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政党情势（2012）》

【基本信息】

作者：于洪君 主编

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专家文章，对2012年的世界政党情势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分为亚洲篇、欧洲篇、非洲篇、美洲和大洋洲篇及世界政党情势大事记五个部分，内容包含政党选举、党派情势、党派发展等，从选举动态、党派分合、政策主张等方面介绍2012年各国政党的发展情况，并编制了2012年政党情势大事记。

【目录】

代前言 党、政党、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研究及其他——于洪君

综合篇

2012年世界政党形势的突出动向——郑当楚 

国外主流政党的发展观及其战略调整——董卫华

国外政党现代化的观察与思考——于海青 

伊斯兰力量的崛起与中东的政治转型——王林聪 

亚洲篇

透视2012年韩国大选：新社会共识与新政治文化——王晓玲

蒙古国政局的嬗变与发展趋势——吴鹏 

浅析日本民主党败选原因——连智 

“2012大选”后的日本政局走向——王屏 

从越共新决议看越共党建工作的挑战与应对之策——梁薇

柬埔寨人民党着眼执政安全解决土地纠纷——武传兵

缅甸政党体制变革及未来走向——杜继锋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维护执政地位进行新探索——袁锐东

从加沙战乱解读以色列政党政治发展及其未来大选——冯基华 

欧洲篇

冷战以来中东欧地区政党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之策——王欣伟

西欧社会党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举措——周荣美

欧洲极右政党的发展——赵晨 

金融危机中的西方左翼为何依然沉寂——孟鑫 

持续深化的欧洲政党危机——张海洋 

瑞典社民党执政沉浮启示——田九霞、张瑞岚 

“普梅换位”以来俄罗斯政党的最新动态——李兴耕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政党动向——昆波拉提、徐海燕 

解读俄罗斯杜马选举风波——姜毅 

新总统诞生后的摩尔多瓦政治面相——邬珂兰 

塞尔维亚大选与塞尔维亚社会党的复兴——甄鹏

2012年德国政党政治形势综述——苏萍

德国海盗党掀起“橙色风暴”——时静

对英国三大党领导人倡导建立“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的看法——叶国玲 

英国主流政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应对举措——王迎春

法国大选与法国政治的新篇章——赵晨

2012年法国政党情势综述——孙丽慧

非洲篇

埃及宪政发展及穆兄会的与时俱进——殷罡 

2012年南非政党情势的几个特点——周国辉

非洲国家执政党如何发扬党内民主——丁逾 

非洲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密切党群关系的经验做法——杨焰

非洲国家执政党在新老交替问题上的经验做法——丁逾

非洲国家长期执政大党老党召开党代会的经验做法——董振宇 

美洲大洋洲篇

两场社会运动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沈鹏 

2012年美国大选与保守主义的发展态势——齐皓

政党政治因素与美国最高法院——刘辉 

从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看奥巴马竞选策略——张晓明 

茶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房广顺、唐彦林

墨西哥联邦制与政党制度的良性互动——墨西哥2012年总统大选结果分析  谭道明 

从古共六大到古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徐世澄 

对多米尼加解放党赢得大选的初步看法——孙希 

委内瑞拉政党的特点与发展动向——袁东振

“冷战”结束以来拉美中左翼崛起的原因和面临的挑战——陈文学

“冷战”结束以来拉美传统政党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陈文学

选举向度下的澳大利亚绿党：以2010年联邦大选为例——郇庆治

澳大利亚工党在困境中艰难前行——颜谋锋 

附录

2012年世界政党情势大事记

代前言 党、政党、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研究及其他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一）

“党”字在古汉语中具有多重含义。第一，“党”指的是古代地方组织，五百户口人家为一“党”。《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说，“五族为党”。郑玄注：“党，五百家。”第二，“党”还表示处所。《礼记·玉藻》中说：“不退，则必引而去君之党。”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五引王念孙曰：“党，所也，谓君所坐之处。”第三，“党”有亲族之意。《礼记·坊记》中说，“睦于父母之党”。郑玄注：“党，犹亲也。”第四，“党”还有朋辈之意。《论语·公冶长》中说：“吾党之小子狂简。”第五，“党”也可用以表示帮派、团伙、同伙，即“朋党”。《左传·僖公十年》中说：“遂杀郑、祁举及七舆大夫……皆里、之党也。”《左传·文公六年》中说：“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这里的“党”都是指结成帮派或团伙。《论语·卫灵公》中“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国公杜公墓志铭》中“喜士容物，群而不党”，均系结成帮派、团伙之意。

由于“党”多指拉帮结伙，“朋党”、“结党”为历代统治者所警觉和防范，故古代汉语中的“党人”、“党祸”、“党禁”、“党徒”、“党羽”、“同党”、“奸党”、“死党”等词都是指坏人、恶人、阴谋家。“党豺为虐”、“党恶朋奸”、“党锢之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也都带有明显的贬意。如“党人”除有时指同乡之人而外，更多情况下是指政治上结成团伙、形成帮派势力的危险分子。《离骚》中“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即为此意。“党祸”则是指由于结成“党人”、形成“朋党”而带来的各种灾难。《跋山谷书范滂传》中记载，“党祸，东都最惨，唐次之，本朝又次之”，说的就是此种情形。“党禁”是指被列入党籍名单的人不得为官，亦即上了“朋党”名册的人不得出任官职。《后汉书·陈纪传》中“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党禁解，四府并命，无所屈就”，指的就是上述情况。“党同伐异”，是说袒护同类，打击异己。《后汉书·党锢传序》记载，“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党同伐异”这个词的。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帝王都十分警惕“朋党”现象。汉武帝时期制定的“阿党附益之法”，目的就是要对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吏同诸侯王“结党营私”行为严加防范，并进行严厉打击。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大清律，也都有严格处置和打击大臣、官宦“私植党羽”的各种规定。此外，在封建统治秩序下，“朋党”往往也是不同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相互指斥和诬陷的口实。例如唐朝的牛党、李党，宋朝的元祐党人、元符党人，明朝的东林党人，都是政治斗争中获胜一方强加给败北者的贬称。败北者往往也因背上“党人”、“朋党”的罪名而遭受残酷迫害和严厉惩罚。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党祸”，即“党锢之祸”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这是当时的宦官集团以“结党”之名打击、迫害政敌的典型事件。桓帝时，司隶校尉李膺等人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品核公卿，议论国政，导致宦官不满。宦官们捏造谎言，诬陷李膺等诽讪朝廷，致使李膺等二百余“党人”被捕下狱。李膺等人后虽获释，但遭受“党禁”制裁，终生不得为官。此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执政，重新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但不慎事泄被杀。此事发生后，灵帝在宦官侯览等挟持下，先后下令收捕处死、惩治李膺等数百人，并下令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均免官禁锢，连及五族，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党祸，东都最惨”之说由此而来。这里提到的“东都”，说的就是东汉时期。

（二）

现代生活中所使用的“政党”一词来自西方，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政党”英文为“PARTY”、法文为“PARTI”、德文为“PARTEI”、西班牙文为“PARTIDO”，均源于拉丁文词根“PARS”，本意为“一部分”，后引申为一个社会群体、一种政治组织，即代表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社会力量，拥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并为维护特定利益、实现政治主张而为取得政权而斗争，或以执政参政方式开展活动的社会政治组织。

政党起源于西方，但并非古已有之。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是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相对成熟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利益、阶级矛盾发生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不断激化的必然反映。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看，政党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标志，首先产生于英国和美国，这与英美两国政治制度最先发育，议会体制较快成熟密不可分。

在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封建贵族与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贵族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相当激烈。17世纪70-80年代，上述两派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一个代表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另一个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当然，这两大集团当时组织上并不稳固，派别成员思想认同也不强烈，甚至不愿承认派别立场。两党后来的名称“托利党”和“辉格党”，是双方在相互攻讦和责骂中由彼此强加的。“托利”（TORY）源于爱尔兰语，本意为打家劫色的天主教匪徒，而“辉格”（WHIG）源于苏格兰语，是指残杀天主教教士的长老会派强盗。然而，正是这两个不雅之词，后来被争斗双方接受，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两大政党的党名。

当时，这两大政党内部还各自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势力团伙。由政府大臣和宫廷官吏组成的团伙被称为“宫廷党”，来自农村而且没有官职的乡绅议员构成的团伙被称为“乡村党”。因利益不同，托利党和辉格党内部的“宫廷党”和“乡村党”经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与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权力争夺相互交织，因而错综复杂。虽然总体上说，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斗争是当时英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但两党内部“宫廷党”或“乡村党”超越党派之见，与对方政党中的同党联手对付执政的托利党或辉格党的情形亦不少见。这说明，英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这两个早期政党还未发育成熟。英国近代史上的政党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后来又经历了很长时间。

如今活跃在英国政治舞台的主要政党是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当年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早已在推陈出新的历史大潮中脱胎换骨。托利党即是今天的保守党，辉格党变成了后来的自由党。20世纪以前，保守党、自由党一直轮流执政。工党崛起后，逐渐取代自由党在两党格局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不再是自由党，而是后起之秀工党。自由党为求生存，时而支持工党，时而与保守党结盟，1988年又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组为今天的自由民主党。2010年，自由民主党与大选中获胜的保守党达成协议，共建联合政府，由此成为联合执政党。正是针对这些情况，有人将英国的政党体制称为“两个半政党”体制，不无道理。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尚无政党，政党政治是建国后逐步发展起来的。1787年，围绕着批准宪法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两大势力集团。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保守派主张将国家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实行较高程度的中央集权，被称作“联邦党人”。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派主张扩大民主权利，反对上述主张，被称作“反联邦党人”。这两个政治上迥然有别的集团，构成美国最早的两大政党雏形。1792年，杰斐逊创立民主共和党。1800年总统选举时，他充分调动党的力量，成功当选，政党作为选举工具的特殊作用第一次得到显现。自那时起，美国历届总统选举均以两党分别组成的选举阵营为基础，最后根据候选人得票多少定输赢。两党轮流执政模式由此略具雏形。

1812-1814年间，联邦党人在英美战争中策划分裂联邦，阴谋败露走向瓦解，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存。1825年民主共和党分裂，亚当斯等人另立国民共和党。1828年杰克逊等人成立民主党（1840年正式使用这一党称）。1834年国民共和党改称辉格党。但辉格党1852年大选失利，部分人士另建自由土壤党。1854年，这些人联合北方反对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建立共和党。至此，民主、共和党相互对立，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得以确立，直至今天。

如果不就轮替执政而就政党数量而言，美国也是“多党制”国家。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第三党。譬如右翼方面，1948年前曾出现三个进步党。1848年、1968年民主党两次分裂，相继出现过州权党和独立党。1995年佩罗创立过改革党。左翼方面，1826年成立过反共济会，1840年成立过自由党，1887年成立了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1891年有过平民党，1901年成立了美国社会党，1921年成立了美国共产党，1938年托派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96年出现了绿党。（详见张立平：《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151、154-163页。）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异常活跃，因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兼于一体而臭名昭著的“三K党”。

由于政治设计对小党不利，两大政党共同挤压，美国的第三党始终无法跻身政治主流。据统计，1840-1860年间10次选举，170位第三党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1870—1900年间10次选举，第三党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的减少到137人。1946-1996年间半个世纪内的选举中，只有14位第三党人士进入国会。（参见张立平：《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可见，第三党无论性质如何，作出什么样努力，都不可能根本影响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进程。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更多地还是被视为“两党制”国家。

（三）

英美两国“前车之鉴”对欧洲国家后来代议制民主和政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相继产生许多具有不同社会基础、不同组织形式、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有些国家政党如林，在多党制的路上走得很远，形成“极化多党制”。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国、德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因实行“极化多党制”，成为多党制不成功的典范。

法国在18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政党政治就已经相当活跃。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和组织“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今仍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其中名声远播的有雅各宾派（雅各宾俱乐部）、吉伦特派（吉伦特党）、山岳派（山岳党）、斐扬派（拉法耶特派）、岔激派（疯人派）、平等派（平等会）、正统派、新山岳党、秩序党、四季社等。在这些令人无法辨识的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中，已经不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早期无产阶级密谋家的革命组织，如平等派、新旧四季社等。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早的政党之一、法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法国工人党，就是在1879年诞生的。当然，此时距离法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雅各宾俱乐部成立已经整整100年。

法国大革命后政党政治实际上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党数以万计，每次选举都有20—30个政党参与竞争。因政党太多，得票分散，任何政党都无法单独组阁，只能由几个得票相对较多的党联合执政，结果议会权力越来越大，政府能力越来越弱。1875—1940年间，法国政府更迭107次，政府平均寿命7个月。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政治体制有所调整，但政党多如牛毛情况依旧。共和国存在18年，总共更换18位总理、26届内阁，其中最短命的政府只有2天。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同样过多过滥。1919—1928年9年间共出现15届政府，政府平均寿命不到7个月。（参见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

经过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洗礼，特别是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涤荡，欧洲国家政党政治格局总体上趋于稳定。历史上曾经赫赫有名的政党，有些已退出历史舞台，被人们所遗忘，或者仅仅记录在历史文献中，如意大利的烧炭党及其后继者青年意大利党、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德国的进步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等，亦属此列。

有些欧洲国家的老党生命力很强，至今仍活跃在本国代议制民主的大舞台上。这样的政党有：爱尔兰的新芬党、工党；比利时的基督教社会党、弗拉芒自由进步党、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法国的激进党、社会党；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中间党、民族联合党；挪威的保守党、自由党、工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温和联合党；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此外还有葡萄牙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这些党的历史都已超过一个世纪。弗拉芒自由进步党的历史已经长达167年！这些百年以上老党如何与时俱进，永葆青春，哪些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需要认真分析和思考。

总之，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除20世纪30-40年代一些国家遭受法西斯统治、60-70年代希腊发生军人政变外，以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政党政治，始终是欧洲国家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大都没有建立“两党制”，而是实行英国式的“两个半政党制”，或者是德国战后的“温和多党制”。后一种政党模式还更多一些，即在多党并存情况下，两个或几个主要政党轮流执政。有时则以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为主，联合盟党共同执政。其他小党拥有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只能起“政治陪衬”作用。

（四）

受欧美政治文化影响，拉丁美洲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也产生出大批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它们有的代表大庄园主、军事独裁者和天主教会利益，属保守主义政党，有的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部分开明地主利益，属自由主义政党。这些政党中，历史最悠久的有乌拉圭白党和红党、哥伦比亚自由党和保守党、智利激进党、阿根廷保守党（由民族党和自治党联合而成）、巴拉圭红党（国家共和党）、自由党（后改组为激进自由党）、洪都拉斯国民党（又称蓝党）和自由党（又称红党）、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激进党）、巴拿马民族自由党。其中乌拉圭白红两党、哥伦比亚自由保守两党、智利激进党，历史均以超过150年。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类政党基本上主导着拉美政坛。保守党与自由党交替执政，形成了美国式的两党制格局。当时，“两党之间虽有联合，但相互争夺十分激烈……致使两党军事冲突频繁”，“而这种争夺又交织着守旧与改良的斗争”。（参见康学同：《当代拉美政党简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进入20世纪，拉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政党趋于衰落，新兴的平民主义政党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成立的阿根廷社会党、乌拉圭社会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秘鲁阿普拉党、古巴人民社会党以及后来诞生的多米尼加革命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巴西工党、阿根廷正义党等，均属此列。稍早成立的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智利激进党，亦属此类，因而也有较大发展。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该党1922年成立，7年后掌权，借助一党独大体制连续执政71年。2000年该党放弃一党独大体制，与其他政党平等参选，丧失执政地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2012年，该党东山再起，时隔12年后重拾政权，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热议。总体看，拉美的政党政治虽晚于欧洲，但发育程度不低。有些国家遭遇过军事独裁统治，但代议制民主死而后生，各类政党恢复很快，政党政治平稳有序。不少国家的政党体制与运作模式，同欧洲国家有相同或相近之处。

亚洲和非洲的政党政治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于拉丁美洲约半个世纪。在印度，最早的政党是1885年诞生的国大党。印度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全国性政党纷纷成立，但直到20世纪末，国大党一直单独执政，实行的是多党并存、一党独大体制。新世纪初一度失去政权，几年前又重新夺回执政地位。巴基斯坦最早的政党是1906年成立的穆斯林联盟（前身为全印穆斯林联盟），国家独立后首次执政即达8年之久。但巴基斯坦政局很不稳定，政党政治秩序较为混乱。很多政党带有强烈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政党间的斗争常常染上浓烈的血腥味。今天依然如此。菲律宾最早的政党国民党产生于1907年，也有百年历史。该党时而执政、时而参与执政，有时成为反对党，始终是本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

日本第一批政党自由党、改进党、爱国公党、立宪革新党等，创立于1881年自由民权运动鼎盛时期。1890年自由党与其他两个政治组织合并为立宪自由党，1896年改进党与立宪革新党、大手俱乐部等合作为进步党，1898年自由党又与进步党联手，成立宪政党。而后宪政党发生分裂，于是又有了宪政本党，宪政本党1900年与无名会、又新会等小党合组，又出现了立宪国民党。此后陆续问世的还有立宪同志会、宪政会、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同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政治上搬来了西式民主，但自由民主党单独执政几十年，长期实行政治学家所说的一党独霸体制，即大党霸权体制。近年来，日本政党政治情势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囿于民族性格和历史文化，政党政治分化无定、变幻莫测的特点，今天仍表现得十分突出。

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发展、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其他国家也陆续诞生了现代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如蒙古人民革命党、“我缅人协会”、泰国的民党、少年土耳其党、青年土耳其党、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在阿拉伯世界，则有埃及华夫脱党、阿尔及利亚北非之星党、突尼斯自由宪政党、苏丹联合民主党、摩洛哥独立党等。曾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而今在阿拉伯地区有着广泛影响的穆斯林兄弟会，是1928年在埃及创立的。

热带非洲的政党政治起步更晚。南非国大党、南非国民党成立于20世纪初，其他国家的政党，包括后来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声名大振的党，如塞内加尔社会党、几内亚民主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刚果劳动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加蓬民主党、坦桑尼亚革命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马达加斯加革命先锋等，大都成立于50-60年代甚至更晚。受当时世界上两种制度对抗的影响，这些党一部分以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和政治取向，一部分宣布“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试行苏联推荐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些党基于本国国情和统治需要，严控反对派，限制多党政治的发展。新兴国家的政党政治景色万千，包含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多党并存一党独大各种范式。

（五）

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取向的各类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欧美国家工人阶级作为独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大大晚于资产阶级政党。19世纪30-40年代，伴随着西欧国家早期工人运动的兴起，正义者同盟、四季社、宪章运动、民主派亲兄弟会等社会政治组织相继诞生。1847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因具有相对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后来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至少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诞生，推动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建党过程。

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开启了工人阶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独立建党的先河。此后，瑞士、丹麦、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法国、英国、波兰、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均出现了不同名称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1889年，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些政党和组织联合成了历史上有名的第二国际，以工人阶级政党和政治团体为核心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席卷全球。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共27个，来自22个国家，代表330多万党员。第二国际后期，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纷纷从社会革命转向议会道路，社会改良主义成为这些政党的主要政治取向。1899年，法国独立社会主义同盟领袖米勒兰应邀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第二国际后期出现的内部分歧进一步加剧，由此引发的理论争吵至今仍未平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第二国际大多数成员党支持本国政府参加战争，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宣布破裂。

191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左派联合其他一些国家工人政党中的左派，在齐美尔瓦尔得开会，试图新建社会主义政党国际联盟。当时欧美国家28个社会主义政党中有13个党和两个党中的8个反对派表示愿意参加，齐美尔瓦尔得国际遂告成立。但后来发现，这些政党中的大多数也都转向了社会沙文主义，支持本国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由于社会主义政党的整体蜕变在加速发展，齐美尔瓦尔得国际存在几年后自行瓦解。1919年2月，原第二国际中的一些右翼政党在瑞士伯尔尼开会，来自26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决定恢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破产的第二国际。历史上称这个国际组织为“伯尔尼国际”。1921年2月，德国、英国等14个国家的“中派”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在维也纳成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史称第二半国际），试图联系各国社会党和一些国家新建立的共产党，召开统一的国际工人政党会议，但未能成功。1923年5月，伯尔尼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实现联合，共同组建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来自30个国家的43个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陷入瘫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工党倡议恢复社会党国际组织，得到普遍响应。1951年6月，主要来自欧洲的34个社会党的代表云集德国法兰克福，正式重建了社会党国际。战后几十年来，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各国政党情势纷乱复杂， 但社会党国际发展势头一直较好。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时， 该国际共有88个成员， 其中28个党在26个国家执政或参政。 到2008年时，该国际共有104个成员，咨询成员29个，观察员14个，另外有兄弟组织、联系组织10个。（参见王家瑞：《当代外国政党概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3、1127页。）不过，现在的社会党国际，性质上与第二国际已有天壤之别。各成员党也不全是社会主义政党。即便一些党打社会主义旗号，但它们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它们无一例外地接受本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经济体制，通过与其他各类政党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争夺执政地位或参与联合执政，是广义上的左翼代表和可以借助的进步力量。

（六）

共产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完全不同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新型政党。1903年列宁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单独建党，标志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走上历史舞台。1917年该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执政初期，布尔什维克党曾试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分掌政权，但因后者实行激进的破坏性政策而未能如愿。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在严厉镇压各种反叛势力后，别无选择地建立并强化了高度集权的一党制国家权力架构和政治生活模式。1922年苏联成立，布尔什维克党定名为苏联共产党（布），1952年后称苏联共产党。自1917年起，苏共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取得过辉煌成就，也犯下严重错误，积累许多宝贵经验，也留下太多的深刻教训。1989年苏联陷入深重危机，在改革中丧失执政地位的苏共被其领导人宣布解散，惨淡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当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世界各地出现许多以俄共为楷模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团体。1919年俄共领导建立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20世纪前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近百个共产主义政党和民族民主主义政党，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地区受到苏联强有力的军事控制和政治影响，有一批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共产党长期单独执政成为普遍现象。虽然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小党，但这些党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没有实际影响，外部世界对其一无所知。东欧各国共产党从苏共那里学到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搬来了高度集权体制的缺陷和弊端，最终必然遭遇苏联政党体制崩溃、国家权力体系瓦解的恶果。有的党（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虽然早就尝试改革，探索新路，但终究没有摆脱苏共影响，积累的问题远多于取得的成就。就连蒙古人民革命党因长期照搬苏联模式，在内外政策上唯苏共马首是瞻，也未能幸免易帜丢权之灾。社会主义各国，只有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牢牢地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各项事业中攻关除险，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苏东各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影响极其深远。欧亚政治版图重绘，国际关系格局重组，许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原苏联境内独立出15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也相继分裂。这些国家政治生态不同，政党景观迥异。大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也有的实行一党制，或有限多党制，即一党独大体制下的可控多党制。俄罗斯是多党制的典范，政坛上党派如林，变幻无常，数量最多时难以统计，相互间的争斗与联合诡异多端。作为原苏共继承者的俄罗斯共产党，虽努力进行理论革新，政策调整，队伍重建，长期保持着第二大党地位，但党员不断流失，队伍严重老化，生存和发展条件十分艰辛，地位和作用差强人意。乌克兰政党政治情势与俄罗斯大同小异，乌共与俄共的处境也因此极为相近。摩尔多瓦共产党一度看好的政治前景，近年来也变得迷离不清。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混乱无序甚至比俄、乌两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独立后因“民主过剩”招致两次“颜色革命”冲击，但政党政治的活跃程度始终不减，至今在司法部登记注册并开展活动的政党仍有140余个。（参见《世界知识年鉴2011/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原东欧各国，共产党有的彻底消亡，有的改组为社会党，有的并入了其他政党，只有捷克共产党保存下来，作为本国多元政治和多党格局的一个因素，扮演着合法在野党、反对党这种完全不同于已往的新角色。

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灭顶之灾”还使世界其他地区许多政党遭受“池鱼之殃”。首先是欧洲发达国家一些共产党受到致命冲击。曾在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牺牲、后来探索欧洲共产主义小有建树的意大利共产党分崩离析，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严重萎缩。英国、希腊、葡萄牙等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变得更加困难。亚洲、拉丁美洲美的共产党和各种左翼政党，也在政治上、组织上遭受到很大损失。非洲那些仿效苏联模式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不得不在放弃“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放弃一党制，改行多党制，实行更加宽松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状态。这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上最大的一次挫折，也是世界政党政治进程中前所未有的一个灾难，其消极影响和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七）

中国历史上早有“党人”，早有“朋党”，但那不是政党，更谈不上政党政治。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始于辛亥革命前后，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出现的。

19世纪70-80年代，一些改良派知识分子就开始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政党政治。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强学会、保国会等，已多少地带有政党的萌芽。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黄兴等人1904年创建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等人同年创立的光复会，政党特征更为明显。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大幕。在此前后，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团体和政党亦不断涌现，其中包括康有为1906年在纽约建立的国民宪政会，杨度、梁启超等人1907年在东京分别创立的宪政公会和政闻社，雷奋、庄亲王载功等人1911年在北京分头成立的宪友社、帝国宪政实进会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改良主义政治团体，也一定程度地带有政党特色，有的政党特色还比较鲜明。

辛亥革命之初，中国的议会民主远未成熟，政治生态杂乱无序，五花八门的政党和社会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数量多时竟有300多个。明显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主要有1912年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的统一党、同年晏起等人发起成立的共和实进会、王宠惠等人成立的国民协进会、温宗尧等人成立的国民公党、谷钟秀等人建立的统一共和党。但这些党寿命很短，大多昙花一现，自动解散或并入他党。1912年8月，宋教仁等人将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民党合而为一，成立国民党，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历史舞台。该党成立后，以夺取议会多数为目标，积极开展竞选活动、大力推进政党政治，呼吁建立责任内阁，在当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参众两院392席。一年后，党的领袖被暗杀，仅存一年的国民党被反动势力强行解散。

在那个中国式多党制令人目眩神迷的时代，各派势力围绕着拥护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最终形成了三大派系和四个政党，即由资产阶级革命势力组织起来的中国同盟会、由立宪党人组织起来的民主党、由地方买办阶级建立起来的共和党和统一党。后来，这三大派四大党重新组合，形成了以中国同盟会为基础的国民党、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袁世凯新拼凑的御用工具公民党。至此，中国政坛第一次出现三足鼎立、相互抗衡的三党政治格局。当然，这时还有其他一些小党，如工党、社会党、自由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青年社会党、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等，但作用相对有限。

工党即中华民国工党，成立于1912年初，党员主要为企业主、工人，另有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士绅。其创始人徐企文主张在共和政体之下实现经济平均，劳资混一，最终破除阶级界限。1913年，徐企文被袁世凯杀害，党也随即瓦解。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成熟的、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朴素而幼稚的工人政党。中国社会党成立于1911年11月，创始人江亢虎早年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效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其早先组建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改为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该党初创时期小有影响，党员号称52万，但因思想主张混乱，组织上无章法可依，成立不久即告分裂，1912年被袁世凯武力解散。1924年6月，到苏联“朝圣”归来的江亢虎宣布恢复中国社会党，次年1月将其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此后，江亢虎政治变节，声名狼藉，新社会民主党也于1926年被解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阶段。当年10月，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后形成的中华革命党重建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1924年，国民党在中共帮助下再次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舞台上形成了共产党国民党全面合作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党政治新格局。1927年，国共合作因国民党背叛而破裂，国民党蜕化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工具。中国社会出现国共两党殊死对抗的政党政治格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除积极追随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外，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进步党派积极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共建联合政府、共图国家未来的谈判无果而终。1946年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中国社会再现国共两党全面对垒格局。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追随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等势力追随国民党，两大主要政党各领一方的格局和阵营对峙、殊死对抗的态势始终未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带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领导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长期与中共合作的上述八个民主党派，以建国时通过的共同纲领为基础，接受中共领导并与中共继续合作，逐渐发展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新型政党。它们积极参与政治协商，努力参政议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内的建设性力量，因而也是中国特色政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不断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建立的多党合作制更加巩固，优势更加彰显。

中国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在那里建立起一党独大、单独执政体制。但国民党内外各种势力的斗争始终存在，有时十分激烈。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领导人开放党禁，各种势力纷纷建党，一时风生水起。“台独势力”借机发展壮大，1986年成立民主进步党。2000年，民进党在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国民党丧失政权。2008年，国民党夺回权力，再次执政，但一党独大体制已经终结。截至2011年，台湾地区共有182个政党，最大的还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其他党围绕国民党和民进党，分为泛蓝（国民党党旗颜色）、泛绿（民进党党旗颜色）两大阵营。蓝绿两大阵营对垒、国民党民进党轮流坐庄的政党格局，在台湾似有无法逆转之势。

（八）

随着近现代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发展，研究政党问题和政党政治，研究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不同类别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规律，研究政党执政能力、执政成就与社会发展进步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家和理论界常讲常新的话题。近些年来，我国研究政党问题的机构越来越多，研究政党与政党政治的著作、文章和其他各类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政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展和完善政党政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列宁早就说过：“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我们研究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各种模式，研究不同政党体制和政党格局的优劣成败，应当始终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法、观点和方法，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党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并不意味着政党和政党政治本身没有问题。政党发源于西方，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政党制度形成于西方。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它们的政党体制，极力掩盖和粉饰其政党制度的弊端。然而，恰恰是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较早地注意到政党和政党政治发展中的问题。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卸任前即已察觉到两党激烈对立又轮流执政可能给国家带来的风险。他在1796年的《告别辞》中提醒人们：“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学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美]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页。）
 
实际上，不仅华盛顿这样深邃的政治家，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多党政治、特别是乱象丛生的无序多党制引发的弊病和灾难。一位西方学者描述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政党政治时这样写道：“政党……变成了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如果某个野心家在原来的政党中无所施其计就会组织新党。一个或几个头头凑在一起立刻就能建立一个新党，然后再去招兵买马。有些党几乎完全是由立法大员们自身组成的，实际上是在议会中形成了一个临时集团，目的只不过是建立或打垮政府的某个部。”（转引自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联系到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实际，包括巴基斯坦的政党政治现实，不能不说，此人的分析该有何等精辟！

政治家的提醒固然重要，批评家的语言也相当尖锐，但他们毕竟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就美国而言，两党制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根据力量对比关系的发展变化而轮流执掌国家权力，统治整个社会。这一点，恩格斯1891年就已经分析得十分透彻：“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充分认识美国两党制的实质非常重要。

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相比，世界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今天的政党，无论阶级基础、指导思想、组织原则、行为准则，还是动员组织群众的手段、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斗争的方式方法，都与传统政党有很大区别。但任何政党在开展政治活动，在为争取和巩固权力而斗争时，都要有自己的纲领。因为纲领集中反映党的利益诉求和基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非常看重党纲对于判别党的性质的特殊意义，认为一个政党拥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所以，“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后来，列宁根据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变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他指出：“判断政党，决不能根据它们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们的行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列宁的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更好地开展现代政党政治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南。

外国政党与政党政治问题，是我们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当代世界》杂志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需要，同时也配合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撰写了一批有关外国政党问题的专题报告。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组织力量，将这批报告收入《当代世界政党情势》一书，目的是要为我国从事政党政治研究的同行提供一批新成果，以推动我国世界政党研究不断迈向新阶段，进而更好地服务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总体外交大局，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因时间仓促，人手不足，再加上能力有限，本书所收入研究报告在整体设计方面存在一定缺陷，研究视角与风格体例亦不尽统一，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