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中共党史分期的标准、原则与阶段划分

〔摘要〕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始终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段的划分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二是究竟应该划分为几个阶段；三是应该怎样看待各个阶段的特点、区别与联系。能否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事关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和有关著作的编写。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中共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不断推进，新时期党史逐渐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全国各地陆续启动党史三卷的编写工作，这也是党史研究工作重点转移的一个突出表现。新时期党史研究和三卷的编写，就大的方面而言，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1）新时期党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原则；（2）每一阶段的主要节点；（3）历史主线及其发展逻辑；（4）形成新时期党史阶段性特点的主要因素。

一、关于新时期中共党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和原则

关于历史阶段划分问题，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们在编撰历史时，对此并不十分重视。近代以来，史学家们开始形成关于历史分期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并展开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和社会史的大论战。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又进行了深入讨论；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人们之所以强调对历史进行阶段划分，主要是出于三点需要。

一是出于局部解剖历史的需要。有人把历史称之为“历史长河”，认为它是一个永不间断的“流”。这就必然要遇到从哪里截取一段进行研究的问题。其中包括从哪里进入，到哪里结尾，其间有些问题怎样处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必须通过历史阶段划分来解决。有的历史学家采取“自然的或者技术性的分期”，如中国古代以朝代或事件的始末来进行历史分期。这在历史编纂实践中，是很实用的。这种对历史进行分段地研究，实际上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切入形式，是“进入”历史的门径。

二是深度认识和解剖历史的需要。对历史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其意义并非为方便研究那么简单。研究历史的基本要义和着眼点就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出发，理清历史的发展变化，探寻不同历史阶段的质的差异，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为后人提供历史性借鉴。“治史所以明变”，就是这个意思。这一阶段的历史和另一阶段的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变”字。做这样的辨析，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如果不能搞清不同历史阶段的“变”，那就说明研究者还没有搞懂或者没有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重要节点。这种治史明“变”，有的历史学家称其为“理论性的分期”，把它看做历史编纂学的基本方法。

三是比较分析不同阶段历史的区别与联系的需要。某一阶段的历史都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任何一段历史都与以往的历史既有明显区别，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不把某一阶段的历史与以往的历史认真比较和分析，揭示其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展现特定阶段历史的特点，因而也就很难对所研究的特定阶段的历史作出准确、科学的判断。

上述三点也同样说明了对新时期党史进行阶段划分的必要性。那么，对新时期党史应进行怎样的阶段划分，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呢？

对历史作出若干时期或阶段的划分，是一件十分复杂而又困难的工作。历史犹如一条浩瀚的长河，其丰富的内涵难以穷尽，尤其是新时期党史呈多方面展开之势，其头绪远比以往的历史纷繁复杂得多。对这种丰富的历史进行分期，其难度无疑会更大。新时期党史阶段划分之所以难度大：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历史分期的理论还不够成熟，还没有一个可供直接拿来加以运用的标准。因此，这种标准只能由研究者来确定，而确定标准本身又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新时期党的历史离现实太近，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历史沉淀，再加上人们在研究方面主观努力的不够，很多问题还缺乏研究或者研究不到位。

诚然，难度的确很大。不过，难度大也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新时期党史做出适当的阶段划分。就标准而言，笔者认为主要应该依据这样几条。

第一，重要会议和重要决策的出台。新时期党史与以往历史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一时期的历史阶段性变化主要是通过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来推进的，不同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策的变化。而重大政策往往又是通过重要会议来制定的，所以判断历史阶段的变化，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的出台是一个重要依据。

第二，阶段性重大改革任务和重大发展思路的变化。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一个未曾间断的发展过程，但其中的转变也是较为明显的。从历史阶段演进的角度来说，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内容和开放的内容有所不同，其发展思路也存在着较大变化。依据这一条，可以区分不同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实践特点、不同的改革开放侧重点和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

第三，党中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历史阶段性变化的判定。之所以强调这一条，并不是一种“唯上”主义，而是因为在新时期党史中，党中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历史主体的核心，对历史发展具有导航作用。每一段历史的发展方向、要奔向什么样的目标，每一重大决策的出台及决策本身的目的，他们最清楚。阶段性历史任务是怎样确定的，他们最有发言权。从这个角度讲，坚持这一条，在新时期党史阶段划分中是不容忽视的。

依据上述几条标准即可对新时期党史作出阶段划分，但要划得科学准确，还需要结合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不能偏离主线。由于新时期党史是多条线索同时展开、内涵较为宽泛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国防、党的建设等等方面都有一条线索。在这多条线索中，党围绕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奋斗的历史；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党的自身建设史，这三条线索则是新时期党史的主线。当然，在新时期党史中，这三条线索也并不是等重的，而是有主从之分。因此，只有抓住了核心主线，才能真正把握新时期党史的阶段性逻辑进程。其中，新时期党的奋斗史，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则是三条主线中的核心主线。所以，划分新时期党史的阶段，就只能划在核心主线的重要节点上，不能偏离核心主线。如果偏离了核心主线，历史阶段的划分也就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条原则，划分历史阶段要看两个不同的阶段是否体现了一个“变”字。历史之所以要划分阶段，其宗旨就是要探求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如果历史阶段的划分能够展现两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就说明阶段划分的合理，否则就说明划分的不准确或没有意义。

第三条原则，划分出的历史阶段还要看是否能够很好地体现研究的需要。人们对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历史阶段划分的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效果。从这一点来说，划分历史阶段还要与研究需要紧密结合。新时期党史的阶段划分应主要体现以下研究需要：其一，要便于人们以同一逻辑认识历史，这就需要体现统一的逻辑标准，不同的历史阶段不能出现逻辑差异；其二，要体现正确的政治导向，基本体现政治平衡，尤其需要避免出现政治方面的畸轻畸重；其三，各阶段之间的切点要有明显的“起止”性特征，给人们以清晰的来龙去脉性史感；其四，划分出的阶段要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至于出现较多的重复和交叉。

如果按照上述的标准和原则，就可能会比较合理地划分出新时期党史的历史阶段。

二、新时期党史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的重要节点及主要特点

依据上述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和原则，依循党领导改革开放这一核心主线的演变逻辑，新时期党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再加上一个过渡阶段。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过渡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至1991年12月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至2000年12月进入新世纪前为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1年1月进入新世纪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向改革开放新时期过渡阶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对于这一阶段，其基本定位就是“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总的来看，这一阶段改革开放只是处于酝酿状态。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节点有：（1）粉碎“四人帮”；（2）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4）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等等。这一阶段，主要在三个方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作了重要酝酿：一是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人事方面的调整和邓小平的复出；二是思想解放的启动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酝酿。

总起来看，“在徘徊中前进”这两年的历史不光有徘徊，还有前进，“徘徊”是基本特点，更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前进”。用“在徘徊中前进”来概括这两年，也反映了这两年的过渡性质。其特点：一是向着正确的方面过渡；二是过渡的逐步性，过渡期内的各种因素有新有旧，有生长有消减，新的正确的东西逐步生长，旧的不正确的东西逐渐消减。

当时，存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因素有三个：一是“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理论和思想还没有根本消除，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大部分支持和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理，有的地区和部门的领导权还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三是“文化大革命”所利用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还在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还深深地残存着。

从正在生成的改革开放因素来看，这两年已逐步提出并呈展开之势。如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国务院务虚会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黑龙江省的讲话中强调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0月，他又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提出，为了加速发展生产力，“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他强调，“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并且进一步论证了进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5、136页。】关于对外开放的酝酿，1978年4月派出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和5月初派出的西方经济考察组，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对外开放的酝酿过程。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种因素正呈交替过渡状态。因此，应当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定位为“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过渡阶段。

(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至1982年8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启新时期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新时期的起点，其标志就是这次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新时期正确开辟新道路的基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改革开放的大思路已有比较充分的酝酿，这些改革开放思想被写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开放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重要节点有：（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2）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调整社会关系；（3）城市和农村改革的启动；（4）经济特区的创办；（5）恢复民主法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6）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7）外交方针转变的开始；（8）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这一阶段总的特点，是解决历史性问题和迈出探索性步伐相交织。解决历史性问题，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卸下历史包袱，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拨正前进的航向。调整社会关系，既是调适历史上的不合理政策，同时也是对新形势下人们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迈出探索性步伐，就是改革开放已摸索着开始起步。这一阶段最主要的成果是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僵化半僵化到开始改革。

(三)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1982年9月至1991年12月）

对于这一阶段从何处划分，是划在中共十二大还是划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有不同看法。笔者主张划在十二大。虽然从改革的内容来看，整个80年代到十四大之前并无大的本质区别，但从政治方面看，以十二大为界限，前后确有很大不同。到十二大，政治性的和历史性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并且制定了全面改革的纲领。十二大以后，从改革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三个新特点：一是改革的重点发生了新变化，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二是改革的态势发生了新变化，从经济、政治领域向科技教育文化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扩展；三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明显进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新变化，笔者把十二大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并将这一阶段称为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节点有：（1）中共十二大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2）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制定和改革开放向各领域的扩展；（3）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制度建设；（4）中共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5）价格改革闯关和实行经济上的治理整顿；（6）平息国内政治风波和打破西方制裁；（7）外交方针的转变和开展全方位外交；（8）按“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9）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10）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治理整顿的完成。

这一阶段的改革总体上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改革不是系统推进，基本上是摸索着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就其特点而言：首先，从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来看，带有明显的探索性特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蓝图；十一届六中全会初步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个主要点，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认识的重点已经转向建立和培育市场体系。其次，从改革的推进方式来看，呈现的是一个纵向深化、横向扩展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改革的重点领域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过程；在地区分布上经历了一个沿海从南向北，沿边从外向内，内陆由东向西的发展过程；改革的主要政策大都经历了一个由局部试点再到总结推广的过程。再次，从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的方式来看，市场要素的成长发育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对原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推动的，而主要是通过原体制调整和增量非计划化相结合，并使增量逐步扩大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的方式逐步建立的。

这一阶段的改革，通过逐步发育新体制，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对旧体制的改革，减轻了直接从旧体制中发育新体制的阻力；新体制的成长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为改革旧体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阶段改革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一是出现了两种不完善的体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整个经济运行还没有摆脱“治乱循环”怪圈的特征。二是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政策倾斜程度的不同，使不同地区在市场发育程度方面产生了很大差别，加大了已有的地区差距。三是新旧体制并存滋生了“寻租”等腐败行为，引起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改革的进程。

总的来看，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已经有了五个明确，但还存在四个不清楚。五个明确是：（1）我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我国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明确了——“初级阶段”；（3）改革开放坚持什么样的基本路线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4）按照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向前发展明确了——“三步走”发展战略；（5）进入80年代后时代主题是什么明确了——“和平与发展”。这五个明确，已使改革的大方向逐步清晰起来。四个不清楚是：（1）改革往哪里改，目标还不够清楚；（2）在改革过程中计划手段失灵之后，采取什么手段来进行调控，还不太清楚；（3）企业改革放权让利、承包制已显现出制度缺陷，接下来要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制度，还不清楚；（4）改革开放使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我们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还不太清楚。这几个不清楚，正是下一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1月至2000年12月）

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以此为标志和起点，把90年代的改革开放看做是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学术界基本没有多大争议。从改革的角度看，这一阶段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已非常明确，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二是改革的形式已从前一阶段的主要在于“破”转变为这一阶段的主要在于“立”，即已从前一阶段重点在于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转变为主要围绕市场经济的需要来建立各种体制机制；三是改革的核心取向进一步明确，已不再是前一阶段的那种各领域单向度的“放开”、“搞活”，而是转变到围绕市场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开放、党的建设等多领域整体性推进。这是中国改革的攻坚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节点有：（1）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2）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制定；（3）改革财税金融体制和实现经济软着陆；（4）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推进基层民主；（5）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和规划的制定；（6）中共十五大和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7）加强国企改革攻坚和化解体制机制新矛盾；（8）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9）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推进国防军队体制改革；（10）建立面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11）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12）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取向明确、针对性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改革的主要对象是缺乏活力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点是着力改革缺乏自我发展动力与面向市场活力的微观主体，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改革取向的主线是不断加大引入市场机制的力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一阶段改革的明显成效主要表现为：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不但已经明确，而且基本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二是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改变，已出现多元化局面。中国社会的变化，也随之带来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和外部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对外影响逐渐增大。三是在计划手段失灵后怎样来调控经济发展问题已有新的办法，就是采取宏观调控。并且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起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开始走向科学化、合理化。四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在中共十五大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得到明确。这一切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成就不可否认，但存在的问题尚需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加以解决。

首先，已经提出和确定的改革任务尚未全面完成。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设计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时，曾经提出和确定了五个方面的任务。这些任务还都未全面完成。比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还远未到位，与现代企业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仍然遇到不少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困扰；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国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公司制改革还未起步；在市场方面，地区封锁、行业垄断还相当严重，市场秩序还比较乱，社会信用和商业信用有待重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待调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分配秩序依然较为混乱；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健全，欠缴严重，入不敷出，农村社保体系如何建立刚刚开始探索；政府职能转变中越位、未到位、错位并存，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法制不健全，制度建设尚需推进，腐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其次，改革和发展中又提出了新问题和新任务。主要有：（1）“三农”问题凸显，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困难加大。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继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二元体制问题必须逐步解决。（2）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就业问题在农村和城镇都成为人民群众严重关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非大力解决不可。（3）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问题已成为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这些问题既关系当前也关系长远，是需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加以解决的问题。

这些改革和发展中已有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和新问题新任务的提出，其客观要求就是必须继续推进改革。这是进入新世纪后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2001年以来）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2001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起点，主要有四点标志：一是总体实现小康目标，“三步走”战略前两步战略任务完成，并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二是中共十五大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细化为新世纪头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小三步”走，其起点也是2001年；三是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新世纪开始进入完善阶段；四是 “十五”计划的制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任务的提出。其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完成时限是新世纪的头20年（即从2001年到2020年）。中共十六大把新世纪头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要全面完成“十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为后10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其起点也是2001年。【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从2001年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这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矛盾、新问题，党和国家谋求改革和发展突出需要解决的就是“完善体制机制”问题、“科学发展”问题、“和谐发展”问题。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有：（1）中共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2）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纲领的制定；（3）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4）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5）中共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和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6）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7）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8）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9）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香港、澳门繁荣稳定；（10）致力于和平发展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11）以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一阶段改革总的特点大体可以概括为：“全面完善”、“又好又快”、“统筹和谐”、“四位一体” 16个字。（1）所谓“全面完善”，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由转轨阶段走向“全面完善”阶段，着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配套性、协调性问题。通过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深化改革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所谓“又好又快”，就是要解决科学发展问题，改革要从满足生存型发展需求向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转变。其中，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性标志，是推进我国迈向现代化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改革开放必然肩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同样要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3）所谓“统筹和谐”，就是改革从增强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转变为着力统筹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与进步。着力增强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性、协调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弱势群体利益和优势群体利益等各种复杂关系，推动更为深刻的利益调整和制度建设。这一转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更高的客观要求。（4）所谓“四位一体”，就是要更加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四位一体”改革的协调配套和整体推进。

三、形成改革开放新时期阶段性发展格局的几个最主要因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依然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总体来看是顺利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进行改革，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和重大失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并非易事。当然，顺利并非偶然，其中有着诸多重要因素在起作用，最主要者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中国的发展必须实行改革开放

实行改革开放是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关键抉择。“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已开始有所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些弊端就成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破除的阻力。这种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8页。】；从经济体制方面来说，就是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主要表现为“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页。】；从对外开放方面来说，就是中国与外国之间，国内各地区之间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所有这些弊端的客观要求就是“改革开放”，不改革、不开放就没有出路。所以改革开放就成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转变决定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分阶段推进

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的基本依据和立论基础。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必须从这一国情实际出发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虽然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历史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历史发展也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虽然总体上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在中共十二大之前，由于还存在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所以80年代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就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90年代由于改革和发展已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主要通过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这一阶段的历史特点与80年代已明显不同。进入新世纪，改革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都高于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体现为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以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方式发展和释放社会生产力，所以，这一阶段与90年代的历史特点又有了明显不同。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和改革发展任务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才大体展现为渐进发展的四个大的阶段。

（三）党的思想理论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推动实践发生阶段性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理论上实现阶段性发展创新必然带来实践上的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而且每一大理论成果都在继承已有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第一次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在中共十二大前后有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与不明确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思想理论上的最大收获。这几大理论成果虽然都是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但也明显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特点。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历史呈阶段性进步与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