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口述史》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

谢明干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会议和这个《决定》，后来被称为在党的历史上（或在中国发展史上）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亲历了它产生的全过程。今天，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回忆这个《决定》的诞生过程，感慨良多，特别是深感《决定》来之不易及其意义之重大。

《决定》出台的历史背景

《决定》的制定和出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

一是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改革大潮遍及全国，许多实际问题亟待回答和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全国人民精神振奋，迫切要求改革原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解放生产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这5年多里，我国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初步改革，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探索性的试验，积累了重要经验。

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颁发了好几个有关农村经济改革的文件，调整了农村政策，放宽或废除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普遍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蓬勃发展了起来。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4％，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棉花总产量增加1.9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1984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增长1.6倍。农村改革的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转变，对城市经济发展和改革是一个巨大的促进，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副产品开拓市场；同时，要求城市更好地满足农村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日用品和科技、文教、资金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村改革的实践表明，只要大胆冲破“左”的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我国经济所蕴藏的强大活力就会迸发出来，而联产承包就是当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有效的手段。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改革，并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5年来，城市改革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探索。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重庆钢铁公司、宁江机床厂等6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把试点范围扩大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主要是探索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个经济关系，打破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传统体制，允许试点企业在计划安排、产品销售、劳动人事、利润分成、资金使用、外汇留成等方面有部分或全部自主权。四川省的这一试验取得了显著效果，当年1月至8月试点企业的产值和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1％和218％，同非试点企业相比，平均增幅高出393％，产品的品种、质量也比一般企业好。四川省的经验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地方都先后开展了这样的试点。1981年国务院批准在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大型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先后试行过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和以税代利等做法，最后确定全面实行利改税，把国家同企业的关系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使企业能够在照章纳税之后自负盈亏；在企业内部，则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有条件的企业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了探索大中城市改革的路子，国务院又在沙市、常州、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这种综合改革试点到1985年年初发展到59个城市。

此外，这5年多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改革的试验，诸如，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由1978年的2048万人发展到1984年的3216万人，个体劳动者由15万人发展到339万人；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结构和行业、部门、地区之间的界限，推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到1983年全国改组和建立的各种工业公司和总厂达到 2400多个；在商业系统实行“三多一少”（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城乡通开的改革；破除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念，在全国开放600多个生产资料市场；在计划管理方面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方式；在财政方面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比例分成，开展了第一、二步利改税；在金融、价格、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初步改革，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特别是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举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开放了大连、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对外贸易体制实行政企分开、进出口代理和技贸工贸结合的改革等。

农村的初步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试验，仅仅是个开始，但已经大大搞活了经济，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与智慧。与此同时，在改革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传统理论和观念，以及许多现行政策和法规的阻碍，持反对态度的人有之，泼冷水的人也不少，犹疑观望的人更多。现实强烈呼唤着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政策法规上的创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盼望着新的“红头文件”。

二是中央领导人对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积极探索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酝酿改革的总蓝图。

曾经实行30年之久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是否定商品经济，政企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有人把这种僵化体制概括为“八统一”体制，即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生产产品统一销售，产品价格统一规定，职工统一调配，工资统一标准，财务统收、统支。在这种体制下，无论人财物、供产销，或者经营管理方式的选择，企业都没有自主权，企业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企业，企业和职工没有积极性，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

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就呼吁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77年12月26日，他在会见澳共（马列）主席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些尖锐的诘问，就是强烈的改革呼号。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鲜明地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978年12月13日，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严肃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制度上、组织上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体制改革，首先是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必须弄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应不应该发展市场？当时理论界议论最多、中央领导人也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着改革大方向的原则问题。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于光远谈话时就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说“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他在写此提纲前，曾与李先念交换过意见。李先念在2月22日同银行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过，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思想认识上一个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