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邓小平》

　　【基本信息】

　　作者：余玮 著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3月1日

　　【内容简介】

　　邓小平一生坎坎坷坷、三起三落。本书从一个平民的视角，描述世纪伟人退休后开启平民生活、往昔走出大山寻求人生出路的峥嵘岁月，政治上与感情上的双重打击、从容淡定的“谪居”生活，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亲情与真情、友情与乡情、遭际与人际、个性与情趣、智慧与品格，以及儿女情深、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表现出政坛下的伟人、红墙外的凡人传奇而真实的生活，彰显邓小平特有的人格、风范与魅力。

　　【作者简介】

　　余玮，曾用名新伟、愚公、太阳仔。祖籍湖北赤壁，毕业于湖北理工学院与湖北大学。资深媒体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在新华通讯社、中华英才半月刊社、中华儿女杂志社等单位工作，系湖北理工学院特聘教授、中华书画报总编辑、中国赤壁文学院院长、中国向阳湖书画院名誉院长。出版有《红色书笺背后的周恩来》、《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新闻老照片的背后》、《私家相册里的红色传奇》、《中国经济前沿报告》、《中国高端访问》、《中国诺贝尔》、《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红墙见证》等60余部著作，并有作品选为中学语文课文。多部作品被确定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及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重点图书。有的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系2011年度人民网 “十大博客”博主。

　　【目录】

　　第一章 退休开启平民生活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第二章 两代伟人“本是同根生”

　　地灵人杰的故乡

　　祖籍与毛泽东同县

　　第三章 自幼天资聪颖胆识过人

　　邓希贤：塾师改定的名字

　　与众不同的童年

　　第四章 走出大山寻求人生道路

　　到广安求学

　　奔向世界寻求救国真谛

　　第五章 “小钢炮”个子不高的缘由

　　苦不堪言的勤工俭学生活

　　加入旅欧少共

　　第六章 相识相知相爱难相守

　　同张锡瑗结为夫妻

　　赴广西开辟根据地

　　第七章 政治上与感情上的双重打击

　　金维映离他而去

　　在宁都“蹲点”的日子里

　　第八章 爱搞“精神会餐”的“油印博士”

　　主编《红星》报

　　长征路上“精神会餐”

　　第九章 和美之家始于曾被拒绝的婚姻

　　与卓琳结为伉俪

　　刘伯承为“胖胖”起名字

　　第十章 跟同城的子女天各一方

　　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

　　子女无辜遭受株连

　　第十一章 充实的“谪居”生活

　　林彪下达“一号命令”

　　流放江西监护劳动

　　第十二章 重操旧业的“工人老师傅”

　　锉刀活干得蛮结棍

　　情深意长的“邓小平小道”

　　第十三章 亲情友情与慈爱

　　自己动手改善生活

　　无法替代的天伦之乐

　　工人们把他当做老师

　　第十四章 “东南亚外宾”巡游赣南

　　结束监护劳动生活

　　巡游赣南

　　第十五章 难分难舍将军楼

　　向工人师傅告别

　　在重大外事场合露面

　　第十六章 用扑克牌消磨时光

　　四五运动爆发

　　又一次被错误地打倒

　　“四人帮”覆灭

　　第十七章 艰难复出后的“轻松亮相”

　　艰难的复出

　　小个子巨人的人格魅力

　　第十八章 耄耋之年演绎“春天的故事”

　　其乐融融特区游

　　中央苏区牵动着他的心

　　到上海过年

　　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

　　巡视北京城

　　第十九章 乐山派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

　　登黄山：踏遍青山人未老

　　游大海：胜似闲庭信步

　　第二十章 “超级体育迷”的长寿经

　　游历山水为强身健体

　　中国“高级桥牌迷”

　　兴趣广泛的“超级球迷”

　　过平常人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

　　第二十一章 “中心”与“核心”心心相印

　　“双龙树”相依为伴

　　情趣高雅，相濡以沫

　　实现亲眼看到香港澳门回归的遗愿

　　第二十二章 喜欢听子女叽叽喳喳的老爷子

　　非常喜欢大家庭生活

　　大家都叫他“老爷子”

　　“考”女婿

　　喜欢天伦之乐

　　第二十三章 爱穿家乡“小鞋”的总设计师

　　政治家的风范

　　和蔼可亲的长者

　　跟医护人员的特殊感情

　　“一位老共产党员”捐款

　　第二十四章 人格魅力感染世界

　　一向乐观的鲜明个性

　　“ 四川又出了个邓小平”

　　两度成为“世界风云人物”

　　第二十五章 临终时刻与身后之事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万众同悲送伟人

　　【章节选读】

　　第一章 退休开启平民生活

　　1989年，北京城在风风雨雨中度过。11月9日清晨，当长安街旁电报大楼报时钟声沉稳有序地响过之后，沉寂一夜的北京城醒过来了。这时，在景山公园附近的一个住所里，有一位老人按时起了床，同往常一样准时吃过早饭，然后坐下来看书报，阅文件。

　　女儿领着小孩走进来，老人问：“还下雨吗？”显然，他起床后已看到窗外飘飘洒洒的细雨，湿润了深秋大地。女儿答道：“开始下雪了。”老人听罢，立刻站起身来，把窗户用力推开，可能感到兴致未尽，索性打开大门走到室外。

　　室外寒冷，空气湿润，点点雪花伴随着星星细雨飘然而落。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他忘却了寒冷，禁不住信步走到庭院，融进了飘飘扬扬的风雪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他要了结一桩夙愿——退休。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表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喊：“10年后再看。”是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再一次遭受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而相当多的老干部又不愿交班。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一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要从庙里请出老菩萨谈何容易！这方面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看到了，只不过那时刚从战场走出来的领导人年龄不是很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

　　1982年至1992年，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十二大设置到十四大撤销的10年存续时期。中顾委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退”。他用国家前途和四化大业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干部自觉让位。同时，邓小平考虑到老干部不愿交班无非是怕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于是，规定退职后仍然享受在职时一样的待遇，未到年龄而离休，还有优惠。这种以优待换权力的办法固然要增加国家的负担，但是让老人、病人让出位子给年轻人，还是很划得来的。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忠于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虑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的一下子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得不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但当时有部分老干部对此不理解，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好东西，提拔干部也没他们的份儿，干脆一个也不提拔。看来，邓小平还得做一些劝说工作。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二十二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意在为退休作铺垫。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做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实际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滑进去后，又默默地关闭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已经长出了果实。3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个月，大家还希望自己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眼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0月，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严峻时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1月9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明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上午9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进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中午吃饭，全家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退休的问题，有的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有的说：“我捐献一瓶好酒。”邓小平则从容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孙子笑了，说了一句：“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释重负，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趋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同中央3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亲切会见。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代表5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2亿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城趋于平静。但在邓小平家中，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晚饭的时间到了，4个孙子、孙女跑着跳着来到邓小平身边请他去吃饭，还送给他一张他们赶制的贺卡。邓小平打开一看，贺卡的4个角上别着4个蝴蝶结，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代表孩子们的心愿。贺卡上边还端端正正地写有一行童体字：“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

　　邓小平眼看贺卡，耳听女儿们的讲解，欢快的神情浮在脸上。大女儿邓林眼疾手快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看完贺卡，孙辈们分别上前来亲吻敬爱的爷爷，刚满3岁的小孙子竟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逗得全家人开心大笑。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在家人的簇拥下，邓小平来到餐厅。墙壁上，一排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1922——1989——永远！”邓小平理解了家人的心意，脸上浮现出深沉的微笑。

　　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时间，邓小平又坐在了电视机前。这个节目他必看，因为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他知道，今晚《新闻联播》的内容与自已有关。

　　果然，播音员那准确、抑扬的音调传了出来：“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大江南北，传遍了五湖四海。消息传开，人们在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总设计师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这天，邓小平又来到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之间，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时，军委领导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感到，最近一段时间，自己讲的话很多，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之时，在自己领导下的这些将军们面前，还是应该讲点话。

　　于是，邓小平手拿话筒，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他再一次充满希望地表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将军们目不转睛地静静倾听着。他们从心里敬佩眼前这位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称呼了几十年的“邓政委”。他们衷心地敬仰这位身无军衔、就任8年军委主席，在新时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如今，他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功高隐退，怎不令人由衷地敬仰呢！

　　最后，邓小平满目深情地环视着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向大家袒露着肺腑之言：“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旁边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几十位中外记者，邓小平向他们，也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到一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60多年的政治生涯。

　　他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

　　会见开始前，有的记者就把想和邓小平合影留念的愿望同陪同邓小平会见的邓小平的女儿讲了。他的女儿很理解记者们的心情，说：“等会儿会见外宾结束后再说，好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好！”福建厅内，友好会见正在进行；大厅外，大家已经准备着和邓小平合影。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感激。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正式会见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照相屏风前，“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有的同志为了离邓小平近点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站靠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正式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正式接受最后一批记者。就这样，邓小平告别了领导工作岗位，正式退休了。

　　退休后，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是，11月20日与战争年代共同驰骋疆场的老同志欢聚一堂，回忆战争年代的战斗生活。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秦基伟，他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又是《二野战史》编委会的负责人。他借修订战争史的机会请邓小平和二野的一些老同志见见面，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

　　这天上午，初冬的北京天气晴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一群当年南征北战的老同志精神分外好，个个谈笑风生，正在等待即将来临的重要会见。10时，邓小平高兴地来到大家面前。他身着中山装，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并激动地说：“过去忙，很难得见次面，现在退休了，有这个条件了。”

　　看到战争年代的老部下，邓小平就像回到了当年指挥他们作战的时代，显得亲切、热情。他在同宋任穷、陈锡联、李雪峰等老同志握手时，问了他们身体怎么样。在同原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握手时，秦基伟刚向他介绍，邓小平就风趣地说：“杨国宇，在二野部队是有名的杨大人。”邓小平的幽默和对部下的深刻记忆，使大家倍感亲切，个个乐哈哈地问候邓小平。

　　秦基伟请邓小平入座，和大家说几句话。邓小平说：“可以。”于是，他高兴地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入座后，秦基伟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战史》修订情况，之后邓小平环视大家说：“见面不容易，一些战争年代老同志多年没机会见个面，今天在一起随便聊聊天。”

　　接着，他一口气从抗日战争讲到了挺进大别山，后又把话题转到淮海战役。邓小平既讲战略意图，也讲具体的战役战斗，有板有眼地历数着。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对创建共和国的战斗充满着激情，使在座的老同志都兴奋不已。

　　邓小平和老同志围坐一起畅聊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感到特别亲切。告辞时，老同志再次围着邓小平，和他握手，祝愿他健康、长寿。他也热情地嘱咐大家保重身体。

　　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提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说：“我对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这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正是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使他无私无畏，无愧无悔。

　　中国最高实权人物把一切职务让给后来人，这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功高身退的邓小平，虽然告别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且辉煌的政治生涯，但共和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第九章 和美之家始于曾被拒绝的婚姻

　　与卓琳结为伉俪

　　入秋的延安，微风已带来丝丝凉意。夜晚，月色如水银泻地，洒在延河，洒在清凉山，洒在宝塔山。

　　军号的声音在远山回荡，这是催促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尽早入睡的号声。然而，在毛泽东的窑洞前，正在举行一次特殊的聚餐。

　　这是1939年9月的一天。两对新人在这里举行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解放后任过海关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的孔原和许明。

　　毛泽东、刘少奇来了，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来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也来了。中央保卫局的邓发亲自掌勺。他曾经在轮船上当过厨师，手艺还不错，但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甚至连普通的鸡鸭鱼肉都少得可怜，但宾客们情绪很高。当天下午，他们就推着两对新人照了合影，这张照片今天还能看到，没有婚纱，更没有化妆，邓小平难得地面露微笑，卓琳倒显得有点严肃。

　　这年8月，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与卓琳相识。晚年，卓琳回忆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自从结识了卓琳之后，邓小平便经常约这位姑娘到延河边散步、聊天。开始，他俩作为朋友，谈得很开心，很投缘。邓小平不多说话，有情人相会，语言从来都显得多余而乏味。有时问问她怎么来到延安的，卓琳便滔滔不绝地向他“汇报”起她的“转战生涯”。

　　卓琳原名浦琼英，她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浦在廷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染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扎根。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回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开始他们散步时还有点拘谨，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卓琳终于大胆地挽住了邓小平的胳膊。打这以后，延河边的黄昏便似乎愈来愈甜蜜了，温馨了。激情奔涌的延河水，也在他们面前显得逊色了许多。沙滩上，留下了他们长长的月影和深深脚步……

　　据卓琳晚年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卓琳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自己已经23岁了。于是对自己说，算了吧，凑合吧，再说他还很优秀的。”

　　喜酒喝得十分酣畅。战友们为邓小平高兴，尽管是木板搭成的桌子，尽管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尽管赴宴者衣服上还补着补丁，连新娘也不例外，但窑洞婚礼的气氛热闹异常。这些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一杯接一杯地灌新郎喝酒。

　　他们群起而攻，目标明确，轮番劝饮，硬是把孔原灌了个酩酊大醉；邓小平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酒量，有劝必喝，竟然面不改色，泰然自若，反倒把劝酒的都一个个喝得败下阵去。那些参加婚宴的夫人们，无不惊奇“小平的酒量真大！”

　　其实，也是那些劝酒的人未饮自醉，先输一筹，他们就没想想，邓小平素来哪有这么豪饮而不醉的酒量；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也未必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后来，张闻天才把老底抖开，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帮了他大忙，他们专门弄了一瓶白开水充酒，两人各执一瓶，一左一右，一真一假，为大家斟酒，才救了老朋友的驾。而邓小平也居然配合密切，纹丝未露。

　　这次婚礼，凡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都参加了，使邓小平和卓琳唯一遗憾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与夫人邓颖超未能光临。此前不久，周恩来在河边遛马，被江青突然骑马挥鞭疾驰而来惊了马，摔坏了一条胳膊，此时正在苏联养伤。

　　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举行得简朴而别致，他们的新婚蜜月更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心系太行，惦念着刘伯承师长和一二九师全体官兵将士，牵挂着根据地反“扫荡”的安危进展。思归心切，几天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卓琳告别了延安，东上太行。

　　刘伯承为“胖胖”起名字

　　卓琳跟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到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被安排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虽说是机关，但是在太行山上，仍然时常要接受枪林弹雨的考验。她毫不畏惧地跟机关和部队一起行军、转战、反“扫荡”。

　　1940年，邓小平所在的太行区，被日本侵略军多次“围剿”，处境艰难。这时候，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来到了邓小平身边一起工作、生活、战斗。尽管他们长年行军打仗，跑“扫荡”，时分时聚；尽管他们只能有一个“居无定所之家”、一个“前线战地之家”，总归是夫妻得以团聚，如影随形，可以相互关照，相互体贴，亦自有一种“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情趣。

　　百团大战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即率师南进太行山涉县，将师部驻扎在涉县境内的大山皱褶里一个叫赤岸的村子，而且一住下来就是5年。邓小平与卓琳便在赤岸这个山环水抱的小山村，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温馨的战地之家。师部就设在赤岸村半山腰一座小庙里。邓小平与卓琳的家就安在这小庙隔壁的一个小财主住过的院子里。所谓的家，也只是一张笨木桌子，一张木板搭起的比单人床略宽一些的双人床和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品。

　　1941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有了他们第一个爱情的结晶——女儿邓林。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卓琳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可爱的小宝贝。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卓琳要经常跑“扫荡”，行军打仗，再带个孩子实在不容易，大人受累不说，孩子跟上也活遭罪。那年月，正是太行山大饥荒，部队比老百姓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于是，卓琳与邓小平一商量，把小邓林送到赤岸村附近一个老乡家里寄养。后来，又转托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带往延安，送进延安保育院……

　　1944年4月，邓小平与卓琳喜得一子。邓小平建议起名“太行”，以纪念太行山斗争。卓琳不太同意，因为刘伯承的儿子早几年已被父亲取用此名。这样，孩子已两岁，还唤作“胖胖”，没有正名。一天，卓琳笑求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你就给起个名字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道：“那好！”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着“朴实方正”4个大字的素笺取来，说：“我刚才写了这4个字，我看胖胖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邓小平夫妇听后同声叫好，长子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卓琳和邓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过了5年的艰苦岁月。5年里，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亲相爱，并先后生了3个儿女。这头3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进行中成长。卓琳只得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直至抗战结束，1945年12月，刘邓司令部迁至武安县以后，卓琳才将3个孩子都接回了身边，全家5口人在武安暂居下来。这是有了3个孩子以来，全家第一次团聚。

　　第十一章 充实的“谪居”生活

　　林彪下达“一号命令”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

　　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刘少奇重病在身，早在7月9日医生会诊他的病情时就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刘少奇仍是转移的重中之重，就在林彪发令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就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监禁起来，并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看押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20多天后，即11月12日，刘少奇孤独地冤死在监狱里。

　　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其实，林彪发布“一号命令”的用心是险恶的。聂荣臻元帅曾说：“实质上这是林彪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以备战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的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10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在汪东兴身上。

　　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到邓小平家。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小平夫妇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东兴当即表示同意。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表示可以。

　　于是，邓小平夫妇心里踏实多了，加紧准备离京事宜。他们不知道，为了安排好他们的江西之行，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

　　10月18日上午8点，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铃响起，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听筒，一听是周恩来总理的声音：“中央已经决定了，邓小平夫妇到你们江西去，到那里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参加些适当的劳动。这些同志下去以后，年纪都大了，到南方去以后，气候又不适应，有没有暖气呀，房费不要收太高，对他们生活要适当照顾。”

　　程惠远不敢怠慢，稍作准备，即向离南昌350多公里的婺源县奔去，向正在这里下乡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汇报。

　　当天晚上，在下榻的景德镇招待所，程惠远又接到一个非比寻常的电话，电话传达了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并指示，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在江西接受监督劳动，不日即到江西。

　　两个电话，两种精神，程惠远哪敢再事休息，遂星夜兼程赶到婺源县，向程世清汇报了一切。

　　程世清对林彪副主席的拥戴，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写的《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一文，极尽能事地讴歌了林彪俭朴的生活以及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在南昌市中心，他依照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外形和规模，建造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馆”。他斗胆在《伟大会师》的油画上，让林彪取代朱德，作为第二号人物与毛泽东会师。程世清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林彪的信任和重用。当林彪借局势紧张之理由，把自己极端仇视的老革命家一一赶出北京的时候，他想到了程世清。

　　也正是考虑到程世清同林彪的这层关系，周恩来才抢先一步打来电话，并特意加上一句：“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不同。”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和程世清打个招呼，使其不敢肆意地对邓小平夫妇施加迫害。

　　周恩来的这一着果然见效，聪明的程世清很快表示：“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3人先安排在宾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介绍与汇报，然后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住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3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做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

　　周恩来原则上同意江西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去赣州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赣州远离南昌，交通不便，条件较差，因此建议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郊区。至于住房，他提出，让邓小平住一幢两层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程世清与有关部门商定，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工厂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现改为南京军区南昌陆军学院）的一幢两层楼。

　　对于江西，邓小平并不陌生。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起落就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江西，并一直延续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即将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

　　邓小平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正如邓小平所愿，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看到了邓小平这封信。

　　流放江西监护劳动

　　10月23日清晨，从中南海驶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向机场驶去。车上坐着3位老人与一位姑娘，这就是邓小平夫妇与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还有一位是邓家长女邓林。他们都靠在座位上一言不发，路边一条条“打倒‘刘邓’黑司令部”之类的标语映入眼帘，他们仿佛没有看到。

　　机场到了，3位老人分别在邓林的搀扶下从吉普车里出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军用机场，上面停着一架机号为3287的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到了分别的时候了，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3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陋的舷梯上了飞机。邓小平到了飞机舱口，回首望了望，似乎是想再看一下北京。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

　　飞机起飞了，穿过翻滚的乌云，向着南方飞去。邓小平坐飞机的次数数不清了，作为总书记，他总是到处奔波。但作为“囚犯”坐飞机，还是第一次。透过机舱的弦窗，望着变幻莫测的云团，邓小平心里不禁感慨万千。

　　此时的卓琳同夏伯根坐在一起絮絮细语，他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老二邓朴方。大凡父母，总是把更多的爱献给不幸的子女，卓琳一想到卧病在三○一医院的儿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心如刀割，愁泪涟涟。老大邓林在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不知是否还要被迫没完没了地交代父亲所谓的“罪行”。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在受父亲株连尚未成年便下放到边远的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写一封。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啊！

　　邓小平此刻则似乎没有陷在撩人的儿女情长之中。将目光收回后，他闭目沉思着，考虑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场破坏力如此大的运动？他不理解，需要深一步地考虑，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徐徐降落在南昌向塘机场。3位老人顶着深秋的寒风走下舷梯。邓小平走下飞机，坦然地再次踏上江西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已经经历了一个起落，那是近40年前的事了。40年后，他更加成熟了，还会怕那些风风雨雨和惊涛骇浪吗？

　　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早已恭候在场，见邓小平走下飞机，便把小汽车开到舷梯旁，同北京来的、在飞机上“押送”的解放军讲了几句话，请邓小平等上车。这时的南昌大街小巷还残留着造反派搞武斗的痕迹，这个曾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历史名城如今照样被乌烟瘴气笼罩着。透过车窗，邓小平看见了大道两旁重重叠叠的大字报，只见自己的名字被惯用的符号涂抹着。他无奈地笑了笑。

　　小车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停下，秘书将邓小平一行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在这里，邓小平住了3天。

　　有天晚饭后，邓小平顺着军区招待所院内的池塘边散步，不料引起了住在招待所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们的注意。“怎么，邓小平来这里了呀！喏，快来看。”这件事很快传到省军区。一位军区的“负责人”对邓小平夫妇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警告他们不要随意外出。

　　不多久，军区选派黄文华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他在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的陪同下，来到军区执行所二楼和邓小平夫妇见面。赵子昌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一切生产劳动、学习材料、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负责。”邓小平望了望这个陌生军人，没有任何表情。黄文华第一次看清，这位号称“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人，沉默中有一种令人猜不透的力量。

　　3天后，邓小平一行离开军区招待所，车很快进入八一大道。这条马路在当时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这种气魄曾引起了中央的争议。邓小平在车上打量着这么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同样被大字标语装饰着，自己的姓名不是倒写着，便是打着红叉。

　　车出八一大道驶上八一大桥。黄文华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八一大桥，桥下是赣江，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住的地方距离这里约有8公里。”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这条江，30多年前，他同红军一道，跨过这条江。他更欣赏鄱阳湖，这是中国第一大湖泊，她的胸怀是那么宽阔，容得下长江的奔流。

　　车经长凌，行驶六七公里后来到望城岗。因此处地势略高，可看见南昌城的轮廓，由此得名。在望城岗的旁边便是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此地原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旧中正大学的校址。这个步兵学校的校长许光友少将，原在省里支左。程世清来后，便调走了，他的住房被称为“将军楼”。

　　车在军校的大门前停了下来。黄文华跳下车，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交涉后，车开进学校。一位战士仿佛看见车里坐着的是邓小平，还没等他看清，车已经进入了绿树环抱的校园。顺着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步校办公大楼，沿着红壤夹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圈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树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树内还有一个竹篱，是一处幽静怡人的地方。清洁的水泥路面，不见枯叶，路边是修剪得很整齐的绿树和草坪，校舍掩映在绿树丛中，红墙绿瓦时隐时现，蝉鸣鸟语，自得其所。

　　卓琳见了这般景象，心中略为舒展。

　　进了“将军楼”的院子，邓小平一行下了车。他们开始打量这幢新居。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下除大厅之外，两边只有两个单间。院子是用篱笆围起来的，院内种满了梧桐和各种花草，同城市的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要不是带有监禁的意思，真可以叫人喜欢上这个地方。

　　按照黄文华的安排，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住在右边楼上3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在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为会客室。夏伯根住在靠在卫生间的后屋。黄文华自己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黄的房间装着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可向其顶头上司报告。黄的左侧的房间是解放军战士贺福柱的卧室，他的任务是负责代邓小平夫妇到望城岗买菜。由于邓小平夫妇的特殊身份，上街是不准许的。

　　3位老人住下后，就各自的情况做了一些生活分工。邓小平虽已65岁了，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儿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块等等。卓琳年龄最“小”，只有53岁，但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轻活细活就由她做，如扫地、擦桌、洗衣、缝纫。夏伯根虽已年近70，但她惯于操劳，身体尚好，且最善做饭，因此生火、做饭和与厨房有关的各类事务，均由她全权负责。3位老人相互体贴，相互照顾，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把禁闭之中的羁旅生活过得充实而又充满了生命力。

　　经过一夜的休息，迎来了监禁生活的第一个黎明。这天一早，曙光初照，邓小平为院内欢唱的小鸟所唤醒。他珍惜这充满活力的早晨，尽管仍很疲倦，还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披衣走出楼房。院内空气湿润，楼前四株月桂散发出阵阵清香，花朵在晨光中摇曳，小鸟在树枝上快活地游来游去，蝉儿耐不得寂寞，一声声鸣唱着。邓小平舒动筋骨，迈开大步，在庭院散起步来，院子毕竟太小，邓小平想到外面走走，到院门，见外面还有两名解放军战士站岗。解放军战士见状，警惕地看着他，身后传来“不准出去”的声音。邓小平心中一震，这才清楚此刻自己是被监护着，抬头看看鸟儿在自由地飞进飞去，真是人不如鸟自由。也罢，他索性在院内走个痛快。

　　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3年多流放在江西监护劳动的生活。从此，一个小厂、一座小院同一位伟人联系上了。

　　每当夜深人静，那纷至沓来的不平与痛苦，诸如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使他难以安眠。邓小平刚进将军楼，就提出睡眠不好，要黄文华弄点眠尔通、非那根之类的安眠药，以助睡眠。他不仅晚上睡觉，就是午休也要靠安眠药，药量还较大，一般是午休前服眠尔通两片，晚上睡前服苯巴比妥一片、速可眠一片、眠尔通一片、非那根两片。卓琳午休与晚上就寝前也服些安眠药。黄文华一度很不放心，生怕有意外。他采取了一个办法，药片由他保管，按顿送，并要邓小平当他的面服药……

　　第十七章 艰难复出后的“轻松亮相”

　　艰难的复出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政治集团、一条政治路线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完结。饱尝极权、动乱和贫困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似乎感受到了“翻身”、“解放”的喜悦之情。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当叶剑英得知华国锋将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后，极为焦虑，认为会影响和阻碍邓小平恢复工作。于是，立即于次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然而，在华国锋的政治日程表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立自己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合法地位和政治权威，而不是早日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鉴于华国锋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应，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三○一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三○一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还没有启用的南楼5层。当然，安排有专人看守，甚至还将楼梯也锁上而防消息“走漏”。一到病房，早已在等候中待命多时的三○一医院主任医师李炎唐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吗。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当时也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尽管外面一时传说，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下放到了外地，但让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心中的伟人就在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尽管眉宇间隐含着一丝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跃然他的举止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与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

　　见到邓小平脸上的一丝凝重，李炎唐感受到了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便面对这位特殊病人单刀直入地问诊：“首长，怎么样？哪里不舒服？”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

　　接着，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及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了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感到情况不妙，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并开始再次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做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痛。”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

　　排出积尿后，邓小平的眉间痛楚渐渐消失。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轻松起来。为了减少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进行手术方案准备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以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批准动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的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茬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这时，李炎唐向邓小平交待这时期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手术进行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坚定与镇定，连吭都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可是，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别人写的署自己名的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感到特别别扭，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你不会干那事的。”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

　　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奇迹终于出现，很快炎症消失，邓小平康复得很好。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三○一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故事。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不多久，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三○一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的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撞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外。远远只见由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做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有利于中国开辟新的道路。

　　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魅力邓小平 小个子巨人的人格魅力

　　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把他的首次亮相选择在一次由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队进行比赛的足球场现场。就在运动员已经进场即将开哨比赛的时候，主席台上突然爆发了一片掌声。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复出伊始的邓小平也来看球了，当这个消息在现场广播后，整个工人体育场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8万多双手同时挥舞，掌声惊天动地，经久不息。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神采依旧，频频向观众和香港球员招手，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这些双眼湿润的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港人，他就是香港房地产业巨子、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亚洲足球协会执委会委员霍英东先生。霍英东一生观看过多少场足球赛，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他从未看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他与邓小平早在60年代就已相识，但这一次他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小个子巨人的人格魅力。一个能够受到人民如此爱戴的领袖，必定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创造力。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由邓小平出来掌舵，中国就大有希望，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定大有希望。此情此景，使霍英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站在邓小平的身后像普通观众一样拍红了自己的手掌。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漩涡中，3次被打倒，又3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真可谓“打不倒的东方矮个子”。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时空。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中国改革道路的试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这个名字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第二十五章 临终时刻与身后之事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

　　从他的家到三○一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神州第一街”北京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随身医护人员黄琳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有一阵子，邓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多年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邓小平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虽较重但较为平稳，营养室主任侯生伟和炊事员做了几个菜，煮好了饺子，拿到三楼餐厅，与邓小平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一起吃年饭。他们中有将军，也有战士、服务人员。饭桌上，大家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除旧迎新之际，警卫战士们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表达了小平身边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是啊，全国人民也都盼着小平同志的病情逐渐缓解，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下午５点多，开饭的时间到了，但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未按时到餐厅吃饭。负责膳食的侯生伟等同志得知病房里正在抢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多么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

　　当时，傅春恩医生在现场抢救，并一直进行到邓小平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接受专访时，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一直进行全力抢救。到晚上9点零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了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三○一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憋不住哽咽，大声啕哭起来。

　　谈到邓小平的抢救情况，郭勤英掩面而泣。过了良久，她才缓缓地回忆：“之前几天的一个下午，他的二女儿邓楠去看老人，时间有一两个小时，老人气色挺好的，我们还暗自高兴。没想到的，他说走就走了。”

　　那一天，郭勤英因前一天24小时值班而在当天清早安排在家轮休。正准备吃晚饭，突然来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郭勤英抓起电话，只听到对方说：“快来！首长不太好。”一听，郭勤英心里有数了，猜测可能不只是“不太好”。一路上，她的心情很糟，心跳特别快。郭勤英追忆说：“一般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办公室不会打电话给我们，头天我毕竟已值班一个昼夜。”急匆匆赶到三○一医院南楼，只见满屋子是人，郭勤英刷的一下泪水就出来了。随即，她跑到卫生间冲洗泪眼，很快加入到抢救工作之中。

　　抢救的时候，邓小平的大部分家属都在现场，“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或走廊上”。郭勤英说，“卓秘书（卓琳）比较晚才到。他的家人也有心理准备，毕竟发生过类似的几次。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一直没有放弃抢救，最终首长还是走了。”据傅春恩讲，病重期间，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曾到医院看望邓小平，也给医疗人员很大的鼓励，表示要“全力以赴”。

　　一代伟人邓小平终因在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他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就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医学专家吴蔚然说。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4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形成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一世风云，赫赫雄威震。八斗韬才，狠抓拨乱纠偏，神州防震荡。争朝夕，兴废运筹，抒构想，绘宏图，赢得英声远播：总设计师民共仰。奕奕皇皇，清徽不可泯。广树丰碑五岳小，九垓再誉新功：农户脱贫，商家转轨，收复金瓯固国陲。殷期宝岛回归，谈六条卓见，寄语台湾，例当仍步前踪，雄张两制，尧天舜甸笑开颜。椽笔十车，工联百副，咸颂伟人烈概。肃对九三老，劲节嘉猷，长使环球申敬仰。

　　“三番劫难，铮铮浩气横。满腔义愤，怒斥推波助澜，沧海任横流。搅乾坤，是非颠倒，枉奇冤，罹黜罪，惊闻恶谤狂呼：大走资派党同诛。纷纷扰扰，正道岂容污。普沾渥惠四川先，亿人频传胜事：渝宫题字，蓉馆拟名，倡修铁路酬群志。倏报巨星殒落，盼七月良辰，推轮香港，孰料竟成遗愿，浩叹千秋，蜀水巴山悲失色。白花万朵，赤帜半竿，倍增悼者疚怀。痛亿一乡亲，葵心泪眼，永教锦里动哀思。”

　　世纪伟人邓小平溘然离去。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成千上万座城市里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一列火车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噩耗传出，神州震惊，世界震撼。

　　万众同悲送伟人

　　2月20日清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

　　这是一个难忘的早晨。守候在国旗基座周围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不停地盯着“升旗时间预告牌”——显示“今日升旗时间：7时01分”，并远远眺望天安门城楼正中的门洞。谁也没有料到：今天，他们将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经历者和目击者。

　　黎明中，护旗兵出现了，人们从官兵异样的脸上似乎悟出了非同寻常。

　　脚步沉重，目光沉重，神情沉重。带队警官王金耀早已持惯了的指挥刀在微微发颤。静默中，国旗护卫队官兵迈过金水桥，跨过长安街，依次列队旗杆下。擎旗手刘跃征用力将国旗递给升旗手郭毅红。两人的目光相遇时，彼此都读懂了一个主题：记住这个时刻，为着一代伟人邓小平，我们将要以降半旗的形式来哀悼昨晚21时08分病逝的敬爱的领袖。

　　“敬礼！”中队长王金耀略带沙哑的嗓音在7时零1分准时下达了升旗口令。国歌激越，国旗如往常一样升高、升高、再升高，直至旗杆顶端。

　　“降——半——旗！”突然，一声低沉而又庄重的口令石破天惊般砸在观众们的心里。旗，就在这一瞬间，在万众瞩目中开始缓缓下降。王金耀流泪了，刘跃征流泪了，郭毅红流泪了，在场的所有人员眼睛湿润了。多年了，护旗兵们习惯的是升旗，降半旗难以接受。霎时，哀思、降旗、中外记者频频亮起的镁光灯，凝成了一个悲壮氛围。

　　此刻，还有一位人们看不到的护旗兵在流泪。他就是亲手摇动降旗设备的老战士刘静。听到“降半旗”的口令后，他正在基座的地下室里一圈一圈地、以逆时针方向缓缓摇动手柄降旗。泪光依稀中，他默默地数1圈、2圈、3圈……40秒后，他一共摇了40圈，准确按《国旗法》要求把国旗降到1/3处（天安门国旗杆30米高，共折算手摇120圈）。庄严、肃穆、悲壮的历史时刻，在他的缓缓摇动中延续、完成。

　　于是，一个定格的历史画面：1997年2月20日晨天安门首次为邓小平逝世降半旗志哀，迅速走入各报头版和电视新闻中。国旗卫士将永远铭记：2月20日至25日，北京天安门前每天降半旗那一个个难忘的早晨。

　　大江南北哀思不尽，长城内外万民同悲。一个伟大的人物，推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邓小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邓小平逝世的消息，让人们陷入了不尽的哀思之中。悲痛，浓浓地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各界、各地、各族人民以不同的声音、相同的方式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心声：“小平同志，我们想念您！”

　　全球同悲巨星陨。不幸的消息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华人华侨及各国政要、国际友人等纷纷表达缅怀之情。安南久久凝视着小平的遗像，默默哀悼。整个世界与中国同哀。

　　2月23日下午，家住北京宣武门内大街的插花艺术家王绥枝，突然接到紧急电话：“王绥枝同志，请您放下电话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三○一医院西门，接受紧急任务！”

　　凭借30余年的工作经验，王绥枝从北京市园林局领导简短、严肃的命令中，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旋即将一把剪刀放进背包里，推门奔向大街。

　　从宣武门到海淀五棵松路，出租车仅用20分钟便载着王绥枝赶到了警卫森严的三○一医院西门。未等她下车，一位警卫人员一步跨在车前，简明、果断的手势表明所有出租车辆一律不准停车下人，马上驶离！

　　“我是来这里接受任务的……”话音未落，西门口专门等待王绥枝的工作人员迎了上来。很快，他们来到三○一医院邓小平遗体告别室。告别室内气氛凝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同步进行，人们都在紧张有序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正中央是邓小平灵床，四周摆放着一圈君子兰，君子兰外围空着。

　　原来，上级领导安排她负责组织用鲜切花以插花手法布置邓小平灵床四周，在当晚9点以前必须完成。时间已经很紧了，在只有五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她要现场拍板确定花材的种类、数量，组织调配花材、用具，构思设计花带整体效果，带领其他工作人员准时高标准完成任务。

　　王绥枝的脑子里紧张地构思着，一个又一个方案快速地在脑海中闪过。很快，整体构图方案出来，她又立即组织黄、白菊花，黄、白百合，以及蓝色勿忘我、粉玫瑰、鹤望兰等花材运到现场，开始同园艺工作者插花。他们怀着同样的心情，每下一剪、每折一枝、每插一次都非常细致用心。

　　晚8时55分，整个花带全部布置完毕。鲜花含苞欲放，清香四溢，似一只只依依不舍的手臂，要挽留伟人远去的脚步。这时的王绥枝顾不上揉揉酸痛的身体，无尽的哀思使她忍不住泪流满面……

　　2月24日上午，邓小平的遗体在北京火化。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到三○一 医院为邓小平送别，并护送邓小平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三○一医院南楼小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洁白的花朵、黑色的挽幛表达着人们深深的哀思。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横幅下方正中是邓小平的大幅彩色遗像。遗体静卧在鲜花和常青松柏中，面容安详，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4名人民解放军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两旁。邓小平遗体前摆放着夫人卓琳率子女敬献的花篮。花篮的缎带上写着：“我们永远爱你”。送别室内摆放着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首都各界群众敬献的花圈。

　　上午9时整，党和国家领导人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缓步来到送别室，在邓小平遗体前肃立。哀乐声中，他们向邓小平的遗体三鞠躬。9时28分，合着哀乐的节奏，８名人民解放军礼兵抬起安放着邓小平遗体的灵柩，缓缓走出送别室。江泽民等护送邓小平的遗体上灵车。

　　9时31分，以及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以及邓小平亲属和治丧办公室成员的护送下，灵车徐徐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当灵车启动时，在场送别的人悲痛肃立，向邓小平的灵车行注目礼。

　　千花堆雪，万头攒动。长街恸哭，万众同悲。从三○一医院到八宝山，短短两公里半的路途两旁，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人民群众10多万人。壮丽的首都蒙上沉沉灰雾，天公仿佛也在为小平的离去哀伤，忽然变得阴沉。宽阔的街道失去了昔日的喧嚣，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2月25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追悼大会。

　　上午10时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默哀3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群山肃立仰风范，万众静默寄哀思。现场转播的广播和电视把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北国南疆，传到辽阔疆域各个地方的工厂、农村、商店、学校、连队、机关、街道。神州大地在静默，亿万人民含泪肃立，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寄托哀思。

　　接着，江泽民含泪致悼词。他在悼词中缅怀了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深切哀思。悲怆、哽咽的话语回荡在人民大会堂，回荡在天安门广场，回荡在亿万人民的心上。“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一代伟人长辞，九州儿女同悲。悲恸笼罩着天空、陆地、海洋，泪雨洒落在乡村、城市、军营……亿万颗心紧紧地揪到了一起。

　　3月2日上午，载着邓小平骨灰盒的专机穿云破雾，向大海上空飞去，飞向这位一生波澜壮阔的伟人最迷恋的地方。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

　　11时25分，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强忍着悲痛，81岁的卓琳眼含热泪，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小平的名字，许久才将骨灰和五彩缤纷的花瓣缓缓撒向大海。两人共同走过了58年的人生历程。如今，面对自己深爱的丈夫的骨灰，她怎能不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苍天含悲，大海呜咽。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胡锦涛缓缓地将骨灰和花瓣撒入大海。随后，邓小平的子女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邓质方和孙辈眠子、萌子、羊羊、小弟，悲痛地跪在机舱里，含着热泪，将骨灰和缤纷的花瓣一起，缓缓撒向碧波万顷的大海，完成他们敬爱的父亲、爷爷的遗愿。邓榕哽咽道：“爸爸，您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您的遗愿得到了实现，您安息吧！”跟随邓小平多年的卫士孙勇、张宝忠一身戎装，忠实地守卫在他的骨灰盒前。其他领导同志与其他亲属肃立默哀。

　　对于死亡，邓小平并不害怕。在他的一生中，生生死死的考验经历实在是太多了。对于身后之事，他也有自己的考虑。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倡议书的末尾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为先死者实现火葬的志愿。在1989年9月4日，退休前的邓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其实，邓小平不仅赞成火葬，他的思想还要解放得多，他主张连骨灰也不要保留。邓小平也向他的家人多次交代后事。邓林在《我爱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爸爸离去是自然规律，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爸爸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好，关于生死，他很早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饭桌上，爸爸谈得非常轻松。他说，中国人的传统，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要请客吃饭，办酒席。

　　“骨灰怎么办？埋在果树下？不行，不行！这棵树上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了。我们大家说。扔到野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撒到大海里怎么样？……”邓小平最终选择了大海。他和恩格斯、刘少奇等伟人一样，融入了地球上最广大无垠的世界。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士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所以首长去世后，总觉得不相信这个现实。特别是晚上一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首长的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

　　“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黄琳说着说着哭起来。邓小平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一声噩耗惊人寰，神州如雨洒江天。老人走了，披着世纪的风云，披着历史的烟尘走了。走得那么安详，走得那样从容。

　　他走了，的确是走了，留在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的是永生！

　　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留下的是思想、风范与业绩，他的生活情趣与人格魅力似久存的佳酿弥足浓郁，常饮常醉。

　　长街送别一代伟人：“再道一声，小平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