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多边外交（2012）》

 

【基本信息】

作者：于洪君 主编

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意在以“多边外交”这一独特视角反映2012年国际形势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向。书中注重搜集汇总多边外交场合中各方辩论的原始观点以及大量媒体评析，力图“还原”当时各方激烈交锋场景，以勾勒“活的历史”。此外，书中提供大量中国与国际社会多边互动实例，旨在帮助读者全面客 观地解读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目录】

代前言 世界多边外交的回顾与思考  于洪君

2012年1月

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

“联合国与非盟关系”安理会高级别会议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四次高官会

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阿盟外长会议 （2）联合国安理会公开会议

欧盟外长会议

冬季达沃斯论坛

第18届非盟首脑会议

欧盟2012年首次非正式峰会

2012年2月

第48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2）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外长紧急会议 （3）阿盟外长特别会议 （4）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 （5）联合国大会会议 （6）第一届“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 （7）欧盟外长会议 （8）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9次会议 

第11届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峰会

第二届“北方未来论坛”研讨会

第12届印度—欧盟首脑会晤

第14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峰会

第40届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四国首脑会晤

非洲14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会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暨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第12届特别会议

航空业碳排放问题国际会议

索马里问题国际会议

第三届二十国集团议长大会

2012年3月

欧盟春季峰会

第18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

海合会外长会议

第七次中、日、韩外交高官磋商暨首次亚洲政策磋商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春季会议

伊朗、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三国外长会议

第23届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 （2）阿盟外长会议 （3）联合国安理会中东问题公开辩论 （4）欧盟外长会议 （5）第23届阿盟首脑会议

西撒哈拉问题非正式会谈

中东问题四方会晤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三国外长会议

涉马里局势多边会议 （1）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 （2）联合国安理会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会议 （3）西共体首脑会议

中美洲国家领导人会议

第二次全球核安全峰会

日、美、欧稀土问题联合会议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

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峰会

首届美国—海合会战略合作部长级论坛

2012年4月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第二届“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 （2）联合国安理会第6746次会议 （3）联合国安理会第6751次会议 （4）“叙利亚之友”外长会议 （5）联合国安理会第6756次会议 （6）阿盟特别外长会

北美峰会

西共体马里和几内亚比绍问题系列会议 （1）西共体马里问题特别峰会 （2）西共体外交和国防部长特别会议 （3）西共体特别峰会

第20届东盟首脑会议

第六次中、日、韩外长会议

中东问题有关四方会晤

联合国安理会涉朝会议 （1）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 （2）联合国安理会第6752次会议

中、俄、印外长第11次会晤

伊核问题六方会谈

第六届美洲峰会

海合会第39次特别会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12年春季会议

第四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

欧盟外长会议

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坛部长对话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第10届欧洲工商峰会

第19届东盟—欧盟部长级会议

2012年5月

中欧高层系列会议

西共体特别首脑峰会

国际行动理事会第30届年会

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海合会国家首脑会议

欧盟外长会议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

世界贸促高峰论坛

联合国世界经济和金融状况高级别讨论会

八国集团峰会

第25次北约峰会

第65届世界卫生大会

2012“理解与合作”对话活动

第五届阿斯塔纳经济论坛

欧盟特别峰会

第三届“也门之友”部长级会议

伊核问题巴格达对话会

第六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2012年6月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 （2）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

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第42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

涉核安全问题国际会议 （1）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二次理事会会议 （2）国际原子能机构伊朗核问题谈判 （3）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12次元首理事会

拉美太平洋联盟第四次首脑会议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

第二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第16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黑海经合组织首脑会议

欧盟夏季峰会

第43届南方共同市场峰会

2012年7月

第三届中国—西亚北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第三届“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 （2）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3）阿盟部长级委员会会议 （4）欧盟外长会议

世界和平论坛 

阿富汗重建问题国际会议

欧元区财长会议

东盟系列外长会议

第三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第19届非盟首脑会议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南方共同市场首脑特别会议

2012年8月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联大会议 （2）叙利亚问题国际协商会议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会议

伊斯兰国家特别首脑会议

第32届南共体峰会

美洲地区关于阿桑奇的系列会议 （1）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紧急外长会议 （2）南美洲国家联盟外长特别会议 （3）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

第4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

第16届不结盟运动峰会

2012年9月

第22届克雷尼察经济论坛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 （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 （3）“叙利亚联络小组”首次外长会议 （4）“叙利亚之友”外长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第2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亚信成员国外长第四次会议

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56届大会

第67届联大开幕式及一般性辩论

第1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中国—东南亚和平发展论坛

2012中国—东盟自贸区论坛

伊核问题六国外长会议

东北亚合作对话论坛

独联体国家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

2012年10月

第三届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

第三届东盟海事论坛

第二届西地中海10国首脑峰会

苏丹问题国际会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年会全体会议

欧盟外长会议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第六届会议

亚洲合作对话首次首脑会议

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第12次峰会

欧盟领导人峰会

2012年世界能源论坛

各国议会联盟第127届大会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11次部长会议

第七届非洲经济年会

2012年11月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1）关于审议年度工作报告的会议 （2）关于刚果（金）反政府武装的会议

第五届巴厘民主论坛

西共体国家峰会

联合国大会 （1）关于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的会议 （2）关于审议安理会改革事宜的全体会议 （3）关于接纳巴勒斯坦成为观察员国的特别会议

第二届阿拉伯—欧洲国家外长会 

欧盟五国外长防长会议

第22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东亚系列峰会 （1）第21届东盟峰会 （2）第七届东亚峰会 （3）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15周年纪念峰会

欧盟27国外长和防长会议

“基础四国”第13次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会议

伊朗核问题六国会议

第八次发展中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欧盟首脑特别会议

2012年12月

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1）北约外长会 （2）第八届麦纳麦对话会 （3）第四次“叙利亚之友”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11次会议

独联体峰会

南方共同市场峰会

多哈气候大会

欧盟外长会议

欧盟峰会

欧亚经济共同体峰会

独联体集安组织峰会

联合国安理会涉马里会议

印度—东盟峰会

俄欧峰会

第33届海合会峰会

 

代前言 世界多边外交的回顾与思考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多边外交”相对于“双边外交”而言，一般指三个以上国家处理相互关系或共同解决地区性、国际性问题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包括众多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国际会议进行的外交谈判、对话磋商及与之相关的国际交往与合作。多边外交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大盟会，17世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等均属多边外交。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万国邮政联盟和19世纪末成立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则是典型的常设性多边外交机构。在当今世界，多边外交是一种普遍性、经常性和日益制度化的外交方式，其活动频繁、议题广泛、内容丰富，不仅反映世界上各种力量的斗争与消长，而且折射出国际体系演变和国际格局秩序调整的新情况。新中国参与多边外交起步较晚，历经磨砺，有一段从审慎参与者逐渐转变为“建设者”的复杂历程。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外交资源和手段不断丰富，中国以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姿态全面参与多边外交，较好地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共同发展、促进平等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引导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欧洲国家1644年开始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所举行的为时数年的谈判，是世界近代史上多边外交的一个成功范例。各国通过欧洲大会这种形式进行多边谈判，不仅结束了折磨欧洲长达30年的战争，而且产生了具有重大示范意义的多边外交文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揭开了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形成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英、俄、奥、普、法五强共治欧洲的均势格局。由八个国家全权代表签署的最后议定书和一系列附件，在规范国与国关系和行为准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多边外交文件。40年后，英、法、奥、土、俄为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无果而归，则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多边外交失败的负面例证。

近代多边外交的大量实践，推动了多边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795年，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该年出版的《永久和平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世界联邦”构想，倡导建立和平国际社会。1889年，英国议员、和平主义者威廉·兰德尔·克里默及法国议员、和平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帕西提出建立“各国议会联盟”，鼓励各国政府精简国际仲裁程序，以和平手法解决国际争端。上述构想为20世纪多边外交的广泛开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建立起到了“思想库”的作用。1889-1890年，美国与拉美地区17国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美洲国家国际会议（泛美会议），决定建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外交机制，其影响和活动延续至今。

一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世界和平纲领，即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强调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倡导建立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即“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多边外交思想由此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方媾和的基础。正是根据这些原则，1918年美、英、法、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旨在巩固对战败国的胜利局面，并达到“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1920年1月，在《凡尔赛条约》生效当天，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正式宣告成立，总部位于日内瓦。但由于参与巴黎和会的各方争夺激烈，美国倡导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大部分未能实现，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并不成功，美国主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边外交的意图遭受重大挫折。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近30年间，国际秩序发生剧烈而深刻的演变。在这一重要时期，国际社会开始尝试建立更具代表性、更有权威性的地区性和世界性组织，如1926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和1920年建立的国际联盟，努力以多边会议与国际合作的形式共同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各种纠纷，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多未有建树。世界穆斯林大会成立不久即陷入半瘫痪状态。“泛美会议”虽然持续召开，但对全球事务影响很小。国联总共存在26年，由于其宗旨在于削减各国军备、平息国际纠纷、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因而成立之初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在1934年到1935年最高峰时期，国联曾拥有58个会员国。但是，美国因本国国会反对竟未能加入它所推动建立的国联，苏联因西方国家敌视而长期被拒之门外，德国、日本因图谋发动战争而退出国联，这就导致一战后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这一重要多边外交舞台代表性、权威性严重不足。此外，由于国联缺乏强制执行机制，实际上也不可能承担阻止国际纠纷和制裁侵略的任务，更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李顿调查团的无能，慕尼黑会议的失败，为那一时期多边外交留下了耻辱的印迹。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多边外交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新的发展，国联已难以为继。1946年4月18日，国联正式宣布解散，国际社会通过国联开展多边外交的成败得失，为探索人类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和教训。

 

（二）

从二战结束至今，国际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历了两极格局的形成与终结，逐步迈向全球化、多极化时代。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不断增多，旧有国际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全球性问题与日俱增，多边外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二战结束初期，英、美、法、苏四大国围绕战后世界秩序问题和地区冲突开展了十分密集的多边外交。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涉及远东和中国事务时也有选择地应邀参与了部分多边会议。1945年10月，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基础上，联合国宣告成立，国际社会有了一个最具代表性、最具权威性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政府间多边组织。与此同时，由联合国衍生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等先后宣告成立。这些组织在恢复战后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稳定器作用。早于联合国成立的其他几个地区性多边机构，如穆斯林世界大会、阿拉伯国家联盟等，二战后成员不断增多，影响不断扩大。英国人也“与时俱进”，于1944年将1887年成立的殖民地会议改为英联邦总理会议。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全面对峙，多边外交呈现新的阶段性特点。除联合国外，其他各种形式的多边机制或国际类组织不断产生。如1949年成立的欧洲委员会，1951年成立的国际移民组织，1952年成立的北欧理事会，等等。这些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因冷战时期东西方对立而分为两大阵营。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一方面证明美国通过北约这一跨洋多边机制控制了欧洲防务；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大西洋两岸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在军事上实现了战略同盟。1954年9月，美国与英、法、澳、新、菲、巴等国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形成了东南亚条约这一主要防范中国的多边组织。针对西方阵营形成北约组织，1955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缔结了《华沙条约》，中国一度成为“华约组织”观察员。“华约组织”诞生是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东方阵营与西方阵营相抗衡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多边外交活动，如 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会议发表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当时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受国际上多种因素制约，发展中国家这一多边外交活动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相对有限。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格局发生动荡、分化和改组，出现多极化发展苗头。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告诞生。而后，非洲大陆出现了非洲统一组织，拉美大陆出现了拉丁美洲议会、安第斯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宣告成立。西方阵营出现一定分化倾向，西欧不愿充当美国的“小伙计”，建立并发展了欧洲共同体，联合自强趋势得到加强；苏联东欧集团虽然存在，但因苏联实行霸权主义，华约成员国之间出现矛盾和分歧，某些国家退出华约，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在国际上的作用。而后，美国主导的东南亚防务条约组织逐渐解体。这一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表现活跃，针对两大阵营对峙形成了非集团的、反帝反殖反霸的“不结盟运动”，以及代表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利益的“77国集团”。它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均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但其开展的多边外交活动从总体上难以改变美、苏争霸总格局。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伴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多边外交活动呈现新的特点。第一，受美、苏对峙影响，联合国作用受到较大限制，在许多领域难有切实作为，一度成为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其追求的和平与发展目标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在东西方冷战时紧时松的情况下，欧美地区几十个国家参与的欧安会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50多个成员国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宣告成立。拉丁美洲成立的加勒比共同体和里约集团、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以及跨洲多边组织24国集团，亦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产生较大影响。8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逐步摆脱冷战困扰，在世界共同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上重新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欧共体”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对策，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自身权益。此外还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印度洋委员会、拉丁美洲经济体与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不同程度地成为制约两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力量。第三，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托“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24国集团”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多边外交舞台，明确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为维护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权益而斗争。第四，受美、苏争霸制约，多边外交仍难以切实发挥国际间对话合作等“多边”建设性功能，在许多国家对外政策中仍不占主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时期，世界开始出现一股对话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国家试图通过对话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争端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缓和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各种力量都在谋求自身发展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寻求在国际舞台上找到最佳位置。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境内10多个国家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理事会、跨国议会大会、外长理事会等一系列区域性多边机制应运而生。70年代成立的欧安会此时进一步制度化、机制化、扩大化，并改组为欧安组织，其成员增加到50多个，下辖10多个多边谈判、磋商和对话机构。当年的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其成员国数量一增再增。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组成的西方七国集团吸收俄罗斯后，成为举世瞩目的八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仅扩员到30多个，同时也把中、俄、印等70多个非成员国和地区作为合作对象。

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世界开始朝多极化方向发展。非洲统一组织改组为非洲联盟，非洲领导人论坛同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多边外交日益活跃，其形式与内容更趋丰富和多样化，表现为国际组织数量庞大，专业功能突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多边外交的量和质也获得新的提升，表现为在调节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这期间，伊斯兰会议组织增加到近60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由初创时的12个扩大到20多个，影响逐年上升；东南亚国家联盟由最初的5国扩大到10国；东南欧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并形成机制；东盟与中、日、韩（简称“10+3”）、东盟与中国（简称“10+1”）合作机制诞生；东亚经济论坛、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等名目繁多的多边外交机制让人目不暇接。1996年在曼谷诞生的亚欧会议，则成为推动亚欧合作，为亚欧跨洲合作提供政策指导并核准各项行动的最大的多边外交平台，反映了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新趋势以及地区新兴集团力量的上升。然而，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多边外交运行体系依然呈现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恣意破坏规则、竭力保障自己在多边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不仅置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法于不顾，公然违反反导条约、实验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且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有时还滥用联合国名义对外用兵，甚至不经联合国授权就任意攻击主权国家。

进入新世纪，受反恐战争影响，美国实力相对受挫，国际力量对比渐呈“南升北降”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西方在全球影响进一步遭到削弱，一些在冷战时期曾经强大的西方组织呈现弱化态势，如八国集团未能在全球经济和安全保障方面发出强有力信号，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和话语权有所下降。新兴国家整体实力上升，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护世界稳定的建设性力量。“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非洲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新兴国家组织相继召开多边会议，传递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经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和强劲、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等诉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积极参与的二十国集团、欧亚峰会不仅凸显多边外交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而且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他全球重大问题做出突出贡献，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影响力和话语权。

 

（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经历了一个由置身事外到审慎参与再到逐渐深入进而全面展开的过程，反映了中国对多边国际机制从“参与者”到“建设者”的复杂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东西方冷战，帝国主义在外交上孤立中国，中国实行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政策，新中国没有条件参与战后广泛兴起的多边外交。当时中国曾希望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把联合国作为宣传中国革命成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舞台。1950年，中国政府代表首次到联合国发表演说，宣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新中国多边外交被迫中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起和主导的国际组织与机构，如世界民主联盟、国际学生联合会、国际妇女同盟等，甚至还以观察员国身份参加了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些活动。这时，中国也曾试图加入某些相对中性的国际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等，但申请遭拒，以致毛泽东愤而发誓：“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成为新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第一次重要实践。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与会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1961年，陈毅率团赴日内瓦出席讨论老挝问题国际会议，新中国再次以五大国地位和身份参与多边外交。当时，随着二战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世界政治舞台，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逐渐兴起。1955年4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出席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不仅在会上宣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与到会各国政府领导人一道，提出了著名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共同缔造了影响久远的万隆精神。新中国从此掀开多边外交新篇章。

20世纪50-60年代，囿于西方孤立政策和自身国力，同时又面临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特殊国际环境，中国多边外交带有明显“一边倒”的意识形态色彩，即“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多边外交从形式到内容及至最后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局限性。1957年，毛泽东率团出席莫斯科会议，本意是要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实际上却事与愿违。进入70年代，为了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与发展，中国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重视与自己同处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使中国对世界体系的认识框架实现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平衡，成功地摆脱了对立与孤立，并因此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最初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一直以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多边外交场合；第二，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强调道义原则，为此不参与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认为上述组织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以及中国一贯主张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三，积极参与社会、文化领域，有限参与经济领域。上述情况表明，由于经验不足和受“左”的思潮影响，中国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仍然未实现全面参与，而且以现存国际制度的批判者、挑战者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正因为如此，在恢复联合国席位后5年时间里，中国经常不参加联合国的投票活动，此间安理会158次表决中，中方竟有46次未参加投票，占29%，居各常任理事国之首。对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也表现得不甚积极，声援多、参与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伴随与世界联系的加强，中国逐渐认识到，尽管当时的国际秩序仍由西方主导、存在种种不平等因素，但只有加入既定国际秩序，才能以建设性的姿态去循序渐进改造它，使之向公正、合理和民主方向发展。进入80年代，特别是美、苏关系缓和、全球出现对话潮流后，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机制的态度由否定性批判逐步转变为建设性参与。1980年，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裁军工作会议，并于1983年派出首位专职裁军事务大使。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联合国体系中的一些经济性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等，都成为中国积极参与的多边外交平台，因而也成为中国实现自身发展和繁荣的融资途径。1983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活动并成为常任政府理事。1984年，中国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正式成员国和理事国。1981年，中国改变了对联合国人权事务的抵触态度，积极参与联合国系统内一系列国际人权法律文件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并且成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也是从1981年起，中国改变了视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积极态度。

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多边外交，1986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将多边外交列为外交政策重要内容之一。到1986年底，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范围充分扩大，几乎进入政府间多边外交一切重要领域。中国政府代表和外交官的身影出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经济论坛（也称“达沃斯论坛”）、世界妇女大会、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各国议会联盟、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刑警组织等众多国际机构。截至1990年，中国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多达172项，中国设在各国的多边外交常设机构达11个，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驻华代表处也已达10个。与此同时，中国代表越来越多地被推举到国际组织的重要岗位上。1984年，中国法学家倪征燠第一次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结束了这一重要机构没有来自中国人士任职的历史。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彻底改变了两极对峙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于1991年提出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认为世界正处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终结，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尽管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在和平力量持续增长、和平有可能保持情况下，多边合作成为促进交往、维护和平的有效途径，中国在多边外交中可以有所作为。整个90年代，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众多成就。一是高度重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广泛参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工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各项活动，并对联合国开展的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等一系列有益工作都给予支持。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与77国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不结盟运动。三是在90年代进行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长期谈判，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同有关各方达成协议，于2001年正式加入该组织。四是明确表态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对话与合作，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建立多边信任措施、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一时期，中国以开放姿态发起和参加了一系列地区多边组织，如1991年参加亚太经合组织、1994年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与俄罗斯等国发起召开上海合作会议，2001年将上海合作会议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等等。倡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创立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特别是1995年主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01年10月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表明中国不但全面积极主动地参与多边外交，而且成为区域性多边外交的重要倡始国和推动国，同时也有能力承办世界性的最高级别和较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中国为促进本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多边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树立起世界多边外交主要推动力量和建设性参与者的良好形象。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迅速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世界已离不开中国这一重要成员。在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基础上，中国审时度势开展多边外交，使之成为中国构建负责任大国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手段。首先，中国参与多边外交主体日益多元，从政府逐步扩展至政党、军队、议会以及民间。据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政府参与的全球和地区主要政府间多边外交组织已超过80个。中国共产党也与社会党国际、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欧洲议会绿党党团、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圣保罗论坛等国际和地区性政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开展交往，将政党多边交往纳入国家总体外交和多边外交之中。其次，中国参与多边活动机制愈加规范，表现为参加时间和程序的固定化以及参加活动领导人的分工相对明确。如国家主席定期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政府总理定期出席亚欧首脑会议、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外长定期出席中国—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中非外长会等。再次，中国积极承担起多边外交活动倡议者和主办国的角色，注重在亚洲和周边地区构筑多边外交机制。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朝核六方会谈（最初为三方会谈）等，都是中国推动周边多边外交的创造性实践，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某些攸关我国重大利益的世界大国开展多领域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最后，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既有规则的习惯性做法，主动提出许多事关全球问题和世界发展前景的有益主张，如提出维护世界多样性、国际政治民主化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内容的综合安全观主张；以及用均衡的观点处理人权问题等主张。这些新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状况和地位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斗争中的作用大幅上升。

金融危机以来，相对于西方经济体，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平稳增长势头，世界愈加看重中国因素。中国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同美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对话，主动协调与新兴大国等发展中国家立场，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各种重大安全挑战方面坚定维护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勇于维护自身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努力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环境、能源、扶贫等多边活动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新时期参与多边外交提出更加明确的指导方针：“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作为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参与多边外交时，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进一步明确自身国际利益和责任，科学谋划并统筹国内与国外、中央与地方、中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积极维护现行国际规则体系中的健康因素，推动完善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共同发展、有利于平等合作、有利于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将根据世界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加大多边外交力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四）

当今世界多边外交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国际形势变化与各方利益折冲。在2012年的多边外交场合，各国政要、智库、学者直面全球经济形势低迷、政治格局渐变、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地区热点此起彼伏、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困境、人类社会艰难探索新型发展道路等诸多挑战，或慷慨陈词、公开利益博弈；或纵横捭阖、勠力化解危机；或理性思辨、寻求互惠互利；或惺惺相惜、携手同舟共济。在全球化时代，当人类社会面临生态环境恶化、传染病风险上升、金融风险扩大、跨国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共同难题，各国采取单边行动或双边行动已难以解决问题时，只有背靠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外交、共同采取多边行动，才有可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尽管多边外交有其局限性，例如，一些国际组织内部成员分歧和争端较多，相互行动缺乏协调，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美国按照“尽可能少的多边主义”和“尽可能多的单边主义”准则行事，按自己的兴趣改革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导致部分国际多边机制成为西方国家限制、牵制、规范乃至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然而，多边外交因本质上属合作性而非对抗性，属平等性而非歧视性，属包容性而非排外性，且强调互利合作共赢，透明度高，对话与协调形式灵活多样，决定了其在增进国际交流与理解、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和我国多边外交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当代世界研究文丛”框架内，首次推出《当代世界多边外交（2012）》一书，意在以“多边外交”这一独特视角反映2012年国际形势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向。书中注重搜集汇总多边外交场合中各方辩论的原始观点以及大量媒体评析，力图“还原”当时各方激烈交锋场景，以勾勒“活的历史”。此外，书中提供大量中国与国际社会多边互动实例，旨在帮助读者全面客观地解读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国际多边外交的研究迄今为止主要由西方学者展开，我国多边外交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书希望通过提供一些基于事实基础上的鲜活素材和研究史料，为我国从事外交关系、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相关机构提供力所能及的智力支持。

当前，人类社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安全、实现共同发展方面依然任重道远。我们期待，伴随中国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中国能在和平发展的大道上阔步向前，中国与世界的进步与发展更加和谐有序，人类社会的未来更加光明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