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封锁和经济遏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赴朝参战。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并按照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Z组。1952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又称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成立专门的中国委员会，设立“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但中美军事关系仍然停滞不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关系不断扩展深入，军事技术合作迅速展开。

　　对与西方国家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政策和态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虽然估计到战争风险有所减弱，但对军队建设仍非常重视。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强调：“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同时，随着中外军事交往的进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清醒地认识到我军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严重落后于时代，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相当大。

　　1979年1月2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在军委座谈会上说：“国防现代化，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物的问题……物的问题，武器、装备，现有的东西很落后，怎么现代化，着急不着急？”

　　1982年11月，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不无忧虑地说：“（我国武器装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在电子技术方面差距更大。”

　　1983年10月，杨尚昆强调，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加速发展我军的现代武器，包括战略武器、常规武器”。11月，杨尚昆在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上讲：“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加强军队建设，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我军的战备水平，特别是武器、装备，同一些国家的差距本来就比较大，如果不抓紧，几年十几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很可能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有些同志的精神状态同形势的要求很不适应，说什么‘北边搞缓和，南边搞谈判，东南边搞统一’，反正打不起来，军队建设可以慢慢来。这要引起我们注意……要抢时间，绝不能浪费时间，军队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

　　中央军委领导明确肯定应该以引进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作为起点，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1977年12月，邓小平连续会见了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的负责同志，了解军工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他强调：“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先引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起点。”“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学习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杨成武同志去法国看了，与人家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要落后得多……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总不能拖得太久吧！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当然，主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会给，但有些东西弄点回来还是可能的。”“国防口也有个引进问题，有没有条件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军事部门也要吸取外国的技术，自己不行嘛。”“本来水平不行，也来不及做，而且质量又不好，引进是重要的手段。”“解决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例如幻影-2000战斗机。”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技术引进。“引进科研手段，不仅航空工业，全国也必须加速引进一大批。”“民用飞机要搞合股经营，军用飞机能搞合股经营也可以。我们搞出来以后，还可以向第三世界出售嘛！关键的问题要抢时间。买产品时要买全，要同技术制造的资料结合起来。”

    中国与美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展开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1972年4月，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信号，尼克松政府结束了对中国的大部分禁运，将中国划入Y组，允许向中国出口相当于对苏联出口商品的70％。随后，美国向中国出口了10架波音-707飞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裹足不前，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没有大的进展。直到中美建交，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和苏联采取同样的出口政策。美中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基本停滞不前，美国仅对售华某些特定技术产品进行了可行性评估。

　　卡特上台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之间是否应建立安全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国防部长布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直认为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防务合作，而国务卿万斯则怕惹恼苏联，坚持反对意见。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底，邓小平访美。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着手与中国进行一些“特殊会谈”。年底，双方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1979年12月底，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解决了，态度有了很大转变。1980年1月，布朗访华，称“我们已在与中国人的战略关系上采取了一项重大步骤”。随后几周，美国国务院放宽了对30多种军事支持设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信设备、运输直升机、载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等。

　　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组转入新的国家组P组，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5月底，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美国，象征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正在扩大。7月，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发放许可证的标准。9月，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

　　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保持同中国的交往，一方面又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了对台湾的军售。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鉴于此，中国政府推迟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原定于8月的访美日程，而此次访美是以讨论向美国购买武器为主要内容的。

　　1982年，中美签订了《八一七公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1983年5月21日，里根总统以“双倍政策”（1981年7月里根提出的新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即允许美国厂商向中国出口的技术和产品在性能和水平上可能是美国向苏联出口的两倍）很难衡量为由，批准将中国由P组改为V组，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类。同月，美国商务部部长鲍德里奇访问中国。其访问的结果是，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七种具有“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限制。

　　1983年夏，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邀请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9月25日，温伯格访问中国，恢复了中断三年的中美官方军事联系。访问期间，温伯格与张爱萍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与张爱萍谈到军事技术转让问题时，鉴于中国方面于1981年6月曾向美国提出了一份意向购买清单，温伯格讲了其中多少项可以解决后，又谈到美国技术转让的基本政策。温伯格对加强中美军事关系态度积极。

中美双方随后就确定了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成立了参谋级别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工作组，继续进行讨论，并决定中方派出考察组赴美国考察。会后，组成了以张品为组长，贺平、贺鹏飞参加的三人小组，先期赴美考察。

　　1984年3月下旬，根据中国要求出售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统的信函，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向中国转让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并大致确定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转让的技术用于四个方面：反坦克、火炮弹药、防空雷达和导弹、岸舰反潜艇战。

　　6月，张爱萍回访美国。6月12日，里根签署了同意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FMS）待遇的文件，这样就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中国在美国对外军事销售和技术转让中的地位。自此，中国购买有关军事设备和技术转让项目，无须再经过美国国会批准。里根在与张爱萍会面时表示：“我们是把中国作为不结盟的朋友看待的。”访美期间，张爱萍与温伯格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这一备忘录阐明了两国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在两国国防部长实现互访后，两国军方的各个方面领导人的互访更加频繁。

　　中美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以高层领导频繁互访为契机，签订了大量合作协议，两军军事技术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美国对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

　　相对于中美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坎坷，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则较为顺利。主要原因是西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政治上的阻力小。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就已取得一定突破。

　　美国对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1979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同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在瓜德罗普岛进行过一次非正式讨论。卡特表示，在中国购买武器问题上，欧洲采取松动态度，我们不会不高兴的。4月底，布朗和布热津斯基说服了万斯，要他告诉英国人：“我们不反对他们向中国出售武器，希望他们不要把这种买卖提请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争论。”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汇报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按现在这个速度不行，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美国的买不来，就到西欧去买，然后在引进、吃透的基础上再发展。”

　　1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率副部长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以及国防工办、空军、海军等部门的领导、专家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到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参观考察。他们与有关厂商进行了商谈，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以提高中国航空电子的起点。

　　11月6日至17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陪同王震副总理出访英国。此访的目的在于了解英国工业发展情况，探讨引进英国的民用和军用技术，加强中英两国、两军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让刘华清同行，主要侧重于调研和探讨军用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引进问题。回国后，刘华清写了《英国军工技术和引进其技术的意见》，就引进国外先进军事装备技术问题的进一步落实提出七点建议。12月19日，张爱萍同意了刘华清提出的建议。

    英国是中国对外军事技术合作最重要的伙伴

　　1979年5月30日，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联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报告，从英国引进电子火控系统改装歼-7、歼-8飞机。6月6日，王震、邓小平等批示同意。7月4日至8月9日，以陈少中为团长的30人考察团赴英国考察，分别与马可尼、史密斯、费伦蒂三家公司，就歼-7、歼-8飞机改装问题进行具体商谈。双方明确了改装机载电子、火控系统各部件的主要性能和装机技术要求，初步商定引进马可尼公司和史密斯公司的七项电子设备改装歼-７飞机的时间表及费用。1980年3月27日至4月5日，在上海英国设备展览会期间，吕东、段子俊、陈少中会见了英国国防大臣皮姆等人，就中国从英国引进先进航空设备等问题进行高一级的会谈。

　　6月30日，由段子俊、国防工办副主任叶正大带队，空军、总参和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英国参加第十轮谈判。马可尼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中航技公司）签订了合作改装歼-7飞机，并提供平视显示、静止变流器、雷达测距器、大气数据计算机、通信电台、照相枪等六项电子火控设备和支援合同。中航技公司和史密斯公司签订了雷达高度表供货合同，共购买124套设备用于改装100架歼-7飞机。7月31日，中国政府批准上述两项合同。9月1日，付给英方预付款，合同正式开始执行。

　　中国与英国谈判的另外一个重要项目是海军051S防空型驱逐舰的现代化改装。在1978年王震、张爱萍访问英国、意大利的基础上，1979年2月和3月，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柴树藩和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分别率中国造船技术考察组和中国海军技术考察组访问了英国、法国，并提出从英国引进技术改装和新建驱逐舰的建议。经总参谋部、国防工办报请王震同意，并呈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英合作改装051S型驱逐舰工程（简称051S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项目。

　　1980年3月，英国国防大臣皮姆访华，中英两国军队领导人将中英合作改装051S工程列为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重点。1981年6月，中英双方确定了051S型驱逐舰改进设计方案：采用高干舷甲板船型，正常排水量达到4000吨，装备重型“海标枪”区域防空导弹，使051S型驱逐舰具有一定的海上编队区域防空作战能力和较强的单舰防空作战能力。

　　1982年11月，经过艰苦谈判，中英合作改装051S型驱逐舰工程合同在北京初步草签。按照这个合同，在英方的协助下，中国海军将先行改装两艘051S型驱逐舰，随后自行改装剩下的六艘。

　　1983年1月，在对引进合同进行最后审查的联合评审会议上，中国船舶总公司和航天工业部表示可以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在相同时间完成国内自行研制，达到相当技术指标，而经费只需引进合同的一半。另外，香港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中方也不想受制于人。经过综合考虑，2月，中国政府决定将资金用于自行设计新型驱逐舰的发展，051S工程合同最终未获批准自动撤销。

　　在陆军武器装备方面，中国也从英国引进了许多技术。1978年3月7日，经邓小平拍板，中国与英国正式开始了引进L7型105mm线膛坦克炮及弹药全套生产技术的谈判。引进合同在国内被称为“三七”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引进项目包括105mm线膛高膛压坦克炮和全套弹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榴弹、碎甲弹）、战斗室灭火抑爆系统、8000型电台和VIC-1车内通话器。第二期引进项目包括扰动式简易火控系统、身管热护套、夜视观瞄设备等。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对中国陆军主战装备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与法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也进展顺利

　　1978年，法国巴黎航展的举办单位邀请中国空军派代表团赴法国参观。航展之后，法方又来华积极推荐幻影-2000飞机。1982年，中国确定组团对幻影-2000飞机进行详细考察。代表团成员包括领导机关、工业部门、空军机关、研究所的同志，由空军副参谋长姚峻任团长。另外，代表团中还有两名飞行员。

　　两名飞行员驾驶幻影-2000B型战斗机共试飞了七架次。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接触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为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全面了解第三代战斗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次试飞的幻影-2000B型战斗机虽然只是幻影-2000系列战斗机的初期型号，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试飞员及相关行业的科研人员而言，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尽管法国出售幻影-2000的意愿很强，但价格昂贵，而中国当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财力有限，所以这桩交易最终未能实现。

　　法国人还极力向中国推销米兰、霍特反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他们积极邀请中国方面去法国参观访问，并且还来华进行实弹射击表演。

　　1985年11月，海军司令员刘华清访问了法国和美国。其间，他会见了法国国防部武器装备部、航空总局和汤姆逊、马特拉、纳富科等公司的领导。他们详细介绍了生产的武器装备情况，表示愿意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不久，中国与法国签订了多项海军装备方面的引进合同。

　　这个时期，中国与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士、以色列等国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技术合作。