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照历史的镜子》

【基本信息】

作者：王寿南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以历史关照当代的著作。全书分两卷。上卷“发现中国皇权社会”在宏观层面阐释了中国古代皇权社会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从剖析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质入手，通过政治理想、政治主体、政权嬗变的多重视角整体地分析中国古代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当代政治对民主与法治的关切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革命或造反？”“中国人有法治精神吗？”“中国何以没能产生民主理念？”等文章都具有独到的见解和启发性。下卷“一个王朝的君与臣”则从微观层面生动地讲述了活跃于唐代政治舞台中心的人物的故事，如传奇君主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辅国重臣张巡、许远、郭子仪，权势宦官高力士，改革先驱王叔文等。作者将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置于古今人性相通的背景中，于委婉叙事中阐释政治与人性的幽微之理。

【作者简介】

王寿南， 1935年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政治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包括隋唐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主要著作有《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唐代人物与政治》《隋唐史》《唐代政治史论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纪要》《英雄之忍》等。

【目录】

历史像镜子（代序）

卷上：发现中国皇权社会

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质

中国古代政治的两个层面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中国士人与政治

一个使王朝死亡的基本因子：君主

政权的崩溃

革命或造反？

皇帝权力的演变

清君侧！君侧能清吗？

中国人有法治精神吗？

统治者应该提倡道德吗？

岂可马上治天下？

中国何以没能产生民主理念？

卷下：一个王朝的君与臣

度量最大的皇帝——唐太宗

千古难见君臣情——唐太宗和他的臣子们

从才人到皇帝——武则天传奇

武则天面面观

误国之恋——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

唐代第一宦官——高力士

唐玄宗：从明君到昏君

养虎记——安禄山的故事

国士无双双国士——张巡和许远的故事

未被烹的走狗——郭子仪得以善终之道

忠诚与叛逆——仆固怀恩的故事

一个政治改革者的千古沉冤——王叔文的故事

皇帝的女儿也愁嫁——唐代的公主和驸马

【章节选读】

中国何以没能产生民主理念？

我们都知道民主理念不是中国的本土产物。民主思想在清朝末年时传入中国，而民主政治是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后才在中国正式产生。民主是一个舶来的概念。何以中国没有产生民主这一理念呢？难道中国历代有那么多伟大思想家如孔子等，他们都没有想到民主？在此，我们可以从“经验”和“价值”两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缺乏多数决的历史经验

人们的思想不能超越现实，必是现实出现了很多问题才会想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思想；想出一些具体的方法，这就是制度，所以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能超越时空。我们可以发现，乱世常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比如我们中国出现思想家最多的时代有两个：一是春秋战国，一是魏晋南北朝，因为这两个时代都是战争不已的乱世，于是当时有智慧的人们就会想到如何来解决乱世的纷争苦难，就会出现思想家。西方有人说：“思想家的出现正反映这时代的不幸。”民主政治是怎么产生的呢？根据西方政治学者们的说法，在最早的原始部落时期就开始有民主，因为在原始部落还没有出现一个强大领袖足以控制整个部落时，部落中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他的意见，当部落要决定一件重大事情时，大家聚而谈之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当时人们要采取什么方法作最后决定？便是要达成“全体一致”的共识，但也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多数决”的观念，而且部落的人那么多，怎么形成全体一致的共识呢？

最早期的人们是用拳头解决分歧，打输的一方服从赢的一方，照赢一方的意见去做决定。这种用拳头来决定事情的方式，却对部落很不好，会伤害部落人们之间的感情，甚至会因有死伤而不利于部落存续。渐渐有才智聪明之士想到要改良，这第二步改良方法就是用呐喊的方式，依据声音大小来做决定。一边是赞成，一边是反对，看看哪边的声音大，赞成声音大的照赞成的意见做，反之亦然。这种呐喊的方式比用拳头来得和平。

但渐渐人们又发现到呐喊方式也有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音量天生就不同，有些人嗓门特大音量特高，有些人则要弱得多，人们渐渐又不满意这种方法。后来人们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当有事情要决定时便让人们排成两行，一行赞成，一行反对；以彼此排列的方式数人头，看看哪边的人头多，就照他们的意思作决定，这在西方政治学来讲就是多数决的开始。这种“以计数人头的方式来代替打破人头”（Counting heads instead of breaking them），是人类史上的一大进步。但这也有一个问题，要想计算人头就必须有一个大的空间让所有人站在一起才可能数得出，所以这种方式必只能出现在小国寡民之地。史上最早出现这种多数决民主政治之地便是公元前五世纪时的古代雅典城邦[伯里克利（Pericles）担任执政官时]。雅典是个小城邦，所有公民可以在城邦中间的大广场集合起来作决定，无论是算人头、或是用贝壳、陶片来投票（Ostracism），他们是可以集合在一起的，所以这种历史经验逐渐扩大，便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因为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便在于多数决。

可是中国呢？中国有历史记录以来就是个大国，没有出现过小国寡民的城邦制。我们知道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记录的是《史记》所载的黄帝轩辕氏，这是中国最早的立国记录。黄帝轩辕氏的领土非常辽阔，包括今日的河北、山西的北部，不可能将所有人集合起来在一个地方一起表示意见，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这类历史经验，中国人遂不容易产生多数决的观念，故而也造成中国历史上不容易出现多数决制。

没有多数决的价值观

人们的行为都受着其价值观念的影响，当其价值观认为是对的时候，他会勇敢地去做该事；反之则会生抗拒之心，会认为该行为不正当。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多数决，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能看成是一个基本的独立客体，也就是“人的价值”是相等的，某甲等于某乙也等于某丙，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都具有同等价值。可是中国人向来不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也始终认为“人”并非其他动物或物品，不能用一件两件一个两个的计量方式来算“人”。中国人认为“人”不是只有一个肉体，人该有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也认为因为每个人的思想与精神互异，使人本身与其他人之间会有不同的价值。中国人认为人不能像鸡蛋一样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计量，也同样认为贤与不肖两种人是不能平等的。

中国人这种不能将人看成与其他动物一样用数目计量的价值观，便会认为凡事不是人数多的主张就一定是对的，反而相信一个聪明智慧的人可以抵无数个平庸的人。试看中国从秦朝以来直至清朝都有“御前会议”——凡是遇到国家大事，皇帝会召集文武大臣来开会，有时皇帝偷懒便叫宰相代为主持。在御前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大臣可以纷纷提出主张发表意见，但最后皇帝裁决的依据往往不是依多数大臣的意见，而是采用少数人的主张，甚至只采取其中一个人的主张。为何皇帝会如此决定？因为皇帝认为智慧是少数人才有，不是多数人的主张就一定是好的，所以御前会议上没有多数决这种原则。

这便显示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不认为某甲就等于某乙也等于某丙，不能将士大夫与目不识丁的农夫相提并论。既然中国人认为一件事情不能用人数多寡来决定，也认为人有本质上的差异，于是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便不可能接受多数决的原则。民主理念也就不易在中国出现。

民本不等于民主

既然中国没有多数决的历史经验，又没有多数决的价值观，所以中国就没有办法产生民主。但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民本思想”。我们知道，民本思想这种观念在中国出现的非常早。《尚书》就有记载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源头。民本思想经过孔子、孟子的发扬，变成儒家思想的主要特质之一，也深深影响了自秦朝以后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但是民本不是民主，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何谓民主？西方政治学中对民主的定义多如繁星，但美国林肯总统有一个解释非常浅显而为大众所接受。林肯说民主就是：“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孙中山将之译成中文为：“民有、民治、民享”，这是非常贴切的，中国人几乎都能理解。民本思想实际上是民主的三分之二，也就是民本主张民有、民享，但是没有民治。孔孟以来历代儒家学者提倡民本思想都没有提到民治，而是主张君治，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让人民来治理国家，所以他们还是拥护君主来治理国家。民本思想缺了那三分之一的民治，就差得非常远了。

萨孟武先生曾经对民主与民本的差异有个非常好的比喻：民主就好像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人民是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这些股东们可以参与股东会，过问公司所有的经营情形，有积极的权力可参与公司的业务，所以公司的好与坏，股东可以积极的表达意见甚至付诸行动。可是民本呢？民本就像一个独资公司，人民像这个独资公司的员工，君主是独资公司老板，如果老板慈祥和蔼，给员工很好的福利，那员工就有福了；可是一旦这老板过世后，小老板来了，小老板可能很暴劣也看不起这些员工，于是员工原有的福利与良好待遇可能一夕之间都被取消，这些员工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因为公司是独资的，员工没权力过问，只能乞求这小老板赶快死掉再换下个老板，也只能乞求下个老板能够好一点，所以员工无法对这个独资公司有积极表达意见的权力，只能消极的被照顾。

萨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很合乎现代人的想法。民主是人民可以做主张的，如果国家是股份有限公司而人民是股东，这公司若经营不善，人民可以改组董事会，可以改任新的总经理以及其他经理人员；相反，独资公司员工是不可以要求换老板的，这就是民主与民本的差异所在。人民的利益在民主之下有所保障，在民本下则没有，这是民主与民本很大不同处。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有民本而无民主，虽然民本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至少这种思想可以防止很多暴君的出现，但是民本终究不是民主。当民主的观念传到中国后，中国人还是选择了走民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