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价值观》

【基本信息】

作者：宇文利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1月

【内容简介】

本书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由传统到当代的发展演变线索和历程，立足于揭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概貌，对中国人在生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维度上的价值观内容进行发掘，重点突出当代中国人的“生”、“和”、“礼”、“义”、“惠”、“进”、“美”的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

【作者简介】

宇文利，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所长，公民教育研究所负责人，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学术兼职有：中国人学学会理事、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理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曾参与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项并获优秀奖。代表性成果有：《中华民族精神现当代发展新论》（2007）、《中国精神读本》（2008）、《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论》（2012）。

【编辑推荐】

《丑陋的中国人》、《纠结的中国人》、《郁闷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和价值观，已经有太多的批判，我们需要一本能传递正能量的书。北京大学宇文利教授从中国人有关生存、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诸多方面价值观的分析入手，用淡然平和的文笔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人在千年辉煌文明的浸润中所积累起来的价值观与信念，用满怀信心的话语向我们展现了在新的时代下，中国人有能力与意愿运用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

这是一本谦和的小书，它就像中国人信奉千年的价值观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不急于向世人，尤其是不了解中华文明漫长历史的人强行灌输一些理念，这本书不是宣传册，不是教科书，它更像是一小帧精美的请帖，邀请读者借着它，走进中国人祥和丰富的价值观世界。

这本小书应该摆在每一位有兴趣了解中国人价值观的读者的案前。如果说《舌尖上的中国》算得上一盘佳馔，能让观者通过品味饮食体会到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与哲学的话，《中国人的价值观》则更像一壶香片，在茶香袅袅中让读者感受中华文明古老而又现代的价值观之美。

【目录】

第1章 中国人价值观的概谈与评价

一、价值观及其呈现

二、中国人价值观的表现形式

三、中国人价值观的西方评价

四、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新变化

第2章 生生不息的生存价值观

一、中国人的传统天命观

二、中国人的现代生命观

三、中国人的生存价值观

四、中国人的终身学习观

第3章 国家至上的政治价值观

一、家国天下与修齐治平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三、德法并举的国家治理观

四、平等尚和的国际交往观

第4章 益世利人的经济价值观

一、中国人变成“经济动物”了吗？

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三、利益分配中的效率公平观

四、文明和谐的生态资源观

第5章 多元包容的文化价值观

一、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观

二、差序多样的文化信仰观

三、取长补短的文化利用观

四、和美共享的文化家园观

第6章 文明进步的社会价值观

一、敬业乐群的社会集体观

二、自由平等的社会民主观

三、健康积极的社会道德观

四、协调进步的社会稳定观

中国人的现代生命观

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重视生命是一种重要而突出的观念。重生的根本指向是希望生命长久，或者能够得到不断的延续。但是，生命的延续总会需要一些条件，也总会遇到挑战。在什么情况下生命会发生变故，人们又因为什么可以放弃生命呢？孟子在讲到“舍生取义”时有一些话，这些话中所透露的生命价值观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支配着人们对于生命和生活的价值选择。到了今天，这样的价值观念的内在灵魂并没有变，这或许是中国人的传统天命观和现代生命观相互衔接的地方之一。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衔接，我们不妨把这段话摘录如下：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段话中，生命和死亡都是一种价值，但或许并不是人们所看重的最高的价值。如果它们是最高的价值，那么为了实现这种价值，人们可以放弃其他的一切；而如果它们不是最高的价值，那么放弃它们也就成为可能的了。在孟子那里，比生死更重要的价值是存在着的，它就是“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封建统治者树立了很多德目，如仁、义、礼、智、信等，它们在价值上的重要性也超过了生和死。这些德目成为超越人的肉体存殁的内在价值，也成为社会教化的工具。正如孟子所说的，贤达智者有趋利避害、追求生命最高价值之心，普通的老百姓也同样如此。古时候的人们会为了某种大义而把生死置之度外，或者为了生死而采用一切手段，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中国人相信存在一种神灵，但你的神灵和我的神灵往往又不是相同的。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判断，传统的中国人是泛神论者和多神论者。既然如此，就没有一种像西方社会那样统一的神灵来构成中国的整体宗教，也就不会有一种统一的宗教价值贯穿在中国人的生命过程中，即便是对于天命，其后果也同样如此。如果天命中注定的是一种美好的幸福，所有中国人都会乐于接受，而如果注定的是一种厄运和劫难，那么现代的人就不像过去传统社会里的人那样甘于认命了。在现代社会中，不少人不那么容易逆来顺受、甘心受罚。这时候，人定胜天的观念或许会占上风。面对厄运和逆境，现代中国人不愿意束手就擒了，他们要反抗，要斗争，要从天命中求得对自己的救赎和解放。这也是现代中国人在生命观念中失去对“天”的崇拜并与传统中国人的天命观有差别的地方。

从苦难的天命中求得救赎和解放的思想，在传统中国人当中是普遍的，而在现代人当中则不那么普遍了。对于生命，中国人向来珍惜，从上古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在民间的谚语中，人们常常会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足以表明人们对生存和生命的珍视。当然，生命和生存始终是有目的的，或者说是为了某种意义而存在的。这种目的或意义，可能是某种外在的物质目标，也可能是某种内在的精神需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唯一能够值得牺牲生命来换取的价值就是“义”。所以，中国人思想传统中古而有之的就是“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只不过在某种人为化的教化系统中，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才产生出指向另一种维度的说教，即生不足惜，生不如死。

当然，与古时候中国人的传统天命观相比，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促使中国人的生命观发生变化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人生观的转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生观，受时代环境影响的人会抱有不同的生存目的和发展目标，因而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出现不同的判断。哲学家张君劢曾经对人生观问题有过很多关注和讨论，他说过，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人生的发展和延续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们对人生的看法也因为内外的因素而不同。显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人们生存状况和对生命意义的判断，都使得现代的中国人在理解生命问题时出现了不同于既往的变化。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生命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天命，生命的赋予固然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的结合，但已经不再只属于上天的恩赐了。过去把生命看作天赐的观念，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诠释和证明下，已经回归到一种自然性的、生理性和社会性的本质上来。获得生命不再是天的功劳，而是生命体本身的权利了。同时，人一旦获得了生命，在赢得了生存的权利的同时也承担起了生命应该担负起的义务。这样一来，在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中，生命既是一种生存权利，也是一种生存义务，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正因为生命对于现代人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因此它也就意味着享有和责任。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个体的生命不再像过去那样属于上天，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受君王的控制。过去那种“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人的生命权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个体生命不仅要自我尊重，也需要赢得社会和他人的尊重。人的生命和生存不仅获得了尊严，也获得了自由。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生命意味着独立、自由、有尊严地活着。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生命依然是一个活着的过程，但这种活着是独立、自由、有尊严地活着。活着的过程是享受生命权利的过程，也是履行生命义务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含着索取，也包含着奉献。索取意味着人们应当从社会和他人那里获得应有的物质报酬、精神鼓励和荣誉，获得尊严与尊重；奉献意味着人们在获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赐予时也同等地为他人和社会提供他力所能及的回报，其中既有物质上的贡献，也有精神上贡献。

国家至上的政治价值观

讲到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最需要把握的一个思维出发点是中国社会中的家观念与国观念。由于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形成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观念，因此中国人在理解家和国的关系上就倾向于把二者当作一个整体，对它们不去作严格的区分，更不去把二者绝对化地对立起来。也由于在中国人心目中政治的本质是与家庭和国家的治理难以分开的，因此在理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时，我们就需要从家与国的关系入手，时刻不能忽略他们心目中家与国的位置关系与次序结构。在至今流传的很多名言中，有很多都讲到了中国人心目中家与国的关系，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管子·牧民》中所提到的“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这句话既表达了一种具有广阔胸怀的爱国观，同时也让人直面中国人视野中的家国关系。

2009年，在众多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歌曲中，有一首歌曲的名字就是《国家》，它的歌词的主要部分是这样写的：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的心声，也代表了中国人思维视野和价值观念系统中国与家的关系。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归宿，也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概念。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家的旧体写法所代表的是在屋檐下与家畜生活在一起的人。这个写法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头脑中最早的家观念的起源，就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人口、有家畜，屋檐可以遮风避雨，在家中的生活安闲舒适。这难免让人对家产生一种亲切感，因为那里代表着悠闲，代表着安全，代表着亲情，代表着家居。可以说，对中国人来说，家是人最真实、最温暖的存在处所。而国的繁体写法中既有人口，也有代表疆域的边框，这里的人口和疆域实际上就是“家”这一概念的扩展。换言之，国恰恰就是由无数个家庭组织起来的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口、土地等要素组合起来发挥保障和支撑作用。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国和家不可分割，在西方人中所普遍使用的“country”一词，中国人常译作“国家”。中国人自己在中文语汇中也常常是“国”与“家”合用，“国”与“家”不分。

在中国古代，君王称“国”，诸侯称“家”，诸侯是君王分封的，早期的封王往往都是君王的亲眷或亲近的人，不仅在血缘关系上与君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即便是血缘关系稍远一点的人，在政治隶属上或管理制度上也与君王不可分割。君王掌握着生杀予夺、封册削降等各方面的特权，使得诸侯所代表的“家”对君王所代表的“国”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从而也造成了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家国不可分离的思维原型。

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起源和组织的方式决定了中国人的家庭结构特征。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低下，人们利用和掌控自然的能力不高，在社会生产中需要集体协作、相互扶持才能够维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除去简单的劳动形式外，稍微复杂一点的社会生产活动就要依赖较多的人进行有组织的合作。因此，人们之间进行共同生产和交往就成为一种必要，家庭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建构最初就是建立在血缘性、公共性、协作式的社会生产之上的。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家庭关系的扩张，人们逐渐地把较大的社会组织纳入生产和生活的范围中来，并以它为基础拓展了生产、生活的空间。等到奴隶制国家形成以后，原始部落和氏族制度被瓦解了，有组织性的社会化了的家庭概念形成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家庭成为组成国家的社会单元，为社会生产的创造和阶级统治的进行奠定了社会组织基础。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分封制度的推广，进一步巩固了家庭作为基本社会组织及国家构成单元的事实。不过，家庭虽然从帝制皇权和国体中进一步分离，但家与国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

健康积极的社会道德观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当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便开始转向精神生活。于是，今天很多中国人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生活和道德生活，开始把提升精神生活品质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社会道德观念的状况和水平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社会道德问题也成为很多人关注的问题。然而，引起人们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的，往往是一些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传播的社会事件。

在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关注中，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道德状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看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变得很糟糕，社会道德滑坡严重，道德失范已经逼近社会伦理的底线。近年来出现了很多事件，可被持这种意见的人用作说明社会道德滑坡、世风日下的例证。譬如，2006年，南京市发生了一件令人颇感迷惑的案件——彭宇案。案件的主角彭宇因为搀扶摔倒在地的老妇人而被起诉到法庭，老妇人声称是彭宇将其撞到，要求法庭判彭宇对其进行赔偿。由于媒体的介入和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不知情，案件始终扑朔迷离，令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很多网友最终都认定彭宇被误判赔偿而受了冤屈。在这个案件中，人们普遍感到了当代人在社会道德和伦理信任方面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很多事件似乎也都加深了人们在这方面的感觉。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引起社会热议的“范跑跑事件”，2010年发生在南方某地的臭名昭著的“挟尸要价”事件，2011年广东某地发生的令人心颤的“小悦悦事件”等。

另一种看法认为，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良道德现象，在有些曾经绝迹的道德不良行为重新出现的同时甚至还产生了很多新的道德难题，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总的来说是大大提升了。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摆脱了不良的旧道德，获得了适应新时代的新道德。在这方面，近年来也出现了很多事件，足以作为充分的证据。比如，多年来一直义务献血、热心助人的新时代的活雷锋郭明义，2011年用手臂接住坠楼儿童的“最美妈妈”杭州市民吴菊萍，2012年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和“最美司机”吴斌等。最近两年来，“最美”几乎成为一个新闻热点词，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最美”现象，出现了很多很多“最美”人物。“最美”已经成为中国新道德的代名词，它寄托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符合美德的各种现象的期待，代表了新的时代道德风范。

“最美”现象诠释了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但尚未成熟之时，社会思想文化和道德领域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转折，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那么，当代中国人在社会道德上的本质价值追求到底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否像悲观论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滑入道德的深渊了呢？在我们看来，如果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客观而准确的把握，如果能够从历史的和世界的视野来观察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当代中国人面临着创造新道德的境遇、在某些领域中存在着道德失范现象，这是客观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说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并且已经无可救药，这就有些危言耸听了。

在当代中国，人们对道德现象的评判，无论是批评，还是颂扬，都有利于社会的道德建设。在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时，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当一个社会在其特定的发展阶段不去容忍道德失范事件时，它恰恰将要迎来一种道德上的进步和升华。在当代中国，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每天通过网络对所遭遇的事件进行评判，他们发出的既有赞美的声音，也有批判的声音。他们所赞美的，恰恰是符合美德和社会良俗的事件；而他们所批判的，恰恰又是他们从内心希望得到改变并且努力改变的不道德事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进行了大量的批判，而在于他们的出发点是善良的、合德性的，是教人向善并且善于自我教育的。

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取向是健康的、积极的，是颂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急遽发展的时期，处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上升期。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开放，必然要求和呼唤美好的道德生活。每当社会上出现了善行，人们都能够从内心表示赞同和认可，并且希望善行更多，也愿意自己去做善事，不去违背基本的道德标准。而当社会中出现了一件有违善德的事件时，人们又能够从内心贬斥和厌弃它，并且知道去进行自我教育和诫勉。这样的道德状况，不正是健康积极、可赞可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