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续述》

【基本信息】

作者：陈锦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

【编辑推荐】

该书是继2005年出版的《国史忆述》后又一本凝聚了陈锦华主席对我国纺织工业大发展、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宝钢建设、国家体改委改革、博鳌亚洲论坛组建等重大历史事件思考的重要著作。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回顾，作者提出了许多极富见地的真知灼见。

该书真实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回顾了许多重大决策出台始末，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该书的出版对社会各界更好了解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对于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有重要意义，也必将被社会各界所关注。

【内容简介】

陈锦华同志长期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继《国事忆述》之后，陈锦华同志再推新作，将自己在我国纺织工业大发展、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宝钢建设、国家体改委改革、博鳌亚洲论坛组建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心路历程结集成书，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与成就。“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于党史、国史的研究工作多有助益，对社会各界更好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成就和发展道路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陈锦华，安徽省青阳人，1929年7月生。陈锦华同志亲身经历了新时期许多国家大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直接参与国家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工作；七八十年代，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筹建宝钢、筹建中石化公司，出任总经理；90年代初期任国家体改委主任；1993年起任国家计委主任；1998年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主持筹建博鳌亚洲论坛，多次出访非洲，并数次会见俄、日、古、美等国首脑。主要著作有《国事忆述》、《中日关系大事辑览》等。

【目录】

第一章 中国解决穿衣问题的伟大历程

筚路蓝缕，衣被天下——新中国纺织工业历程

中国现代纺织工业不能忘记钱之光

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带路人——回忆陈维稷

荣毅仁在纺织工业部的工作岁月

中央领导对荣毅仁的关怀和支持

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强国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知名品牌

第二章 宝钢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率先模式

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新模式

宝钢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迎难而进

忠诚·敬业·奉献——纪念方如玉同志

第三章 中国石化工业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石化与祖国共壮大

建议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

第四章 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

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

1990年至1992年酝酿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情况的回顾

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要有新思维

中国改革发展形势下的政府作用

软科学事业要走咨询与研究相结合的路子

积极探索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改革路径

第五章 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理念

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理念

国家计委要有新面貌

人民公仆李先念

研究对外开放需要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

抑制过热需求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治本之道

“以人为本”是振兴东北的核心理念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扩大开放上开创新局面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不能道德缺失

重温历史经验促进“两个转变”——读《薛暮桥回忆录》

环保产业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支撑

印度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第六章 企业兴旺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从业生涯企业情结

正确看待企业家群体

以人为本是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东方企业文化》访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陈锦华

企业要肩负起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以诚信为本端正企业经营理念

重视学习和发展中国自己的经验

企业500强排序引发的思考

天道酬勤厚积薄发——远离浮躁全力提高企业素质

“三九”的教训——“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性缺陷

企联要真正代表企业的利益

企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责任

企联要承担协调劳动关系的更大责任

中日企业应当做诚实守信互利合作的典范

推荐《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

第七章 中国与亚洲和世界的对话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的创立和发展

搭建中欧友好合作的新平台

第八章 对外合作中的和平友好与互惠发展

友情与认真——纪念中日邦交35周年

日本“旭日大绶章”授勋记事

中法友好的历史传承

法国与中国合作的率先眼光

瑞士的精美精巧精

自序

2005年8月，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发改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国事忆述》出版举行座谈会，徐匡迪同志（时任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在发言中评说，在他看来《国事忆述》中讲的事，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未讲。他的这个评说，在一般人听来，以为是惊人之语。在我看来，实是知己之言。在《国事忆述》一书中，确有一些事没有完全讲出来。现在这本《国事续述》的若干文稿算是重要补充。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事、有些话仍然是不能讲的，有的甚至要湮没在遗忘河里。这是古今中外都难以避免的，我想读者也一定能够理解。

在与徐匡迪同志的多年交往中，我经历的几件事曾得到他的称赞和支持。这些事在《国事忆述》中确实讲得不全，有的只是提到而已。一件事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上海发展战略的一次争论。当时我已调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作，上海市筹办这次讨论会的市计划委员会邀请我到会（我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兼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上海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心是经济结构，即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认为，上海应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壮大现代服务业，但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仍然是上海的强项，是支撑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工业化需要继续倚重的基地。我还强调说，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也会根基不牢。徐匡迪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后来我曾同江泽民同志说起这次争论，他也认为第二产业不能削弱，还说他曾问过英国前首相希思的看法，希思认为，发达的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事隔多年，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再来看那次争论就更清楚了。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实体经济严重削弱，成为美国经济的致命弱点，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就业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当政者和学术界都在反思的重大治国教训。再一件事是长江带的开发。199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后，我曾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并亲自带队对长江带的进一步开发进行专题调研，意图为“十五”规划寻找新的增长点，激发活力，带动面上更大范围的持续发展。徐匡迪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抓得准确，对全局具有突破性影响。但高层认识并不一致，工作进展不理想，直到后来中央决定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长江带才迅速崛起，成为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强大增长极。还有一件事是，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现“软着陆”以后，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下一步宏观经济走向，提出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把追求速度迅速转为追求效益和质量。徐匡迪同志当时在北戴河参加另一个会议，国务院领导接见计委会议代表时被邀请参加。他对我说，完全赞成计委会议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和各项举措，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可惜这件事后来也是抓抓放放、反反复复，一路走得不顺，直到现在也未解决。

我举这几件事是想说明，徐匡迪同志对《国事忆述》的评说是有根据的。有个很著名的故事讲，人在死后的旅程中，必须跨越一条河流，在口渴时便喝一口河中的水，于是生前之事便会统统忘光，不再剩有留恋和遗憾。这条河便被叫作遗忘之河。我并不欣赏这个故事，更不赞成把生前之事统统忘光，那样相关历史就会留下不应有的空白。因此，我仍想把有些事，有些重要心迹，不留在遗忘河，而是讲出来留给后人。我所以称它们为“心迹”，是因为重要。集中在这本《国事续述》中的文稿，都是我的重要经历的记录和见证，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迹。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实践和教育，总有一种“穷年忧黎元”的情结，即使在离休以后，依然不改清流习俗，怀有韩愈那种“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劲头。收集在本书中的一些信札、报告，就反映了这种心态。现在一并发表，算是如实表露心迹。写完序言，有点怅然若失，思绪难收。坐吟良久，凑得一绝：人生终别大舞台，万曲千歌无复来。云卷云舒风飘去，潮生潮落信悠哉。

第一章  中国解决穿衣问题的伟大历程

筚路蓝缕，衣被天下——新中国纺织工业历程

记者：您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近60年来我国纺织工业的进步和成就，都非常熟悉。您能否谈谈我国纺织工业的整体发展历史。

陈锦华：我于1946年3月参加工作，至今已60多个春秋，其中前30年（1946年5月-1976年10月）是先后在纺织工业企业和地方、国家纺织工业领导机关度过的。纺织工业在我心中有着深厚的情结。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讲讲我的重要经历和切身感受。旧中国的纺织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产业，拥有的资产、产业工人、市场份额和民族资本都是最多的，在国民经济中影响也最大。同时，它又带有较为显著的半殖民地特色，主要表现在设备和原料都不能自给，要依赖从国外进口，早期的资本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操控的占了一半以上，整个产业受制于外国资本。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的纺织工业，使它成为独立自主、为新中国服务的重要产业，就必然要从解决设备和原料自给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建立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体系。

纺织工业部成立以后，先后把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原有纺织零配件修配厂，按照专业特长改造成纺织设备制造厂，生产不同的机器，再组织全国性的协作，形成成套供应能力。这件事，只在工业内部进行，不受外部自然因素的制约，经过努力，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就解决了，可以满足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时隔十多年，即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根据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以及中国自己的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对棉纺织设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升级换代，使设备生产效率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这前后两代设备，用于中国对亚洲、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成效良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培养人才的工作也迅速展开，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高等院校专业调整中，把江苏（南通）、上海等地高等纺织院校合并组成华东纺织工学院，专业设置齐备，比较快地适应了新建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等纺织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此后，还不断接纳了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成为中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解决纺织原料就不是工业内部的事，而是要靠农业，要靠天吃饭，情况复杂，难度特别大。当时靠农业供应的纺织原料，占了纺织用原料的百分之百，包括棉花、羊毛、黄麻和蚕丝，主要是棉花。生产棉花要占用大量耕地，增加生产势必多用农田，这就与解决吃饭问题发生了矛盾。“民以食为天”，吃饭毕竟是最重要的。多产棉花只能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需要良种、化肥、农药的支撑，而当年这些支撑的条件都比较差，这就导致棉花生产长期上不去，使纺织工业多年处于原料供应不足的困境。根据国际上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解决天然纺织原料不足的矛盾，要靠发展化学纤维。对中国来讲，这是一条完全的新路，是没有基础的创业之路，也是给中国纺织工业带来转机和开辟新天地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发展化学纤维工业，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造纤维时期。1958年、1959年“大跃进”之后，我国农业生产遭受到很大破坏，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棉花产量倒退到1950年的水平。纺织原料严重短缺，形势非常严峻。人们总要穿衣服，原料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纺织工业部党组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毛主席曾经讲过，发展中国工业要“两条腿走路”。解决纺织工业原料，同样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天然纤维，一条腿是化学纤维。这个报告是1960年5月向中央报告的，中央很快就批了。中央批了以后，要抓好落实。从哪里着手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部党组决定，把起始的重点放在人造纤维上。化学纤维分为两大类，一类叫人造纤维，也就是纤维素纤维，它本来就有纤维素，经过化学处理后变成可纺织用的纤维，所以叫作人造纤维，也称黏胶纤维。另一类是完全用人工化学合成得到的纤维，叫合成纤维。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我们缺乏发达的化学工业，还不具备发展合成纤维的条件，只能从人造纤维入手。当时发展人造纤维的原料主要是木材，而且不是所有木材都能用，只能用一种在大兴安岭北坡生长的白松，它的纤维素比较好。这种白松总量不多，我曾随钱之光同志专程去大兴安岭作过调查研究，查看资源情况，确实很少。走人造纤维这条路，当时虽然资源很有限，但也必须尽快迈出步伐。1960年7月，纺织工业部党组再次向中央报告，提出“实行两条腿走路，要先从人造纤维开始着手建厂”。邓小平批示：“我看是值得干的，合成纤维也要考虑。”这个批示表明，小平同志当时就了解到，发展化学纤维可以先从人造纤维开始，合成纤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接着，李先念同志批示：“这件事情晚干不如早干，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当时的纺织工业部由李先念同志管，他知道棉花产量上不来，穿衣服的矛盾越来越大，特别赞成赶紧着手搞化学纤维。中央领导批示后，工厂设计、设备制造以及调集人才等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李先念同志分管财贸口，为什么又分管纺织工业部呢？纺织工业部本来属于工业交通口，归薄一波同志管，但当时的工业重点是重工业，任务很重，对于贴近市场的轻工业生产，很难再分出精力来进行管理。李先念同志当时分管财贸，了解民生需求，中央就决定让他来抓纺织。李先念同志大力支持发展人造纤维，也非常用心，经常找纺织工业部的钱之光等同志讨论，遇到什么问题就想办法帮助解决。

发展人造纤维设备，难度最大的是计量泵和喷丝板，要求很高，必须耐碱液腐蚀，要用很宝贵的白金做材料，而白金归人民银行管理，李先念同志专门给人民银行作了批示，使用白金的问题顺利解决。

做计量泵的工艺技术要求非常高，加工精密，设备必须进口。当时进口这样一台机床非常昂贵，要用宝贵的外汇。我们解决不了，又去找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虽然分管财政，但是这个项目没有列入预算，他不能随便批。他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不是管财政么，你可以三只手嘛。”意思是在规章制度以外，可以灵活去办。这就等于毛主席同意了，问题也顺利解决。在人造纤维阶段，我们建了一批新厂，有南京的、新乡的，还有丹东等地的老厂改造扩建。在此以前，我们还从民主德国引进了一套人造丝成套设备，规模为年产人造丝5000吨，工厂建在保定。这批新厂，以南京化纤厂建得最快、最好。当年为了响应中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号召，部长们都带头下到基层单位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工作。钱之光同志带了一个小组，到南京化纤厂蹲点，指导新厂试车生产。蹲点调查研究结束以后，钱之光同志给薄一波同志写了封信，报告在南京化纤厂的工作情况，信的内容由钱之光同志授意，由我执笔起草。薄一波同志将此信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做了批示转发。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影响很大。后来国家建委总结全国搞得好的先进单位建设经验时，南京化纤厂被选为成功的典型，和铁道部的马鞍山轮箍厂一并被作为建设工作搞得好的典型向全国推广。总体上看，人造纤维是从1960年开始搞起，得到毛泽东、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进展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批化纤厂的建设，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建设经验，打下了设计、制造合成纤维纺丝设备的基础。第二个阶段，维尼纶时期。人造纤维搞了两三年，主要使用木材为原料，但适用的木材资源十分紧缺，发展化学纤维再次受到原材料的制约。我们也寻求过其他办法，例如，把棉花籽外面的短绒剥下来做原料，仍然远远不够。这条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到1964年，我们就不能多用纤维素类的纺织原料了，而是采用矿物质来制作纺织原料，也就是维尼纶。这样，我们就从人造纤维转到了合成纤维的新阶段。维尼纶纤维用电石作原料，把电石做成乙炔，然后再经过化学方法做成纤维原料，再纺丝，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当时世界上拥有维尼纶技术的国家只有日本，我们就和日本谈判引进技术。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邦交，只能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进行，中国叫廖承志办事处，日本叫高崎达之助办事处。因为我们缺乏资金，又通过日本政府取得贷款。这个过程中，曾经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多方阻挠，他们妄图阻止日本向中国输出此项技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挖空心思，横生枝节，甚至想了些荒唐的理由进行阻挠，比如说，维尼纶纤维可以做军服和帐篷，属于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战略物资，应该禁运。后来这些阻挠阴谋都被一一击破。这个项目是中日建交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第一个成套设备项目，中央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过问，廖承志具体负责指导，最终胜利建成，年产量为10000吨维尼纶。这套生产工艺设备，在日本是建在一个厂内，但中国引进后，前面部分以电石为原料，生产聚乙烯醇，由化工部负责，建在北京东郊的九龙山；后面部分为抽丝，由纺织工业部负责，建在北京顺义，两个厂距离很远，分开生产，增加了产品成本。顺义维尼纶厂的建设，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领导同志都去看过，标志着我国发展化学纤维已从纤维素原料，进入到使用矿石原料的合成纤维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只用了几年时间，掌握了维尼纶技术，也具备了制造这套设备的能力。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天然纺织原料更趋紧张，轻工业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纺织、轻工、二轻三个部合并而成）就参照北京九龙山有机化工厂和顺义维尼纶厂的设备、工艺技术，在全国建了9个维尼纶工厂。从1964年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维尼纶产量大幅度增加，部分填补了纺织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但是，很快另外一个问题就突出出来，维尼纶用作纺织原料，本身的性能不是太好，主要是穿在身上发涩，不挺括，舒适度不高，开始时市场还接受，渐渐地人们就不太欢迎这种原料做出来的纺织品。进入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维尼纶纺丝生产逐步停止，只保留了前面的原料部分和少量的纺丝生产，改为主要从事聚乙烯醇等浆料生产。第三个阶段，石油化工原料时期。这个阶段从1972年开始，用石油、天然气做原料，生产涤纶、腈纶、绵纶等产品。

当时所以能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成套技术设备，主要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1971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主席南巡途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就休息上街的机会做些社会调查，了解群众反映。有人回来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才买到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毛主席很惊讶，怎么买一条裤子还要排半天队？就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周总理讲，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就问，买一个行不行啊？周总理说那当然行。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盛行，到处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如果毛主席不发话，别人是不能决定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成套技术设备的。二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同国际上的交往增多，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同中国建立邦交，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兴趣空前高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气候都有利于引进技术设备。三是大庆油田的产量已经上来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可以为开发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化纤提供资源。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凑到一起，才使引进合成化纤的成套技术设备成为可能。从市场需求方面看，当时穿衣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棉花产量是209万吨，到了1972年，即决定引进化纤成套技术设备的那一年，棉花产量反而下降到195万吨。

记者：现在，我国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穿衣问题，是纺织工业的一大贡献。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锦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里面，化纤工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化纤的产量只有38万吨，距离满足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钱之光同志找李先念同志，希望批准建设规模

更大的江苏仪征化纤厂，把化纤总产量搞到100万吨。李先念同志就找到华国锋同志，说钱之光想把化纤搞到100万吨，华国锋同志表示，100万吨少了，最好能搞到200万吨，因为他长期管农业，知道我国的棉花产量上不来。事后，李先念私下对钱之光说，华国锋讲大话，根本搞不到200万吨。结果怎么样？2009年中国的化纤总量达到了2700万吨，占到全世界化纤总产量的70%多。这是以前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总体上，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进步实在太大了，作为这个事业的参与者，我对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钱之光传》邀我作序，我在序言中讲道，中国的穿衣问题由来已久，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过。“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即使在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三个史学界公认的繁荣时期，穿衣问题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其中开元盛世是最富的，就在紧接开元之后的天宝年间，杜甫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绘；他在《三吏三别·石壕吏》中还写到，“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都可证明当时确有许多人饥寒交迫、衣不蔽体。中国人常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可见穿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解决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成为可圈可点的光辉一页。

在旧中国，相对来说纺织工业是最发达的，是当时的第一支柱产业。建国初期，纺织工业的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但那时我们靠进口美国棉花、靠进口外国设备来支撑。后来，在钱之光主持纺织工业部期间，先解决了自己生产纺织设备的问题，然后又解决原料问题，从天然纤维到人造纤维，再到后来的合成纤维，最终把人们的穿衣问题圆满解决了。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现在的衣食住用行几大类生活要素，解决得最好的是穿衣问题。国内国外、城市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穿衣水平差别不大。当然，穿名牌、追求奢华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仅就得体的穿着、御寒保暖来说，差别不大。我们的消费价格指数，是由八大类产品的价格统计出来的，其中只有衣着类产品的指数最稳定，而且不断下降。现在许多人都担心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创新高，今年8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超过了3%的温和通胀标准线。但衣着类的产品价格仍然是下降的，这个结果是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没有纺织产品的极大丰富，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国的纺织服装出口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到世界纺织品总贸易量的24%，即四分之一，称得上是“衣被天下”，没有发达的纺织工业，同样做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