更大了，进入社会交往范围的人也更多，因此更加显得人与人之间性格各异、看法悬殊、智愚不等，宽厚待人对于构造和谐的社会公共空间来说也更加重要。当然，宽厚不等于盲目迁就，更不等于姑息养奸，对于社会败类仍然应该嫉恶如仇，而不应该将之纳入友善的范围。
友善还要能够做到助人为乐，这是友善的直接表现。友的最初意思便是互相帮助，这是善意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表达。爱自己、爱家人都不难，难的是对不那么熟悉的人也能够伸出援手；发出善良的意愿、讲出祝福的话语也不难，难的是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友善并不是要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去关心他人，而只是要求公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且往往只是自己举手之劳，却能够给别人帮上大忙。他人之所以感受不到友善，绝对不是因为过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是因为期望微薄之力却不见行动。正如孔子所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只要做到了助人为乐，就一定能够让其它公民感受到友善。
2. 友善的原因
公民社会的基点，不在于与传统社会重合的那部分家庭伦理关系，而在于社会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和逐步扩大，提供了人本质的另外一种维度。而这个公共空间的氛围怎么样，取决于友善的价值是否能够与工具理性共存。当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之后，每一个公民都将能够获益。因此，总结起来说，友善的原因至少基于三个方面：它是人的本质的要求，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也是每个公民都能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
友善是人的本质的要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抽象物，而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如何，他的本质就怎么样。在前现代社会，人作为家庭血缘共同体的一部分，其本质不取决于公共空间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家庭血缘的情况，虽然这种家庭血缘的情况也是受到社会总体状况的影响的。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交往关系开始逐渐地突破家族的范围，开辟出社会的公共空间来。这个空间越是成长，在人的交往关系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人的本质就越取决于公共空间的性质。这个公共空间实际上又是由个别公民的总和所构成，因此每个公民进入公共空间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着总体的状况。人的本质需要良好的公共空间，因此需要每个公民都以友善的方式来进入这个空间。
友善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现代社会的形成与相应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是相伴随的，相应地兴起的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强调的是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甚至由于工具理性推崇的效率挤压了人的自由空间，由于其支持的个人理性计算明确了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对立，它不是促进而是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工具理性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面对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正确的出路不是退回到非理性的前现代社会中去，而是对之加以平衡和限制。在这里，就显示出了友善的价值。友善首先可以抵消工具理性的消极影响，给冷冰冰的效率原则加上了人情味。虽然重视效率，但也需要在此之外考虑公民之间的尊重和感情。其次，友善还可以限制工具理性的作用范围，将之控制在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某些领域之内，而不至任之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在工具理性被平衡和限制之后，效率和利益的强调得到了控制，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过分紧张，润滑后的社会达到了和谐。
友善也是每个公民都能够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人的生活由多方面的条件共同组成；其中有些条件自己解决起来很困难，很对其它公民来说却是举手之劳。例如摔倒的老人，自己站起来或去医院非常难，对其它公民来说扶一下却很容易。但谁家没有老人？谁自己又不会步入老年呢？当人们能够互相之间友善关爱的话，实际上对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帮助。墨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兼相利”的角度对这种互助导致互利的氛围进行了说明。他分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墨子看来，只要有人首先做出了友善之举，那么他就能够影响到社会氛围，并促使其它人像他那样做，结果是大家都从中获益。
可见，基于人的本质的要求，基于社会和谐的需要，也基于良好社会氛围的要求，必须提倡友善这一核心价值。
3. 友善精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友善首先不是一个伦理学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实践问题。当你在公交车上与人发生碰撞时，你和他人是能够心平气和、互相体谅呢，还是最终发展为一场口角？当你在陌生的城市打听方向时，被询问的人是热情帮助，还是冷眼旁观？当老人摔倒在路边的时候，路人是赶紧扶起，还是扬长而去？可能每个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判断都不一样，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总体面貌良好，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情况不容乐观。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本身，就说明了友善精神的普及仍然具有提高的空间。
当前有待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对友善精神患有三症。一是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二是社会和谐建构上的便车症，三是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
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本质上来源于人们对公共生活的不适应。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到现代的公民社会，人们生活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交往范围扩大到了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人群中。在小农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的范围往往局限在家庭所在的乡村；这样的生活里，打交道的都是熟人，不会发生冷漠的问题。但是，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的逐步发展，人们活动范围突破地域的极度狭隘性，以往主要与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变为经常要与陌生人交往。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没有马上造成观念的改变，人们仍然习惯于熟人圈，而在陌生人的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于是用封闭冷漠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这种不适感和不安全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你身上发生的事，与我毫无关系；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和扶危济困，在陌生感都没有消失的时候，就更谈不上了。冷漠症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观念的进步并没有完全跟上。
社会和谐上的便车症，指的是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中的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既然有利于每一个人，就应该由大家共同来负责。但是，却有人会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只需要享受和谐社会中良好人际关系的成果，而不愿意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他的想法是，别人做了友善的事，我都还不一定做呢，更不要说别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也有人会把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责任全部推给政府，认为公共空间的事情，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做就可以了，作为公民个人我是可以不付出成本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友善的责任挪到别人头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政府可以包办友善精神普及的任务，每一个人都在是否搭便车的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结果就会是全体公民都没有愉悦感地生活在僵化的社会关系中。
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担心自己帮助的人将他受困的原因推到自己身上。例如，摔倒的老人经常无人问津，主要的原因就是路人担心自己被诬陷为撞倒老人的肇事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助人为乐的结果，应该是被助者至少要对施以援手的人表示感谢；友善的公民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回报，但却在精神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如果非但没有感激，还要承担全部的结果，那么还要求公民助人为乐，就是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了。这种愿意助人为乐却心理恐惧、行动犹豫的病症，根源在于三方面：一是医疗保障的缺乏，使得摔倒的老人有很强的动力去恩将仇报；二是法制的不建全，个别法官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就采取折衷主义的策略，各打五十大板，让被诬蔑的助人为乐的公民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三是道德教育的缺失，没有让公民有足够的道德感去打消甚至不要产生这样恶劣的想法。
面对公民在友善方面的这“三症”，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加以治疗。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严惩寻衅滋事和敲诈欺骗行为，鼓励助人为乐的典型人物事迹，让公民怀德畏法，有心向善。其次，需要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要让公民个人承担无穷大的风险，要让公民有待人友善、涌泉报滴水之恩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受到生活困顿的威胁做出让人唏嘘的选择。再次，要建全法制，明察秋毫，不能做出无原则的裁决。原来和了稀泥的案子也要重查纠正，不能冤枉哪怕一个好人。最后，还要加强友善教育，让之限制私欲的无限发展，抗衡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主动承担和谐人际关系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第五章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途径
第一节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基本途径是教育，教育不仅通过传授知识和技能维系人的生存，而且通过传播价值观培育人的心性。价值观教育是传统教育的核心内容，从柏拉图到孔子，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共同旨归是培养心智健全的有德之人，伦理道德教育是全部教育事业的基础和核心。今天，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通过价值观教育培养遵纪守法的公民仍然是教育的基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
人的价值观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教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青少年的可塑性强，进行恰当的教育极其重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需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育人是教育首要的目标，德育是教育基本的内容，这是世界各国教育的普遍理念和共同传统。不过，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渗透下，教育日益为工具理性所影响和支配，专业教育、技术教育等适应市场需求而为人们所重视，而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则渐趋被边缘化。比如，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学生专注于专业技术的学习、穷于应付各种考试，在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人文涵养却明显不足。在古代中国，尊师、尽孝、爱友是基本伦理规范，如今却出现了学生弑师、弑母、弑同学的极端行为，这在以前是极难想象的。虽然这些只是个案，但也反映了人文教育缺失的现状和危害。面对当代中国教育的这一问题，加强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已刻不容缓。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就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最直接的途径，这就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占较大比重，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由于社会生活快速变化，各种思潮广泛传播，道德教育尤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冲击，教学效果有待提高。从教育内容上，需要立足变化了社会现实，吸纳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建立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教育应是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创造意义的过程，而不应是单向的灌输与教化过程。因此在教育方式上，应适应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创新中小学德育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已存在多年，它不只是学校教育的问题，更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变迁的复杂态势相关联。从现实看，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是教育过程中的教条主义，一方面想让学生心悦诚服、欣然接受，另一方面又不顾社会的变化和学生的实际，于是更多地依靠强制性的灌输和考试，这反而引起学生更大的抵触。马克思主义本身拥有强大的真理性，不需要依靠强制而可以凭借其内在的思想魅力吸引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克服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领会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改造社会、真理至上的精神实质，体现其时代性、真理性、批判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真正说服学生、让马克思主义真理“入脑”“入心”。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要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深受社会系统的影响。在信息社会，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能够传播到学校和学生世界中。结果，现实常常让学校课堂上的教育很快失去说服力，而社会流行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时，仅仅依靠学校进行教育是不够的，从长远看，还要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入手，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对儿童价值观的养成最为直接。随着中国逐步进入独生子女时代，家庭结构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青少年的成长。这时，需要将家庭教育纳入社会道德建设的环节中，与学校教育沟通起来，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引导广大家庭和社会各方面主动配合学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教育成果，形成家庭、社会与学校携手育人的强大合力。
（二）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除了课堂教学外，还要建立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在课堂教学之外，学生才常常感觉到自己是真正的“主体”，拥有自主选择的空间，也在同龄人的交往互动中呈现真实的自我。正是在这种现实的生活中，价值观更容易得以形成。因此，需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之外的时间，使之与课堂教学形成有效互动和互补，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由于课堂教学主要是理论学习，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统一是道德养成和思想成长的根本途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让思想理论走进学生的实际生活，让青少年在切身的实践活动中增长见识、完善自我，从而取得实际效果。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需要完善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打造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高职实训基地、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基地，组织青少年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和爱心公益活动、益德益智的科研发明和创新创造活动、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和勤工俭学活动。近年来教育系统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教育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多少，而在于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式等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问题，结果让教育也让学生陷入各种误区之中。这也使人认识到，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教育”依然有巨大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生活的主人，在生活实践中增长才干、培育品格，还需要继续领会和实践“生活教育”的理念。
另外，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也是学生价值观建设的有效途径。除了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培育和周边环境整治之外，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校风和班风，形成学校优良的精神传统，对高校来说则是要培养和传承大学精神。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好的校风和班风可以激发和引导学生沿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不好的校风和班风则会使邪气滋长、误人子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也实现了大众化。与此同时，教育的质量却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随着教育资源的集中、高校的扩招等，一些乡镇中学、地方高校的教育质量出现下滑。在这些学校中，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得以流行，因为缺少优良的精神传统，学生在缺少辨别力的情况下也很容易为这种集体氛围所影响，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必须抵制商业化的渗透，以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提高教育质量，扎扎实实地培养良好的校风和班风，让校园成为一片净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里健康成长。
（三）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教师是价值观教育的主导者，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应坚守的道德理想和职业伦理。不过，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教育也在“产业化”理念下被推向市场，市场的交换法则、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等渗入整个社会，也深刻影响了教育。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运行都深深为金钱、为追逐个人利益的价值观等所驱动和支配。如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其中的劳动关系。在工具理性主导下，提高“升学率”等成为考评教师的主要指标，教师作为“灵魂工程师”的身份被弱化了。发挥教师的育人职能，需要从教育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入手，推进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以教育家的理念办教育，在恢复教育的人文理念中重铸师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师需要身体力行、言行一致，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道德水平，如此才能说服和引导学生。马克思曾写道：“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64页。］要想让学生认识和接受真理，教育者首先必须自己真正理解、掌握和相信真理；要想引领学生培养崇高的道德，教育者首先要以身作则。这里的教育者不仅包括教师，还包括教育行政工作人员。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思想道德水平，需要坚持师德为上，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健全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形成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第二节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也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意识，它的产生、传播和变化与该时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紧密相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需要立足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贯穿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生动局面。
（一）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与政策应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例如，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唯GDP”带来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破坏；社会道德水平下滑等。抽象地说，发展为一种“工具理性”支配而失去了“价值理性”的指引，导致“为发展而发展”，“为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结果反而弄不清“发展是为了什么”等价值导向问题。在反思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观念逐渐被接受，这是以价值理性矫正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发展不至于偏离大方向。如此看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障。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它们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整体。发展不只是发展经济实现富强，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同步发展。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可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外在于经济社会发展，而恰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灵魂所在。因此，国家和地方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圭臬和基本理念，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中国的发展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政府的决策对于整个发展起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包括在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上掌握着主要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发展的方向。在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考量和平衡各种利益，坚持何种价值导向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比如，是站在追求政绩的立场上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是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是急功近利地追求短期效益还是谋长远发展；是投资者的利益至上还是民众的利益优先？这些都直接决定了政府决策的方向，也决定了一个地方和行业的发展质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标杆、一种尺度，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这要求政府在制定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时，必须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同时，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
（二）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市场经济调动起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也激发了社会的活力，由此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出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坑蒙拐骗行为横行，社会诚信快速降低，市场环境也会随之趋于恶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经验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建立在诚信和法治之上，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竭泽而渔、损人利已的发展不可持续，诚实、信任、友善、合作则是实现各方共赢的道德基础。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应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老路，而要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基础上探索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破解的难题。一个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能屈从于资本的意志和逻辑，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推动经济发展又不伤害社会利益的模式。从现实看，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引发了各种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以其强大意志左右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决策，损害了社会的道德基础。资本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常常会伤害民众利益，这时，政府就要主动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人民利益。探索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使之成为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以此来消解资本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如今，一些企业也认识到企业与社会之间利益攸关，因而提出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经营管理中。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诚信守约，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
（三）在建设“法治中国”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企业的行为，它们背后都为某种利益和观念所驱动，在缺少约束的情况下会出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最终背离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那么，如何约束和引导权力与资本，避免权力被滥用、也避免资本伤害公众利益？显然，仅仅依靠道德宣传和教育是不行的，推行法治和民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权力和资本都有强大的自我复制和扩张的本能，必须依靠更强大的制度约束把它们“放到笼子里”，才能使之不伤害社会。这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存在互补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建设法治中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都是法治的精神、理念与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正义。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保障。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性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赋予强大保障，使之成为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因此，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同时，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其中的关键是，掌握权力的执法者要厉行法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各种权力，依法治国首先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权力的运行严格按照法治的规则进行，从制度上避免权力的滥用，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社会层面来说，由于中国缺少法治的传统，特别需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人们将法律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内心深处服从法律的统治，培育对法治的信仰。当法治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信仰时，人们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或钻法律的空子，或者拿法律做交易、视法律为儿戏，尤其是以权代法。所以，培育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法治信仰，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所在。
（四）在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结果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必须推动治理创新，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等进行了各种治理创新的试验，其基本理念和做法是：扩展治理的主体，让社会组织、公民、媒体等共同参与到治理中来；围绕公共问题，展开对话与协商，在互动与妥协中达成共识；推行开放式决策，充分尊重各方利益，促成利益共享。面对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公众觉醒了的维权意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各种治理创新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经验。创新社会治理同样需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完善制度中形成激发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力。治理创新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推动制度创新，包括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创新社会治理还要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在现实中存在“好人没有好报”“有德者无福”的现象，“老实人吃亏”的现实也让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主张“不能让孩子太老实了”。破解这一道德悖论，除了继续进行道德宣传之外，还应建立各种合理的奖惩机制，用制度来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行好事、做好人、有好报的预期和信念。比如，中国的富人阶层已十分庞大，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快速拉大的两极分化是社会矛盾加剧的重要根源。一个事实是，富人阶层的形成既有勤劳致富的成分，也有通过钻体制性漏洞、进行权钱交易等攫取财富的普遍现象，其中充满了各种“原罪”。今天，不能用“打土豪”的方式“均贫富”，但也绝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面对严重的社会对立，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下重新考量相关的制度安排，比如通过税收等方式调节收入。在保护个人财产的同时，创新慈善制度，鼓励富人从事慈善事业，避免财富大量流失海外。这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抵制为富不仁、拜金主义，引导人们尤其是富人积德行善，在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中促进社会的和谐。
（五）将全面深化改革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建立起来便是完美的，总会有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正错误、试验创新中完善和发展的。深化改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可分离。一方面，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也才能为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改革确立了基本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原则，只有沿着这些正确的方向前进，改革才能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面对强大的阻力，改革需要破釜沉舟的决心、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运筹帷幄的智慧，更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这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团结和激励人们共同奋斗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源泉。是否支持改革，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坚持真理、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而非个人利益至上，就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考验着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智慧，唯有以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个人的狭隘利益和观念，将改革进行到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加强宣传教育一直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途径。面对新的复杂形势，宣传工作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教条，开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目的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而在凝聚社会共识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在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思潮纷呈、社会分化显著、社会冲突加剧，“仇富”“仇官”的心态滋长，各种利益和观念的对立使社会各个阶层难以形成共识，社会认同降低，价值观世界也呈现出复杂态势。面对这种现实，增强社会团结、化解社会冲突的一个出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坦诚面对现实矛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在提高社会认同中构筑共同愿景，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合力。一是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坚定全党和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化解复杂矛盾的战略决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的基础。宣传工作要高举改革创新的旗帜，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改革信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氛围。二是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刻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实践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存在大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待于从认识上进一步深化。比如，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在新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条件下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教育等等。而且，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也是处于丰富和发展之中，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需要展开深入的科学研究。要取得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跳出千篇一律的宣传话语套路，潜心研究、认真调查、发现问题、升华认识。三是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如今，各种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各个阶层、地域的人们都有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决定了人们的观念必然呈现多元的态势，要回到过去单一思想、单一价值体系的时代已经不再可能。面对这一现实，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承认客观现实的合理性，尊重不同的观点，尊重少数人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寻求和扩大社会共识。
（二）发挥新闻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作用
新闻媒体是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责无旁贷。如今，新闻媒体面临着众多挑战。一是在向市场化媒体转型过程中面临商业化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媒体背离新闻客观性的宗旨，出现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降低了新闻媒体在公众中的公信力。二是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传统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走向衰落，以至于国外有的知名报刊已停止印刷纸质版而只发行电子版。面对时代的深刻变化，媒体必须做出快速反应。三是传统宣传模式面临挑战。僵化的教条式的宣传模式、“假大空”的话语套路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也就难以达到宣传的目的。面对这些挑战，新闻媒体需要深化改革，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践行新闻传播的宗旨。要做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新闻媒体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加强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思想和道德素质，培养有职业理想、有社会担当的媒体队伍。日常宣传工作需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近年来，新闻界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走入生活、深入群众、面向实际，通过“接地气”，了解和反映民情民意，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媒体也要继续探索市场化改革的新道路，在走向市场、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背离新闻传播的宗旨，而是在坚守新闻职业操守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利益。这需要整个媒体界加强自我约束，以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在向市场化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做大做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重塑新闻传播的形象。
（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
近年来，互联网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达5亿。以社交为基础的综合平台类应用发展迅速，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见网页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1/t20140116_43820.htm.］互联网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人已经离不开网络，互联网已经构成了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由此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互联网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时，传统主流媒体已无法垄断话语权，更无法强制网民接受某种价值观念。网民成为互联网世界中真正的主体，它们不仅可以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而且可以主动参与、发布消息、表达观点。尤其随着手机上网和微博微信等的普及，人人都可以是记者、评论员，这极大冲击了传统的话语体系，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构成了冲击。同时，网络也为各种思想传播提供了平台，网络世界的话语变得十分复杂。网络世界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十分突出，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倾向、社交平台中的欺诈现象等对青少年的成长十分不利。面对这种重大变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新闻宣传等部门及时作出调整，正面应对变化了的现实，首先要承认和接受变化了的现实，克服过去在垄断话语权力条件下形成的“唯我独尊”等心态，改变以往“围追堵截”等过时的工作模式。其次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形势，认识、尊重和运用网络传播的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形成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集聚网上舆论引导合力。再次，做好重大信息网上发布，回应网民关切，主动有效进行网上引导。近年来，网络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发表政见、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和渠道，网络民意也成为重要的方向标，显示了民众意志的变化。各级政府也开始利用网络，发展电子政务，推广网上办公，关注网民诉求，引导网络健康发展，也得到网民的积极回应。
（四）以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
中国的发展要求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标志。文化的复兴表现为精神生产领域不断涌现出优秀产品，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有杰出的创造。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传播思想、砥砺精神、愉悦身心，这是人类一切创造的终极表现。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丰富，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这也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文化与产业、艺术与市场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在互相推动中创造新价值的文化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产品越来越丰富，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走向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数量上的快速增长比较，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还有待提高。比如一些游戏产品充斥黄色与暴力，一些艺术产品宣扬奢侈享受、不劳而获、萎靡颓废思想，赚钱牟利成为一些文化机构主导的价值观，给社会的和谐与人的身心健康带着负面影响。如果完全依照市场的逻辑、任由资本的意志控制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果可能使文化为资本所绑架，精神生产最终背离社会主义的宗旨。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曾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产业对民众思想的麻痹和意志的剥夺，如今，文化产业被正名并赋予了合法性。这是市场的胜利，也有其合理性基础。不过，必须清醒认识到文化与工业、艺术与市场除了可以相互补充和支持外，还存在相互冲突的一面。市场遵循的是逐利法则、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宗旨；文化遵循的是精神法则、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目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资本常常处于强势地位而让文化屈从于市场的逻辑，结果就可能以牺牲文化来换取利润。毕竟，除了给人增长知识、使人在娱乐消遣中放松身心之外，精神文化产品还发挥着育人化人的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根本目的不是发展文化工业、增加GDP，而是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引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培养和教化人的心灵。所以，不能任由市场和资本支配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应在充分利用市场的同时，约束和引导市场的方向，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二者不能统一时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在商业化的渗透和浮躁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精神生产工作者如果屈从于市场的诱惑和压力，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就很难生产出优秀的作品。精神产品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人的思想和心灵的再现。提升精神产品的质量，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文学艺术产品，既是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标志。面对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文化工作者需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深入生活实际，反映民众心声，引领时代进步，以杰出的创造贡献时代。
第四节 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的教育活动，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在新的形势下，要创新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增强活动实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为传播。
（一）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
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是将修身养性列为人生第一大事，涵养君子人格，“养吾浩然之气”，这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所在。道德自律首先是内在的要求而非外在的强制，人的道德自觉是社会善治的基础所在。这种传统也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激励中国人自强不息并创造和延续了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如今，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传统的道德教化机制受到了巨大冲击，人们更多地遵从市场竞争和逐利的法则，结果也常常背离自己的“本心”。随着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也由于社会转型带给人众多的焦虑，人们越来越渴望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安顿，因此各种修身养性的活动受到欢迎。适应这一需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恢复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让修身成为人生活的需求，从而让道德实践活动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同时，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实践活动的一个突破口是建设社会诚信体系，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将完善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诚信建设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是一个标杆，国家机关要树立权威，最根本的是取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真正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能否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能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权益。在现实中，权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也让老百姓更多相信“关系”而不是相信法律；法律的权威也经常受到挑战，例如在环境保护中，法律常常向金钱低头而成为摆设。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环节。中国的老百姓十分朴实、厚道，对党和政府抱有高度的信任和期望，这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对于这份信任和期望，应该高度珍惜并认真回报，切记“民意不可欺”。从社会层面看，加强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已刻不容缓。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制度建设和道德教育，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二）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美德，也包含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新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实践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等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一个表现是，传统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之上的稳固社会关系被打破，人们相互之间成了“陌生人”，彼此缺乏信任、关爱、合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反而觉得孤独、寂寞、冰冷。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社会，它建立在人与人新型的社会关系之上，信任、团结、友爱、合作应该是其本质特征。建设和谐社会、增进社会团结不仅需要靠增加物质投入，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更需要培养新型社会关系，传播雷锋精神，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增强社会正能量，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也让人们在互爱互助中提升道德水平。其中，志愿服务是新时期学雷锋的切实路径。近年来，各种志愿组织在各地蓬勃兴起，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了各类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助于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把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还需要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法规保障机制，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做到基层、做到社区、做进家庭。比如，大学生志愿组织在“支教”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志愿者们在付出中也接触了社会、净化了心灵。
（三）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展开，如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创建文明城市推动了各地市容市貌的改进，增强了市民的文明意识和文明习惯，也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成为各个城市竞相争取的一张名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也要进一步拓展内容，尤其是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上求得实效。一个地方的精神文明程度不仅体现于市容市貌，宽阔的街道、巨大的广场、名贵的树木、进口的草皮等都未必说明城市的文明程度，倒是政府的亲民姿态、市民的举止言行、社会的融洽程度等体现着文明的精神。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取得实效，还要深入下去，建设学习型社会、生态城市、美丽乡村，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近年来国人出境旅游迅猛增长，在给世界各地带来旅游收入的同时，也将各种不文明的行为带到了世界各地，比如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破坏文物、不尊重当地风俗等，给世人留下了“暴发户”“经济动物”的不好印象。除了加强对公民文明旅游的宣传教育、规范约束和社会监督，增强公民旅游的文明意识之外，更根本的是提高全民的文明素养，这也正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和直接体现。
（四）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
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的政治革命和文化变迁之后，人们开始摆脱二十世纪的激进立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化交互碰撞，人们也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认同基础。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无情地斩断了人们的精神传统，让人的精神处于漂泊之中，寻根、“找魂”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精神诉求，这也催生了对传统文化之根的回归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凸显出来，成为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特别是，传统中国文化立足于人的教化、修持、涵养，有着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普遍意义。所以，今天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对于世界华人来说，中华文化更是凝聚全球华人的精神血脉。同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进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从教育层面说，增加国民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分阶段有序推进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从日常生活层面说，开展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俗。
（五）发挥重要节庆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独特优势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形成了众多民族传统节日，这些节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背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穿越了时空而将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连在一起。2008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成为国家的法定假日。加上原有的“五四”“七一”“八一”“十一”等政治性节日，“三八”“五一”“六一”等国际性节日，节假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节日是人们共同体验历史与现实、共享情感与价值观的集体活动，借此可以培育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一种人们广泛参与的文化实践活动，节庆日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充分挖掘各种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同时，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对革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阐发，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形成实体展馆与网上展馆相结合、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系；推进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免费开放，让一切公共文化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共享。
第五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领导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公民个体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不仅需要广大群众积极学习，更需要党员和干部自觉践行。加强组织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让全社会参与进来，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保障。
（一）加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领导
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现有的政绩考评与干部选拔机制引导下，一些干部认为价值观建设是“务虚”的工作，经济发展、维护稳定才是“务实”，因而容易以走过场的心态对待。殊不知这是一种浅见。从长远和全局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从眼前和地方来说，它也与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创造优良投资环境也成为竞争的主要内容。在以往，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等是主要的竞争优势，如今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政策的优惠空间越来越小，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使投资商越来越看重政府的效能与廉洁程度、社会治理水平、人文气息、社会风尚等“软实力”。于是，这些软实力构成了地方竞争的“硬实力”。比较各地的区域发展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在深层次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把这项任务摆上重要位置，把握方向，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事实上，价值观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领域紧密相关。比如，维护稳定是令各级政府焦虑的一件大事，如果停留在“被动维稳”甚至“暴力维稳”的层面上，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矛盾甚至会加剧冲突。将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政府工作作风，形成化解矛盾的良好机制和平和心态，增进政府与群众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可以在形成共识中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形成谋发展、求稳定、促进步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为实现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很“实”的工作，更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将虚与实、长远与眼前结合起来，需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项实际工作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当然，价值观建设不像招商引资、城市建设那样很快出政绩、塑形象，它需要长期的投入而且未必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需要各级领导有更高的战略眼光、有为民众谋福祉的理念，克服急功近利思想，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要建立健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价值观建设是观念、思想、心灵世界的工作，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任何强制、粗暴的做法都只能适得其反，必须充分尊重规律，尊重事实，尊重群众，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路径、方法，改进领导思路和作风，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二）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以引导社会风尚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对于整个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中国人在历史上就认可“以吏为师”，官吏不仅要秉公办事、恪尽职守，而且要做道德的楷模、为民众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为其党员具有更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自然要走在前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为民、务实、清廉，以人格力量感召群众、引领风尚，这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都面临严峻挑战。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奢靡浪费、贪污腐化，显示了干部思想道德水平的下滑。一些干部将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肆无忌惮地进行权钱交易、卖官鬻爵，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道德教化是十分乏力的，腐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产生了极大的消解作用。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党中央下决心反腐倡廉、既“打苍蝇”也“打老虎”，加大制度反腐的力度，倡导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风尚，深得人心。引导党员干部经受得住权力的诱惑，让权力为人民服务，是新时期关系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发挥好带头作用，需要多管齐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党的建设中。一是加强组织制度建设。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需要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好关，决不能把思想腐化、道德败坏的人选拔到干部队伍中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下，干部的工作能力与政绩成为考评和升迁的主要依据，这激发了干部谋发展的干劲，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不过过犹不及，过分看重政绩而忽视德行也会出现偏差，甚至带来长久的危害。这就要求在干部选拔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德”与“能”结合起来，突出“德”的分量。二是加强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着力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通过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通过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保持高洁生活情趣，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自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以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活动全面展开，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这也说明了人心所向。
（三）让全社会动员起来，形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势能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坚持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各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党政各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良好局面。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联系相关社会群体、推动相关领域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重大作用。比如，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企业和企业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需要各个行业、各个企业行动起来。我国现有企业法人单位有几百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营企业，其经营理念、组织文化等不仅直接影响从业的数亿人员，而且通过其产品和服务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因此，工商联、商会等组织应该引导企业和企业家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总体大势中确立企业的价值定位，进而以企业文化的培育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要让企业家在实践中认识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升企业素质、凝聚员工力量、积极贡献社会的途径，也可以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打造“百年老店”、争创世界一流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知识界在阐释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文以载道”，从古以来人们将文人视为社会良知的代表，文人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抵制社会歪风邪气中走在前列。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界队伍不断壮大，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在提升。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知识界需要加强自我修养，增强自觉担当意识，在研究、宣传、育人等各个环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将一些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交给群众自己去处理，这是“社会创新”的一个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新型社会组织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它们可以组织群众展开各种形式的活动，使群众在自觉自愿的活动中培育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四）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使之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务
城乡基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依托，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使之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中，融入城乡居民自治中，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人们自觉行动。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接受并自觉践行，才是鲜活的，也才能发挥其功能。因此，必须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的事务而非外在的任务。这就要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到共同事务中来，在相互尊重、充分协商、合作互动中化解矛盾、增进共识、寻求理解、强化认同。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主力军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社会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最终形成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景象。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会一声令下就能使人们自觉接受，也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实现的。在现实中存在说一套做一套、形式主义地应付上级等现象，这会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落空。只有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付诸为人民谋福祉、为国家尽职责的行动，才能取得实效。深入领会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防止“一阵风”、走过场，需要全党和全社会自觉学习、认真实践，致力于改革创新，拧成一股绳、汇成一股劲，携手共建中华民族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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