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口述史》

【章节选读】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由来

田雪原

2010年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提出30周年。理解这一政策的关键和枢纽，是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这五次人口座谈会定下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现在，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家庭负担过重等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上有文章说，网上也有帖子说，当年的决策过于“草率”，甚至是拍脑袋的结果，没有考虑政策的负面效应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够负责任的。实际上，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可以说，今天提出的问题当时差不多全都考虑到了，对政策的必要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等，均作了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尽可能科学的分析。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本人作为座谈会全程参与者和会议报告起草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时的情况公之于众，提供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考。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来，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而且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谁讲人口质量谁就是仇视劳动人民，造成其后十多年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有效地贯彻下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则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959年我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我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我心中的不平又平添了几分，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但当时“两个凡是”当道，自然不得发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送到《光明日报》。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作为该报对过去错误批判新人口论的清算。

与宋健等合作进行人口预测研究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二院的李广元同志，我们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小组在搞人口预测，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七机部二院宋健副院长。几天后，李广元打电话来说，他回去以后，向宋健副院长作了汇报，能否约个时间，一起交谈一下。于是，我们约好在一个星期天上午相见。这天上午，我在月坛北小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恭候。9点将近，宋健和李广元骑着自行车准时来到。宋健同志也是山东人，讲起话来开门见山、干净利落。他说，广元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和研究的课题，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合作研究问题，当前主要是人口预测。他认为，我们可以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我觉得，宋健同志的话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于是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合作研究。

1980年2月，新华通讯社发出电稿，报道了合作研究预测成果。这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由当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人口增长的势能比较强，即使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要再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增加的绝对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增加了人口问题严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长任务的紧迫性、艰巨性。1980年，中国人口政策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第一、二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正式出席会议人员，包括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来自社科院、高校和部委研究部门的社会科学家19人，共63人。4月，座谈会转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和广西厅召开，在参加会议的人员中，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没有变动，社会科学界仅剩下几位同志，自然科学界也减少了。在这次会上，问题的讨论更集中、更深入，专业性也更强一些。第四次讨论回到中南海第二会议室，人员减少到20来人，带有总结的性质。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这次座谈会定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