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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厉华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1年6月
【内容简介】
小说《红岩》被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自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那么真实的红岩英烈斗争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信仰的力量——红岩英烈纪实》以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百余张珍贵的书信、文件等史料和历史照片为基础，力图还原历史的真实，挖掘红岩精神的内核。该书讲述了江姐、陈然、宋振中、韩子栋、许晓轩、张露萍、罗广斌等十位红岩革命志士在渣滓洞、白公馆里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真实斗争故事。红岩英烈们牺牲了亲情的温暖与前程的光明，超越了肉体的痛苦与死亡的威胁，放弃了宝贵的生命和无价的自由，义无反顾，慷慨赴死，“清操厉冰雪，鬼神泣壮烈”，“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不屈的意志与坚定的信仰，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伟大的人格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优良传统，红岩英烈的故事对今天的人们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激励作用。感受革命先辈们坚守信仰誓把牢底坐穿的精神，矢志不渝于烈火中永生的气概，可以给今天的人们以激励与鼓舞，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与和平，无愧于革命先烈的付出与牺牲。
该书为作者在央视《百家讲坛》同名讲座基础上整理润色而成，图文并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兼具。该书为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常备常销图书，自出版以来重印1次，码洋百余万，2011年入选中国出版集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11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作者简介】
厉华，文博研究馆员。现任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奖。从事红岩研究近30年，做过千余场相关报告，被称为“红色文化研究专家”“红色演讲第一人”。2004年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2005年荣获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2007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首批“四个一批”人才；2008年被评为全国文物系统“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先进个人；2009年荣获重庆市新中国建国60周年突出贡献奖。
【目录】
第一讲：《红岩》作者的别样人生——红色作家罗广斌
第二讲：虎穴龙潭建奇功——红色特工张露萍
第三讲：黑牢里的自白——红岩烈士陈然
第四讲：母子同心写传奇——红岩烈士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
第五讲：道是无情却有情——红岩烈士刘国志
第六讲：一片丹心向阳开——红岩烈士江竹筠
第七讲：年纪最小的“老政治犯”——红岩烈士宋振中
第八讲：宁关不屈示忠诚——红岩烈士许晓轩
第九讲：“疯老头”虎口越狱——脱险志士韩子栋
第十讲：在烈火中永生——叶挺将军
第一讲 《红岩》作者的别样人生——红色作家罗广斌
一部小说《红岩》，让江姐、许云峰等人的名字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珍贵记忆，也让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成为山城重庆的地标。这部经典小说的作者之一，就是罗广斌。罗广斌的家族曾富甲一方，他的哥哥曾官居国民党兵团司令、陆军中将，但罗广斌却坚定地站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对立面。因叛徒出卖，他被捕入狱，备受摧残。“11·27”大屠杀中，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带领难友集体越狱。这才有了后来打动了无数读者灵魂的奇书《红岩》。
提起重庆，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红岩，想到渣滓洞和白公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个世纪风靡全国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岩》。
1961年，曾经在国民党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关押而后成功越狱脱险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和曾经在渣滓洞监狱关押而后被营救出狱的革命志士杨益言，以亲眼所见的革命烈士们狱中斗争的真实事迹为蓝本，满怀对遇难战友刻骨铭心的怀念，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鲜为人知的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开始为广大读者所熟悉，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一大批革命志士也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革命偶像。
迄今为止，小说《红岩》发行量已超过1000万册，并以其深刻的革命世界观、人生观、生死观教育，成为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红色经典。红岩，也因此成为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标志。
渣滓洞、白公馆每年要接待来自国内外的游客600多万人次，许多人到这里喜欢问：小说《红岩》中所描写的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疯老头”华子良和双枪老太婆是真有其人吗？
我在渣滓洞、白公馆连续工作了26年，一直从事烈士事迹和文物档案的研究、开发，每一件文物、每一张照片、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在不断地感染我，我也在不断被感染的过程中寻求烈士们的思想和人生轨迹。我曾经写过一本《〈红岩〉小说与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书中的文学艺术形象可以和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一一对应，所以，我要说，《红岩》中的英雄人物不但有真实的生活原型，而且描写的事件也有真实的文献资料基础。
在狱中，他们坚贞不屈、临危不惧，面对死亡大义凛然，绝不透露党的半点机密，绝不玷污党的荣誉。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一种信仰的力量。在今天看来，这尤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这种信仰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从小就经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圣贤情怀和精英意识，内忧外患的时代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共产主义信仰。
这种信仰，使他们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支撑着他们去追求自己的信仰、捍卫自己的信仰，乃至于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激励着他面对监禁绝不投降；也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使他死里逃生、虎口脱险之后，毅然拿起笔来，整理、记录狱中斗争的情形，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党史文献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小说《红岩》，还原了艰苦卓绝的狱中斗争，留下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这一讲，我就向大家讲述红岩历史上的脱险志士罗广斌的传奇人生。
在反抗封建家庭专制中觉醒
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关押的革命者中，有的是富裕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共产党的影响、教育，最终选择了革命。罗广斌，就是这样。
1924年，罗广斌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受到了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他对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民族英雄都十分敬仰，立志效法他们报国救民的英雄气节，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取向奉为自己的座右铭。
但是，他的这种崇尚正义的思想却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和家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罗广斌的家庭是当时四川显赫一时的大家族，众多的田产、家业自不必说，他的哥哥罗广文毕业于黄埔军校，是陈诚的得力干将，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将、十五兵团司令兼108军军长，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
和大多数封建家庭走出的进步青年一样，罗广斌这种自发的革命意识也是从反抗封建家庭开始的。
15岁的时候，还在上学的罗广斌与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的女儿牟爱莲相爱了。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同桌为友。罗广斌还给牟爱莲朗诵巴金翻译的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的作品《秋天 里的春天》中的诗句：“……你可知道阳光的爱抚，那奇迹的春的接吻，它的温暖将使你再生？”安慰因家庭不如自己富有而显得自卑的牟爱莲，向她表白爱意。
但在罗家人看来，这样一个落拓穷困的商人的女儿，和显赫富有的罗家如此的“门不当，户不对”。罗广斌的父母大为恼火，极力阻止，甚至将老师请回家来单独授课，不准罗广斌随便外出。从1940年到1943年读完高中，罗广斌认为自己过了“三年囚禁般的生活”。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从那时起，开始认识了封建势力对于年轻人的束缚、统治，而且渴望对它‘革命’……”
罗广斌是如何最终走出这“囚禁般的生活”的呢？我们不得不提到去年一部非常走红的电影《让子弹飞》的原作者、著名作家马识途。
马识途是罗广斌的同乡，也是大户人家子弟，自小和罗家人熟悉，比罗广斌稍稍年长。罗广斌的父母希望马识途能够开导罗广斌与那个根本配不上罗家的牟爱莲不再往来。
针对罗广斌喜欢看国外名著的特点，马识途这样开导他：恋爱是一个人的权利，你不是读过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吗？浮士德从爱情的挫折背后看到了社会的弊端，进而激发了他走上社会变革道路的渴望，你应该有这个权利，你也应该有这样的渴望。
罗家人并不知道，此时的马识途虽在西南联大读书，却已是一个有六年党龄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次谈话给了罗广斌很大启发，他决心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当又一次与牟爱莲偷偷相会被发现，盛怒的父亲竟然要动用家法时，罗广斌与父亲大吵一架之后愤然离家出走。罗广斌从背叛封建家庭开始，走上了一条追求革命的道路。
在民主运动中走向成熟
罗广斌走向社会，第一个要找的不是别人，正是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马识途。虽然此前马识途并没告诉罗广斌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罗广斌凭直觉认为，这个同样出自大户人家的同乡，就是自己首先要找的人。
在那个黑暗而迷茫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让无数倾向进步的青年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马识途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学运负责人，在他的帮助下，罗广斌考入了西南联大，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的活动，开始系统地接受党的教育。
抗战时期，北京、上海、南京一些著名大学内迁西南，在昆明办起了西南联大，昆明一时成为全国学术、民主精英的荟萃之地，这种氛围使罗广斌受到了民主思想的洗礼、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罗广斌开始走向成熟。
1945年12月，昆明爆发了爱国学生要求民主和平、反对内战、抗议反动军警暴行的“一二·一”学生运动。罗广斌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突出的组织能力被推选为学生罢课委员会主席，亲身参加了这场民主斗争，也亲眼目睹了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他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血，是恨的种子！”这样的诗句。
血的教训，使年仅21岁的罗广斌从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转变成为一个自觉革命的青年。
但与此同时，由于过多地抛头露面，罗广斌暴露了。特务开始对他实行监视和跟踪。马识途对他不注意自我掩护进行了批评，要求他立即转移。罗广斌随后到了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以作掩护。 1947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罗广斌考入重庆的一所地方高校，继续从事学生运动。
经过地下党几年的教育培养和实际斗争的锻炼，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志介绍，罗广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地下党中也出现了叛徒。党组织立即要求与《挺进报》有关的人员马上转移，罗广斌也在其中，按要求应立即转移到秀山。 而正在这个时候，经党组织同意，与罗广斌分开近八年的恋人牟爱莲即将来到重庆。是等她来了一起走，还是立即就走？如果自己留下来等她，出了问题，组织受到影响怎么办？如果不等，立即就走，她来了又会怎么想？什么时候才能见面？罗广斌陷入了难以抉择的痛苦之中。
这时，他想起了入党时江竹筠、刘国志与他的谈话。江竹筠在入党谈话时对罗广斌说：“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一旦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做好随时随地为党、为社会大众牺牲一切的准备，无论遇到任何情况，对党都要绝对忠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刘国志告诉罗广斌：“我们都有背叛封建家庭的相同经历，当我们选择干革命的时候，就要懂得革命的前提条件就是对党的忠诚，假如做不到这一点，可以不做选择，一旦选择，就不能背叛。” 此时的罗广斌已经成为一个有信念的革命者，人生追求已经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局限，所以，罗广斌还是选择了立即转移，去了秀山县，而没有选择与自己心上人难得的见面机会，可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罗广斌为了自己的信仰，最终牺牲了这段美好的感情。
叛徒和亲哥哥的出卖，让他被捕入狱
1948年7月，地下党决定让罗广斌回到成都，与家庭恢复关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1948年9月，正当这位回到家中得到父母谅解的“幺老爷”在秘密筹划如何开展工作的时候，却在家中突然被捕。罪名是“奸匪嫌疑”。 是谁出卖了罗广斌呢？ 出卖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已经叛变的原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而告诉特务具体家庭地址的，却是他的亲哥哥罗广文。
叛徒冉益智告诉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侦防处的处长徐远举——此人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罗广斌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他知道川康特委领导人马识途的地址。 就这样，罗广斌在自己的家中遭到了逮捕。在渣滓洞监狱，徐远举和法官张界轮流对罗广斌进行突击审讯，妄图从他嘴里得到川康特委负责人马识途的地址。从徐远举的问话中，罗广斌反而知道了自己的上级是安全的，他心里暗自高兴，被捕以来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可以放心了。 在解放后（注释：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里的政治犯们欣喜若狂，他们盼望着早日出狱。但从10月1日到11月27日的58天里，国民党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但很多革命志士再也无法见到新中国的黎明了。本书所用“解放”，特指重庆解放。）的一份自传中，罗广斌写道：“……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在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
面对拒不招供的罗广斌，徐远举搬出了他的杀手锏，让批准罗广斌入党的冉益智对他进行“现身说法”。冉益智叛变后，被授予国民党保密局中校专员，他不但出卖地下党组织的机密，还经常到狱中去现身说法。 徐远举告诉罗广斌：他就是你想要见到的上级，他就是地下党的重庆市委副书记，你的入党就是他批准的，他现在可是我们的中校专员了。
罗广斌非常吃惊，他实在不敢相信。
冉益智也是第一次见到罗广斌。他走上前微笑着对罗广斌说：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到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罗广斌听到这些非常熟悉的话语，立即想起这是自己入党申请书里的话语，他相信了徐远举说的这个人就是他原来的领导、他的上级……同时，他也知道了为什么特务知道自己加入党组织的情况，全是冉益智出卖的。
徐远举非常得意地对罗广斌说：你相信了吧，怎么样？还是把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地址告诉我们吧！冉益智也厚颜无耻地对罗广斌说：“政府讲天理、国法、人情，你只要讲出来，就可以回家了，你今后不搞政治，去学科学，仍然是有前途的！否则万一玉石俱毁，后悔就来不及了。” 想不到自己曾经的上级竟然这样卑鄙，罗广斌怒不可遏：“后悔？我有什么可以后悔的？放心，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送我回监狱！”说完话，罗广斌大步走出了审讯室。 与罗广斌同狱的李玉钿同志解放后写的证明材料中记载：“罗被捕送渣滓洞后，虽经数次最严厉的审问，始终未屈服，徐匪劝他自新，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态度倔犟，被戴上了很重的足镣，他也不觉得痛苦，反而态度怡然自得……原以为这个出身官僚地主大家庭的‘少爷’扛不住特务的审讯，担心他会出问题，但是，眼前戴着铁镣、手铐的罗广斌却让难友们发出由衷的钦佩！难友何雪松称赞他是敢于‘冲向风暴的海燕’。” 罗广斌在一首名为《我的自白书》的诗中这样写道：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须要自白
就拿起皮鞭吧
举起你们的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
毒刑、拷打、枪毙、活埋
你们要怎么就怎么干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样地爬出去
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
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
我的血肉全在此地！
读着这样的诗，不知大家有何感受？铁镣、手铐、毒刑、拷打、枪毙、活埋，在罗广斌的眼里不值一提，而是“你们要怎么就怎么干吧”，字里行间是那样从容，又是那样潇洒。“不能像狗样地爬出去”、“我的血肉全在此地”——这就是罗广斌的回答！这铿锵有力的笔触背后，向我们传达出一种大义凛然的力量。 这力量是什么？就是一个共产党人为了人类进步事业的追求与信仰！
拒写《悔过书》，放弃个人自由
碍于哥哥罗广文的显赫身份，特务们不敢拷打态度强硬的罗广斌。后来徐远举又将罗广斌转移到白公馆监狱，要罗广斌好好反省，只要写出《悔过书》，就放他出狱。自由、出狱摆在罗广斌的面前，有的难友再次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个出身豪门、连特务也敬畏三分的大军阀的弟弟。能出狱继续为党工作是罗广斌所企求的，获得自由更是他向往的，只要在《悔过书》上签个字，这一切立马就能实现。
罗广斌又一次面对人生的抉择。而这次抉择，罗广斌已经没有犹豫，他是那样的果断和从容！因为他非常清楚，写一张《悔过书》太容易了，但，那就意味着投降，意味着背叛自己孜孜以求的信仰。
在监狱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罗广斌的思想和灵魂得到极大的升华。他告诉特务：“无过可悔，要释放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特务们当然不会答应他。 1949年7月，面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变化，特务们感到，罗广斌是一个包袱，万一有差错今后不好向罗广文交代。于是他们将罗广斌的父亲请到办公室，想用家庭的力量对罗广斌进行“悔过自新”的劝降。父亲劝道：“你在报上写个退出共产党的说明，不要再去和政府作对，好好去读书、工作。”罗广斌与父亲激烈争吵一番后，大声叫道：“送我回白公馆！”然后昂首挺胸，走出特务的办公室。
曾在白公馆与罗广斌同狱相处的难友、《大公报》的顾建平这样回忆道：“罗广斌这青年有骨气，他始终不肯交出组织关系。7月，被他家人保释出去，但第二处必须要他写一张《自白书》或者《悔过书》，他仍然一个字不肯写，宁愿回到这里来，所以又抱着铺盖来坐牢。……我想，假如换一个人，家庭境遇这样好，监牢生活这样苦，既然走出这黑狱，就可能考虑到恢复自由的‘技术问题’，但他竟不折不扣拒绝低头，而且回到监狱时的态度、精神仍然那么正常，毫无后悔怨尤，真难得！真可敬！”
多年前，罗广斌因个人恋爱问题与父亲大吵一架离家出走，获得个性的自由。而今天，为了大众的自由和解放，他放弃了出狱回家的机会，主动牺牲了个人的自由。是什么力量在和个人的自由抗衡并且把它战胜？罗广斌告诉我们，那就是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是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个人的荣辱得失之上，是将劳苦大众的幸福与解放当成自己最大的理想。正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力量，这个富家公子、军阀的弟弟才能拒绝了这难得的出狱机会，昂然、决然也自然、坦然地走回了牢房，以传说中衔木自焚的火凤凰一般的大无畏气概，浴火重生。狱中绣红旗很多人都在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中看到过江姐等女难友绣红旗的动人情景，其实，真正绣红旗的却是罗广斌和他的室友。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难友们为之激动，为之兴奋。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他们相互拥抱，在地上打滚；有的用铁镣手铐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表达自己对共和国的崇敬之情。 当时，每个难友都在想象新中国成立的壮伟场景，牢房里不断发出高呼声：“新中国！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新中国！”
罗广斌眼见这热烈的情景，忽然一个念头闪现，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去迎接重庆的解放！” 罗广斌把自己的一床红色被面取下，难友们用草纸撕成了五颗红星，但是，五星红旗的具体图案是什么样的呢？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旗中间应该是一颗大星，代表我们党，红旗四个角上是四颗小星，代表四万万中国人民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他们用饭粒将草纸撕成的五角星贴在被面上。 最后，罗广斌还代表大家创作了一首诗：
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一面用红色被面做成的五星红旗，
……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红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的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冲出去！
可惜，这面红旗未能打出去。红旗做好后，他们把它藏在牢房的地板下。1949年11月27日，保密局下令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行屠杀！解放后，在清理烈士遇难现场时，罗广斌回到牢房，从牢房地板下取出这面红旗。解放初期，这面红旗随着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狱中斗争的事迹一同展览。在重庆展出以后，又被调到北京、天津、大连展出，后应首都观众的要求，再次回北京展出。后来，因为筹建国家博物馆，这批展品包括红旗、血衣等物品被放在一个大缸中密封保存，当之后再次开缸时却发现全部物品已经霉变、破损。所以，现在白公馆监狱展出的那面红旗，是根据脱险志士的回忆复制而成的。
血染的记忆永远不会霉变、破损。虽然罗广斌等革命志士制作的五星红旗和实际的设计在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就是这样特殊的材料和特殊的设计，岂不照样充满了烈士们对革命必胜的向往和信心？
为什么红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在我们的少年时代，老师教我们第一次系上红领巾时，总会这样讲，她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当然，共和国的国旗有更为神圣、伟大而丰富的象征意义，但我想，作为生活在今天的和平幸福的共和国公民，每当看到迎风飘扬的代表着国家意志的旗帜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黎明前夕白公馆监狱里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志士们在白公馆制作的这面红旗，不正象征着对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的渴望吗？
策反看守，成功越狱
发生在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是从11月27日下午开始的，当进行到晚上8点左右时，为加速执行屠杀计划，国民党保密局要求白公馆所有枪手集中到渣滓洞，先行解决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100多名政治犯，白公馆监狱当时只剩下罗广斌等19人，只留下看守杨钦典负责。
曾经两次放弃出狱机会的罗广斌，此时敏锐地察觉到白公馆监狱的这种突然变化，一种带领大家越狱脱险的念头油然而生，假如不抓紧时机做看守的工作，组织大家越狱脱险的求生机会就会稍纵即逝。而能够越狱脱险的关键就是策反看守杨钦典。为什么有可能策反杨钦典呢？杨钦典本是国民党高层要员的警卫，因文化低、脾气大，被安排到白公馆监狱当一个看守。他认为没关系、没靠山，管理一批政治犯，一点“油水”都没有。当他了解到罗广斌的哥哥是罗广文时，就经常巴结讨好罗广斌，希望他出狱后能在他哥哥面前美言几句，能让他带兵打仗、升官发财。罗广斌利用这种心理经常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使他感觉到罗广斌这些共产党人挺有文化，讲事情很有道理。所以，当罗广斌对杨钦典进行紧急策反时，杨钦典觉得：这段时间发遣散费、烧文件、大撤退，国民党败迹已现，共产党打来是肯定的了！但是，歌乐山四周还是国民党管的，如果把他们放了，万一我还没走出歌乐山，他们找我要人，我怎么办？杨钦典难以抉择。
罗广斌对还在彷徨犹豫、难以抉择的杨钦典晓以利害：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不出三五天便成现实，你要想回河南老家孝敬父母，现在就必须有立功表现，否则今后跑不出重庆，回不了老家。你双手沾有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不立功赎罪，就是死路一条！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死无所谓，但是你的父母怎么办？你的家庭怎么办？不要犹豫了，站到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行动吧！
听了他的话，杨钦典终于下定决心帮助他们。为慎重起见，杨钦典将关押罗广斌等19人的牢房门锁打开，让他们不要动，说：我到楼上去观察一下，看看外面的动静，你们听见我在楼上跺三下脚，就自己把门锁取下，自己跑出去。
上了楼，杨钦典看着白公馆外漆黑一片，渣滓洞监狱那边却枪声不断，他终于做出最后的决定，抬起脚来，在木地板上使劲地跺了三下。就这样，在看守杨钦典的帮助下，罗广斌等19人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由于杨钦典帮助罗广斌等19人越狱脱险成功，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解放后被遣返回河南老家务农。
就在罗广斌准备策反看守、争取获得自由的时候，他的哥哥罗广文却在重庆外围被人民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罗广斌脱险成功获得自由后，罗广文也在国民党迅速溃败的现实中觉醒，在四川率军起义，向共产党投诚，获得了新生。
两兄弟有各自不同的信仰，在正义事业的强大力量面前，哥哥终于向弟弟靠拢，走向了光明正义。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血笔丹心著《红岩》
越狱成功的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后，一方面接受组织对他们越狱脱险情况的审查，一方面参加烈士遗骸的鉴别和收殓工作。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仿佛自己还在狱中。他不相信江竹筠、刘国志、许晓轩、谭沈明他们已不在人间，他更无法忘记战友们在狱中对地下党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讨论，他也忘不了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给党的事业、同志的生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江竹筠那“毒刑、镣铐，是太小的考验”，许晓轩关于党的建设、干部问题的种种意见……使罗广斌的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平静不了，他躺不下去。这个从屠杀中脱险的生者拿起笔来，把那些死者在狱中斗争的情况和殉难者对党的希望与嘱托写成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在1949年12月25日交给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部，随后又与杨益言同志一起，历时数年，数易其稿，最终完成了《红岩》这部长篇小说。
罗广斌整理记录的这个报告共有两万多字，包括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狱中斗争、脱险经过、狱中意见等七个方面，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成为一份具有极高价值的重要党史文献，它的核心点是一个人在政治上做出选择以后，就必须做到忠诚，而忠诚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而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支撑点。
比如对叛徒，《报告》中记录：“他们在叛变过程中，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毫无矛盾和痛苦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矛盾”和“痛苦”的过程中选择了叛 变这条道路？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不坚定。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同志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代表狱中那些死去的难友，提出了八条意见：
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烈士血与泪的嘱托，这是革命烈士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这是革命烈士生命最后所发出的强烈呼吁，这是我们在发展建设中不能忘记的警示。
这八条意见是针对地下党工作期间流血的经验教训而写成的；这八条意见反映了革命先烈高尚的品德和高度的责任感；这八条意见是今天改革开放中，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可不记取的血与泪的嘱托。
解放后，罗广斌先在重庆市共青团工作，后在文联工作。他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烈士立传，让他们的事迹广为传播。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力帮助下，从罗广斌、杨益言的烈士事迹报告整理，到《圣洁的白花》、《禁锢的世界》等，以渣滓洞、白公馆革命烈士斗争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小说《红岩》终于在1961年出版问世，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
在罗广斌短暂的一生中，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使他有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共产主义信仰，而这正是他和一切革命志士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无穷力量。他把这种信仰贯注到了《红岩》的字里行间，让我们看到了一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忠贞不渝的英雄画卷！天地正气，乾坤朗朗，我坚信，只要有这种信仰的延续，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充满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第六讲 一片丹心向阳开——红岩烈士江竹筠
在中国大地上，江姐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因叛徒出卖，她被捕入狱，被关押在重庆的渣滓洞监狱，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严刑拷打。但她的激情与不屈，却点燃了狱中斗争的火焰。她领导狱中难友们反抗，组织他们学习，稳定他们的情绪。但在重庆解放前夕，她却惨遭杀害。面对死亡，她说出了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回家一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消息传到了重庆的渣滓洞监狱，关押在这里的革命志士们压抑着心头的喜悦，击掌庆贺。
然而，一个月后的11月14日晚，特务们突然对着女牢喊：“0384号收拾行李，转移地方。”0384号，就是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雪琴江姐的囚徒编号。
就在这天晚上，江姐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的电台岚垭。这一年，她年仅29岁。
在所有红岩烈士中，江姐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一部《红岩》，让江姐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而伴随着那首脍炙人口的《红梅赞》的广为传唱，身穿蓝色旗袍、套着红色毛衣、系着白色围巾的江姐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这个女英雄的定妆照。江姐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革命者坚守信仰的高贵气节，还有这种信仰本身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
但也许大家不知道：真实的江姐，其实是一个十分弱小的女子，身高仅1.56米。
这么一个弱女子，为什么能爆发出那么强大的能量，能够历经无数次严刑拷打还说出“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似钢铁！”这样的铮铮誓言？
让我们再次走近江姐，再一次感受来自信仰江竹筠的无穷力量。
在丈夫倒下的地方，她继续战斗
1920年8月，江姐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她本名江竹君，竹子的竹，君子的君，取“梅兰竹菊”四君子之意，寄托着家和自己对高洁品质的追求。
1930年，10岁的江姐随母亲一起来到重庆，在一家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入了重庆一所教会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
1939年，她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夏天，经组织安排，江姐进入了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随后，又和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家庭”，他们的“家”也成了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的学习辅导中心。1945年，她与彭咏梧正式结婚。
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组织领导万县一带的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这时的江姐已掌握了川东地下党尤其是下川东地下党的大量组织机密，这正是被捕后特务们急于让她开口而对她多次用刑的原因。
1948年1月，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彭云还不到两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为了自己的信仰，江姐，这个看起来弱小的女子，反而因为丈夫的牺牲爆发出更加强劲的意志。
她强忍悲痛，把弱小的儿子托付给战友，毅然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同志们担心她挺不下去而试图让她留在机关做文书，她却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小说《红岩》中甫志高原型之一的涂孝文的出卖，江姐在万县不幸被捕，随后被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
江姐到万县工作时，化名为江志炜，取内心依然追求光明之意。被捕后，特务问她的名字，她说：“我叫江志炜。”狡猾的特务冷笑道：“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真名叫江竹君。”
这时，江姐听到了审讯室外风吹竹林的声响，想起了家乡那一大片竹林和竹子所象征的高贵气节，于是，江姐灵机一动，大声呵斥特务：“对，我是叫江竹筠，不过我那个筠，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的均，你们不要写错了。”
这就是江姐后来被档案记载为江竹筠的来历。
她的坚贞不屈重新点燃狱中斗争的火焰
特务从叛徒口中得知，江竹筠曾经担任过重庆地下党机关的机要文书，又是下川东地委副书记彭咏梧的妻子，手里肯定少不了川东地下党的组织机密，特务们不禁一阵狂喜，妄想从她身上找到“大缺口”，可以大面积破获重庆的地下党组织。
敌人的这些妄想，也正好是渣滓洞监狱难友们的极大担心。
这种担心，首先基于当时重庆地下党的严酷现实和渣滓洞的沉闷空气：江姐被捕前，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以及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等相继叛变，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出卖而被捕入狱，他们对叛徒的出卖感到十分义愤，同时又对领导的变节感到茫然：平时崇拜的上级怎会如此背叛信仰，出卖同志？有的人甚至对革命产生了怀疑。所以，整个狱中的气氛非常沉闷。
其次，难友们的担心还出自江姐曾经的状况：彭牺牲后的一段时间里，她难以从悲痛中恢复，一想起老彭总不免要伤心流泪，遇到自己人也总是控制不住情绪，甚至还到帮她带儿子的战友家中去大哭了一场。
她刚刚失去了挚爱的丈夫，儿子还那么小，身材又是这般瘦弱，她能扛得住吗？如果江姐再出问题，那么，下川东地下党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难友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江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坚定的回答，也正是从坚贞不屈的江姐身上，难友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和信念。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着特务头子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等人的若干交代材料。江姐曾三次遭受酷刑。
第一次是徐远举亲自审讯，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弱小女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凭着手里叛徒提供的情况，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江姐就范。
徐远举问：“把你知道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你的组织已经全完了！”
然而，正是徐远举这句狂妄自大的“全完了”，让江竹筠判断出：特务们还没有掌握下川东多少情况，因为大部分人员、组织都在自己一个人手里，“全完了”纯粹是鬼话。于是，江姐冷静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组织可交代的。”
徐远举威胁道：“我告诉你，把你交出的人就在我这里，你不信，可以跟你见面，你不交出组织是不行的！”
听特务这样说，江姐心里就更加有数，她坚定地回答：“那是流氓的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那你在万县干什么？从重庆带的人下去又是干什么？你领导了哪些人？有多少武器？”徐远举继续盛气凌人地追问。
“我一个妇女家的，也不懂什么打仗，不知道有什么武器弹药。”江姐照样冷漠地回答。
徐远举冷笑一声说道：“不知道什么武器弹药？那就让我告诉你，你的上级、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他什么都说了。你能说不知道吗？而且我告诉你，他已经悔过自新了，还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你只要把问题交代清楚，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何必这样死扛呢？”
听到叛徒的名字，江竹筠怒火中烧，但表面却很平静，一言不发。这下，徐远举有点沉不住气了：“今天不交出组织，就不行！一定要你交出来！”
看到特务头子的神态，江竹筠镇静地、一字一字地回答：“有组织没有组织，是我的事，你们可以逮捕我，但不可以叫我交出组织。什么是不交不行？不行又怎么样？我说，你们今天一定要放我，不放不行，行不行？还不是同样的不行。那为什么你就非要我交出组织不可呢？老实告诉你，我没有什么组织，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听到一连串绕口令似的回答，徐远举觉得，这个弱女子真不简单。他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江竹筠说：“你的情况我完全清楚。游击队的政委彭咏梧不是你的丈夫吗？他的下场怎么样？你的儿子现在在哪里？你想想，要让他当孤儿吗？”
听到特务提起丈夫和儿子，江竹筠的眼眶湿润了，老彭牺牲的惨状浮现在她眼前，她也突然大声地对徐远举说道：“你们是人吗？打死我的丈夫还把头砍下，你们是狼心狗肺，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徐远举看见江竹筠如此难过，认为她可能承受不住了，他走过去几乎贴近江竹筠的脸轻声地说：“不要再抵抗了，学学冉益智，说出来你就没事啦！”
但哭泣的江竹筠却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上刑！我就不相信你不开口！”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开始咆哮起来。
特务们给江姐上的什么刑呢？法官张界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
……无论徐匪威逼，江烈士坚决不承认是地下党员。徐匪叫当班的军士拿来一把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上，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满脸流着革命的汗水，脸都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徐匪叫特务军士把手放开让她说，江烈士站起来说：“今天，你就是把我杀了，我没有组织总是没有组织。”徐匪叫嚷：“不说就把你吊起来，看你说不说。”于是当班特务拿来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使力向楼板上一甩，徐匪以为这下 可以把江烈士威胁倒，可是江烈士对麻绳连一眼都没有张望……
受刑后的江竹筠，给徐远举留下的一句话是：“你只能危害我的身体，动摇不了我的意志！”
面对又一个有钢铁般意志和坚强信仰的共产党员，徐远举再次感到无计可施，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如此弱小的女子竟然能如此刚强。
他当然想不到，当一个人把信仰与生命融为一体时，她的生命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和她的整个事业、整个党连在了一起，就会增强十倍、百倍、千倍的力量。
解放后，徐远举在秦城监狱写下的《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我对中共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利用他们不堪严刑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
手段不可谓不恶毒，分析也是那么合于常理。在江姐身上，这三种手段，敌人都用到了，而且江姐身体上的弱点，还有她的家庭情况，徐远举也抓得很准，但为什么依然不能奏效呢？因为，徐远举的错误在于：他的这种特务逻辑，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是完全行不通的！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他做梦都想着从江姐身上扩大战果。 于是当天下午，他命令特务继续对江竹筠审讯，一定要撬开她的嘴，挖出下川东游击队的组织情况。但是，从一点到四点，特务始终没有从江竹筠嘴里得到任何一点他们想要的情况。
一天两次动刑，毫无收获。徐远举几乎绝望了。
恰好相反的是，敌人的绝望和沉闷，带给整个渣滓洞监狱难友们的却是希望和感动。沉闷的狱中空气散开了，取而代之的是难友们重新燃起了坚持斗争、保持气节的信念。
难友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对江竹筠表达敬意。他们有的靠着牢房门口挥拳致意，有的双拳紧握向女牢房晃动。当时，最多的慰问方式就是用一些纸条写称赞、鼓励的话语，其中，男牢房的何雪松为江竹筠写了一首《灵魂颂》的诗，诗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诗歌把江竹筠比作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丹娘和沙俄时期反抗强暴的苏菲亚，对江竹筠顽强不屈的意志给予由衷的赞扬。
躺在牢里听着难友读着慰问信和这样的诗句，江姐的心得到巨大的安慰。
但敌人岂肯善罢甘休。仅仅两天后，法官张界第三次对她进行审讯。这次，特务一上来就用竹筷子夹住她的双手，要她说出组织关系。双手已经严重受伤的江竹筠紧咬牙关，拒绝回答一切提问，特务甚至还用卑鄙下流的语言刺激她，逼她招供，江竹筠却抱定一个主意：打死都不再说一个字！特务一次次拉紧了竹筷子，直到她又昏死过去，仍然没能从她嘴里得到一个字。
敌人的失败，就是革命者的胜利。
当江竹筠受刑被拖回牢房时，所有的难友都挤到门口，呼喊口号、唱歌以示敬意。这时，不知哪个牢房喊了一声“江姐”，从此，“江姐”就成了大家、也是今天的后人们对江竹筠的一个尊称，因为，她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在渣滓洞监狱担任过看守的黄茂才解放后回忆：江姐三次 受刑后，特务又给她戴上了镣铐。本来她已经不能行走，但在 放风时间，她仍由人扶着在院内行动，并向各室点头致意，发出胜利的微笑。
我们在前面多次说到，江姐其实是个身材弱小的女子。难友们还回忆了狱中这么一件连敌人也想不到的小插曲：
敌人通过刑罚没有得到半点想要的情况，就给江姐戴上了20多斤的重镣折磨她。难友们十分担心，这会使江姐的伤势雪上加霜。晚上，大家把江姐抬上床，江姐突然对大家说：“你们看！”大家一看才知，原来，江姐的脚很小，按尺码也就是34.5码左右，脱鞋后竟然可以把脚慢慢地从镣铐里退出来！大家看后都轻轻地发出笑声。
我曾多次讲过江姐的故事，但每当讲到这里，我却笑不出来，与她娇小的身体形成巨大反差的，不正是她忍受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的伟大意志吗？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志的感召下，难友们开始了更加坚定也更加讲究策略的狱中斗争。
她策反看守，建立起狱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
1948年11月18日，是江姐的丈夫彭咏梧同志牺牲一周年的忌日。这一天，渣滓洞的难友们自发地停止了唱歌和锻炼，静静地表示对老彭的纪念，他们还十分担心江姐会忧伤过度而倒下，女牢房还专门安排同志寸步不离她的左右以防发生意外。
但这一次，江姐让自己的同志也感到出乎意料。
她早早就起了床，扎了朵小白花，默默地戴在头上。放风的时候，她第一个走了出去，主动地和难友打招呼，主动地向大家说：“我们要加强学习，锻炼身体，迎接重庆的解放！”语气是那样坦然而自信。
也就是在这一天，江姐向狱中党组织提出建议：不论是毒刑拷打还是感情折磨，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小的考验，但是我们不要白坐牢，应该利用这个时间总结分析经验教训题的原因，这才是党性的考验！
当年曾与江竹筠在一个牢房关押，后来在大屠杀的火海中逃生的盛国玉回忆说：江姐知识丰富，文化较高，在女牢狱中 是一个坚强的领导骨干，她组织难友学习政治经济学，稳定同志们的情绪。她还经常与男室楼上5室取得联系。放风时，在窗口传纸条，谈内战消息和各方面的生活情况。
江姐以无比坚强的意志严守着党的机密，又以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为党工作。
于是，一场打通狱里狱外联系的战斗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悄然打响。
她们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了看守黄茂才的身上。
这个黄茂才是个什么样的人？江姐她们能够争取过来吗？
黄茂才出生在离江姐老家自贡很近的四川荣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在川康绥靖公署做过文书，1948年调到了渣滓洞监狱做少尉看守。江姐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就利用同乡关系以拉家常的名义开始联络黄茂才。
刚开始，黄茂才高度警觉，因为来到这里，特务头子就跟他讲：“这个监狱不是一般的监狱。这些犯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阴险狡猾，是我们针锋相对的敌人……”
江姐和同在女牢的曾紫霞当然注意到了黄茂才的这种警觉和害怕的心理，所以经常说一些城里工作难找，收入养不活家庭，在农村交租后也是难以维持开支，遇到天灾更是艰难等生活方面的事情。黄茂才每次值班，站在女牢门口听见她们说的这些话，都觉得很入耳。他联想到自己无论出来工作，还是在军队，都难让家里人过上无忧无愁的生活，觉得她们讲得很对。慢慢地，黄茂才从听她们讲话，到凑到门口与她们搭上几句，到最后与她们交谈，甚至接受她们的教育帮助。此后，男牢房也开始有意地找他交谈，给他讲社会、国家的事情，黄茂才开始重新认识关在牢房里的这些人，感觉他们都比较有学问，讲话很文明，说事很在理，还非常关心人，谁要是有病了，大家都会关心帮助，也很有人情味，并不像长官说得那样可怕。
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里，黄茂才清楚地记得，女牢房的人给他讲：“小黄，争取将来像苏联那样，我们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人人有衣穿，有饭吃，都有电灯、电话，难道这样的生活还不好吗？”
他还记得江姐教育他说：“小黄，你还年轻，但你总该晓得：当今社会人吃人，人压迫人，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这种制度太不合理……小黄，只要你思想进步，争取多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多帮助我们，将来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会给你出路的。”
在江姐们的教育帮助下，黄茂才转变了。经过试探性的让他送信出去和送信回来，狱中正式决定，开始利用黄茂才为狱内外党组织传递消息。
就这样，狱内外党组织的联系通道终于形成了。
通过看守黄茂才，狱外党组织为狱中送去了学习材料，使狱中的同志感觉到了党的温暖；而狱中同志送出了特务看守人数、武装警卫部署情况，又为狱外党组织开始制订秘密营救方案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同时，狱中也按照里应外合的要求，开始为营救时能够把铁镣、脚铐打开而秘密寻找铁钉、铁器的工作。渣滓洞的所有政治犯利用放风、上厕所、洗衣服的机会，将所有能够发现的铁钉、铁门栓等坚硬器物悄悄地拔出带回牢房。为了防止监狱突击检查，难友们在牢房床下挖坑，将铁器埋了进去。
当然，这些行动在前几年的一次意外中才找到了证据。
2007年7月17日，歌乐山一带爆发特大山洪，把渣滓洞监狱女牢房冲毁。在维修地面时，一个地洞居然把夯土机器陷了进去，拉出机器后，人们在洞里发现了当年烈士们藏进去的许多铁钉和铁器。
黄茂才还专门为江姐送出了家信，她的家人也为她送来了儿子彭云的照片，这给江姐在狱中战胜情感痛苦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耍弄求和谈判阴谋时，黄茂才还带出了狱中难友提出的“必须保证在押政治犯绝对安全”的意见。
她虽死犹生，永远活在共和国的记忆里
黄茂才为了帮助狱中难友，还把武装守卫渣滓洞的看守连长请到自己在监狱的宿舍，与难友们秘密谈判，要求在地下党武装营救时给予配合。
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也有武装营救的情节，其实就是依据这些历史而创作加工的，只是文学作品在创作时，还把1947年从白公馆越狱脱险的假疯子韩子栋，也就是小说中的华子良，做了整合，设计出韩子栋与游击队接上关系，带领部队攻打进渣滓洞解救难友的情节。事实上，营救工作并没有能够进行。而影片里，江姐在武装营救前的殉难使许多观众感到万分遗憾，以至毛泽东在看完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后，曾经惋惜地说：要是让江姐看到胜利和解放就好了！
事实上，江姐确实是在营救行动准备开始前突然被杀害的。营救工作也确实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直到江姐牺牲后也没能真正实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掌握这个史实，我们先讲讲营救行动的搁浅。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已经被争取过来的看守黄茂才突然被遣返，致使狱里狱外联系中断。
1949年八九月份，解放战争逼近西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做撤离准备。渣滓洞监狱开始遣返人员，黄茂才也在领遣散费，他属于回家自谋生路的一类。11月中旬，黄茂才突然接到被遣返回家的通知。他到西南长官公署办理完手续后，于19日晚上回到了渣滓洞监狱取自己的物品和办理交接。当黄茂才去各个牢房向政治犯告别的时候，女牢房的胡其芬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送到指定地方。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讲江竹筠等人被杀害的消息，希望狱外加紧营救方案的执行。11月20日，黄茂才将信送到了重庆大学的女生第二宿舍联络点，由于没有得到上级的具体指示，黄茂才暂时回家去了，与狱内联系的通道就此中断。7天之后，也就是距重庆解放只有3天的1949年11月27日，敌人溃败之前的大屠杀发生了，200多位革命者没来得及看见最后的胜利，为自己的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历史将永远定格在1949年11月14日
就在难友们为越狱做着各项准备时，突然传来了江竹筠等人要立即转移的消息。大家知道，敌人所讲的“转移”，实际上就是下毒手的惯用说法。为了麻痹政治犯，敌人往往还故意 煞有介事地打招呼“都把自己的东西带好，不要忘了”。
于是，开篇我给大家讲的那一幕出现了。
这天，一群武装特务突然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声叫着江竹筠、李青林等人的囚徒号码，要她们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江姐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时刻到 了。虽然自己没有看到胜利，但是，新中国早在一个月前就在 北京宣告成立了，敌人的举动恰好说明，重庆解放已是指日可待。她把自己的东西全部送给了难友，唯一带走的就是儿子彭云的照片。
她轻轻地亲吻了一下照片上的云儿，然后脱下囚衣，把照片放进贴胸的口袋，穿上自己蓝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再罩上自己的红色毛衣，梳好头发，以这样从容而美丽的姿态走向牢门，走向了一个年轻生命的尽头，也走向了一个伟大灵魂的永恒和不朽！
江姐和难友们一一告别。难友们知道，江姐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们哭了。江姐轻轻拂去她们眼角的泪水，微笑着点头，昂首跨出了牢门。她还搀扶着受刑断腿的李青林，往外走去。听到哭声，两人又回头向站在门口凝望的难友挥手告别。
在电台岚垭刑场，江姐站立着，环顾四周。但见歌乐山雾气浓浓，山风微微，焦黄的杂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花，虽被秋风吹得起伏摇摆，但仍顽强地怒放着。
此时的江姐在想什么？是在想就要和老彭见面了，还是在憧憬着儿子彭云今后在新中国成长的幸福生活？一阵排枪响起，江姐倒下了，鲜血染红了她身边的小花。
说实话，每次讲到这里，或者说，在舞台上、在电影里看到这里，我都非常理解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志看到此情此景时的心情：要是江姐看到革命完全胜利该多么好啊！
她也和千万普通女人一样，爱着自己的丈夫，疼爱自己的儿子，渴望温馨的家和幸福的生活，然而“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江姐以极大的意志力量战胜了个人的情感痛苦。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使她敢于面对死亡而“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回家一样”。
这样的情怀，值得我们永远景仰，也永远珍藏！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珍藏着几封江姐生前、包括在狱中写给亲人的书信。当她得知丈夫殉难的消息后，她这样写道：
家里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不过没有哪一次像失去老彭那样令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地活在我的心里。
在狱中，江姐带出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对儿子的问题写下这样的遗言：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就像彭咏梧永远活在江姐心中一样，江姐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共和国永不褪色、耀眼的红色记忆！
第七讲 年纪最小的“老政治犯”——红岩烈士宋振中
小萝卜头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跟随母亲进了监狱，直到九岁时被秘密杀害，他短暂的一生几乎都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度过。他没有真正的玩具，只有牛皮纸做的扑克牌；他拒绝吃特务的糖；他渴望进棺材获得自由……他从未真正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但是他天真无邪、懂事听话、聪明好学、明辨是非。他虽然年龄很小，却能做许多成年革命者不能做的工作；他虽然身体瘦弱，却用一颗爱心撑起了难友们的精神天空。
我给大家介绍了红岩英烈中很多位具有典型意义的英雄人物。我所介绍过的这些红岩英雄人物，无疑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1）他们都是中共党员；（2）他们在被捕前都从事过时间或长或短的地下斗争；（3）他们大多是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4）他们被捕后，大多受过酷刑折磨；（5）他们入狱后都不屈服，在监禁中以各种方式开展对敌斗争；（6）他们绝大多数都遭到敌人的残酷杀害……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是成年人。
而这一讲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位红岩英雄人物，与我介绍过的红岩英雄人物相比，很多特点都不相吻合：他不是中共党员，他入狱前没有从事过地下斗争，他也不是被叛徒出卖的，他入狱后也没受过酷刑折磨，等等。但还有很多是相吻合的：他在狱中，同样表现出为正义而不屈服的气概，同样以各种方式开展对敌斗争，他最终也遭到敌人的残酷杀害。而他与其他红岩英雄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他牺牲时还是个孩子！
在歌乐山下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数百位死难者中，有一个人数不多却引人注目的小群体，那就是因各种原因随父母被关押于狱中，最后又随父母赴死的孩子们，如在渣滓洞女牢出生的“监狱之花”等。他们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小说《红岩》中“小萝卜头”的原型宋振中——新中国年纪最小的革命烈士。在小说 《红岩》里，小萝卜头这个人物，直接采用了真实历史中宋振中的名字和外号，现实生活中，宋振中的外号就叫小萝卜头，而小说中小萝卜头的本名，也叫宋振中。由于小说《红岩》及据其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巨大影响力，小萝卜头这个名字，几十年来，声名远扬，历久不息。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真实历史中的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的一些故事。
宋振中生于1941年3月15日，他的父亲宋绮云和母亲徐林侠是中共地下党西北特支的党员。宋绮云是《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1941年9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关进贵州息烽集中营。两个月后，母亲徐林侠也被诱捕进了监狱。当时，宋振中仅八个月大，离不开母亲，就这样跟着母亲成了一个还需要吃奶的小囚犯。
在铁窗黑牢里，由于缺乏营养，没有正常的食品供应，宋振中的身体发育畸形，头大身小，模样令人怜爱，难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从此，小萝卜头这个名字越叫越响亮，以至真实的名字宋振中却不大被人提起。
撒扑克神秘女，说往事不了情
我们先从十多年前的一件事说起。大约是1996年的一天，在白公馆监狱旧址，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曾关押过小萝卜头的牢房门前，她手里拎着一个旅行袋，久久不肯离去。出于维护参观秩序的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数次上前招呼她，请她看完展览就离开，不要长时间逗留，可是她却始终不加理会，并且不说一句话。
后来，当参观的人流量稍稍小一些的时候，她将手中的旅行袋放在地下，从旅行袋里拿出了一副一副的扑克牌，又一副一副打开，然后一张一张地抽出扑克牌来，再一张一张地丢进了牢房。这位女同志的举动和她当时的表情，给人的感觉就两个字：神秘！这个神秘的女人究竟是谁呢？她为什么要做出如此神秘的举动呢？ 在场的其他观众对她的举动大惑不解，我们的工作人员更是迷茫万分，只是呆呆地望着她，不知如何是好。神秘女人对周围人的反应全然不顾，丢啊，丢啊，最后整整丢完了100副扑克牌。丢完了以后，她站起来对还在发呆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李碧涛。
她就是李碧涛？小萝卜头在狱中唯一的小伙伴！
之前，我们从资料中了解到，小萝卜头在狱中有一个小伙伴叫李碧涛，后来被释放出狱。我们曾多方打听她的下落，却始终没有联络上，没想到，她竟然以这样神秘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李碧涛的出现，让我们得以了解一些过去不曾知道的关于小萝卜头的狱中故事，这些故事对于李碧涛来说，真是一段永世难忘的经历。
1947年10月10日，12岁的李碧涛被关进了白公馆。前两天，10月8日，她的父亲李荫枫和母亲葛雅波被捕关押进了白公馆，现在她又被特务当作人质骗进白公馆，随母亲住在女牢房里。 她进监狱时已是晚上，第一印象就是牢房里弥漫着屎尿、血腥、潮湿混合起来的臭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昏暗的灯光下，另有三张床上躺着人，都没吭声，只听到床板吱吱作响。
第二天早上，伴着蜘蛛和一些不知名小虫子，在被子的酸臭味中迷迷糊糊醒来，回想起这两天莫名其妙的恐怖经历，又不知这是身在什么鬼地方，李碧涛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时候，只见一个皮肤苍白、个头不高、身材瘦弱却顶着一个与身体很不协调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出现在面前。小男孩拉着李碧涛的手，以一个“老政治犯”的口吻对她说：“姐姐，你不要怕，不要哭，在这个地方要勇敢、坚强！”李碧涛一下怔住了，她不敢相信这么小的孩子竟能说出这样一句大道理。
这个小男孩就是小萝卜头，推算年龄，那会儿他才六岁半多一点儿，还不到七岁。两个小伙伴就这样相识了。当然，小萝卜头这个名字是后来听其他难友喊才知道的，当时，李碧涛听小萝卜头的妈妈叫的是“森森”，也就跟着叫小萝卜头为“森森”。
小萝卜头虽然年龄小许多，很多时候却像李碧涛的大哥哥。有一次，李碧涛受到特务责骂，难过得哭起来。为了安慰她，小萝卜头又想法子逗李碧涛开心：“姐姐，我们来玩玩具！”李碧涛苦笑说：“这个鬼地方能有什么好玩的玩具？”话未说完，只见小萝卜头“扑通”一声趴到地下，从铺满稻草的铺下抽出了几十张牛皮纸。小萝卜头说：“姐姐，这叫扑克牌，是这里的叔叔阿姨专门给我发明的，我先教你认，再教你玩，喏，记着哈，这是鬼，这个叫老开……”李碧涛一看，顿时哭笑不得：“你这哪是什么扑克牌呀，就是些牛皮纸嘛，而且画都没有画得像！”话音刚落，只见小萝卜头站起身来十分生气地说：“姐姐，你不要乱说，这是叔叔阿姨给我做的，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李碧涛看着小萝卜头的认真劲儿，意识到小萝卜头从未有机会见过真正的扑克牌，不由得心里发酸，不忍心再说下去，强作笑脸陪小萝卜头玩起那副“扑克牌”来。就这样，两个处境相同的孩子成了彼此最好的玩伴。
几十年后，李碧涛都还清楚地记得，那几十张牛皮纸做的“扑克牌”，曾经是两个小伙伴在狱中打发时光的唯一玩具。但有一天，李碧涛一个人在玩这扑克牌的时候，被特务看守发现了，以她违反监规为由将扑克牌没收，并当面撕碎了。小萝卜头在狱中唯一的小玩具被毁了，李碧涛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起小萝卜头，心里发愿，今后若有机会，一定要赔给小萝卜头一副真正的、崭新漂亮的扑克牌。
1948年1月10日，李碧涛怀着歉疚的心情随母亲被营救获释出狱。虽然与小萝卜头的相识相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虽然恨不得尽快离开 白公馆这个鬼地方，多待一秒钟都不要，但当李碧涛与小萝卜头告别时，心中竟是那样的不舍。
约两年后，重庆解放时，解放军刚一进城，已是少女初长成的李碧涛就大着胆子，急不可待地步行十几公里，从城里跑到沙坪坝打听小萝卜头的消息，得到的却是惊天的噩耗。解放不久，李碧涛便随父母移居北京，多少年来，她一直没忘记自己对小萝卜头许下的心愿：有机会，一定要多带些扑克牌回到白公馆，再和小萝卜头痛痛快快地玩个够……
树枝笔，勤奋学，奖红蓝铅笔
小萝卜头从小过着苦日子。我们曾经说过，他没受过酷刑折磨，但实际上，从婴儿时期起的暗无天日的监禁生活，对他而言，就是最惨无人道的残酷刑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小萝卜头比正常环境下长大的同龄儿童要聪明早熟得多。因此，小萝卜头还不到五岁的时候，当时还在贵州息烽监狱，他的父母就觉得应该让他有机会上学读书了，便向狱方提出了这个要求，可是遭到了狱方的拒绝。于是，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联合难友向狱方开展斗争，抗议狱方虐待孩子，孩子是无辜的。 最后，狱方迫于难友们的压力，同意让小萝卜头学习，但规定不能外出学习，只能在狱中由难友来当老师。
小萝卜头要上学了，这在监狱里是一件很大的喜事，每个难友都为孩子准备了学习用具。父亲捡回一根树枝在地上不停地磨，把一头儿磨尖了作为笔送给小萝卜头；母亲撕下棉衣里的一块棉花用火烧焦后兑上水作为墨汁；牢房里的叔叔、阿姨省出一张张草纸，给小萝卜头做了几个练习本。小萝卜头就是带着这些学习工具到老师那里学习文化的。小萝卜头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努力，他从老师们那里知道了监狱外边还有一个世界，知道了许多他从未见过、听过的东西。 小萝卜头最早的老师是罗世文和车耀先。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小萝卜头随父母等“重要案犯”移押到重庆渣滓洞。8月，罗世文、车耀先同时遇难，此后，黄显声将军——小萝卜头称呼他为黄伯伯——就一直担负着教小萝卜头读书学习的责任。
1947年1月，小萝卜头他们又被移押回白公馆。他在这里继续着学习生活，直到1949年2月。
黄伯伯除了教小萝卜头学习语文、算术，还增加了地理、俄文等课程。有一次在听讲的时候，小萝卜头死死地盯住黄伯伯的手，两眼呆呆的。黄伯伯几次提醒小萝卜头要精力集中，注意听课，可是小萝卜头仍然盯着黄伯伯的手发呆。黄伯伯问：“你在看什么？”小萝卜头慢慢地把黄伯伯的手举起来，好奇地问：“黄伯伯，你手里的这支笔为什么一写就可以画出颜色和写出字来呢？为什么我的笔又大又粗，要蘸一下才能写一下呢？你是大人，我是小孩，你用这支大的，我用你手里的小的，我们两个换着用，好不好？”黄伯伯笑了一笑，解释说：“我告诉你吧，我手里的笔，叫作红蓝铅笔，它里面有铅芯，而且是一头一种颜色，所以就可以直接写出字和画出两种颜色；而你手里的笔是用树枝做的，只是把一头磨尖了，里面没有铅芯，所以需要在墨碗里蘸一下才能够写一笔。” 听了黄伯伯的话，小萝卜头反复地看自己手中的这支树枝笔，不停地摇头。他忍不住用渴望的目光又死死地盯住黄伯伯手里的红蓝铅笔。 看见小萝卜头这个样子，黄伯伯笑着说：“你非常喜欢这支笔？你想要我手里的这支笔？是吧？那没问题！但有个条件，只要你能用俄语同我说上几句话，我就可以把它奖励给你！”听见黄伯伯这样的话，小萝卜头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
为了能得到这支梦寐以求的红蓝铅笔，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躺在床上背俄文单词；早上天不亮起床，趴在铁窗下刻苦地学习。当他终于能够用简单的俄语同黄伯伯说几句话的时候，黄伯伯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那支红蓝铅笔奖励给了小萝卜头。
得到这支红蓝铅笔后，小萝卜头欢天喜地，跑回牢房，抱着爸爸、妈妈兴奋地说：“你们看，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笔呢！”小萝卜头拿着这支笔是那样的幸福，他用纸把笔包起来，放在自己的内衣兜里藏起来，他再也舍不得用这支笔，他盼望着有一天出狱后，在黄伯伯说的教室里，在课桌前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再用这支笔。
1949年9月6日，年仅八岁半的小萝卜头与他的父母和杨虎城将军等一起被秘密杀害了。据说，解放后，当人们从地下挖出他的遗骸时，发现他的两只小手在胸前死死地握着，当把他那已经开始腐烂的小手轻轻打开的时候，里面攥着的正是那支短短的红蓝铅笔！
明善恶，秉童真，忆铁窗身世悲
在白公馆，小萝卜头每次从黄显声将军的牢房学习后出来，总喜欢坐在监狱底楼的栏杆上仰望天空呆呆地遐想。他想看破高墙铁网，他想出去看看。他想知道黄伯伯讲的老师、学校在哪里。他想看看黄伯伯说的城镇、街道是什么样子。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有整个监狱外的世界，他都渴望去了解去感受。
早在息烽监狱，小萝卜头更小的时候，一次，一个女特务走过来想拿小萝卜头开开心。女特务说：“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就给你吃块糖，这糖很好吃，是甜的！”小萝卜头看见女特务手里的糖，伸出手要去拿，女特务把手举高说：“先叫阿姨，后吃糖！”小萝卜头极不情愿地、慢慢地收回手，不停地往肚里咽口水，吞吞吐吐地说：“你不叫阿姨，你叫看守，是特务！”女特务瞪着眼睛说：“看守也该叫阿姨的呀！快叫，叫了给你吃糖！”小萝卜头的眼睛死死地看着那些糖，嘴里却仍然坚持说：“不，你不叫阿姨，你真的叫看守，叫特务！”女特务气急败坏，要去打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拔腿就跑回牢房。
晚上，小萝卜头久久不能入睡，他不停地问，什么是糖，糖是什么味道。他抱住妈妈问：“妈妈，妈妈，你怎么没给我吃过糖啊？我们有没有糖啊？”妈妈不知所措，无可奈何 地指着一旁的盐罐子说：“孩子，这就是糖，我们的糖就在里面，就是平时你吃过的味道呀!”
小萝卜头就是这样悲惨地在牢狱中度过他的童年的。
小萝卜头从小生活在铁窗黑牢里，据说，他只有一次见过监狱外的世界。那是他的母亲徐林侠身患重病，狱方不得不用轿子抬她到磁器口附近的一家医院去治疗，沿途为了照顾方便，特务让小萝卜头跟着一块出去。
当轿子抬出白公馆大门后，小萝卜头欢天喜地，连蹦带跳，他拼命地、认真地看眼前所出现的一切。房子、大树、汽车、公路、商店、土地庙……外面的世界真可爱，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无论见过的没见过的，对小萝卜头来说，都是太新鲜、太好看了！
突然，小萝卜头看见一群跟他一样大的小孩，围着一棵大树跑来跑去的，他就情不自禁地向他们走了过去。还没走几步，一只大手便抓住他的脖子将他拽回，只听见特务说：“不要乱走，过来一起走。”他的脖子被卡住，但是他的眼睛 还是死死地看着那些围着大树在乱跑的孩子。他真羡慕他们可以随便跑来跑去……
当轿子路过磁器口大街的时候，有家人正在办丧事，一口漆黑的大棺材停放在路边。小萝卜头咋咋呼呼地问：“妈妈，妈妈，那个黑糊糊的大家伙是干什么的呀？”母亲抬起头来一看，难过地对他说：“孩子，那是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自由啦！小萝卜头记住了这句话。回到白公馆，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上课的途中，在刘国志的牢房门口悄悄地说：“刘叔叔，妈妈说的，只要进了棺材就可以自由了，你想想办法去找找。”他又兴奋地对许晓轩说：“许伯伯，找到棺材我们一起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自由啦！”白公馆的每一个难友听到小萝卜头这样嚷嚷，他们的心都在滴血，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向这个孩子解释棺材的真正含义。
巧斗争，小英雄树千秋好楷模
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中长大的小萝卜头，非常清楚地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知道如何去帮助好人，也知道怎样与坏人做斗争。
在白公馆关押过的胡春浦同志，生前曾不止一次深情地回忆起他和小萝卜头接触的点点滴滴。有一天，他胃病复发，难以进食。突然小萝卜头出现在他的牢房门口，睁着大眼睛关切地问道：“很难受吗？”胡春浦看着小萝卜头，用手压着胃，虚弱地点点头。小萝卜头又说：“想吃点什么？告诉我！”胡春浦看着这个一脸严肃的小孩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苦笑着说：“要是有点面条吃就好了！”其实，他心里知道，在监狱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要想吃到一碗面绝对只是奢望。可小萝卜头却说了声：“好的，你等着，我一会儿就给你端来！”看着匆匆跑开的小萝卜头，胡春浦开心地笑了起来，他虽然并不相信真能吃上面条，但精神上已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慰和战胜病痛的力量。
一个多小时后，胡春浦在睡梦中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叔叔，叔叔，快过来吃面条，面条来了哦！”胡春浦立即从地铺上翻身起来，爬到门口一看，一时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只见小萝卜头一双小手将一个装满了面条的大碗举得很高。小萝卜头说：“叔叔，快吃吧，我和妈妈给你煮得很烂的，不嚼都可以吞下的！”那一刻，胡春浦感动得直想落泪，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监狱里面居然还可以煮出这样的面条？他接过面条一口一口吃了起来，感觉这是有生以来最好吃的面条。他边吃边惊奇地问：“小萝卜头，你们是怎样弄到面条的？是在什么地方煮的呀？”只见小萝卜头神秘地撅着嘴说：“你先吃完，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后来，胡春浦才知道，煮面条的锅是女牢房里吃完东西后的空罐头盒子，用的燃料却是小萝卜头从过道的油灯碗里一点一点“偷”的。原来，当时白公馆经常停电，特务就在油灯碗里装上菜油，放灯草在里面点燃照明，在过道、牢房门口、转 弯处安放了七八盏这样的油灯。小萝卜头便经常乘特务吃饭的时候，利用自己穿的衣服又长又大，悄悄地提起一盏油灯藏在衣服中，拿回牢房把油倒在妈妈煮饭用的铁皮罐里，又悄悄地把油灯放回原处。为了攒够可以煮一次面条的油，小萝卜头要在不被看守发现的情况下，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地从油灯碗里去“偷油”。好几个难友在生病的时候都得到过小萝卜头的照顾，享受过这狱中难得的“营养面”。
这就是小萝卜头，一个可爱的、聪明的、勇敢的小英雄。如果还活着，他应是已年愈古稀的老人……
小萝卜头永远都是天真无邪的。他不懂得大人的“政治”究竟是什么，他牺牲时还不满九岁，却已是一个坐牢八年 的“老政治犯”，最后又为政治而牺牲，成为新中国年纪最小的革命烈士。铁窗黑牢里的暗无天日，无法阻挡他寻找自己的童趣；他身体瘦弱，却用一颗爱心撑起了难友们的精神天空；他没有与我们相似的成长经历，却比我们更珍爱知识和人生。他的生命永远凝固在八岁半的童年，为后世树立起千秋的楷模。
曾经有一对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小萝卜头生平的展板和实物柜前，母亲从包里拿出了一大捆铅笔，对小孩说：“你看小萝卜头，用的是树枝笔，本子是用草纸做的。你看你读书，用的是高级书包和文具盒；很多铅笔用了一次以后，削都不愿削，又要买新的。读书两三年，不用的铅笔这么大一捆，而且都是可以再用的。你看你是不是浪费？”小孩看着实物柜里的树枝笔，吞吞吐吐地说：“妈妈，我错了，以后我把这些笔用完了，你再给我买新的，好吗？”
一个很简单的对比，使小孩懂得了不该浪费。《红岩魂》巡展在西安展出的时候，一所小学四年级一班的学生来展厅和我们搞共建活动。我们教他们讲解小萝卜头的故事，让他们再讲给其他同学听。之前，这个班的学生在学校数学、语文比赛中都是名列第一的，但在红领巾比赛方面从来没有拿过奖。因为班里有的尖子学生不愿加入少先队，他们认为加入少先队影响功课，耽误学习，有参加集体活动的时间，不如多看点书。一个星期的共建活动后，当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活动体会时，有个学生出人意料地写了一篇《我的入队申请书》。老师拿着这份入队申请书非常激动，带着这个孩子到展厅里向我们表示感谢，我送了一套书给那个孩子，并且向他提出：你能不能把现在心里最想说的话或者感受最深的事写在我们的观众留言簿上？这位小朋友拿起笔来在留言簿上写下：“愿该展览在全中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小萝卜头，我和你永远在一个中队！”
60多年过去了，小萝卜头宋振中永远是那样的年轻。他那天真的梦想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他的渴望已经在今天无数的小朋友生活中得到了实现。让我们记住这位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最小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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