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一机部（1970-1980）》

《江泽民在一机部（1970-1980）》一书中记录了1970年至1980年这十年间，江泽民同志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并以出色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科技合作、技术引进等方面进行的创造性探索，作出的特殊贡献。

【基本信息】

作者：本书编写组　著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3月

【内容简介】

1970年到1980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机部先后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外事局副局长、局长。这十年，是我国机械工业在坎坷中奋进、走上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面对重重困难，江泽民同志以出色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科技合作、技术引进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作出了特殊贡献，出色地完成了从工程师到政治家角色的转变，为进一步走向更高领导岗位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

【目录】

引言　伟大转折年代

一、外交战略大调整，外交战线拨云见日

二、机械工业在坎坷中奋进，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三、一机部对外援助急剧增长，开始调整改革

四、机械工业对外科技合作逐步恢复，迎来蓬勃发展

第一章　援罗考察重任（一）

一、奉命赴罗任总组长

中央果断作出援罗决定

最合适人选

做好出国前准备

踏入受援国土地

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摸清罗马尼亚发展情况

写给国内的第一个工作报告

在罗马尼亚西北部参观考察

知难而上，突破罗语关

三、勇探援外项目建设新模式

罗方坚持“点菜”，不吃“套餐”

提出会谈工作初步方案

回国大胆建言献策

四、因地制宜落实援罗新模式

确立新思路，奔走各工地

狠抓团结工作

体贴入微见真情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签订会谈纪要

第二章　援罗考察重任（二）

一、在京主持与罗技术工作组会谈

民族饭店的日日夜夜

会谈纪要顺利签订

二、率领第二批项目考察组

第二批五个项目援建方案

出色完成考察谈判任务

三、抓援外促国内

学习引进罗方新技术

广交朋友，寻求合作

对罗马尼亚的特殊情感

附录：江泽民同志亲笔撰写的《一机部援罗六个考察组工作汇报》

第三章　援外项目实施

一、援助罗马尼亚项目

主持关于螺钉厂设计问题的会谈

主持与罗五个项目设备分交代表团的会谈

指导与罗专家组会谈

落实援罗锻压设备

接待罗机械工业代表团

情系十一个援罗项目

二、援助巴基斯坦项目

重视援巴重机厂项目总结

援巴铸锻件厂筹建工作

率专家组赴巴基斯坦

敢担风险，保护同志

三、援助朝鲜项目

援朝油泵油嘴厂

援朝良策轴承厂

援朝制氧制氮设备

四、援助阿尔巴尼亚项目

援阿恩维尔机械厂和球铁曲轴生产线

援阿矿山机械厂等项目

选派人员赴阿技术指导

停止援阿项目善后工作

五、援助越南项目

援越汽车配件厂

援越东英电线厂

援越其他项目

援越项目善后工作安排

六、援助非洲国家项目

援扎伊尔农具厂

援坦桑尼亚项目

援马里项目

援刚果项目

第四章　对外科技合作

一、出国科技考察工作

对罗马尼亚的科技考察

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考察

对西欧发达国家的科技考察

对日本和美国的科技考察

二、出席国际科技组织活动

率团出席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

加强与国际电工委员会合作

恢复参加国际焊接学会活动

加入国际铸造技术协会和国际

无损检测委员会

三、拓宽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之路

组团出席国际科技会议

组团参观国际科技展览会

积极开拓民间国际科技交流渠道

四、实习和验收人员的派遣

生产实习人员派出

设备检验人员派出

五、派遣驻外科技干部

提议派出驻外科技干部

常出题目，布置任务

主持召开驻外科技干部座谈会

六、组织来华技术交流活动

外国技术考察人员来华

对外技术座谈和报告会

第五章　外事管理工作

一、建立健全外事管理体制

管理和服务相结合

出国科技考察管理工作

援外成套项目管理工作

做好出国检验设备工作

接受和处理外国赠送的礼品

二、加强外事纪律教育

三、精心做好外事接待工作

四、建设高素质外事工作队伍

通过学习提高本领

重视翻译队伍建设

举办外语进修班

五、真诚待人，领导有方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平易近人，关心群众

以身作则，廉洁自律

第六章　共绘发展蓝图

一、新的特殊使命

参加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

五七干校劳动岁月

顶住压力，敢于负责

二、狠抓单项技术引进工作

探索单项技术引进新方式

邀请外商来华洽谈技术引进业务

组派技术引进小组出国考察

引进技术与科学研究、扩大出口相结合

三、开创对外生产技术合作新模式

探索经验，走出新路

参与宝钢工程对外谈判工作

四、机械工业代表团出访欧洲和日本

赴欧洲考察前的精心准备

参与机械工业代表团赴欧洲考察

赴日机械工业综合考察团的组派

机械工业加速发展战略的确定

五、创建外事工作新机制

外事局机构改革

成立中国机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

六、为加快农业机械化尽心尽力

组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农业机械化

邀请外国农机专家来华技术座谈和样机试验

协助筹建农机部外事局

后记

引言　伟大转折年代

20世纪70年代，对于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的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代。样板戏、卫星上天、乒乓外 交、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 革开放……这就是那个乱和治、守和变并存年代留给人们的记忆。在这10年中，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大悲大喜，也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

然而，正是在这种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磨砺之中，人们逐渐开始觉醒和成熟；也正是在人们的觉醒和成熟之中，共和国历史出现了伟大的转折。10年“文化大革命”就此终结，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行业的兴衰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那样的紧密相连；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能够深深感到，每一年代的人们都承担着那一年代的历史使命。20世纪70年代这1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朵跳跃的浪花，但对于肩负着装备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为民族复兴大业奠基的中国机械工业来说，却是一段极不平常而又创造辉煌的岁月。

值得我们记忆、值得我们珍藏的不仅是成果和业绩、光环和辉煌，还有创业过程的艰辛，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曲折和失败，争辩和定夺，担忧和焦灼。10年的破浪前行，10年的艰辛跋涉，凝聚了无数机械工业建设者们的智慧、心血和创造力！他们的付出和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社会发展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过程。与全国各行业一样，新中国的机械工业，翻山越岭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造到自行设计，从制造简单设备到制造大型精密尖端产品，从制造单机到制造大型成套设备，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具有较大规模和相当水平、综合实力比 较雄厚的装备工业体系。

2008年11月26日，在机械工业面貌发生伟大历史性变化、 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欣然为大型纪念册《中国机械工业改革开放三十年辉煌成就》题名。2010年9月15日，他又专门题词“全面提高机械工业产品质量”，为机械工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机械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自己的美好青春年华献给了机械工业，新中国机械工业建设60多年岁月里处处留有他闪光的印迹。

1943年夏天，17岁的江泽民同志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工科电机系读书。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5年深秋，南京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重庆、上海校园正式合并，成立上海交通大学，新校区设在上海徐家汇地区。江泽民同志从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完成最后两年学业。

2008年11月26日，江泽民同志为大型纪念册《中国机械工 业改革开放三十年辉煌成就》题名。

2010年9月15日，江泽民同志为机械工业的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凭借从名校学到的电机工程学技术，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 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1952年，江泽民同志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所属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4年，江泽民同志从上海调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5年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这是江泽民同志第一次走出国门，那一年他29岁。一年后，江泽民同志回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先后任总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6年长春岁月后，江泽 民同志从1962年至1970年，都是在一机部下属单位工作，先后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绕地球一圈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如履薄冰。境内，“文革”欲收不止，经济萎缩；境外，风声鹤唳，险象环生。

8月25日，一机部正式发文，决定撤销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的建制，该所人员除调给二机部100名左右、东方红机械厂20名左右，其余原则上调给武汉锅炉厂。同时，一机部决定，调江泽民同志到部机关工作。

带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时代的历史责任感，怀着一颗对党、对人民、对机械工业的赤子之心，江泽民同志于1970年下半年来一机部机关报到。此时的江泽民同志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展望新的工作将从这里起步，更增强了他开创事业的信心和责任。

江泽民同志在一机部机关工作的10年，正好跨越了整个70年代的历史时空。这10年，正是我国外交战略大调整、外交战线拨云见日的时期；正是我国机械工业在坎坷中奋进、走上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正是一机部对外援助急剧增长、开始调整改革的时期；正是机械工业对外科技合作逐步恢复、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一、外交战略大调整，外交战线拨云见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告世界，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新中国实行“一边倒”，　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支持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到1950年10月，有25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1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包括一些欧洲中小国家。1964年，毛泽东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并首先与欧洲大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大门。但是，“文革”的发动打断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

“文革”初期，新中国对外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外事工作一度被要求“革命化”。我国50多个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包括驻外使节陆续被调回国内参加运动，很多人受到批斗。某些外事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违反纪律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涉外事件，特别是1967年8月北京发生万人围攻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国际声誉和对外关系发展。这一现象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极大忧虑。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贯彻正确外交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外事工作中的偏差很快 得到纠正，一些不正常状况逐渐消除。不久，我国陆续派出一批驻外使节，对过去主要由于中方极左行为而损害双边关系的事件主动进行修复。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奉行霸权主义政策，表现出咄咄逼人气势。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实力受损，与苏联争霸中开始处于守势。日本、西欧国家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兴起，中国的潜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国际关系的巨变，为我国摆脱当时面临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

随着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发生重大背离，中苏两国关系也处于越来越紧张的状态，边界争端持续升级。60年代后期，大批苏军进驻中蒙边界，并在蒙古国建立导弹基地，把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南移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明目张胆地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并提出了旨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进行干涉为主要内容的“勃列日涅夫主义”。1969年3月，苏联武装入侵我国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随后，苏联又在我国西北、东北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着手进行对外战略策略的调整。

1970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一幅照片。西方观察家们惊异地发现：10月1日中国国庆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身边站着一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见的。一时，西方政界议论纷纷。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

1971年4月，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小球 推动大球”，成功实施了乒乓外交。从此，中国外交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发生。

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节目里宣布：基辛格访华现已回到美国，初步会谈结果，是他（尼克松）将接受中国邀请于1972年访问北京。这着实使世界大吃一惊。

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大门一经开启，西方各国顾忌减少，争先恐后向中国表示友好。1971年10月25日，当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尚在北京就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表决，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消息传来，举国为之振奋。新中国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付出了多年艰苦的努力。从此，新中国在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启动，又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咫尺天涯，横着一道政治鸿沟。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立即在日本朝野引起巨大震动。为了不在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潮流中落后，取得政治、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推动下，9月25日，日本政府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外交环境，新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也带来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开始形成。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迅速发展，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高潮，同亚非 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同东欧各个社会主义　国家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

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工作成果，为中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机械工业在坎坷中奋进，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机械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重要基础行业。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机械工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成立一机部，主管全国民用机械工业，任命黄敬为部长，段君毅、汪道涵为副部长。当时的一机部设有通用机械、机床工具、重型机械、动力机械、电工、　汽车、船舶、机车车辆等8个专业管理局。

1958年，国民经济开始“大跃进”。为了适应“大跃进” 形势，对机械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将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成立新的一机部。这样，一机部除管理民用机械工业外，还管理电子工业、航空工业和常规武器制造工业。7月，机车车辆的生产管理划归铁道部。1959年9月，将农业机械工业由一机部划出，设立农业机械部主管（农业机械部于1965年1月改为第八机械工业部）。1960年9月，将电子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和常规武器制造工业由一机部划出，设立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负责管理。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时期，中央要求机械工业做到：品种第一，规格第一，质量第一，设备成龙配套。一机部坚决贯彻这个方针，抓紧组织制订新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1964年5月，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的方针。一机部组织编制了“三线”建设初步规划，提出沿海机械企业向内地搬迁的方案。1965年，一机部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1966年中期“文革”发动后，各地先后“停产闹革命”，从一机部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机械工业主管部门，以至大部分企业的生产建设指挥系统，都先后瘫痪或半瘫痪，原来正在进行和规划的许多工作被迫中断，机械工业宏观失控，正常生产秩序遭受破坏，损失严重。

60年代末开始，一机部直属的310个企业、41个研究院所、18所大专院校和16所中等专业学校，全部下放给地方管理。随着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省，省又进一步下放到市、地、县，许多社队也办机械厂，形成了从部、省、地直到县、社、　队，各级都办机械工业的局面。不合理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 达到了惊人地步。

1968年，一机部各专业局被撤销，大批干部下放到江西奉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留下的少数干部集中在部里成立专业组继续工作。1970年7月1日，根据中央决定，八机部与一机部正式合并为新的一机部，将两部原有的35个司局改为13个组，并成立了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经中央批准，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8人，由中央派来的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李水清任组长，严庆堤、周子健、徐 斌洲为副组长。一机部革委会成员22人，李水清任主任，周子健、徐斌洲、马仪、沈鸿等为副主任。1972年8月，一机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部机关机构设置的报告》，提出将13个组调整为1部、1厅、13个局，即政治部、办公厅、计划基建局、生产调度局、科学技术局、外事局、军工局（对外仍称第一办公室）、产品分配局、矿山工程机械局、重型通用机械局、电工局、农业机械局、机床工具局、汽车轴承局、仪器仪　表局。

“文革”动乱，对机械工业是一场大灾难、大破坏，也是一场奋力排除干扰、坚持生产建设的大斗争。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机械工业广大职工对林彪、“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坚持生产建设，减轻了“文革”对机械工业生产建设的破坏。机械工业许多领导干部和业务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只要没有被隔离审查或被勒令靠边，仍然坚守岗位，坚持工作。有的白天被揪斗，晚上加班；在办公室不能开会，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当时主持工作的一机部副部长沈鸿，在机关里无法研究工作，为了解决9 套大型设备的问题，同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一起躲到冶金部机关的一个托儿所开会研究问题。2005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专门为沈鸿题词：“沈老从带着几台机床去延安参加革命，到组织设计制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建设，闻名遐迩。值得很好纪念。”这一题词，高度概括了沈鸿为机械工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从1965年开始的机械工业大规模“三线”建设，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影响，但经过奋力排除干扰，建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机械基地，在湘西、鄂西和西北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机械工业基地。其中，第二重型机器厂、四川三大动力设备（汽轮机、发电机、锅炉）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贵州和　甘肃的低压电器厂、西北和西南的机床工具厂等都在这一时期　建成。通过“三线”建设，中国机械工业布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内地机械工业拥有的固定资产、职工总数等在全国的比重由1965年的1／4增至1975年的1／3，沿海地区可以生产的关键产品，在内地都有相应的骨干企业进行生产。

与此同时，机械科研事业在停顿中有所复苏。从1972年起，机械工业恢复和重建了一批机械科研机构，一批科研人员也陆续返回科研单位开展工作。在70年代前期，机械工业在若干领域中继续取得进展，生产出一批重要的新产品和成套设备，科研方面也出了一些成果。从1974年开始，一机部组织研究院所、企业和大专院校以及有关部门，编制机械工业十年（1976－1985年）科技发展规划草案，提出了“主攻成套、狠抓基础”的方针，要求在10年内研制60项重大成套技术装备，380项重大产品和系列产品，100项基础件和120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重点研究项目等。虽然这十年规划到1978年才编制完成，而且规划存在目标定得过高、要求过急等不足，但对当时的机械科技工作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2005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为沈鸿的题词。

1996年8月28日，江泽民同志为机械科技人员的题词。

1972年，一机部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精神，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先后召开汽车、农机产品质量座谈会，并于同年9月在长春召开了“整顿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机械工业企业管理曾一度有所加强，产品质量有所提高。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长春会议受到批判，抓质量、抓管理的要求被否定。1975年初开始，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提出全面整顿的要求，一机部于同年8月召开紧急会议贯彻执行，企业管理的混乱局面有 所好转。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常。1977年2月，周子健任一机部部长。机械工业战线广大职工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恢复和整顿工作中。

1978年，一机部分析了机械工业面临的各种矛盾，决心把上水平作为战略突破方向，用高水平来促进高速度，8年内使机械工业的产品技术水平、生产工艺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都有大的突破。根据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规划，一机部提出了机械工业今后23年总的发展设想是：“三年大整顿，八年大提高，二十三年大赶超”。

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一机部根据重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和轻工市场、交通运输等方面所需设备和配件大量增加等情况，调整生产结构，扩大服务领域，提出“六个转变”、“五个面向”的方针。由于贯彻了这些方针和要求，机械工业的生产结构开始有了变化：为轻工纺织和人民生活服务的产品比重增加了；加强了维修配件的生产供应；在扩大服务领域的过程中，提高了企业的适应能力。

三、一机部对外援助急剧增长，开始调整改革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等方面的国际主义援助对中国革命最终成功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因此，毛泽东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新中国成立后，向许多民族独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技术援助。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是对外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总称。经济援助是资金、物资的支援和帮助；技术援助是智力、技能、资料和工艺的支援和帮助。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不仅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渠道。

1950年1月，越南胡志明主席“赤足步行十七天进入中国地界”，30日，抵达北京，再次向中国提出援越的请求。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国内正面临恢复经济的重重困难，但中国仍然毅然承担了援越抗法的任务。中国对外援助由此拉开了序幕。

20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外交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重点主要是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又以支援朝鲜和越南抗击外来侵略，帮助其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为重中之重。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开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合作新的里程碑。此后，中国开始同亚非新独立国家开展以经济技术援助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合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对象扩展至亚非20多个国家。从50年代中期开始，机械行业就承担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任务，包括为各部门对外援助的各类工程项目和机械工业自身负责承建的援外成套项目供应各类机电装备。

为了加强对援外合作工作的领导和协调，1959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对外贸易部和一机部共同筹组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从事援外成套项目的设计管理、设备材料供应、工程施工、安装调试、专家选派等组织、协调工作，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和合作工作，正式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1964年初，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针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状况，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切实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国真正受益；尽量减轻受援国的负担；严格履行承担的义务。援外“八项原则”，有利于受援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亚非拉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赞赏和欢迎，使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和内容都有了较大发展，也使中国机械工业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从1964年至1970年，中国在继续向原来的20个受援国提供援助的同时，又先后向肯尼亚、坦桑尼亚、刚果等1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使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达到31个。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成套设备援助也有了较大发展，共帮助20个国家建成313个项目，并且承担了一大批新项目，其中不少是技术较复杂的大型项目。而由机械工业直接负责提供成套经济技术援助的，有6个国家12个成套项目，提供的成套项目在构成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小型、单一产品制造厂或修配厂，上升到大中型多品种生产的综合性机电产品制造厂。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恢复后，迎来了外交史上第三次建交高潮。不少发展中国家同中国商谈建交时，迫切要求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中国援助的国家从1970年的31个增加到1978年的66个，援助范围从亚洲、非洲扩大到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

1972年至1978年的6年内，机械行业提供装备的国家增至60个，项目增至850多个。其中直接负责提供成套经济技术援助的国家，由6个扩大到14个，项目也由12个增加到47个。这一时期对外援建的项目，建厂规模大，技术要求高，产品纲领和结构涉及重型机械（含锻压设备）、通用机械、汽车、拖拉 机修配、工具、磨料、电线电缆、蓄电池、基础件、轴承、仪器仪表、农业机械和手工农具等多种行业。很多项目的设计方案，都经国内筹建和设计单位与有关国家反复协商，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选用国内高质量设备，择优安排订货。援外成套项目是一机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主要方式，其工作量在一机部对外援助中占首位。援外成套项目，是指由中国负责设计，派人组织或指导施工安装，并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建成后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工程项目。其基本程序大致相同，一般包括考察、设计、施工准备、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试运行或试生产、验收、移交和结算等阶段。援外成套项目建设，与国内建设同类项目相比，具有以下特点：援外项目是国家对外承担的援助义务，政策性很强，其建设速度、工程质量以及建成后的效益，直接关系到受援国的利益和中国的声誉；项目建设的原则和建设过程中的具体事宜，需同受援国友好协商，妥善解决；项目建设在国外，但大量筹建工作在国内，比如援外专家的选派、设备材料的供应、中方负担的当地费用的提供、援外出国人员的生活物资供应等都需要落实；受援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自然条件、技术和管理水平、风俗习惯和生活条件等，各有不同，必须因地制宜，使项目的生产工艺、设备选型、建筑形式和标准、建筑结构和施　工方法等，适合受援国的国情；成套项目援助，既要帮助对方建成项目，又要教会技术。因此，援外成套项目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经济技术工作。

20世纪70年代，一机部完成了大批援外成套项目建设任务。江泽民同志承担了大量具体组织工作。由于60年代后期承担的一批大中型项目大多进入施工高潮阶段，加上70年代初新承担的项目也陆续实施，这一时期成套项目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一机部根据不同国家实际情况，真心诚意地帮助建设不同类型的机械工厂。在建厂规模和产品纲领的选择上，密切结合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国计民生需要，以中小型为主，力求投资少，见效快，所生产的产品以本国需要为主，兼顾外销，以有利于促进所在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少数有条件的国家，也援建一些技术复杂、比较现代化的大型综合性机械加工企业。一机部直接承担筹建的绝大多数项目，经受了时间考验，为所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雄辩地证明了它确实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战略支出。

为了适应援外任务越来越繁重的新形势，认真贯彻中央援外方针政策，对外经济联络部（简称外经部）在70年代先后召开了5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动员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努力完成援外任务，并总结经验，研究改进工作的措施。

鉴于急剧增长的对外经援已经严重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党中央于1975年4月发出通知，决定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的支出。援助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多半以无偿形式提供，后来逐步增加双边贸易形式。1977年9月25日，党中央同意并转发了外经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以不超过4％为宜，每年对外新承担的援款宜控制在10亿元左右。这就为今后援外工作提供了依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面对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启动与资金技术严重短缺的现实矛盾，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中国开始了对外援助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改革，规模得到适当控制和压缩，方式更为灵活，开始注重援外的经济功能和效益，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

一机部认真贯彻上述基本方针，确定援外工作的重点，以巩固已建成的经援项目为主，积极做好收尾项目的零配件供应工作，广泛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

四、机械工业对外科技合作逐步恢复，迎来蓬勃发展

开展对外科技合作和交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提高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一条花钱少、收效大的渠道。对外科技合作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世界各国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和各种民间渠道或半官方途径，组织工厂、研究所、大专院校等单位的科技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包括互派科技人员进行考察、参观展览、访问和讲学，派出进修和实习人员，互相提供技术资料和样品，合作进行科学研究或设计，参加国际科技组织和学术会议，进行技术座谈和咨询，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接受或提供联合国和国际多边或双边的技术援助项目等。

中国对外科技合作事业，紧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和对外关系变化而跌宕起伏。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或议定书，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此外，同亚非发展中国家开始建立了科技交流关系，同日本和英国也进行过民间学术访问和技术交流。在这个阶段，中国同苏联等国家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科技合作。中国与苏联签署协议，确定由苏方帮　助和改造的大型项目达到156项，1955年在“一五”计划中颁布，通称“156项工程”。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达成协议的合作项目总数为13656项，到1960年底，双方实际执行了10819项。其中，机械工业的项目占较大比重。根据这些协定，中国机械行业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得到了苏方提供的大量科技资料、产品图纸，苏方派专家来华指导工作，中方派出人员去苏联实习考察，搜集资料，有的科研单位还与苏方相应机构建立了直接联系进行技术交流。

1961年至1966年，由于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同苏联的科技合作项目数量大幅减少，同多数东欧国家和蒙古的科技合作规模也大为收缩。“文革”开始后，除继续执行已签订的援外协议项目外，中国其他对外科技合作和交流工作基本陷于中断。一机部主要承担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的科技援　助项目，接待了大批实习人员。

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对外科技合作和交流客观上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合作关系相继得到恢复，机械工业部门通过政府科技合作渠道向罗马尼亚、南 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派出了不少科技考察组，涵盖机械工业各个专业领域。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科技合作也逐渐增多。1972年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价值4亿美元的4套化纤成套设备、2套化肥成套设备及部分关键设备、材料的报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通称“四三方案”）的报告，获得批准。其中属一机部的项目有杭州汽轮机厂、沈阳鼓风机厂、南京汽轮机厂、哈尔滨轴承厂等9项，分别从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等进口一批关键设备，这些项目共用1.8亿美元。同年9月，党中央又批准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设备引进，也是打破“文革”时期对外引进陷于停滞、开始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大步骤。

“文革”结束以后，一机部与日本、西欧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座谈和科技考察活动，并开始与美国互派科技代表团，为同西方全面合作创造了条件。一机部所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等学术团体，开展了跨部门、跨行业的广泛横向联系，直接间接地为开展对外科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开创了民间对外科技交流新的局面，其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

从1978年初起，我国陆续派出了分别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中央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等的汇报。谷牧提出，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已经有很大差距，应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谷牧组织研究出几条引进措施，到国务院务虚会议上讨论。随着引进技术的渠道逐步打通、引进技术的项目逐渐增 加，1978年6月，一机部成立了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后经江泽民同志的亲自筹划、精心运筹，于1980年又成立了中国机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由于加强了组织领导，加上各方面通力合作，70年代末机械工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工作有了迅速发展。1978年10月至12月，一机部分别派出两个高规格的机械工业考察团赴欧洲六国和日本考察，回国后向国务院作了详细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我国对外科技合作交流活动蓬勃开展，与西方主要国家陆续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从此，我国机械工业通过开展官方、民间、双边、多边的广泛科技合作和交流，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科技合作新格局，加速了机械工业发展。

在1970年至1980年这10年中，在沧海横流、风云际会的这段岁月里，江泽民同志出色完成了从工程师到政治家角色的转变，为进一步走向更高领导岗位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